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n Collective Voic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Network Public
Abstract As social stabilizer and ballast stone, middle class is becoming the main force in the front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On the subject of collective voice of middle class, this paper research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network society, comb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middle class' collective voice, analyze its effects on public opinion and governance,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f guidance strategi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middle class still has considerable network discourse in spite of the proportion in the overall internet users is dilu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and internet spreading to all sectors of society. Marked by the event of Sun Zhigang, Xiamen PX incident, Wenzhou high-speed train accident, a series of incidents taken security as the key words since the year of 2016, and the middle class made collective voice on the network stage several times, showing the huge impact on public opinion flood. In this regar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of the key issues and key media, make the media and opinion leaders play a positive role,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guide the middle class from the“backyard”to the public sector and public rights, etc., so as to govern the middle class public opinion scientificly.
Keywords Middle class, Network public events, Collective voice
在新媒体环境急剧变迁和当前社会化问题接续爆发的背景下，“诸多调查数据都显示出，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告别网络中沉默的少数这一角色，成为走在网络舆论前台的主力军”［1］。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构筑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实现社会健康有序、安定和谐的基础。研究中产阶层话语权问题及其历史变迁，对于描绘中产阶层整体风貌，商讨中产阶层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从中产阶层集体发声切入，研究中产阶层在网络社会中的群像特点，梳理中产阶层集体发声的历时性演变，剖析中产阶层集体发声对舆情及其治理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引导策略建议。
一 中产阶层：众声喧哗中的强声部
目前学界对中产阶层的界定、构成和划分标准莫衷一是。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将“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辅之以经济地位、文化声望等维度的考量。如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结合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等，将中国的社会阶层分作十类，其中中间阶层由“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 “个体工商户” “商业及服务员工”四个阶层构成。［2］李强根据国际职业表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主体归入中产阶级。［3］李培林等则综合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三个指标考量中产阶层，将三个指标都符合中产阶层标准的人群定义为“核心中产阶级”，其中两个指标符合中产阶层的人群定义为“半核心中产阶级”，只有一个指标符合中产阶层的人群定义为“边缘中产阶级”。［4］
依据职业、收入、学历背景这三个衡量中产阶层的核心指标，我们挑选CNNIC不同时期发布的三份《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作为分析样本，分别是第1次、第20次、第39次报告，来“素描”中产阶层在网络中的群像特点。
职业分布方面，借鉴有关学者的分类标准，进一步将中间阶层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划为“社会上层”，将较中间阶层人均收入较低的“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划分为“社会下层”。［5］数据表明, 1997年中国首份《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职业中层网民占全部网民数的57.1%; 2007年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职业中层网民占比42.5%; 2016年底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职业中层网民降至25.4%。这说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职业群体加入到网民队伍中，致使职业中层比重严重下滑。
从学历结构来看，借鉴李培林等将“取得了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及以上教育文凭的人员，定义为教育中层”［4］的标准，同时鉴于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入学率提升的事实，将中专群体排除在外，定义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群体为教育中层，据此，得出2007年第20次报告中，43.9%的网民属于教育中层，2016年第39次报告中，20.6%的网民属于教育中层（1997年第1次报告中的学历数据缺失），显示出中国网民学历向低学历人群扩散、教育中层人群有所下降的趋势。
从收入结构来看，根据李培林的标准，将中国城市户籍人口平均收入线以上到平均线的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层”［4］，据此，根据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报告收入区间，我们将1997年家庭人均月收入在400－1000元、2007年人均月收入在2000－5000元、2016年人均月收入在3000－8000元者定义为中等收入层，数据显示，1997年，中等收入阶层网民数占58%; 2007年，中等收入网民占19.4%; 2016年，中等收入网民占32.9%，较2007年有所上升，但相比1997年仍有很大差距。
从以上数据可知，互联网发展伊始，由于其对技术、文化知识以及经济资源的要求较高，中国的网络原住民一开始大多是以中产阶层的面貌出现的，随着互联网普及率上升，网民向社会各阶层扩散，中产阶层网民在网民总体中的份额被稀释，整体比重有所减少，目前仅占全部网民数的二到三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产阶层的网络话语空间也相应压缩了呢？
对此问题，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答案不尽一致。李良荣通过对新常态下的舆情进行研究认为，网络舆论趋向两极化，“三低群体”是主力军。在充满戾气的舆论场中，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较为理性的言论被淹没。［6］赵云泽等则通过对三个时间点网络浏览数最多的前500名网帖进行内容分析得出网络话语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网络言论更多代表的是中间阶层的“民意”。样本中有高达68%的是表达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的。同时，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网帖也占有较大比例，达28%。而占有中国人口总数64.8%的“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只拥有12%的网络话语权。［5］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结论因研究路径的不同，表面上看似乎南辕北辙，实则殊途同归，从不同的面向说明了中产阶层的网络话语状况。中产阶层的言论被淹没在非理性喧嚣中也许是日常的网络表达常态，但中产阶层仍然掌握着相当程度的网络话语权。没有中产阶层对非理性言论的打捞、提纯、升华，社会底层的众声喧哗难以从网络信息的海底中浮现出来，也难以进入传统媒体议程，激起更大的舆论声浪。假如说社会底层位于舆论洪流下游、占尽规模优势的话，中产阶层则由于本身处于舆论关键节点位置或是受到特别关注，往往占据舆论流的上游，更大程度上影响着舆论态势和走向。网络舆论场中，中产阶层并非像某些专家所言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众声喧哗中的中流砥柱，只不过身处网络“闹市”，平日里中产阶层群体的话语大多是零散的、易逝的、小群体的，难以形成大规模、高声部的和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作为一个群体不能形成共同声部。以重大网络公共事件为标志，中产阶层事实上已经数次在网络舞台上集体发声，展示出影响舆论洪流的巨大能量。
二 中产阶层集体发声的历时性研究
以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事件”研究范式为依托，下文以重大网络公共事件为坐标轴，将中产阶层的集体发声实践历史分作四个阶段。“过程—事件”范式与传统的静态结构分析方法不同，它将社会现实当作一种动态的、流动的过程看待，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社会现实和结构，以作出更为适当的描述和理解。“因为在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都并不是前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而且，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事物究竟在过程中展示出什么样的状态，甚至有时完全取决于有什么样的偶发性因素出现。”［7］将这一研究思路运用到下文中，笔者认为正是在以这些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为代表的网络公共事件中中产阶层的不同反应，形成了中产阶层在不同阶段的集体发声特征，并以其绵绵不断的差异性实践，构成波澜起伏的中产阶层集体发声史。当然，这些特征并非哪一阶段所独有，它可能贯穿于所有阶段或几个阶段，只是起始于某一阶段或是成为某一阶段最为突出的表征。
（一）第一阶段：以孙志刚事件为标志，中产阶层群体首次在网络舞台上亮相
若论中产阶层群体在网络舞台上的集体发声，当从揭开网络舆论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孙志刚事件谈起。孙志刚事件的主体虽然并非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而是大学生，但事件被披露后，仍引发中产阶层大面积震动，他们纷纷发表评论，强烈谴责将孙志刚置于死地的收容遣送制度，并最终促成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本次中产阶层群体集体发声特点表现如下。
1．中产阶层群体以媒体从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代表
媒体从业人员和知识分子本就是拥有文化资本的中产阶层的典型代表。此事件中，中国几乎所有媒体、知识分子都站在同一阵营、发出同一种声音的情况是空前的。孙志刚案首先由《南方都市报》披露，报道发出后全国各大媒体、网络论坛纷纷转载、评论，呈现出本地媒体和外地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主要是论坛）同频共振、多声部和鸣的局面，对政府部门形成巨大的压力。而之后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俞江、腾彪、许志永8位知识分子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此案上升到制度层面的追问，则更进一步掀起舆论狂澜，以致在全国舆论的推动下，存在20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孙志刚案也成为全国首个网络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变更的典型案例。
2．发声对象为预备中产阶层大学生
大学生虽然尚未工作，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撑，但因其掌握知识和文化资本，是未来最有可能成为中产阶层的一群人，也是未来中产阶层的中坚力量。因此，关于大学生的报道极易引发中产阶层的遐想和忧思。孙志刚事件中，尽管首曝媒体一开始刻意淡化其大学生身份，但是大学生这一身份仍是其重点关照对象和舆情的关键引爆点。一位网友在孙志刚十周年祭中也提到，“孙志刚事件之所以成为一个事件，其实与孙志刚的身份也有关。孙志刚并不是一个农民工，孙志刚是个大学生”［8］。大学生让中产阶层回想起自己的过往，不少中产阶层因出身贫寒有着社会底层的经验，正是由于受过高等教育才完成社会阶层的升级转化，一步步走到今天的社会地位。因此大学生孙志刚的不幸立即引发中产阶层震荡，他们强烈的代入心理助推并左右着舆情演化。
3．线下行为有力配合线上行动
线下行为的典型表现即8位法学专家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掀起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上书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谏言执政者的一种方式，孙志刚案中，以法学专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之古为今用、活学现用，既体现了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社会担当，又是其对自身命运可能陷入同样困局和无望的一种前瞻性自卫举措。这之后，上书被写入中产阶层的抗争政治实践中，成为中产阶层在面对同类人或弱势群体因政策决策失当而已经或可能遭遇不幸时时常运用的手段。比如周一超杀人案引起1611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规定进行违宪审查；河南赵作海案和浙江张辉案等冤假错案引发9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追偿冤案责任人等。上书抗争的结果或许各有差异，但通过这一举动，身为中产阶层的普通民众实现了与社会上层的直接对接，显示出中产阶层的政治能量。
（二）第二阶段：以厦门PX事件为标志，中产阶层成为邻避运动的主力军
邻避运动被称为中产阶层的后院政治［9］，即城市居民或所在地单位因担心附近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并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10］厦门PX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大规模发起邻避运动的开端。类似的事情还有上海反磁悬浮事件、番禺垃圾发电厂事件、大连反PX事件、宁波反PX事件、什邡事件、启东事件、茂名反PX事件等。在这些事件中，中产阶层不但作为一个群体集体发声，更作为一个群体参与实际行动，表现出与前一阶段截然不同的特点。
1．市民作为中产阶层代表团结起来，产生地方性集体认同
“中产阶层具有天然的城市属性，城市是孕育中产阶层的 ‘温床’，绝大多数中产阶层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城市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 ‘神经枢纽’，尤其是城市产业结构 ‘去工业化’以及服务经济和符号经济的兴起导致了城市就业人口中从事管理和符号生产职业者比例更高。此外，以住房分配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为目标的中国城镇住房体制改革也直接推动了城市中产阶层的成长。”［9］厦门PX事件对于中产阶层之所以具有分水岭意义，乃在于与以往的媒体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代言模式不同，市民阶层首次作为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对舆论走向和公共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事件全程中，我们……见识了一个新阶层，即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他们那样的帅气，那样的坦荡，仿佛一个阳光少年。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人民已经长大，意味着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即市民时代正在到来。”［11］以此为开端，市民阶层在环境保护运动、业主维权等邻避运动中陆续显露威力。
2．发声对象为关系切身利益的环保运动、维权运动等
“环保运动和业主自治是中产阶级彰显自主意识和组织能力的舞台。”“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国的中产阶级是通过业主维权和环境运动进入公众视野的。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步入中产的城市居民刚刚共享 ‘业主’这样一个称号，他们要求优美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区服务。”［12］由此出发，各地衍生出系列业主维权以及环境保护运动。一定意义上，正是中产阶层的维权和公共意识，促成了公共政策的改变，提升了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总体福利。这一方面体现了中产阶层的责任担当和公共意识，基于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服务社会公益或群体福祉；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中产阶层的私性。邻避运动中的中产阶层宣称邻避设施“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而是否建在他家后院则不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因此，不少邻避运动均以项目移建他地而告终。对此，学者林毓生不无感伤地认为：中国传统的“私性社会”很难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至少在现阶段，中产阶层身上更多地体现出“私性社会”的特征。［12］
3．运用新兴媒介表达权利，构建立体交叉媒体社交网络
与第一阶段中产阶层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发声，社交媒体基本上只是亦步亦趋传统媒体框架不同，这一阶段，“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可以运用新信息和沟通技术对社会运动进行框架建构而不必依赖传统的大众媒体，从而获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对网络媒体的编辑控制”［13］。在这些运动中，链接中产阶层强弱社会关系的社交媒体不但成为舆情的重要源头和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者，更成为中产阶层媒体动员和抗争的武器。由于中产阶层普遍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对新兴媒体的使用往往是多元的、立体的。譬如厦门PX事件中，BBS、QQ群、MSN、博客、手机短信等新媒体的综合运用；大连反PX游行事件中，QQ群、微博、人人网、豆瓣、本地网站、电子邮件等形式的相得益彰；启东、什邡和宁波镇海反PX事件中，微信、米聊、google+、chat on等的集合使用等，构成一副立体交叉、多层次、多维度的新媒体动员网络，对地方政府形成排山倒海式的压力阵势。
4．从线上走向线下，展示中产阶层相对温和的抗争方式
与孙志刚事件中只有少部分中产阶层参与线下行动且为体制内的线下行动不同，以厦门PX事件为代表的邻避运动中，身为中产阶层的普通民众大规模走上街头，且一定程度上属于体制外的线下行动。不过，与社会底层倾向于依法抗争不同的是，中产阶层在维护自身权益时更倾向于采用温和协商的方式，即使是游行示威，也乐于使用静坐、散步等非冲突性、对抗性的手段。有学者将中产阶层的这一套抗争策略称为“忠诚呼吁”，与依法抗争策略相比，依法抗争以中央政府作为忠诚对象，而忠诚呼吁则以基层政府作为忠诚对象；依法抗争以基层政府作为抗争对象，而忠诚呼吁则以基层政府作为潜在的结盟对象；依法抗争以中央政策作为武器，忠诚呼吁以地方政府的政绩作为谈判筹码。当然中产阶层并未完全放弃依法抗争，而是将其作为备选方案来确保忠诚呼吁的有效性。［12］忠诚呼吁策略是中产阶层有别于社会底层的抗争方式，有利于地方政府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与中产阶层实现对话，在对话中化解矛盾和冲突。
（三）第三阶段：以温州动车事故为标志，中产阶层基于群体利益，形成全国性社会串联网络
在温州动车事故中的发展被称为“中产阶级在微博上的首次集体表演”［14］，事故中“中产阶级作为奥斯汀意义上的言语—行动者，以一种表演式书写的方式破天荒地对抗政府管制之余，产生了全国性社会网络的串联效应；它的目标直指铁道部以及政府腐败，基于共同利益发展出一种非局部的集体认同感”［14］。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代表，中产阶层这一阶段的集体发声表现出如下特点。
1．中产阶层群体普遍行动，并通过内部无意识分工，完成社交媒体信息的协作式生产
中产阶层在与其他阶层形成一定区隔的同时，在中产阶层内部也存在着高度分化，有以知识分子、媒体从业人员等为代表的传统中产阶层，也有以都市白领、企业经理人等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既有职业分工的差异，也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因此自然在不少问题上存在诸多意见分歧。但在温州动车事故中，他们的意见却达成了难得的默契，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其个体有意识的书写行为达成集体无意识的协作生产传播格局。有学者通过分析3477条可以确定中产阶层身份的微博发现，实名的律师、媒体记者与知识分子成为微博言论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原创微博被竞相转发或评论，在第一时间就汇聚成社会关注焦点，并形成对同类事故前所未有的强大舆论压力。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专业技术人员（城市白领阶层）、企业经理与政府工作人员等成为转帖与评论的主力。之前提及的原创微博若缺少他们的推动，恐怕难以形成广泛的影响力。［14］
2．发声对象是损伤中产阶层群体利益的灾祸事故
由于高铁的票价相对较高，温州动车事故的很多受害者主要来自中国新兴中产阶层。“从已经披露的遇难者职业来看，除大学生外，以企业经理、公司白领、公务员、教师等职业为主，这些人统统属于中产阶层。而他们的亲属，从媒体报道来看，多数也是中产阶层。”［15］中产阶层由于拥有较好的文化、教育背景，对生活质量具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在经济诉求之外，往往还有更为强烈的法律和伦理诉求等。为此温州动车事故中，铁道部“闭门造车”式的事故处理模式、“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体现的权力傲慢、一再拖延的事故说明会，以及“奖励”事故受难者家属等举措，难平中产阶层心中怨气，反而激起他们更为强烈的质疑和声讨。他们要求铁道部信息公开、程序透明、证据保存，指责铁道部门抢救时间过短、对受损车辆掩埋处理失当、缺乏人文关爱等，竭力表达其合理诉求。这种情绪和表达行为在天津爆炸案等灾祸中也有体现。
3．利用以微博为代表的公共媒体平台，产生全国性社会网络串联效应
作为社会化的信息网络和强媒体弱关系平台，微博自诞生之日起即担当着信息广场的角色。2010年至2012年是微博发展的黄金期，在此期间，微博用户市场持续扩张，用户规模屡创新高，在公共事件中表现一再令人惊艳。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事故的第一条消息是由一名叫“袁小芫”的微博网友发出的，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只有四分钟，比国内媒体上第一条关于“列车脱轨”的报道早了两个多小时。此后，消息不断从事故现场和全国各地传来，从事故惨状到救人、寻人、遇难者名单等，温州动车事故如直播一般一一展现在民众面前。一时间，海量动车事故信息覆盖了微博舆论场。以新浪微博为例，截至次日12时，已有3286883条关于这起事件的微博。［16］微博在凝聚中产阶级共识、产生全国性社会网络串联效应方面功莫大焉。2013年之后，微博用户的规模和活跃度一度有所下降，但自2015年起，微博影响力回暖，至今依然占据舆论传播高地。
（四）第四阶段：以一系列以安全为关键词的事件为标志，中产阶层基于安全感抱团取暖，发展出全国性的集体认同
2016年以来，一系列以安全为关键词的热点事件，如和颐酒店女子遇袭、深圳两女孩逛街遭强制传唤、江苏湖北高考减招、徐玉玉电信诈骗案等，让中产阶层再次报团，走向网络舆论前台。他们“逐步取代 ‘三低’人群——低年龄、低收入、低学历成为公众媒体的主力军”［6］。这一阶段，中产阶层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集体发声特点如下。
1．中产阶层群体参与的普遍性，产生抱团取暖意识以及全国性集体认同
虽然前一阶段，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代表，中产阶层群体亦普遍参与，并形成全国性社会媒体串联网络，但2016年以来的不少重大事件不同于温州动车事故的是，如果说温州动车事故中大部分中产阶层群体为局外人，多少仍带有一定围观性质的话，2016年一系列事关人身安全、健康安全、财产安全事件的爆发，则使几乎所有中产阶层都心生寒意。他们从一系列事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产生了强烈的共情效应，对安全和健康的担忧和焦虑使之从个人的情绪发泄转变成群体的呼喊，“谁是下一个 ‘魏则西’？你、我、他都有可能”“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弯弯”之类的呼声在网络上鼎沸不已。其作为一个群体呼声之烈、参与群体之众，在以往的网络公共事件中是少见的。“这些提示舆情事件利益受损群体有向国民主力阶段扩散的趋势。”［17］无怪乎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中国中产阶层正在“成为走在网络舆论前后的主力军”［1］。
2．发声对象集中于安全、环境、教育、住房等领域
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相对滞后的文化、社会、政治、道德环境之间的错位导致中产阶层存在着深深的焦虑，且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这种心态在中产阶层身上表现尤甚。究其原因部分可归咎于其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满足感。中产阶层是跳脱出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期待拥有更高生活质量和品质的一群人。然而，现实中存在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等问题，使他们时常感受到一种威胁感和无力感。同时，中产阶层的欲望与现实存在着不小差距，他们不仅希望有其屋，更希望居住在宽敞舒适的房子里，不仅要有钱看病更要健康长寿，子女不仅要有学上，还要接受最好的教育……于是烦恼和焦虑如影随形。2016年以来，和颐酒店女子遇袭、深圳两女孩逛街遭强制传唤、A股熔断事件、易租宝卷钱跑路事件、徐玉玉电信诈骗案、魏则西事件、江苏湖北高考减招、70年居住产权房屋到期续费、封闭式小区道路开放等舆情事件连二连三集中爆发，几乎震动中产阶层关注的所有核心领域。同时，这些事件中利益受损者与中产阶层的关联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撼着中产阶层的心灵。对此，他们难以保持沉默，而是利用各种媒体平台频频发声，甚至一度走上街头抗议，以争取和维护自身权利。
3．中产阶层舆论平台蜂起，形成媒体社群、知识社区
“随着政府网络管理力度的加大以及互联网生态环境的变化，一批曾经的网络“大V”或失声或转型（从政治化转向商业化），这给网络舆论中的少数群体——中产阶级腾出了话语空间。而随着曾经的网络舆论高地论坛、贴吧热度的继续走低，活跃在其中的 ‘草根’群体自然丧失了网络民间话语的主导权。知乎、果壳网等网站的兴起，以及微博的活跃度的回暖，意味着高知群体活跃的网站正在逐步崛起。”［1］目前中产阶层的媒介网络正呈现出以微信为主的社交平台、以微博为主的公共媒体平台，以及以知乎为代表的知识社区等蜂起的态势。尤其是新兴媒体平台“知乎”“果壳”“分答”等网络社群、知识问答社区初露锋芒，成为社会热点事件产生的源头，并担当着为微博、微信、论坛等新媒体以及传统媒体设置议程和框架属性的角色。典型案例如百度血友病吧事件、魏则西事件、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等，在这一系列热点事件的发酵、传播中，此类平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4．线上线下联动，集群行动内容和方式有所转变
这一时期，中产阶层的集群行动既有线上的网络动员，如陈仲伟事件中，不少医务工作者发起“黑丝带行动”，他们自发将QQ头像或微信头像改成黑丝带，以示对不幸罹难的陈仲伟医生的沉痛悼念和对恶性伤医事件的强烈谴责。也有线下的游行集会，如江苏湖北高考减招之后，多名本地考生家长集聚，对当地教育部门表达抗议。这些形式的运用似乎并不新鲜，但是集群行为的主旨和方式已然发生改变。
陈仲伟事件中的黑丝带行动，既是医务人员表达悲伤和愤慨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无声的维权方式，是在医患关系中常常身处舆论弱势地位的医生群体的集体呼吁和呐喊。江苏湖北高考减招事件的发生，则意味着邻避运动正从传统的环保、业主维权运动向教育公平等社会、文化领域扩展。邻避英文“Not in My Back Yard”直译为“别在我家后院”，在中国语境下，“‘后院’既是物质空间的也是社会空间的，它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兼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意义”［9］。江苏湖北减招事件中，中产阶层打出的口号是教育公平，而所谓的教育公平就是充分保护本地考生的利益，防止本地的优质教育资源被更多外地生源抢占。这与其说是教育公平，不如说是另外一种不公平，是中产阶层为维护自家“后院”、帮助阶层代际传递而做出的私利行为。
三 中产阶层集体发声对舆情及其治理的影响及引导策略
（一）中产阶层集体发声对舆情及其治理的影响
1．易与意见领袖、主流媒体等结盟，扩大舆论影响力
从收入、职业声望、教育背景而言，不少意见领袖、媒体从业人员亦为中产阶级。人民网通过对300名网络意见领袖的调查发现，中产阶级是“意见领袖”群体的主力军，年收入在10万元至60万元的人数约占70%；在媒体、高校工作的人数最多，然后是企业组织、研究机构等。［18］另据有关报告显示，从总体来看，互联网人薪酬的中位数落在5000元到10000元这个范围内。［19］网络新闻从业者中94.1%拥有本科以上学历。［20］可见意见领袖和媒体从业人员本身即携带中产阶层基因。因此，其关注内容自然会打上阶层的烙印，在消息选择、言论观点中渗透着中产阶层的趣味、价值观、情感和态度。中产阶层群体的关注重点自然也是他们的聚焦所在，他们的倾向性、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也自然地反映在他们的报道、行文中。同时，部分中产阶层民众与网络意见领袖和主流媒体亦保持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他们的社会网络中或有网络意见领袖和主流媒体人士的身影，或通过某些社会关系可以与这些人保持联系，这也有利于信息的相互传递和意见的沟通互动。
2．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媒介社区，对其他群体形成阻隔
研究表明，除微信、微博外，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正转移到“知乎”“果壳”“分答”等网络社群、知识问答社区中，形成自己独有的媒介文化。此种舆论格局的形成虽然是媒介分化造成的结果，有利于中产阶层内部交流互动，对形成一定的阶层认同有所裨益，却会对其他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造成阻隔，不利于社会阶层间的沟通。比如在知乎等平台上，基本上没有农民等草根群体的声音，他们在这些平台上话语权丧失，陷入被代言的命运。而一旦遇到社会问题，由于社会底层和中产阶层依赖的媒介不同，很容易造成各自依托平台自说自话，难以达成社会共识。如在魏则西事件中，责任方有百度、莆田系、医院，但知乎的矛头更多地指向了百度，主流媒体也大多接受并以这种框架进行报道和评价，然而广大的网民并没有接受知乎的精英主义视角所设置的议题属性，根据清博大数据在微博上发起的投票，更多的网民把矛头指向了监管部门。［21］
3．表达意见更趋理性，但因自身私性容易摇摆不定
与弱势群体等社会底层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不同，中等收入群体对于现实有着更多的思考，在网络上的表达更加成熟理性。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相当的文化知识，也对现实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有着更为成熟的认识和把握，这使得他们评论网络事件时有着更为多元的声音，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自媒体舆论场上的非理性、情绪化声音，有利于媒体舆论场形成自净机制。但是，中产阶层亦有自私和狭隘的一面。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一旦出现冲突，常常导致观点反复，出现舆论反转。比如“中产阶级群体虽然时常表现出对流动人口控制的兴趣，但并非总是该制度的拥趸，换一个时空，主流舆论又会变成抱怨户口限制人的自由”［22］。其他如农民工问题、收容遣送制度、教育公平问题等，中产阶层的情绪亦表现出多变性。此种情绪的多变性值得相关部门认真考量。
4．在直接关系切身利益时，有可能促成集群性行为
研究表明，中产阶层对集体行动这类体制外公共活动的参与性较低，参加过集体行动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23］这说明中产阶层的利益与政府致力于维护的社会秩序有一定的统一性。现阶段的中产阶层大多是体制的受益者，其所期待的稳定工作和美好生活也有赖于政府为其提供良好的保障和秩序。集体行动由于带有一定的反社会、反政府性质，将给自己的生活和现有社会地位增加不稳定因素，因此其参与程度总体不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与集体行动绝缘，一旦威胁到中产阶层自身利益，中产阶层亦会走上街头，上演社会抗争剧目。这说明中产阶层的态度和行为带有情境性，随情境差异而发生变化。而其情境转变之轴心则是中产阶层的切身利益。当然，由于中产阶层在维护自身权益时更倾向于采用温和的忠诚呼吁策略，这有利于相关部分通过协商民主方式，与中产阶层展开合作、对话，在对话中消除疑误、化解冲突。
（二）加强对中产阶层舆情治理的相关策略
1．加强重点议题和重点媒介监管，做好防范预警工作
凡事预则立，加强对敏感议题和高敏媒介的监控是防范中产阶层负面舆情蔓延的必要保障。监管的重点建议放在三个领域：一是议题监控，中产阶层重点关注的安全类、购房、教育、医疗、环保、养老等议题是舆情的高危地带，容易滋生负面舆情，造成中产阶层集体恐慌和焦虑，因此对这些议题要时刻保持警惕，重点监测。要经常开展社会民生调查以及社会热点问题调查，以及时掌握社会各阶层包括中产阶层群体的关注点以及现实难点、痛点及其对相关工作的观点态度。二是媒介监控，对中产阶层群体关注的微博、微信以及高度集中的“知乎”“果壳”“分答”等网络社群和社区保持高度关注，对可能引发负面舆情的线索、帖子以及大V进行跟踪，一旦达到负向舆情临界点，即提前预警，做出预案。三是社会网络监控，对容易诱发中产阶层集群行为的社会资本网络及其关键节点进行监管，如微信群、QQ群、校友会等。
2．发挥媒体和意见领袖积极作用，防范标签负面效应
媒体从业者和网络意见领袖因其自身携带的中产阶层基因，容易与中产阶层普通民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放大中产阶层的声音，因此，防范中产阶层负面舆情，要同时做好媒体和意见领袖的工作。对于媒体来说，要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自查自纠、监督督查等手段，时刻保持客观中立，警惕中产阶层私利观对新闻报道产生恶劣影响。对于意见领袖来说，要监管和引导并举，建立意见领袖动态资料库，强化对热度较高、扩散度较广的意见领袖评论的监督；健全常规化沟通渠道，利用茶话会、资政会、专题调研、专家咨询会等手段，吸纳意见领袖意见，将其纳入体制化管理轨道。同时，培养红色意见领袖，激发体制内意见领袖及其同盟者的网络舆论正能量。要警惕利用标签效应，诱发中产阶层大面积负向情绪。相关媒体和意见领袖要增强政治性和责任意识，在行文中对较为敏感的人或事要尽量使用相对客观的称呼，忌“标题党”。
3．保障中产阶层合法权益，建立与中产阶层的沟通协商机制
“促使中产阶级走向舆论前台大抵是新的社会问题及网络环境所致，但深根于中产阶级内心的焦虑，则是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的综合结果。”［1］目前中国相关的社会保障还不健全，对中产阶层的保障力度尚有待加强。社会各阶层中，社会上层因本身是社会各领域的强势人物，对决策的影响最大，社会底层因在利益博弈中受损最多，政府往往会在政策和保障层面予以特别补偿，如此社会中层反倒成了政府政策和社会保障中的“弱势群体”。比如我国政府虽然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但并未落实到具体政策层面。而且，提出“中产阶层”的概念主要是针对调节收入分配，并未把这个群体作为利益相关群体来考虑。［24］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时也应充分考虑到中产阶层的利益，促进这一阶层的成长、壮大。要建立与中产阶层的沟通协商机制，加强政府和中产阶层的交流互动，多听取中产阶层群体的意见、建议，促进其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使其对政府和现状的不满更多地转化为体制内部问题，防范其不良情绪对社会底层的示范引领作用。
4．引导中产阶层走出“后院”，走向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利
尽管大多数“中产阶级属于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面对社会风险和公共问题时往往会采取个人化的规避策略和替代方案”［9］，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囿于自家“后院”，没有走向公共领域，在更大范围内维护公共权利的可能。事实上，中产阶层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在拓展权利的领域和层次。比如将对房产的关注向环境、公共服务扩展，将社区自治向参选居委会、人大代表扩展，积极成立并参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热心公益、慈善等。对此，国家应大力鼓励，积极引导，广为宣传中产阶层中关注公共领域和普遍公民权的中坚分子，形成对中产阶层普通民众的良好示范效应，营造中产阶层对公益行为的集体认同环境。对中产阶层中的私利性和维权行为要葆有理解之心，同时对其极端私利性行为和有可能危害公共利益的邻避行为要予以一定引导，防范其脱离“安全地带”，滑向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利益，甚至威胁国家稳定、社会安全的危险境地。
（作者单位：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谢耘耕，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媒体与设计学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公共事件中政府舆论传播的受众反向认知》（项目编号：16CXW02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环境下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ZDB1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李玲．网络舆论场上的中国中产阶级［EB/OL］．凤凰网．（2017－02－25）. http://pit.ifeng.com/a/20170225/50732401_0.shtml.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8.
［3］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J］．社会，2005（1）: 11.
［4］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2）: 4.
［5］赵云泽，付水清．当下中国网络话语权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0（5）: 66, 67.
［6］李良荣谈“新常态下的舆情和舆情研究”［EB/OL］.（2016－11－13）. http://sjc.ahu.edu.cn/v4list.asp?id＝917http://sjc.ahu.edu.cn/v4list.asp?id＝917.
［7］宋痴．《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的笔记［EB/OL］.（2013－11－18）. 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29404144.
［8］剑齿虎已经灭绝：孙志刚之死十年祭［EB/OL］.（2013－03－26）．百度贴吧，http://tieba.baidu.com/p/2234345998.
［9］肖林．城市中产阶级的“后院”政治能走多远？［EB/OL］．观察者网．（2016－12－16）. http://www.guancha.cn/xiaolin/2016_12_16384596.shtml.
［10］中国式“邻避运动”如何终结？［EB/OL］.（2012－12－14）．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2012/1214/237454.shtml.
［11］笑蜀．祝愿厦门PX事件成为里程碑［EB/OL］．新华网．（2007－12－20）.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12/20/content_7284793.htm.
［12］熊易寒．他们真的不关心政治吗：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幅面孔［EB/OL］．凤凰网．（2016－08－25）. http://pit.ifeng.com/a/20160825/49836871_0.shtml.
［13］Myers, Daniel J. The Diffus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 Infectiousness, Susceptibility, and Mass Media Network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106（1）: 173－208; Scott, Alan and John Street. From Media Politics to E-protest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0, 3（2）: 215－240.
［14］吴畅畅．去邻避化、素朴的自由主义与中产阶级的“表演式书写”——以“7·23”动车事故为例［J］．新闻学研究（台湾）.2012（7）: 160, 165－166, 163.
［15］严泉．中产阶层的诉求与温州动车事故［EB/OL］．搜狐网．（2016－03－28）. http://cul.sohu.com/20160328/n442545239.shtml.
［16］任丽颖，朱峰．中国网民微博直播温州重大动车事故［EB/OL］．新华网．（2011－07－24）. http://tech.qq.com/a/20110724/000097.htm.
［17］祝华新，潘宇峰，陈晓冉．2016年中国网络舆情特征［N］．人民政协报． 2016－12－28.
［18］“意见领袖”需要团结和包容［EB/OL］.（2014－02－16）．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GB/n/2014/0216/c1003-24371150.html.
［19］2016年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生存现状［EB/OL］.（2017－01－08）．搜狐网，http://mt.sohu.com/20170108/n478081717.shtml.
［20］199IT－互联网数据中心．2016网络新闻从业者生态报告［EB/OL］.（2016－10－ 27）. http://weibo.com/1787567623/EeJ7NeNVM#!/1787567623/EeJ7Ne_NVM?type＝comment#_rnd1490346407528.
［21］为什么知乎会成为“魏则西”“雷洋”等事件发酵温床［EB/OL］.（2016－05－17）．百度百家，http://xmtzs.baijia.baidu.com/article/455768.
［22］又有人抱怨上海外地人太多了［EB/OL］.（2015－01－06）．西诺网，http://www.ccnovel.com/56527.html.
［23］汪润泉．中产阶级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基于中产阶级类型化的比较分析［J］．江汉学术，2016（12）: 18.
［24］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J］．文化纵横，2016（4）: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