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小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全球气候变化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证明了气候是农业重要保护伞，同时对农业又有最直接的破坏作用；农业直接影响气候变化，又能缓解气候变化。IPCC的4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均认为，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短期是正面的，如使产量提高等；长期是负面的，如使病虫害频发等；高纬度地区是正面的，中低纬度地区是负面的。

二是从自然科学层面研究的成果较多，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的成果少。2010年J. Wang、J. Huang和S. Rozelle证明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将反过来影响全球农业生产力和贸易，这一研究成果具有全新意义和代表性。

三是国内对区域影响的研究成果丰富扎实。如刘颖杰、林而达认为，过去20多年气候变暖对不同地区粮食产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气候变暖促进了东北地区粮食总产量增加，抑制了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粮食总产增加，而对华东和中南地区粮食产量影响不明显。

四是对农业发展理论以及农业现代化进行了系统化研究，成果丰富，如《中国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循环农业发展理论与模式》《现代农业发展理论：逻辑线索与创新路径》等专著。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编写组系统地把握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特点与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和研究参考。

五是国内外对气候变化与农业、低碳农业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外在2003年，国内在2006年），概念性、介绍性的内容较多，但系统性、深入性有待加强。国内研究成果在知网（期刊、博士、硕士库，按篇名搜索）收录的情况是：农业、气候变化，2003～2005年25项、2006～2011年277项、2012～2013年126项；低碳农业，2007年以前0项、2008年1项、2009～2011年316项、2012～2013年239项；气候智能型农业，2010年以前0项、2011～2013年4项；智慧农业，2005年1项、2006～2011年14项、2012～2013年30项。正因如此，加强对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问题研究，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六是近年来，国外对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问题的关注以及全球性推动力在增加。Anne Bogdanski认为气候智能型农业应建立综合粮食能源系统，即结合粮食和能源生态系统生产的方式，比如农林业或综合作物—畜牧业—沼气系统，持续地缓解粮食、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压力和风险，给农村和城市人口提供稳定的粮食和能源。Kerri L Steenwerth等认为气候智能型农业研究必须针对农业或农业生态水平，设计多功能解决方案和指标验证方案，减少在采用新技术和实践时给农民带来的风险，从而促进保持粮食生产稳定性等方面的跨学科研究。

Ademola K Braimoh介绍了尼日尔隔离碳排放农业技术、卢旺达的坡地气候管理农业、乌兹别克斯坦节水农业以及巴西改革中的农业政策等。Christine Negra等介绍并研究了巴西的可持续发展投资，以及建立法律和强制机制来改善无节制市场驱动下的林业开发；埃塞俄比亚提出的创新参与式流域发展计划，小农户改造贫瘠土地改善计划；新西兰的政府与私人部门合作研究并支持确保受气候变化和国际贸易动态影响的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恢复能力。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Tom Vilsack）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USAID Administrator）拉吉夫·沙阿（Rajiv Shah）撰稿介绍了美国政府发起气候智能型农业全球联盟的情况，该联盟于2014年9月发起成立，其目的是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搭建合作平台、推广实践经验，促进农业生产者主动为缓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努力。

七是我国气候智能型农业研究逐渐破题。2013年之前研究或介绍气候智能型农业的文章很少，方杰、张丽丽的文章也仅仅从环境恶化，尤其是气候变化催生了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理念和该发展模式的特征进行阐述，深入探讨不足。2013年以后我国介绍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的文章增多，也有以“气候智慧型农业”为题展开的研究。倪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气候智能型农业”肩负双重使命》的文章，介绍了南非农业渔业发展部、世界银行和FAO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全球农业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高官会议”，以及该会议对发展气候智能型农业的讨论。2014年11月5日，胡璇子介绍了由我国农业部与世界银行共同实施、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气候智慧型主要粮食作物生产项目”在北京的启动情况，并指出“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已经在喀麦隆、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开始实践，并初步取得了成效。张卫建认为“气候智慧型”农业将成为农业发展新方向。龚晶、刘佳进一步研究了气候智能型农业的内涵、实践与启示。

八是关于“气候智慧型农业”在我国的试验、实践项目的报道不断增加，并对具体实施技术进行阐述。有报道显示，2013年12月，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批准向中国提供4笔贷款，用于支持我国示范可持续智慧型农业、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及相关项目。其中，甘肃、湖南、江西和辽宁四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重庆市的“具有可持续性和气候韧性的农业生产体系”发展项目获得2亿美元。我国政府与GEF将于2014～2019年共同出资3010万美元，在粮食主产区开展“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的试验与示范，旨在探索“气候智慧型”农业生产体系的技术模式和政策创新，为世界农业生产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成功经验和典范。此外，还有研究涉及“气候智慧型”技术应用，比如，有研究认为腐殖酸产业将在“气候智慧型”农业发展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据此可见，目前学术界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农业发展关系研究主要体现“三多三少，三强三弱”的特点。所谓“三多”是指对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研究成果多，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农业发展的研究方法多，对农业生产释放温室气体的实证评估多。所谓“三少”是指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相对农业影响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少，对农业一般低碳技术创新相对智能低碳技术创新成果少，低碳（气候智能）农业实践研究相对低碳、智能理论研究成果少。所谓“三强”是指国外的相关研究较国内强，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较社会科学领域强，国内对区域性研究较全国性及省际强。所谓“三弱”是指对“气候智能”农业的定量研究较定性研究弱，跨界（气象学、农学和智能工业结合）研究较单领域（农业或生态学）研究弱，制度建设、评估体系研究较农业转型意义研究弱。

值得注意的是，对气候智能型农业的研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探索性的，相关实践活动、试验区建设均已起步，预计10年后有了相关数据的积累，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发展模式探究将全面展开，并可以有成熟模式不断进行推广。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国内外均在探讨“智慧农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与低碳农业紧密结合就可能诞生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范本”，为此，我们应该高度关注“智慧农业”与低碳农业制度及高端技术的结合与嫁接，积极探索气候智能型农业的发展路径。因此，本书对中国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的研究虽然仅仅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但希望能引起广泛关注、讨论和批评，以达到开阔思路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