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化”同步的理论依据与互动关系研究

——以陕西咸阳市为例

摘要：探索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是推进“三化”同步发展的关键。本文首先对“三化”关系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接着根据陕西咸阳的“三化”发展相关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 Regression, VAR）模型以及向量误差修正（Vector Error Correction, VEC）模型来估计与分析，采用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分析了1990～2011年该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三化”互动关系的相关结论。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

 

一 引言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文中简称“三化”) 同步发展是党中央做出的与时俱进的战略决策。“三化”同步发展的本质就是要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缩小工农业发展差距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三化”同步发展的关键在于改变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局面。本文以陕西咸阳为例，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相关结论。

二 “三化”关系研究的文献梳理与理论依据

（一）文献梳理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201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三化”同步是“十二五”期间“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此后，关于“三化”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越来越多。中国农业经济学会2011年年会曾专题召开了“三化”同步发展的学术研讨会，在政策措施上提出了四个方面14条建议。陈景华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关系研究》一文中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有互相促进、互相平衡、互相阻碍三种”,“互相促进关系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最佳的关系目标选择”。戴啸涛、贾丹华在《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内在关系研究》一文中认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发展有着重要的协助、推动作用；农业现代化能够为工业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原始资本，能为城镇现代化提供市场，是城镇化的基础，因此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之间是一种协调互动的关系。”崔慧霞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内在机制与相互关系研究》一文中提出：“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具有共生共荣特征。”“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加速器，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刺激了城镇化的发展。”蔡键、张岳恒在《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基于农业生产要素角度的推拉效用分析》一文中从农业生产要素的角度对“三化”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工业化将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和高新的技术，对其将产生一定的推力作用；城镇化将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农地维持稀缺状态，对农业现代化将产生一定的拉力作用。基于农业要素进行分析，“三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化为一个推拉框架。姜会明、王振华在《吉林省“三化”统筹机制的实证分析》一文中从“三化”统筹的角度，提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农业现代化创造保障，三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工业化是“三化”的前提和动力，农业现代化在“三化”中处于基础地位，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统筹的桥梁和纽带。

（二）理论依据

1．马克思的地域分工论

马克思的地域分工理论是对区域经济中空间问题研究的重大贡献。关于地域分工的内容，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从地域上看，一个区域是现代产业集聚的现代城市；另一个区域是农业、农村，包括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传统农村和现代农村。城乡对立的运动永久存在，改变的不过是分工的具体内容。马克思的地域分工论表明了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且表明了城乡对立与融合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地域分工论，马克思为我们描述了城乡不同的生产形式：城镇将以大工业为中心实行集中生产，而乡村将以农业为中心实行分散生产。这种划分并非绝对，但表明了工业生产对城镇发展的重要性。从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农村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农业的发展，反而要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以支持城镇工业的发展。同时，地域分工论表明，城镇具有人口聚集功能，乡村人口必然向城镇集中，城镇还具有生产工具、公共服务、资本、享乐和需求中心的优势，也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的地域分工论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指导“三化”同步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

2．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 (Gurmar Myrdal)在1957年提出的，后经卡尔多、迪克逊和瑟尔沃尔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模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充分论证了城镇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主要涉及产出和收入、生产和生活水平、制度和政策等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因素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某一经济因素的变化会通过因果关系影响另一经济因素的变化，第二次变化反过来会加强第一次变化的效果，如此循环累积下去。缪尔达尔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一区域受到资金、技术、信息、区位及创新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其经济发展水平会形成领先优势，这种领先优势吸引周边弱势区域的各种经济要素向其流动，是为“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在“回波效应”作用下，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会更加落后；相反，具有领先优势的区域，将自身具有经济优势的要素向周边弱势地区扩散，是为“波及效应”(Spread Effect)，在“波及效应”下，弱势地区经济会受到刺激并发展，与优势地区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自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以来，我国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和城镇扩张的现象，这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相对落后。然而，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具备，又会促进农业、农村向更高层次发展。

3．哈肯的“协同理论”

协同论 (Synergetics) 又称“协和学”或“协同学”，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它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 (Hermann Haken) 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所谓协同，就是系统中诸多系统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与集体行为，协同是系统整体性、相关性的内在表现。协同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哈肯在协同论中，描述了临界点附近的行为，阐述了慢变量支配原则和序参量概念，认为事物的演化受序参量的控制，演化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决定于序参量。协同理论认为，协同效应是指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是指复杂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协同作用是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驱力。任何复杂系统，当在外来能量的作用下或物质的聚集态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子系统之间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协同效应说明了系统自组织现象的观点。协同论认为，所有系统的宏观有序性都由组成它的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决定，即所有系统宏观性质的改变，都是协同作用的结果。尽管社会经济系统的各种子系统，如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但协同作用是普遍存在的，即“三化同步”存在内在的联系。

4．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 (W. Arthur Lewis) 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20世纪60年代，刘易斯从城市发展的立场出发，深刻地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这个论述很具启迪性，也是“三化同步”的重要观点。刘易斯拐点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三化同步”发展的经典框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向一个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框架。刘易斯认为实现上述转变的基础是工业发展，没有工业发展就没有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生，就没有现代城市的产生，更不会有农业现代化的出现。

三 “三化”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国内关于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工业结构和农业经济发展为变量展开得比较多。杨万江、吴囡以统计学常用的三种分析比较时间序列数据的绝对值、定基发展速度、环比发展速度方法为基础，确立了三种差异度指标，进而对“三化”同步性程度进行测算。李志萌、杨志诚用劳动生产率比较法、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比较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较法三个方法测定“三化”同步发展程度，这三种测定方法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能较好地反映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同步、协调程度。马远、龚新蜀 (2010) 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协整分析、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的方法对“三化”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一方面，我国经济高速增长，GDP持续增加，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结构不平衡性矛盾突出，农业发展缓慢。城乡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压力大等问题依然存在。同时，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未来20年将有3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镇，我国正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明显改变，农村劳动力已经进入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阶段；我国工农城乡之间互动关系增强，“三农”的发展对工业和城市的支撑或制约作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对“三农”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对“三农”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朗。面对这些问题，究其最终原因，就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三化”间发展不平衡。本文根据陕西省咸阳市的“三化”发展相关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 (Vector Auto Regression, VAR) 模型以及向量误差修正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VEC) 模型来估计与分析，采用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经济分析手段研究1990～2011年该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关系。

（一）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其统计性描述

本文选取陕西省咸阳市1990～2011年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

1．指标选取

本文结合陕西省咸阳市的实际，设定工业化水平指标为IR，采用工业化率，即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水平。设定城镇化水平指标为UR，采用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假设农业现代化水平为AG，本文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综合有关统计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咸阳市的农业现代化水平。

2．数据来源及其统计性描述

由图1可知，从1990～2011年，咸阳市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其中城镇化发展较为明显，城镇化水平由1990年的26.42%到2011年的42.56%，年均增长0.73个百分点；特别是2009年以后，咸阳市的城镇化进程飞速发展，城镇化速度突然加快。工业化水平从1990年的34.64%增长到2011年的45.77%，年均增长0.51个百分点，发展呈螺旋上升的态势。咸阳市农业现代化水平总体上呈现平稳式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0.17个百分点，相对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水平还是比较滞后的。

（二）实证分析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a．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了协整理论，指出一些同阶的非平稳经济变量的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序列，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在经济意义上，这种协整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可以通过一个 (些) 变量来影响另一个 (些) 变量的变化。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有可能是平稳序列。由于源数据易受经济波动影响，会造成指标数据的平稳性变差、异方差等问题。为避免以上问题的出现，文中对AG、IR、UR分别取对数，以In AG、In IR和In UR形式进行研究，经处理后的指标并不影响原序列的协整性。

单位根检验。由图1可以定性地判断AG、IR、UR不是平稳序列。为避免非平稳序列可能产生的虚假回归现象，本文采用增广DF (ADF) 单位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水平，通过的变量实行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滞后阶数的确定采用SC准则。检验结果 (本文计算采用Eviews 6.0软件) 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各序列在5%的水平下均为不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在置信度为95%的置信区间内平稳，所以这些对数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由此表明，三者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b．建立VAR (2) 模型

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常被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以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VAR模型通过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回避了结构化模型的需要。本文根据实际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且使用LR统计量(5%的显著水平)、FPE最终预测误差、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和HQ (Harman-Quinn) 准则5个指标做判断，选取“三化”关系模型滞后阶数为2，对无约束的VAR (2) 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根据咸阳的相关数据建立VAR (2) 方程，使用Eviews 6.0软件计算整理后得到VAR模型如下：

其中，(1) 式至 (3) 式滞后期为无约束VAR (2) 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值为1，由VAR (2) 模型的几个方程检验结果表明，(1) 式的拟合度为0.9820, (2) 式的拟合度为0.6849, (3) 式的拟合度为0.9948。这里我们选择具有最优拟合度的 (3) 式为研究模型。从协整检验结果可得，在1%的显著水平上变量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即三者之间存在正长期的稳定关系。

从 (1) 式可得：从1990年到2011年，咸阳市的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同步推进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正向的影响。“三化”关系协整方程系数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咸阳的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提高1.03个百分点，而农业现代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其城镇化水平提高0.31个百分点；农业现代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其工业化水平提高0.35个百分点。说明工业化比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速度快，同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对于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作用不可低估。

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由以上分析可知，咸阳市的“三化”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但是，为了研究短时期内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是否存在同向作用关系，及当城镇化水平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其回调速度的情况，本文构建其误差修正模型来进行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该模型的R2为0.8765, AIC为-7.7566, SC为-7.4023，模型的整体效果较好。由该模型可知，城镇化水平的短期变动可分为四部分，分别为：工业化的短期影响、城镇化自身的短期影响、农业现代化的短期影响及城镇化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ECMt-1反映了“三化”之间长期均衡关系，也是误差修正向量。其中模型的均衡调整系数为-0.093，表明当城镇化水平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093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此外，短期内工业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对城镇化水平的弹性为负数，即-0.187和-0.051，与长期协整方程的弹性系数相反，这说明在短期内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对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具有阻滞效应。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 (Granger) 因果检验是检验对于目标变量来说某个内生变量是否可以被看作外生的。假如某个内生变量有助于预测目标变量而不能有助于解释次内生变量，就认为此内生变量是目标变量的格兰杰原因。对咸阳市的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滞后期为2，结果见表3。

从表3中可知：①农业现代化不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主要原因是咸阳市轻重工业结构不平衡，局部区域主要以重工业为主，工业与农业关联度不是很密切；工业化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煤炭等资源工业的快速发展需要使用该地区大量的土地，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而工业的发展需要技术工人，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来说提高收入水平更加困难。②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建设的格兰杰原因，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和生活必需品基础，同时创造了消费市场；城镇化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近几年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使得部分农民进城，农村的优势资源 (包括人力、财力) 无法有效地在农业方面发挥，因此，城镇化对拉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作用不明显。③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不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

3. InAG、InIR和InUR的脉冲响应分析和差分分解

a．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滞后值的影响，对一个变量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递给其他所有的内生变量。利用性质良好的VAR (2) 模型，分别给lnAG、lnIR、lnUR一个Cholesky标准差冲击，可以通过EVIEW 6.0软件计算一个标准差大小的lnAG、lnIR、lnUR冲击对lnAG的影响。脉冲响应见图2、图3、图4。

从图2可知，农业现代化水平受自身影响较大，对其自身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开始呈现正负向交替效应，影响效果逐步增强。前5年、10年、21年累计效应分别约为-0.00143、0.12915、-0.1021。这说明农业现代水平受自身及往期影响波动较大，意味着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逐年缓慢变化的过程。

从图3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的响应，其脉冲响应模式图相反。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一个标准差正向的冲击效应，在前5年、10年、21年的累计效应分别为0.05、0.09和0.25。这表明工业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农业现代化水平累计上升5.83%、9.72%和15.13%。这可能是工业化水平提高，导致第二产业增长，从而拉动第一产业农业投入的增加，农业现代化水平有所上升。本文认为，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对农业的补偿效应逐年提升。

从图4可得，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一个标准正向冲击后呈现负向效应，前2期效果不明显，从第3期开始负向效应增强。前5年、10年、21年累计效益分别为0.04、-0.12和-0.27。这可以看出城镇化过快对农业现代化长期发展有一定的阻滞效应。城镇化有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改变，但是大量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导致农村大量优势资源流失，对传统农业的投入降低，从事农业劳作的强健劳动力大量流失，这些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极为不利。

b．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分析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 (通常用方差来度量) 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

从图5可知，lnAG的预测方差主要来自自身的冲击，从第3期开始下降变化趋缓，基本保持在20% ～40%的范围。lnIR的冲击对lnAG从开始直到第2期一直是上升的趋势，上升速度基本保持。lnUR的冲击对lnAG影响也很大，直到第4期都一直处于上升，而后下降，随着预测的延长而逐渐呈下降趋势。分析结果得出咸阳市在城镇化带动农业化方面仍然不足。

总结以上分析，从1990年到2011年，咸阳市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且呈同向发展趋势，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继续推动工业化，尤其是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且对两者发展的贡献率会不断增加。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推进“三化”协调发展，要遵循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规律，从关键点和薄弱环节出发，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和支持政策体系。

四 结论

第一，“三化”同步发展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揭示，农业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三化”同步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

第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工业化、城镇化可以带动和装备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则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支撑和保障。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展，农业现代化就缺乏动力，而农业现代化如果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也会导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受阻，影响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

第三，对咸阳的实证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具有正效应；短期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具有负效应，短期内将资本要素过多投入工业将会导致对农业投入的减少。

第四，关于“三化”发展现状的评价。我国的“三化”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正逐渐向“三化”同步发展演变。当前，解决2亿农民工真正在城镇落户并落地问题是推进“三化”同步发展的关键步骤。我国的“三化”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且处于上升趋势，但整体协调度低，“三化”同步发展形势依然严峻。

第五，上述实证分析证实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及城镇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着重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工业化将对农业现代化产生一定的推力作用，而城镇化则对农业现代化产生一定的拉力作用。

 

参考文献

崔慧霞：《“三化”同步发展的内在机制与相互关系》, 《现代经济探讨》2012年第6期。

尹成杰主编《“三化”同步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徐大伟、段姗姗、刘春燕：《“三化”同步发展的内在机制与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协同学和机制设计理论》, 《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2期。

夏春萍：《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