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英国工业化到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理论路径和发展逻辑

第一节 从城市化到新型城镇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历史选择

追溯“城市化”这一概念的来源，首先要涉及18世纪初英国的工业化运动，它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尽管这样的提法在英国经济学发展史上仍然存在着争议，但英国经济史学界对于英国的城市化运动是“工业革命的爆发”这样的提法还不全都愿意接受。艾士敦是研究18世纪英国经济学史的专家，是英国学术界公认的权威，他认为英国18世纪经济的巨大变革，“不仅仅发生在工业，同时也发生在社会和知识层面”。因此，他强调英国的工业化运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所谓的爆发革命。他说，“‘革命’隐含着变革的突然性，而经济变革的过程事实上不是突然的。被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其萌芽远早于1760年，发展成熟又晚于1830年，忽视历史进程的连贯性是很危险的”。

我们引用这段话的意义，就是为了强调当时英国工业化过程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首先指的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各种市场因素的成熟。而这种成熟，不仅为市场秩序的提升创造了客观条件，也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历史条件。中国学者在描述这个过程时曾明确地指出：“人口流动的方式先是短距离的、波浪式的，即先是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人口向城市迁移，他们走后形成的真空由较远一些地方的居民迁来补充，边远地区的农村人口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浪一浪地向城市涌进。”例如，英国当时机械化的推广以及向农业的发展和普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壮大和城乡工商业的有机结合；民间金融机构的设立和政府在政策法律方面的认可等，几乎遍布英国主要的城镇和乡村。纵观英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也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及冲突，但总体上还是十分自然的、平稳的历史发展过渡过程。当时描写英国伦敦的一首诗，形象地记载了这种自然历史过程的情景：

 

瞧这座城市，

像披上一领新袍，

披上了明艳的晨光；

环顾周遭：

船舶，尖塔，剧院，教堂，华屋，

都寂然、坦然，向郊野、向天穹赤露，

在烟尘未染的大气里粲然闪耀。

 

诗的作者华兹华斯是英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诗人，这首诗写于1803年初秋之际，正是英国工业化运动的关键时期。作者从泰晤士河上的威斯敏斯特大桥远眺清晨的伦敦，不由得发出无限的感慨。从这首诗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当时英国城市化进程的欣欣向荣和经济自然发展的和谐一致过程。

所以，英国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进而促使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的基础上，为国家工业化进行奠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强调它的“自然性”，也正是这种顺应科学技术进步推动历史发展的自然性；我们赞美它的“和谐性”，也正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进而极大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一致性。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自然和英国的城市化发展有着本质的差别。尽管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并不强；能够普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科学技术成果并不多；在向城镇转移的农民工中像发展经济学所叙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常见；流动到城镇的农民工能和城镇居民一样平等地享受公共资源配置的程度也不高；等等。这就是说，中国人民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由工业化大发展直接带来的还不尽现实。而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在这种条件下要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并能够取得成功的范例并不多。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和实施原则进行深入的探讨，以达到少走弯路、抛砖引玉的效果。

众所周知，中国今天实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服务机构等逐渐走向成熟等，都和党领导人民不断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密切相关。目前，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形态和微观经济实际发展的现实水平来看，中国人民经济生活发生的主要变化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初期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社会总劳动力投入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开始慢慢地转换成产业内部的发展所推进的经济生产总量的提高。由此增加了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增长的水平含量，具体表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明显增强，经济波动越来越呈现出良好的规律性特点，如图1-1所示。

（2）中国的居民城市化水平在逐步提高，城市化速度在迅猛发展，2014年，上海、北京、天津的城市化率超过了70%，广东、辽宁、浙江、江苏和福建的城镇化率超过了60%，中国的省份（除去台湾省）中，已有18个省份的城镇化率超过了50%（见图1-2）。

（3）中国三大产业中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见图1-3，图中N表示第一产业、W表示第二产业，P表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提高。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主要靠这三种产业拉动，用国民生产总值对这三种产业的发展进行回归，其拟合度及调整后的拟合度都超过了96%。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折，我们正在向着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迈进，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以上三种情况是否就能说明中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条件就完全具备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龙多·卡梅伦和拉里·尼尔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以下几个因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把这些因素归结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括：人口、资源、技术发展和扩散以及制度框架发展的完善。美国学者佛里斯和英国学者克拉克也有相近的看法，不过，除去人口这一要素外，他们把资源分别称为“潜能”和“城镇网络”，而科学技术往往会和这种“潜能”或“城镇网络”联系在一起，而这些要素都和所在区域的制度发展有关。因此，我们不妨以这三点为基准，看看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有什么优势和不足。或者说，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还存在哪些显著的特点和主要的问题。

（1）关于农民工的流动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部门转移问题。英国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向大城市流动，致使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适应城市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在19世纪快速进行。英国再一次领先一步。到1850年为止，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城镇里，到了1900年，这个比例达到了3/4。……人们渴望住在城市，有多种社会和文化原因。从历史上看，阻止城市的扩张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城市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给那么多的城市人口。随着现代工业化的技术进步，不仅这些限制得到了缓和，而且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需要城市扩张。”但这些流进城市的农民，是“随着打谷机、收割机、蒸汽泵引犁等农业机械的引进使用，农业劳动力开始绝对地减少，农业生产率继续提高，不仅能够养活迅速增长的人口，而且使营养条件得到不断的改善”。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对此，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和上述的情形完全一致，“如果人均粮食超过人均最大的消费极限，就会出现粮食剩余，劳动力就可以流离土地，进入工业部门就业。劳动在两部门之间的分工决定于农业剩余，如果农业部门没有剩余，全体劳动人口就必须在农业部门就业，如果出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增长率等于农业剩余在农业总产出的增长率”。

但是中国现在农民工的流动并不都是现代经济学所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他们大部分因生活所迫在外做工而维持生存，有的人劳动一年只能积攒少量的积蓄，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中西部农民工中最为常见。据有关资料显示：“2014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2864元（见图1-4），比2013年增长9.8%，但平均月消费增长5.8%，扣除生活成本1389元，外出农民工每人月均收入结余1475元，比2013年的1557元减少了82元。而在2013年，中部、西部地区农民工在东部地区的收入结余分别是1518元和1344元，都低于在本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平均结余。中部地区农民工在中部、西部地区务工比在东部地区务工多获得64元和130元；西部地区农民工在中部、西部地区务工比在东部地区务工多获得228元和90元。数据还显示，中部、西部地区农民工在省内和省外务工收入结余相当，而东部地区农民工去省外务工的结余2118元，比在省内务工高496元。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生活开支较大、收入结余少，因此在中、西部就业机会增加的情况下，农民工更倾向选择就近就业，这也是当前农民工流动格局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2）在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过程中，技术的进步和扩散就自然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我们在这方面仍然表现得不够。本书一开始用图1-1的数据说明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使我们高兴的是看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周期性的增强，这里面当然有科学技术进步和扩散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我们并不能从这张图中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水平到底是多少以及这种含量水平的变化趋势，因为它对中国新城镇化的建设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关于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即水平问题，是一个较为复杂和烦琐的结构展现过程，目前仍然有很多的争议，在本书中我们将给出自己的观点。但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来说，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由于技术含量和产品作用等问题，对于转移后的农村劳动力是否能在城市扎下根，长期地居住下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英国的工业化过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中国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大部分劳动力，由于在客观条件上远不够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标准，所以他们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领域仍然从事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他们比在家乡收入相对能多一些，但是生活地位和水平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有关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农民工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为31.3%（见图1-5），比2013年下降0.1个百分点；在建筑业的比重为22.3%，与2013年持平；在运、仓、邮等行业的比重为6.5%，比2013年增长0.2个百分点；在批发零售业的比重为11.4%，比2013年增加0.1个百分点；在住宿餐饮业的比重为6.0%，比2013年增加0.1个百分点；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行业的比重为10.2%，比2013年下降0.4个百分点。但随着中国产业的转型与房地产业的萎缩，在建筑行业、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必然会下降，这时农民工只能被迫在零售业，运输、仓、邮等行业进行激烈的竞争，而这些行业的城镇居民常住保障率极其有限。

（3）关于城镇化的产业支撑问题。英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工业制造业基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以及为之服务的第三产业来支撑，国家财富的有力提升为城市化发展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能量，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获得比他们在原有部门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提供切实可靠的空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都具有这方面相似的特点，“从城市化的效果来看，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可谓又好又快，即不仅有很高的城市化率，而且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即使失业也有国家提供的保障”。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人均GDP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却在城市外观上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差异极大，而与发达国家有得一比，即所谓中国‘城市像欧洲’。且中国城市中并无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一条与一般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同时，中国近十几年来以房地产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高增长，并没有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力的支撑，相反却挤占了巨大的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分岔，这将给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换带来风险。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导致股票市场上证指数（简称股指）G在2007年的2月份左右至2008年4月份左右“越过大河右岸冲入左岸”一次，但这次冲击出现尖锐的“峰值”后迅速回落，形成了第一次股灾，它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极大。注意这次股灾发生在汇率W曲线与均衡线出现分岔不久（三年左右）的时期。在2015年的3月份左右股指又“闯出大河右岸进入左岸”出现“峰值”，紧接着又出现6～8月的股灾。中国的股票市场波动极大，实证检验证明它极不稳定，只有房地产指数H稳固地占据着“大河左岸”。在这条大河的“白色地带”可以填充60多万个新生的中小企业经济实体。我们看到，这条大河一直“宽阔平坦”，从2011年起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所萎缩，打压了农民工进入城镇市场的空间。而由于2009年起中国的股票市场又有所回升，并不断地接近和突破市场均衡界限，但它并没有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反而促使了中国农民工数量近几年的连续下滑（见图1-7）。

从理论的发展角度来看，以上的问题都是在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建设中很少碰到过的棘手问题。我们在研究英国的工业化过程以及城市化建设中没有碰到过它，在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中也没有碰到过它。因此，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同样会阻滞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后面要给出关于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讨论和实证检验，力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所以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性成分，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固有优势和不同特点。不但和英国当年的工业化历史进程不尽相同；也与发展中国家即拉美国家的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有着极不相同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因此，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绝不仅仅意味着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也绝不是单纯的二元经济解构过程中的经济现代化。中国学者指出它们之间不仅仅存在着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而且也存在着实践手段和实现路径的根本差异和完全区别。外国的城市化是强调人口向大城市转移，非农产业向大城市的产业集聚，促进大城市的经济繁荣。而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一定非得要求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向大城市转移，而且也可以在当地的小城镇扎根发展或者向具有发展潜力的、就近的中小城市迁移，促进整个经济和人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处，推进区域经济的均衡收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特点的解释不但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胜利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