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全球化越发展，我们就越是怀着乡愁走向远方，在陌生人社会里遭遇“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之惑。

人的自由天性总是使人突破地域性的交流，即便深知交流是没有保障的冒险，尝尽思乡怀亲的痛苦，也要为拓展自由交流空间而不顾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讲，自由天性成就了人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人因为多元文化与多元交流而具有了通向自由的可能性。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交流史的历史性转折，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普遍发展带来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并把人们推到了一种可能的历史场景之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跨地域、跨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有助于开放自我、开放社会，从而更好地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当然，这是被资本控制的普遍交往，资本使得社会交换成为互动的普遍形式，并进一步加速社会流动和分化，以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名义界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以“科学”的种族主义名义界定种族支配权力关系，以理性主义的名义界定社会分层，制造符合资本效益最大化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社会流动性增强，另一方面是种族之间、民族之间、群体之间、阶级之间的冲突频繁爆发，如何把人从交流的困境中救出就成了一个时代的问题。

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过程，它使人们从文化转向跨文化，一路与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话语理论、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相互激荡，有时也与全球化同行。

跨文化传播问题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被西方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营销学家等各路学者捕捉到，并形成了漫长的思想之流。这一思想之流隐含了特定的西方跨文化传播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霍尔”（Hall）的问题：好心的爱德华·霍尔试图帮助美国人克服傲慢与偏见，改善与其他文化群体的交流，但这种努力不仅改变不了美国霸权的实质及其灾难性的后果，相反被收编到美国全球化战略之中，以致霍尔当年的培训方法被扩展到各种商业培训，使美国人更懂得如何玩弄全球化的游戏。斯图尔特·霍尔力求指点强权范围之内和之间的缝隙，呈现文化抗争的希望，同时也通过建构去中心化的主体性，使人类能生活在互动与对话之中。可是，被全球化抛弃、压迫的人们常常是本能地选择冲突、暴力，把排斥他者作为抗拒全球化的方式，或者在文化自恋中独自疗伤，走向自我封闭；而英国政治家们则不断地以不同形式呼吁民族团结，暗中寻求办法来消除和抵制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出现。到头来，理论依然被大众与政治家的喧嚣无情地湮没。

长期以来，我们活在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阴影里，导入其理论与方法，可最终发现那是西方跨文化传播问题的产物，难以应对我们的问题。那么，中国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是什么呢？

中国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扩大了文化冲突，中国如何与他者交流，如何理解他者又如何被他者所理解，如何与他者进行价值观对话，如何与他者建立信任关系，如何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这些都成了极为迫切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面临更多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发展不平衡的民族如何化解冲突，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新生代农民等弱势群体的“交流贫困”，如何重建群体间的信任关系，如何面对媒介化社会的“失联”现象，如何在陌生人社会里重建人的交流关系。

在跨文化传播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有着相似性：无论是崇尚自由、信奉占卜的罗姆人，还是怀着乡愁为寻找富裕之路而散落四方的中国农村人，每个拥有不同信条的群体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被共同赋予同一个信条——财富。当财富分配不均，每个群体都会用自己的文化方式表示着抗议。中国有着跨文化的特殊性，更多地偏向以文“化”人的同化策略，失落了“和实生物”的智慧。而这种智慧的失落使多元文化群体的交流失去了内在的支撑。

这套丛书试图集中探索基于中国问题的跨文化传播，其特点在于：聚焦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交流问题，并把这种问题还原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加以观察，呈现中国人的跨文化交流，寻找新的理论解释路径，建构中国人的跨文化传播视野。

为此，我们努力面向问题而思，面对交流而辨。

是为序。

单波

2015年秋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