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和研究框架

2005年，我在雅安市进行民族乡调查时，发现因为硗碛水库的修建，硗碛藏族乡面临场镇被淹没、部分居民移民的问题。考虑到这里历史上是嘉绒藏族穆坪土司辖地，20世纪50年代后未进行过民族调查，因此决定将这里作为田野点，进行调查。第一次田野工作开始于2005年9月，为期一个月。在此期间，我和我的三位同事带领四川大学的一位博士生、一位硕士生通过调查，掌握了硗碛乡的整体情况。此次调查结束后，硗碛乡成为我的跟踪调查点，2006年10月，我在这里又进行了一个月的田野调查。2007年开始博士阶段学习后，我确定以嘉绒藏族为研究对象，并于2008年9～11月进行了开题前的田野调查，确定了以房名和嘉绒藏族社会结构为研究主题，2009年9月到10月进行了两个月的田野调查，2010年春节期间又进行了补充调查。本书的田野调查资料即来自这五年中的多次田野调查。在此期间，我还查阅了宝兴县档案馆和宝兴县县志办的所有资料，获得了当地1950年的户籍资料，在田野过程中进行了逐户核对。

图0-1 田野点位置

在田野调查期间，我先后居住在泽根村泽根组和嘎日村冰丰组的农户家，主要对嘎日村冰丰组进行了逐户访谈。参与了当地一些重大的仪式活动，如春节、祭山会、永寿寺的活动、吃月母酒、房屋修建、房屋落成典礼、修建坟山、打斋等，但未能参加婚礼和葬礼。同时，访谈了一些嘎日村、泽根村、咎落村的老人及一些熟知当地历史和礼仪的报道者，访谈了熟悉手工艺的木匠、石匠、银匠和裁缝等，参加了硗碛乡的一些公共活动。因此对资料的分析主要基于访谈和观察的结果。

本书根据对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房名的研究为切入点，对嘉绒藏族的社会结构进行讨论，以完成一篇有关嘉绒藏族社会结构的民族志，展现一个不同文化中的社会的特殊性。

本书首先希望能够清晰地描述嘉绒藏族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房名。为此，必须明确嘉绒藏族所居住的地理环境、嘉绒藏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嘉绒藏族社会的基本面貌，理解土司制度和份地制度在嘉绒藏族社会的重要地位，从而为了解房名这一社会单元提供自然和社会背景知识。在这一背景下，本书从份地制度和房名之间的关系切入，依据20世纪初到2010年约100年间房名获得途径的变化情况，讨论在以山地农耕和高山放牧为生计的社会中，土地制度如何对房名获得起到决定性作用。本书进而讨论在已经获得房名的家庭中，房名如何继承，说明由于婚姻和居处的共同影响，嘉绒藏族社会所形成房名的继承原则。通过对房名与土地制度，房名与婚姻、家庭、居处间关系的讨论，说明房名所代表的是一个包含一座房屋、居住在房屋中的家人，以及所有的财产、土地、赋税、差役、声望等在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结合的概念，与人类学使用的家屋（house）概念一致。因而嘉绒藏族社会呈现与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家屋社会”（house society）类似的特征。

在对房名进行了研究，并确定其具有“家屋社会”的特点后，本书希望通过对家屋内社会关系的研究，了解家屋对于嘉绒藏族社会的社会意义，从而解释人们为什么用家屋的名字作为社会单元的文化符号。本书通过对家屋与环境，家屋内的神、人、畜“三界”的空间安排，家庭生活的中心火塘边的空间及其社会意义的研究，帮助我们了解家屋内神圣和世俗的关系、代际关系、社会性别关系，以及这些关系通过什么途径超出家屋的范畴，并最终与嘉绒藏族社会的社会关系相对应。研究表明，家屋的名字不仅代表一个家屋物质和非物质的一切含义，而且反映嘉绒藏族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因此被选择作为社会单元的文化符号。

最后，本书通过对宗教活动的考察，来探讨藏传佛教信仰和山神信仰怎样将家屋整合为村落和社区，并讨论当地社会结合的文化基础及社会结合的具体方式。同时本书通过对永寿寺和祭山会两个不同层次的宗教活动进行具体分析，说明在嘉绒藏族社会的社会结合中，宗教活动体现出其社会结合以地缘为主、以血缘为辅的特征。

本书共分七章。导论提出了本书的理论和视角。第二章是对语境的介绍，以便将对房名的研究放到历史上这一区域内族群、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背景中进行观察。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对房名制度本身的分析，重点在于通过土地制度、亲属关系、居住格局对房名的获得和继承的影响，说明房名本身的特征。第五章主要讨论人们为何选择家屋的名字作为其社会单元的文化符号，重点分析家屋中的社会关系，说明这一社会关系如何反映嘉绒藏族的社会结构。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分析嘉绒藏族的社会结合方式，说明形成社会结合的根基性观念还是地域性的山神信仰。

总之，本书希望通过对嘉绒藏族家屋这一基本社会单元的结构、功能、内部关系和外部功能的研究，揭示嘉绒家屋社会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