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现状

自20世纪50年代Firth从语言学角度提出搭配（collocation）概念以来，中外学者从词语学视角、语义学视角、计算语言学视角、习得视角、学习词典学视角，多方面对搭配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外英语语言学及英语教学对搭配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范式，在研究视野上也较为开阔，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因此在文献回顾部分，我们都先综述英语学界的相关研究，形成一定的框架，然后在此框架内综述汉语学界的研究，进而比较汉语学界和英语学界在某个领域对搭配研究的异同，比较出汉语搭配研究的不足，从而明确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以下我们从词语学、语义学、计算语言学、习得、词典学几个角度对搭配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3.1 词语学视角的搭配研究

词语搭配的具体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英语教学领域，主要是Palmer和Hornby在日本进行英语教学过程中所做的工作，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于1933年编著的《第二期英语词语搭配中期报告》（The Second Interim Report on English Collocation）中。Palmer和Hornby的工作主要是在传统的句法框架内给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分类，着眼于外语教学的实用方面，既没有对搭配做出严格界定，也没有对搭配与成语等单位的区别进行讨论（转引自Cowie, 2002）。

把搭配作为现代意义上语言学术语提出的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Firth。Firth秉承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论，发展了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语境论（Contextual Theory），他非常重视语境、语体等因素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从Firth（1957）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搭配的认识：首先，搭配是意义实现的方式；其次，搭配是词语在组合层面上的习惯性结伴使用；再次，词语搭配牵涉到类联接（colligation）问题。

在Firth的理论体系中，意义研究占据中心地位，他认为词语研究是意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Firth所论述的四个层面（正字层面、语音层面、语法层面和搭配层面）的意义中，只有搭配层面的意义才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词的语义相关。他认为搭配意义是组合层面上的抽象，与语义学所讨论的意义并不一样，如“夜”的意义之一是它与“黑”的搭配，反之亦然。关于搭配，Firth有一个精辟的论断，即应该通过它的同伴去了解一个词（You shall know a word by the company it keeps.），可见Firth关注更多的是使用中的意义。Firth（1968）非常强调区分横向的组合关系和纵向的聚合关系。他认为搭配是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并且这种组合是习惯性地出现，也就是说，组成搭配的词语之间相互期待、相互预见，如上文提到的“黑”和“夜”。Firth（1957）认为类联接包括词类、句类以及其他语法范畴间的组合关系，词语搭配牵涉到的就是词类层面的类联接了。我们可以看出，在搭配研究中Firth并不排除对相关语法因素的研究。

遗憾的是，Firth本人并没有对搭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尽管他也尝试对搭配进行界定和分类，但是大多是举例性说明，他主要用词语和搭配的分布去解释他更为关心的有关语体和语境的研究。但是，毫无疑问，Firth对搭配所作的论述具有开创之功，他的后继者们就是在此基础上对搭配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的。

Firth的后继者们在其语言学思想的指导下，把词语研究从句法中独立出来形成了词语学研究。词语学研究的对象是词语行为，即词语在使用中的形式、模式及意义，搭配是词语学研究的中心。词语学研究在研究材料上，强调真实语言材料的重要性；在方法上，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强调语境与基于大规模真实语料库的统计数据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McIntosh（1961）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搭配范围（collocational range）这个概念。搭配至少是两个词之间的组合关系，但是并不是任意两个词都能搭配，这就涉及哪些词能够搭配、哪些词不能搭配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个词都有其特定搭配范围。比如，“美丽”可以和“姑娘、女孩儿、新娘、心灵、祖国”等搭配，而不能与“小伙子、桌子”等词搭配（郝瑜鑫、邢红兵，2010）。McIntosh认为词的搭配范围受制于其搭配力（collocability），一般来说任何词的搭配力都是有限的，换言之，任何一个词都不可能与语言中所有的词搭配。搭配力与客观世界的情况有关，也与句法因素有关。

Halliday（1966）、Sinclair（1966）正式提出了词语学研究的三个重要概念，即词项（lexical item）、搭配（collocation）和词语集（lexical set）。“词项”是一个词的不同变体的抽象，但条件是它们的搭配模式相同。因为“strong argument”、“to argue strongly”、“argument is strengthened”、“the strength of his argument”都是符合英语母语者语言习惯的，并且其搭配模式相同，故而“strong”可以抽象出来作为“strongly”、“strengthen”、“strength”的词项，同样“argue”也是抽象出来的词项。我们可以看出，词项的界定显然是借鉴了音位学确定音位的方法。如果借用语料库语言学的说法，具体的词与词项是形符（token）与类符（type）的关系。词语学就是要研究这些词项在语言使用中的模式和意义。“词语集”是指具有相似搭配模式的词项的集合（Halliday, 1966），是词项与词项间的聚合关系。例如，“美丽”和“漂亮”都可以和“姑娘”搭配，那么它们就属于由“姑娘”限定的搭配集。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词项和搭配集的提出都是为研究搭配服务的，词项是搭配的组成部分，搭配集是具有近似搭配模式的词项的聚合。在对搭配的认识上，Halliday（1976）强调的是“邻近范围的显著线性共现”，在这里“线性共现”是搭配的核心定义，句法因素显然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Greenbaum和Mitchell也是Firth的追随者，他们认为Halliday等倡导的词项导向的（item－oriented）搭配研究方法并不完善，搭配研究不能抛弃组合（即句法）的视角，因为搭配的意义会随着不同句法模式的不同而变化，搭配研究需要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integrated approach）。通过对英语中动词与加强语搭配的研究，Greenbaum（1970、1974）提出搭配研究必须关注句法信息。他是最早把语法结构和句法型式纳入搭配研究中的学者，但是Greenbaum对句法信息在搭配研究中的论述并不系统，这个工作是由Mitchell完成的。Mitchell（1971）将词、意义、句法纳入搭配研究之中，他认为语言的这几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综合的整体。Mitchell提出的“词根”（root），其实质与Halliday等人的词项（lexical item）是一致的，都是有近似搭配模式的一个词的不同变体的抽象，Mitchell认为也可以用“词位”（lexeme）来表示。根据Firth的类联接理论，Mitchell阐述了搭配研究中的类联接，他认为类联接是用词类给抽象出来的搭配类别（collocational class）以名称，具体的搭配是类联接的成员。Mitchell（1971）构建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还将语义功能因素考虑了进来，这可以通过他抽象出来的句型看出，如“职业名词+失去职业的谓词”是从“律师被吊销了律师资格证”、“医生被吊销了行医证”等句子中抽象出来的。显然对搭配采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是较为全面的，尤其是明确加入了句法、语义功能的因素。卫乃兴（2002a）认为Halliday等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词语学研究框架的一部分，而Mitchell等倡导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是在一般语言描述理论框架内进行的，前者适用于语料库驱动的实证主义研究，后者以定性研究为主，不宜于使用大规模语料库。我们认为，综合性研究方法仍然适用于词语学框架内的搭配研究，因为其研究对象仍然是词项在使用中的用法模式和意义，这与词语学的研究是一致的；另外，综合性研究方法仍然是可以在大规模语料库的基础上运用的，考察词项出现的用法模式并非不能利用大规模语料库，只不过这需要一个由定性分析的演绎到使用语料库归纳验证的过程罢了。Carter（1987）认为搭配是经常一起出现的词语团伙，主张通过句法和词汇的方法研究搭配。句法方面的研究是基于外语教学的需要，词汇方面的研究是为了在计算机辅助下找到文本的词汇模式。他认为句法和词汇都影响搭配的意义，所以搭配研究应该兼顾这两个方面。

Cowie和Machin（1975）、Kjellmer（1984、1987、1991）和Benson（1985）等学者对搭配的研究都把句法的因素考虑了进来，这可以从他们对搭配下的定义中看出。Cowie和Machin（1975）认为搭配是两个或多于两个的词项为了实现结构成分，在一定句法型式内的共现；Kjellmer（1984）对搭配的界定是“受句法限制和词语决定的词的序列”。但是他们并没有过多关注Mitchell（1971）构建的综合性研究方法中提到的语义功能因素。

从上文可以看出，国外基于词语学视角的搭配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Firth对搭配及相关概念的提出；其次是McIntosh、Halliday、Sinclair等学者倡导的不考虑句法因素的词项导向的研究方法；最后是Greenbaum、Mitchell、Cowie等学者倡导的包括词项、语义、句法在内的综合型研究。

汉语学界对搭配的研究并不多见。正如卫乃兴（2011）所述，汉语学界对语言单位的研究是朝着切分方向的研究，即把一个大的语言单位切分为更小的结构和意义，这与结构主义理念和方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压倒性指导地位不无关系。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汉语学界对搭配的研究尚没有建立起词语学的框架，只有张寿康、林杏光、李裕德对搭配的相关研究可以纳入词语学视角的范畴。张寿康（1985、1988）对搭配的论述可以概括为四点。（1）搭配研究的重点是词项的行为，他认为词项在语言活动中是一种磁体构造，即一个词项可以同哪些词项互相吸引，从而产生搭配关系；同哪些词项相排斥，不能形成搭配关系。（2）词项搭配研究需要考虑意义，他认为两个词项的搭配在意义上实质上是义项的搭配，属于词汇范畴。（3）词项搭配研究要考虑句法因素，他认为一个词与另外的词发生搭配关系，就一定存在结构关系，处于搭配关系中的每个词都有一定的语法位置，没有了语法位置就不存在搭配在句法上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搭配又属于语法范畴。（4）词语的语义和句法是互动的、协同的，词语的具体意义和词语的类别意义是最根本的，跟词类关系密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词序和句法模式。基于以上观点，张寿康（1985）认为搭配属于词汇·语法范畴，林杏光（1990）对该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张寿康和林杏光主编的《学生常用词语搭配词典》（1989）和《简明汉语搭配词典》（1990）比较好地体现了上述理念。从张寿康关于搭配性质的观点以及他所做的实际工作可以看出，他所使用的方法和上文提到的综合研究法比较接近，另外李裕德（1998）的研究主要涉及了搭配的语义和句法模式，与此方法也比较接近。

1.3.2 语义学视角的搭配研究

对搭配语义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学者，在两千三百多年前他们就讨论过词语搭配对词义的影响，他们认为词汇意义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变化（Robins, 2001）。但是，基于现代语义学视角对搭配进行观照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出于对Firth及其追随者对搭配的研究很少涉及语义问题的不满，Katz和Forder（1963）、Lyons（1966、1977）、Lehrer（1974）、Palmer（1976）、Cruse（1986）在批判Firth等人对搭配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尝试在结构主义语义学框架内对搭配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有学者在认知语义学的框架内分析搭配的认知理据，如Cowie（1983、1998）、Poulsen（2005）等。

Katz和Forder（1963）主张使用语义学的理论去解释词语之间的组合关系，他们认为语义特征理论更适合解释词语为什么可以搭配或为什么不能搭配。语义特征理论认为所有实词的意义可以分解为更小的成分，叫做语义成分，比如“男子”一词可以用［人］、［男性］、［成年］这样的一些语义成分来描述，他们认为就是这些语义成分决定了一个词项是否可以与另外一个词项搭配。比如，“娶”要求做其主语的词项具有［男性］这一语义特征，因此就能与“男人”搭配，而“嫁”的主语只能是具有［－男性］语义特征的词项。这套方法又被他们称为“选择限制规则”（selectional restrictions），违背了选择限制规则的搭配则不被人们接受，如“男人”做“嫁”的主语组成的搭配就是不正确的、不合习惯的。

Lehrer（1974）也尝试通过语义特征去解释搭配的相关问题，Lehrer还提到了Leisi于1953年、Gruber于1965年以及McCawley于1970年曾尝试从语义特征的角度去解释搭配的语义限制问题。他们从近义词的角度出发，通过近义词语义特征的对比去发现搭配的选择限制，这些选择限制可以通过对词项基本词义的分析进行预测。从对一组近义词的对比中抽取其语义特征，进而用来解释搭配语义选择限制的方法，其实已经是在语义场的范围内讨论搭配的语义问题了。

Lyons（1966）认为Firth并没有在他的研究框架内给搭配一个明确的定义，虽然Firth以举例的方式对什么是共时维度上可以接受的搭配进行了说明，但是Lyons认为他举的例子并非共时的，另外这些例子更多的是成语，Lyons建议研究者们应该把搭配作为共时和历时语言研究的一部分对待。Lyons认为名词与动词以及名词与形容词结合形成的搭配值得语义学研究，他也建议根据语义场研究搭配。但是他本人认为“决定词汇结构的聚合语义关系”更为重要，因此对于搭配的研究并没有提出更多建设性意见，也没有在语义学的框架内对搭配进行系统的研究。Palmer（1976）与Lynos（1966）相似，他也批评Firth仅仅是把搭配作为意义的一部分和仅仅看到搭配是相互期待的词语之间共现的观点。Palmer主要提出了一组语义上相关的词语在搭配上有范围限制的观点，这一点McIntosh（1961）已经提到过。Palmer认为，词语之间的语义是搭配重要的限制，例如不可能出现green cow这样的搭配；词与词之间的搭配有一定范围的限制，主要是指近义词的搭配，如the rhododendron passed away这样的搭配就不合适；搭配限制是严格的，比如addled不管是在语义上还是在范围上都不能与eggs和brains搭配。

Cruse（1986）是语义学视角搭配研究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搭配是语义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频率、搭配限制和语义透明度三个方面定义搭配，认为搭配是在组合上词项的习惯性共现。这种共现有高度限定的上下文，搭配的意义可以从它的组成成分推知。按能否用语义特征进行解释的标准，Cruse把搭配限制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系统的搭配限制，这种限制能够用词项的语义特征精细地分条列出；第二种是半系统的搭配限制，这种限制能够部分地分条列出；第三种是特殊的搭配限制，即这类限制很难从语义的角度归纳出来，只能列出一个个具体的搭配词。

认知语义学着重从人类对语言认知的角度解释语义动因、认知理据。认知语义学家不再把搭配的研究局限于共时的角度，开始从历时的语言演变中探寻搭配的认知语义理据。Cowie（1983）采用认知语义学的隐喻理论分析了比喻性搭配的认知理据；Cowie（1998）使用认知语义学的原型理论，从语义透明与否的角度给各种组合进行了等级排序，按照语义从透明到隐晦其顺序依次是自由组合、限制搭配、比喻性成语、成语。Poulsen（2005）在隐喻理论指导下探讨了break等词项搭配的认知理据。

语义学视角的搭配研究在理论上主要采用了结构主义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的观点，前者的主要目标是解释词项之间搭配的语义条件，所使用的理论主要是语义特征理论，也有学者建议在语义场范围内研究搭配，特别是由近义词构成的语义场；后者则打通语言共时和历时的界限，从人类对语言认知的角度探索搭配的理据。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认知语义学视角的搭配研究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可谓方兴未艾。

汉语学界语义学视角的搭配研究，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研究搭配的性质问题，即认为搭配在本质上是语义的（逻辑的）；第二类是在结构主义语义学框架内的研究。王力（1984、1985）曾多次谈到搭配问题，他认为词语搭配是逻辑语义问题；张志公（1987）也认为搭配属于语义问题；林杏光（1995）认为搭配属于语义系统；李裕德（1990）明确指出，搭配是相应义素的协同。为了解释为什么有的词项之间能够搭配、有些词项之间不能搭配的问题，常敬宇（1984、1990）、马挺生（1986）、沈开木（1988）、王希杰（1995）、刘桂芳（1995）等曾论及语义的因素。

1.3.3 计算语言学视角的搭配研究

20世纪60年代，自Francis和Kucera等学者合作建成世界上最早的机读语料库Brown Corpus以来，语言学研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的方法。

Sinclair（1966）认为基于计算的搭配研究的目的是在大规模文本中发现词项结伴出现的频率，即词项与词项之间形成搭配相互联结的强度，并建议通过设置跨距的方法来进行调查。Sinclair（1966）提出了跨距（span）、节点（node）、偶然搭配（casual collocation）、显著搭配（significant collocation）、搭配词（collocate）等基于计算语言学视角的搭配研究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后来被用于基于文本的搭配分析，如Carter（1987）、Kjellmer（1984）。偶然搭配指的是词项之间的共现是不可预测的，是偶然发生的；而显著搭配的词项之间有着非常强烈的共现倾向，当然这是根据研究者所设定的统计指标来确定的。随后，Sinclair（1991、1992、1993、1996、2003、2004）对搭配的计算研究进行了多方探索。

Sinclair（1966）虽然较早提出了基于计算的搭配研究的概念，但是从现有文献来看，他本人基于计算视角对搭配的具体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Berry－Rogghe（1973）是较早进行实际操作的学者，他定义了搭配词（collocate）、节点（note）等概念，并且认为跨距为4对各种节点词都比较合适，形容词只需要2个。更可贵的是，他给出了利用语料库统计操作的步骤，首先用Z－Score去检验理论频数和实际频数之间是否显著，进而进行实际操作，讨论“最合适的跨距”、“语法词是否应该被忽略”等问题。他预测下一阶段搭配计算研究的方向：最终的目的不仅是建立词项组合关系集，还要延伸到相关的聚合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启发我们选择同语义类动词作为研究对象。

Smadja（1993）研制了Xtract检索统计工具，该软件可以从大规模文本中获取并确认搭配，还可以用于辅助词典编纂。Smadja、McKeown和Hatzinvassiloglou（1996）研制了自动翻译搭配的工具Champollion。Biber（1993）跟Smadja等学者的研究兴趣比较接近，也开发了搭配自动提取工具Factor Analysis。该软件可以识别目标词的典型搭配模式、计算搭配出现的频率、确认经常共现的搭配。

基于计算语言学视角的搭配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为在大规模语料库基础上开展搭配研究提出、界定一些基本概念，后一个时期出于某种研究目的研制开发相关软件。计算语言学给搭配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现代意义上的搭配研究从中获益匪浅。

孙茂松等是汉语学界最早从计算语言学视角对搭配进行观照的学者。孙茂松等（1997）在借鉴国外计算语言学搭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搭配的三项统计指标，包括强度、离散度和尖峰。在此基础上研制了搭配自动提取工具，通过对“能力”一词的实验，结果发现正确率为33.49%。其后，孙健、王伟、钟义信（2002），邓耀臣（2003），曲维光、陈小荷、吉根林（2004），邓耀臣、王同顺（2005），全昌勤、刘辉、何婷婷（2005），王素格、杨军玲、张武（2006），张晨、祁坤钰（2009），白妙青、郑家恒（2009），王素格、杨安娜（2010）在孙茂松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词语搭配的自动识别和提取进行了多方探索。

有部分学者对某一框架下的搭配或者特定词类的搭配进行了自动识别和提取的研究。白妙青、郑家恒（2004），刘璐、郑家恒（2004），由丽萍、王素格（2005），王素格、杨军玲、张武（2007）研究了动词与动词搭配的自动识别和提取；杨军玲、王素格（2006），程月、陈小荷（2009）主要在动宾框架内对搭配的自动提取问题进行了讨论；姚双云、沈威（2007）和姚双云、胡金柱、肖升、沈威（2011）论述了关联词的自动识别问题。

从上文可以看出，搭配提取的方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自动识别和提取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既有一般性的研究，也有在某种句法框架内的研究，还涉及部分虚词搭配的自动提取，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尚没有设计出可以直接用于词语搭配词典编纂的工具，这与英语学界的相关研究有很大差距。

1.3.4 习得视角的搭配研究

搭配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早在19世纪中期，在印度任职的Thomas Prendergast就注意到儿童学习语言并不是一个一个地学习词语，而是以词块的形式学习并在交流中运用（转引自Howatt, 1984）。

Sinclair和Renouf（1988）根据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成果认为，外语学习的核心是词语学习，主要包括：（1）语言中最高频、常见的词项；（2）这些词项的典型搭配；（3）这些词项的主要句法模型。Halliday（1976）、Korosadowicz － Struzynska（1980）、McCarthy（1984、1990）、Alexander（1984）、McCarthy和O'Dell（2001）等都认为搭配的学习对于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至关重要。

在习得视角的搭配研究中，搭配还有其他叫法，如语块（chunks）、记忆块（memorized chunks）、语言预制件（prefabricated chunks）、定型表达（stereotypings）等。Bolinger（1976）、Pawley和Syder（1983）、Nattinger（1988）、Nattinger和DeCarrico（1992）、Lewis（1993、1997、2000、2002）、Hill（2000）、Woolard（2000）、Ellis（2001）等学者对搭配的研究主要是从学习者语言认知处理的角度进行的。他们提倡词汇主义的教学法，主要是预制词块的教学和学习。这与传统的认为语言是由语法和词汇构成的观点是很不相同的，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由语块构成的，语块生成篇章并且是心理词典存储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可以通过长时记忆中存储的搭配以及搭配频繁出现的经历来进行解释，这不需要语法规则；也就是说，不是单个的词，而是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搭配使得语言交际更加有效。

基于这一观念，学者们对搭配的习得进行了多维探索，研究范围主要涉及学习者搭配知识的考察、学习者搭配能力发展模式研究、搭配偏误分析以及搭配能力和一般语言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Cao Pei, 2008）。

Granger（1988）、Bahns和Eldaw（1993）、Farghal和Obiedat（1995）、黄强（2002）、Nesselhauf（2003、2005）、刁琳琳（2005）等学者对学习者一般性的搭配知识进行了考察。搭配知识被分为接受性搭配知识（receptive collocation knowledge）和产出性搭配知识（productive collocation knowledge），前者主要是指听读方面涉及的搭配知识，侧重于理解；后者指说写方面涉及的搭配知识，侧重于产出。接受性搭配知识的考察主要使用多项选择和正误判断的方式，产出性搭配知识的考察多使用完形填空、翻译和写作的方法；也有学者采用基于大规模语料库调查的方法。研究结论认为学习者搭配知识严重不足，这是他们交际过程中反应迟缓，话语不流畅、不地道的主要原因。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不重视搭配的教学，造成学生搭配意识淡薄，搭配能力跟不上。

Bonk（1996）、Gitsaki（1999）、Smith（2005）、桂诗春和杨惠中（2003）等学者对学习者的搭配能力发展模式进行了考察。根据构成搭配的词项之间的关系，可以将搭配分为语法搭配（grammatical collocation）和词汇搭配（lexical collocation）。前者主要是指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词项（动词、名词、形容词）加上一个虚词（介词）组成的搭配；后者指由两个地位平等的词项构成的搭配（Benson, 1985）。研究者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有搭配正误判断、写作和语料库调查。研究发现搭配知识和学习者的整体语言能力相关；初学者使用更多的词汇搭配而非语法搭配，中级语言水平学习者对语法搭配的习得要好一点儿，高级语言水平学习者在词汇搭配和语法搭配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简单的语法搭配最先习得，然后是词汇搭配，复杂的语法搭配最后习得。虽然学习者的搭配能力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是普遍不太理想，因此研究者们认为有必要帮助学习者丰富他们的搭配知识，培养他们的搭配意识。

从偏误分析视角对学习者搭配进行观照的学者有Lombard（1997）、Altenberg和Granger（2001）、Nesselhauf（2003）、濮建忠（2003）等。研究者们所分析的偏误大多是作文中出现的偏误。偏误类型主要有词语迁移、语音近似、语法不规则和语义选择限制。其中语义选择限制占一半以上，大多是因为对近义词搭配的限制不清楚造成的；接下来分别是语法不规则、语音近似和词语迁移。偏误的原因主要是母语迁移和目的语知识不足。学者们建议在搭配的教学中要充分考虑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对比。

Zhang（1993）、Al －Zahrani（1998）和Hsu（2002、2007）通过写作、填空等测试考察了学习者搭配能力和一般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认为学习者的搭配能力和一般语言能力正相关，搭配能力是预测学习者语言能力的重要指标。

根据上述文献，影响搭配习得的主要因素有频率、语义（包括词项语义的抽象程度和搭配语义的透明度）和母语与目的语的对应情况。因此这几个因素将成为本书考察的重点。

对外汉语学界对搭配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教学视角讨论搭配的重要性、分类等问题；二是搭配的习得研究。齐春红（2005）、周新玲（2007）从教学视角论述了词语搭配教学的重要性，进而对搭配进行了分类并谈到了相关教学策略。刘春梅（2004）讨论了教材中有关离合词的搭配问题。方艳（2002）、杜艳青（2006）从偏误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学习者使用搭配的策略及出现偏误的原因。肖贤彬、陈梅双（2008）、魏红（2009）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学习者习得汉语动宾搭配的情况，结果表明宾语的类型、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是影响习得的重要因素。肖贤彬、陈梅双（2008）的研究还表明搭配能力和词汇量正相关、接受性和产出性搭配知识的发展模式并不相同。张银丹（2009）、张金竹（2009）、汪慧慧（2010）分别以形容词和名词的搭配、形容词和谓词的搭配、动名搭配为切入点，使用实验设计的方法考察了外国学生的习得情况，结果发现虽然习得情况与学习者的汉语水平正相关，但是总体来说，外国学生对汉语搭配的习得很不理想，主要表现在搭配单调上，也有一小部分高频搭配被过度使用的情况。汪慧慧（2010）的研究还发现了学习者的母语对目的语搭配习得的影响。总之，对外汉语学界对搭配教学和习得的研究呈现数量少、研究课题单调的特点，可见搭配的习得和教学尚没有引起对外汉语学界的重视。

1.3.5 词典学视角的搭配研究

一般来说，词典学家的研究是在语言学成果的影响下开展的，但是也有一些词典学家积极地参与到相关语言问题的讨论中。Zgusta（1983）就曾专门论述过词语搭配问题。他提出，词典编纂者必须注意搭配对词语意义的影响。他把词的组合分为三种情况，即支配关系（rection）、自由组合（free combination）和固定词组（set conbination）。Zgusta指出词典编纂者应该了解每个词自由地同其他词组合的能力。

词典学视角的搭配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首先是一般通用学习词典中的搭配处理，其次是专门搭配词典中的研究。

Cowie（1981）建议在一般的学习词典中应该介绍更多的搭配以方便学习者在编码过程中查阅。当代普通学习词典给予搭配越来越多的关注，如《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sixth edition, 2000）将词项的搭配信息放置在定义、配例中，对词项的语法模式也进行了特别处理；第六版中有10000个搭配，但是第五版只有4000个左右；另外，为了帮助学习者，词典还设置了专页来说明搭配的定义和类型。《朗文当代英语词典》（The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2001）词项的搭配信息或者被安排在配例中，或者被用蓝色字体标示出来，然后配以简要释义，并且按照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安排搭配的顺序，常见、重要的搭配被排在前面。像《柯林斯词典》（The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1995）和《剑桥国际英语词典》（The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first edition, 1995）也列出了很多搭配，并且用粗体标示以示强调。

根据Cowie（2002）的研究，Palmer和Hornby在日本教学期间受日本教育部门委托，于1933年编著了《第二期英语词语搭配中期报告》。这第一部外语教学专门搭配工具书，共包括3879个搭配。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在传统的句法框架内给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分类。Palmer和Hornby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对后世搭配词典的编纂影响深远。

Cowie和Machin于1975编著的《牛津当代英语成语词典》其实质是一本搭配词典。这本搭配词典中的搭配主要是指两个以上的词项，为了实现其结构成分而在特定句法模式内的共现，可见这本搭配词典已经把搭配模式因素考虑在内了。Benson等（1986）编著的《BBI英语组合词典》（The BBI Combinatory Dictionary of English）是第一部真正有影响力的搭配词典，是在英国国家语料库（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语料的基础上编成的。他们把搭配分为语法搭配和词汇搭配。该词典共分了八类语法搭配和七类词汇搭配。语法搭配的前七类是名词、形容词与介词的组合；第八类分成19个小类，是动词与其他词类组合形成的搭配，其实就是传统句法研究中的句法型式。Kjellmer（1994）编著的《英语搭配词典》（A Dictionary of English Collocations）、Sinclair（1995）主持编纂的《柯林斯COBUILD英语搭配光盘词典》（Collins COBUILD English Collocations on CD－ROM）、Hill和Lewis（1997）编著的《精选搭配词典》（Dictionary of Selected Collocations）以及Crowther（2002）主编的《牛津英语搭配词典》（Oxford Collocation Dictionary of English）都是受学习者欢迎的搭配词典。专门搭配词典对搭配的处理都是综合性的，提供了关于搭配丰富的意义和句法信息；在材料选取上，大规模语料库在搭配词典编纂中的应用已经形成共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学界陆续编纂出版了一些汉语学习词典，如《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孙全洲等，1995）、《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李忆民等，1995）、《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李晓琪等，1997）、《汉语8000词词典》（刘镰力等，2000）、《HSK词语用法详解》（黄南松等，2000）、《汉语水平考试词典》（邵敬敏等，2000）、《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徐玉敏等，2005）和《商务馆学汉语词典》（鲁健骥等，2006）。付娜（2010）对四部学习词典中的搭配进行了考察。在对搭配的处理方式上分隐性处理和显性处理，前者指在释义或配例中给出搭配，后者直接给出搭配。该研究发现这些词典对搭配的处理存在如下问题：配例分配与搭配在真实语言材料中的分布不符；配例典型性不够；配例实用性不强；同类型搭配信息重复；固定搭配漏收或者没有与自由搭配区别对待。作者进一步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从词典学角度专门论述搭配的文献不多，大都散见于相关词典的序言、使用说明中。杨同用、司敬新（2007）从搭配词典编纂的角度对搭配进行了分类，如语法搭配、逻辑搭配、习惯搭配、高频搭配与个性搭配、固定搭配、超常搭配等，作者认为习惯搭配、高频搭配、固定搭配是搭配词典应该处理的重点内容。

目前已经出版的汉语搭配词典，从收词与所收搭配的情况来看，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专收实词的搭配词典，如《学生常用词语搭配词典》（张寿康、林杏光，1989）、 《简明汉语搭配词典》（张寿康、林杏光，1990）、《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张寿康、林杏光，1996）；第二类是偏重于实词、兼收虚词的词典，如《汉语常用词搭配词典》（杨天戈等，1990）、《常用词语搭配词典》（赵培庠，1999）、《现代汉语搭配词典》（梅家驹，1999）；第三类是专收动词搭配的词典，如《汉语常用动词搭配词典》（王砚农等，1984）；第四类是专收某类词与特定句法成分搭配的词典，如《汉语动词－结果补语搭配词典》（王砚农等，1987）就只收录动词与其结果补语的搭配。

和英语搭配词典一样，汉语搭配词典对搭配的处理也是综合性的，换言之，汉语搭配词典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语义、句法信息。但是汉语词典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不区分自由搭配和限制搭配（郭茜、黄昌宁，1995），即没有对搭配进行细致分类，更没有区别对待；这些搭配词典都没有提供词项出现的典型句法模式，即句型，部分词典提供了诸如主谓、动宾这样的搭配框架，但这对于学习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搭配词典都不是在大规模语料库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汉语搭配词典，尤其是面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搭配词典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需要我们从各方面加强研究。

1.3.6 小结

我们从搭配研究的词语学视角、语义学视角、计算语言学视角、习得视角、词典学视角对英语学界和汉语学界对搭配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回顾，从中可以得到以下认识：（1）词语搭配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家的注意，尤其是英语学界，但学者们对词语搭配的性质认识不一，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套从不同角度对搭配进行研究的综合性范式；（2）汉语本体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词语搭配的研究与英语学界相比，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应用研究，无论是研究广度还是研究深度都相去甚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框架方面，尚没有学者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视角构建词语搭配研究体系。第二，关于具体研究，零散的研究多，系统研究少；定性举例研究多，定量实证研究少。第三，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一部基于大规模语料库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编写的搭配词典，而对外汉语教材对搭配的处理更是五花八门。这与汉语研究在语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极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