第四节 经济学界关于科学技术进步推进经济增长最低标准的问题讨论

我们现在要讨论区域经济增长速度里科学技术含量的水平测定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曾经出现过激烈的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取得一致的观点。

1956年，索洛的重要论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发表以后，人们又开始了对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重新探索。尽管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基本上又认为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表现特征是中性的，这说明虽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形式“各有千秋”，但实质上差别不大。

早在1932年，希克斯就认为，对于给定的资本——产出比，如果其边际产出的比率保持不变，那么这一技术进步就是中性的，人们将此称之为“希克斯中性”。按照希克斯的这一定义，总量生产函数在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向上移动，即，其中T（t）是技术进步指数，。哈罗德继承了希克斯技术中性的思想，认为在给定的资本——产出比条件下，如果相对投入份额KFK/LFL仍保持不变，则这一技术进步就是“哈罗德中性”的。

但宇泽弘文认为，科学技术应该以提高劳动存量的方式提高产出，因此它必须被称为节约劳动力或劳动扩大型技术进步。这样，带有科学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就应该是是科学技术进步指数，且。索洛则完全是在哈罗德技术中性的基础上理解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的，这种作用旨在节约资本或扩大资本，因此又称为“索洛资本扩大型技术进步”。它的生产函数表示式为Y=F [KB（t）, L]，其中B（t）为科学技术进步指数，且。

在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之前，一贯以强调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著称的现代经济学界，却丝毫没有想到怎样将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的作用微观化，没有想到微观化后的科学技术进步对资本再生产的微观经济过程会形成什么样的作用机理，这可能与他们坚信科学技术进步因素是中性的指导思想有关。宇泽弘文和索洛分别将科学技术进步放在人力资源和资本投资等两个不同的领域去思考，为人均产出生产模型的成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这时总投资资本K和人力资本投资总数L的比值所形成的人均资本k无疑又把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丢掉了，要么他们把比值作为1来看待，但这样对科学技术作用于生产函数的划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要么他们把这个比值作为常数进行归一化处理，但实际上两者的经济学意义完全一样，都是生产函数在宏观经济状态上的同态演绎。

这说明，要是仅仅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是中性的，事实上将含有科学技术进步因素的生产函数无论怎样表示都一样。20世纪末人们在重新估计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发现不管是提高劳动力的科学技术含量还是加大经济生产中的科研投资力度，竟然对经济增长毫无作用或者作用意义不大。一个特殊的事例是美国国家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尽管从1957～1996年美国的国民经济增长数据变化较大，而美国每年投入到国民经济中的研发资金却变化很小，它们基本上占GDP的比重在2.2% ～2.9%。实际上的平均值是0.025。

但是，将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中性因素来看待，却给索洛余值法的成立和应用创造了客观条件。因为在索洛生产函数中仅仅只有三个主要的生产变量，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资，接着就是科学技术进步因素了。从宏观层面来看，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都是在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上进行的，这样的科学技术水平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外生的公共商品应用到经济世界中，这意味着各国被假定共享相同的知识存货，即可以自由地获取知识，所有国家都有机会拥有相同的生产方式。这样在索洛模型中，排除了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剩下的余额就自然地被认为是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产出的贡献测度了，因此这种方法被称为是索洛余值法。但当人们用索洛余值法计算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时，对同一个国家甚至是同一时期的经济数据，却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而且差别很大。例如，用索洛余值法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数据进行推算，就有这么几个不同的结果：有人说是51%（布莱恩·斯诺登，2009），有人说是87.5%（庄子银，2004），有人说是68% （叶静怡，2003），等等。而且最近运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美国数据却越来越低。例如：丹尼森的研究发现，在1929～1982年，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占经济增长速度大约35%的份额（Denison, 1985）。乔森根和弗劳门尼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1948～1986年，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占经济增长速度大约为30%的份额（Jorgenson and Fraumeni, 1992）。而曼昆的理论推算值竟是在20%左右（Mankiw, 1995）。

曼昆的理论结果得到了内生增长理论的支持。内生增长理论承认科学技术知识是共享的，但这种共享实际上是创新性的产品在市场化过程中的“知识外溢效应”表现，只有在科学技术作为创新性产品被规模化的过程中，这种“知识外溢效应”才能够表现出来。同时它将促进同领域的后发企业大规模地“边干边学”，由此推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只要这种现象一经出现，创新性产品的技术生命期也就要到末期了。这就促使内生增长理论必须对经济增长中的科学技术作用做出新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共享化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公共性产品实际上已经不能够独立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了，它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实质上只和有效的人均资本投资相关。且只有创新和创新性的产品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引起大规模的“边干边学”，才能称得上是科学技术进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由此说来，建立在科学技术中性特点上的索洛模型并没有错。那么真正的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为什么会很小呢？阿吉翁、霍依特是这样解释的：代表前沿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进步参数由创新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而发生，即在任何时点，领先技术对所有的成功创新者都可达到，而这个公共可用（但并非无成本）的知识以一个与总创新率成比例的速度增长。比例要素代表了每个创新对公共知识存量的边际效应，即随着经济开发出越来越多的专业产品。相对于给定产品，一个创新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罗默等人也一再强调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以中间品的数目不断扩大为主要特征的。这主要表现为创新产品所引起的“边干边学”的不断扩张，但实质性的创新性相对于大规模的市场化进程来说所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

在这种情况下，内生增长理论中微观机制形成过程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从垂直产品与水平产品创新的交互关系中发现了短期性的产品贸易与长期性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反映出投资与产品生产之间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也是企业的再生产过程与科学技术变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阿吉翁、霍依特认为相对于中间品的增多（水平创新），竞争性厂商的垂直产品创新（边干边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但从水平产品创新到垂直产品创新的转换间隙中往往存在着创造性毁灭的作用。这使创新性的企业家因对市场的走向捉摸不定而步履维艰，但只要艰苦选择的创新获得成功，由此导致大规模的边干边学而引起的经济增长波动，确实是非常平稳的。按传统的方法，他们可用理性预期和概率密度变化的关系将专业化劳动的工资率、创新期望的贴现值和市场利率等因素通过方程式联系起来，但方程式中企业的再生产形式仍然与社会性的科学技术进步关系不大，这使其模型的严谨性和实践性都受到了质疑。特别是史格斯洛姆等人发现由于竞争，创新性产品的市场垄断不会长久，因而新产品的存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就使传统的概率论和理性预期模型更难准确地描述企业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

另外，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市场不确定性一直是经济学界长期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它涉及企业的再投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和利率走向及市场预测等多个方面。巴罗、弗里德曼等人一致认为，货币投资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不仅能够干扰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行为的合理预期，从而影响经济决策的适时制定，而且能够降低经济活动效率，同时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并最终阻碍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但是，人们对这些不确定的研究往往和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对同一问题的研究竟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例如，对于货币投资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问题，Abel 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Dixit 和Pindyck 的研究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Coulson 和Robins基于ARCH模型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正相关，而Lee和Ni采用状态相依条件的异方差模型结果却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Bayoumi和Sgherri用时变参数的GARCH模型仍然得出了正相关的结论，而Grier等人得出的结论与此又完全相左。Caballer曾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自的具体模型因而才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我们认为恰好是在微观机制上还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才运用了不同的模型，从科学本身的性质特征来讲，不同的模型反而必须要得出相同的结论。

实际上，人们很早就认为不能简单地通过将主观概率转换为客观概率而达到问题的解决，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上面问题出现的原因。“人们不能（简单地）从与偏好相关的信息里就能预测出应做什么样的选择”。事实上即使那些偏离最优解的行为偏差非常小，但相对于最优的均衡解，也常常会导致模型中的均衡发生变化。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先要建立科学技术推进经济发展中的最低标准，就像我们前面设定的16%。有了这个基本标准，在实证检验中，如果构成经济发展的序列数据逐渐向这个基本标准的临近数据逼近，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临近数据就是这个区域（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基本含量。

和以上的讨论相对应，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特征。众所周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生产总值一直处于较稳定的增长阶段，这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增长波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则更加趋于平稳，即使受到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也仅仅只有较小的波动。这种波动与20世纪90年代前的经济增长波动相比更显得微不足道。图2-19反映出中国工业经济从1998年到2007年的总利润、企业数和亏损值以及就业比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从2002年开始中国工业的总利润就有了明显的增长，到2004～2005年这种增长就变得特别突出。而这时的企业总数和企业亏损值也开始变大和升高，但总体变化仍然十分稳定，就业比虽略有增高但基本维持不变。我们认为，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演变进程来看，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早在2003年，中国经济学家刘树成就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划分上寻找经济波动趋稳的原因。后来刘金全和刘志刚、梁琪和滕建州等分别用统计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平稳性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这些都使我们深受启发。特别是殷剑锋、刘金全和隋建利的研究，他们将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和统计手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得出的有价值的结论，再次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同时它也促使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趋稳性的特点和成因。与刘树成、刘金全和刘志刚的前段研究时期相比，我们的研究无论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对照还是经验积累分析上讲，也都具备相对较丰富的条件。

图2-19 1998年至2007年中国工业生产的总利润、企业数以及亏损、就业比率等数据的变化曲线

从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分析，如果经济增长中有了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推动，则必然呈现出经济增长波动趋于逐渐稳定的特点；经济增长波动趋于逐渐稳定，则必然有由“边干边学”导致的规模经济效应的发生和发展；有规模经济效应的不断发展，则必然有各经济主体即企业再生产的不确定性存在。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了企业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必定有一部分经过不断创新或革新的产品能够继续地存留下去；另一部分则被市场的竞争淘汰出局即破产。但由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约束，实力雄厚或者创新性较强的新生企业就会重新占据被淘汰的企业的位置。因此区域中所有企业的总数和产量在数量上总是平衡的和稳步上升的，因而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波动在宏观的经济状态上也总是稳定的和上升的。同时由于竞争的激烈性和中间型产品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波形上的微小型次波会被慢慢地烫平，使经济增长波形逐渐地显示出一个接近于平滑的周期性曲线。下面我们将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从21世纪初就受到了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作用，由此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进程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