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研究:第二语言教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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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选题缘起

当代语言研究中,语言事实的描写已经从语法规则转移到词库上来,即所谓的“词汇主义”(林杏光,1998)。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到了原则参数和最简方案阶段,词库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大词库,小语法”), Chomsky(1993)认为,句子之间的不同都可以归结为所用词语尤其是句子中核心动词的不同。词汇是语言的核心,一切学习都可以归结为词汇学习。语言由语法化的词汇而不是词汇化的语法构成(Lewis, 1993)。在语言教学领域,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词汇在教学中的重要性(Wilkins, 1972; Nation, 1990;Laufer, 1998; Schmitt, McCarthy, 2002;周祖谟,1989;许嘉璐,1989;陆俭明,1989;胡明扬,1997;陈贤纯,1999;杨惠元,2003;陆俭明,2007)。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词语搭配研究便成了语言学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卫乃兴,2002a)。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特别重视语言中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即词语按照一定的规则在时间的线条上串联起来的现象,这一思想可以看作词语搭配研究的萌芽。在西方语言学史上,学界公认最早使用搭配(collocation)这一术语的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Firth。Firth的学生和后继者被称为新弗斯学派(neo-Firthians)。,如Halliday、Sinclair、McIntosh等学者继承发展了Firth的这一思想,以英语为语言材料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伦敦学派秉持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因此特别重视真实语言材料的作用。20世纪末,计算机技术给语料检索、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促动了语料库语言学的产生。新弗斯学派认为应该从大规模真实文本中提取语料进行搭配研究,这一理念和方法成为搭配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自此,语言学家从词语学视角、语义学视角、计算语言学视角、教学习得视角等多方面对搭配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以Greenbaum、Mitchell、Carter、Katz、Foder、Cruse、Lehrer、Stubbs、Berry-Rogghe、Kjellmer、Smadja、Benson、Bolinger和Nattinger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卫乃兴(2001、2002a、2002b、2003、2004、2007、2008、2009、2011)是国内英语学界词语搭配研究的代表。

汉语学界对搭配的提及可以追溯到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983),“字类既判,而联字分庶有定准”,其中“联字”即为索绪尔的“组合”,也大致相当于Firth的“搭配”。其后,在中学语文教材、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材中,“搭配”这个词基本不出现,而是以“词组”或“结构”的说法出现,各类教材所确立的词组的基本类型都深受张志公主编的《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的影响。至于“搭配”,被安排在了“课后练习”的修改病句部分,主要是搭配不当的问题,如动宾搭配不当、主谓搭配不当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一批学者从理论、教学、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对“搭配”进行了探讨,涉及搭配的方方面面,如词语搭配的性质,如邢公畹(1978)、宋玉柱(1990)、林杏光(1990)、李裕德(1990)、文炼(2002);词语搭配的条件及搭配不当,如常敬宇(1984、1990)、马挺生(1986)、宋玉柱(1990)、王希杰(1995)、张黎(1996)、李裕德(1998);搭配的类型,如林杏光(1990)、宋玉柱(1990)、李裕德(1998);搭配和句型,如赵学武(1987);搭配的研究方法,如林杏光(1990、1994、1995),孙茂松、黄昌宁、方捷(1997)等。这些研究告诉我们,词语搭配在汉语学界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在汉语教学领域,目前的研究状况并不乐观,为母语者教学服务的词语搭配研究不多,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词语搭配研究也不多见。事实上,无论是母语者还是二语者,在语言运用上,词语搭配不当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张寿康(1988)对汉语母语者大学生作文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70%的错误源于搭配不当。无独有偶,林杏光(1990)调查了100名中国大学生作文中出现的语病,得出了和张寿康一致的结论,即词语搭配不当的错误占总语病的70%。这是学者们对汉语母语者进行的调查研究。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对搭配的习得情况如何呢?罗青松(1997)对母语背景为英语的学习者4万字的汉语中介语语料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词语运用方面的错误比例为66%;吴丽君等(2002)基于35万字的日本学习者汉语中介语语料进行调查,发现词语运用方面的偏误占88%;朱志平(2004)对1740项偏误词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二语者词语使用偏误主要表现为搭配不当。二语教学经验和习得规律告诉我们,在学习了基本的语法规则以后,词汇学习便是语言学习的核心内容了,而词语搭配的学习又是词汇学习的核心,可见,词语搭配是整个语言学习的核心中的核心。

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动词在句子中处于中心的、支配的地位,动词的活动能力最强,大部分词类都要和它发生组合关系,句子的其他成分在特思尼耶尔的“从属关系语法”中称之为“从属成分”, “从属成分”又分为“配角成分”和“说明成分”(转引自冯志伟,1983;张晓山,1996)。都是围绕着它起作用的,或者参与句子的动作行为,或者说明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条件、范围、结果、状态等(李临定,1990;胡裕树、范晓,1995;张晓山,1996)。动词做谓语的句子最多,也最为丰富(胡裕树、范晓,1995), 99.8%的动词可以做句子的谓语,76%的动词可以带宾语,99.3%的动词受状语修饰,大多数可带补语(郭锐,2002)。

根据张寿康(1988)的调查,汉语母语者词语搭配出现的错误主要是主谓搭配和动宾搭配,可见动词搭配的学习是重点和难点。语义相近的词语是学习者易混淆的重要类型(张博,2007;蔡北国,2010);二语者使用语义上相近、相关词语时更容易出现偏误,此类偏误占总数的80%(朱志平,2004)。这就涉及词语语义上的联系在教学和学习中的相关问题。胡鸿和褚佩如(1999)、陈贤纯(1999)、许嘉璐(2002)、张和生(2002)、杨惠元(2003)等学者主张利用义类观念进行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张和生(2008)的实证研究表明,按照义类进行词汇教学所达到的效果是按照拼音排序教学的两倍。结构主义认为,词语的意义来源于跟它处于同一系统中的其他词语与之产生的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一个词语的意义取决于跟它有关联的其他词语,所以词语研究离不开它所在的系统,而义类正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面向二语教学的词语搭配研究,要考虑词汇习得的效果,所以更应该具备义类的观念。

请看下列二语者的偏误用例。学习者偏误用例来自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


(1)但是年轻的妇女【穿】多彩的衣服和帽子。(戴)

(2)因为外边比较冷,应该注意【穿】暖和的衣服:大衣、手套、帽子。(戴)

(3)女人很喜欢【穿】手镯。(戴)

(4)所以应该互相【帮】而生活,不要再发生这样子的事。(帮助)

(5)在留学中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父亲教我很多知识,还【帮】解决问题。(帮助、帮忙)

(6)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不但在学校读书,放了学还要【帮忙】家人【照顾】店位。(帮助、帮/照看)


显然,例(1)和例(2)中的“帽子”不能与“穿”搭配,例(2)中的“手套”也不能和“穿”搭配,例(3)中的“手镯”与“穿”也不能搭配,它们只能和“戴”搭配;例(4)的“帮”应该用“帮助”,这里的“帮”和它前面的“互相”、后面的“生活”的搭配不合适;例(5)应该用“帮助”或“帮忙”,这里的“帮”和后面的“解决问题”之间的搭配出现了问题;例(6)的“帮忙”该用“帮助”或“帮”,“帮忙”没有“帮忙某人做某事”的用法,“照顾”不能与“店位”搭配。从以上偏误可以看出,二语者动词使用的问题是很大的。那么,这些同语义类的动词到底分别可以同哪些词搭配,不能同哪些词搭配,它们之间在句法、语义、语用上有哪些共同点和相异之处?搭配双方在句法、语义、语用上对对方有什么样的限制?外国学生误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何在?他们对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的习得情况如何?面向二语者的搭配词典如何设计?这些问题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方面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这就是本书要关注的问题。

综上,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1)词语搭配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家的重视,但学者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各不相同,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性的研究范式;(2)动词是句子的核心,和动词相关的搭配研究是词语搭配研究的重要内容;(3)基于义类观念的词语教学和习得有显著的效果;(4)词语搭配在语言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面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词语搭配研究还很薄弱,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都是如此。因此,本书将在前修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首先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视角建构词语搭配研究的框架,然后在此框架内对汉语同语义类动词的搭配进行系统研究。希望对第二语言教学视角词语搭配研究框架的建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进而引起更多学者对词语搭配研究的关注;对汉语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的研究能够为词汇教学、词典编纂、教材编写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