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制度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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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银行金融中介组织的类型和功能

美国学者约翰·G.格利和爱德华·S.肖把金融中介组织分为货币系统和非货币系统两大类。作为货币系统的金融中介组织,主要购买初级证券和创造货币;作为非货币系统的金融中介组织只履行购买初级证券和创造对自身的货币债权的中介职能,这种债权采取储蓄存款、股份、普通股票和其他债券的形式。

金融中介组织一般由银行金融中介组织,以及非银行金融中介组织构成,具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信息咨询服务机构等,构成了现代经济的核心体系。从现实来看,金融中介组织的类型,主要包括存款类、合约类以及投资类。

存款类金融中介组织,包括银行控股公司,美国约有480家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如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等都属于银行控股公司;商业银行、储蓄和贷款协会、信贷协会、分支行制银行和外国银行等。合约类金融中介组织主要包括各类保险公司;投资类金融中介组织主要包括证券公司、金融财务公司、投资银行(2008年后,独立投行不复存在)、共同基金和投资基金等。美国主要金融中介组织的分类及其资产规模情况详见表3-1。

表3-1 美国主要金融中介组织的分类及其资产规模情况(年底)

资料来源:Frederic S. Mishkin,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11th edition(Pearson,2016), p.209。

表3-1显示,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3年,存款类金融中介组织中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扩张相当迅速,保险公司、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发展势头很好,资产多倍地增加。

金融中介组织具有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优势,可以在市场失灵时给客户提供一定的保护,但缺少透明度,对社会和有关经营环境方面的问题关注不够,一旦破产和倒闭就会直接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在资金融通、跨期资产配置,以及套期保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忽视金融中介组织的作用。在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中,金融中介组织的融资比例差不多占40%,详见图3-1。

图3-1 美国与加拿大、德国和日本非金融企业外部资金来源比较

资料来源:Frederic S. Mishkin,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11th edition(Pearson,2016), p.209。

图3-1显示,对于非银行贷款在非金融企业外部资金中的占比,美国为38%,加拿大为18%;对于银行贷款在非金融企业外部资金中的占比,美国为18%,德国和日本分别高达76%和78%;对于债券在非金融企业外部资金中的占比,美国为32%。

美国学者阿克洛夫、本斯顿、戴蒙德、威廉·夏普,以及格利和肖等人认为,金融中介组织具有资产转换、降低交易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分担与转移风险等功能,因此是不可或缺的金融组织。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等是对金融契约和证券进行转化的金融机构,它们发行的金融债权对普通客户来说远比由企业直接发行的债权更有吸引力,其本质就是在储蓄—投资转化过程中,在最终借款人和最终贷款人之间插入一个第三方,有实力的金融机构才能提供标准化的专门融资技术。

20世纪70年代,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保险市场的分析、乔治·阿克尔洛夫对旧车市场的研究,以及迈克尔·斯彭斯对劳动力市场的探索,都突显了金融中介组织作为信息中介的作用。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轻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除了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监管作用之外,金融中介组织可以作为“信息的专业代理人”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

美国加州大学的赖兰德和佩勒专门研究了信息不对称与金融中介组织的关系。认为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的一方对交易的另一方不充分了解的现象,在贷款者和借款者的资金借贷中存在事前和事后两种信息不对称,它们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中介组织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更多的人参与到金融市场中来。Hayne E. Leland and David H. Pyle, “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32(1977): 371-387.

耶鲁大学教授雷蒙德·戈德史密斯认为,事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实质是借款人几乎能够无成本地获得投资的最终结果,从而使金融合同对具体借款人的约束降低。解决事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对借款人进行持续的监督,而这种持续的监督将由金融中介组织代替贷款人进行。Douglas W. Diamo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1(1984): 393-414.

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等认为,由于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市场不能起到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而金融中介组织则具有筛选机制和社会簿记的作用。它们可以通过自身的经营活动,掌握借款人的有关信息,从而比其他信用评估代理机构更具有信息优势,便于对借款人做出筛选,使违约的可能性尽可能降低。Joseph E. Stiglitz, Andrew Weiss, “Banks as Social Accountants and Screening Devic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Credit, ”NBER Working Paper, No.2710, September 1988, pp.1-56.阿罗·肯尼迪认为,通过不同的资产组合,金融中介组织可以增加资金流动性,实现分散和转移风险,这在现代资金融通中显得尤为重要,如保险机构在风险分担和转移中就比其他金融中介组织优势更明显。Kenneth Joseph Arrow, “Insurance, Risk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Georges Dionne, Scott E. Harrington eds. , Foundations of Insurance Economics(Springer,1992)pp.220-229.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金融业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金融中介组织的作用就不仅仅是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了,而开始涉及为投资者提供金融增值和辅助服务,可以为客户提供流动性服务、风险转换和管理。如共同基金,可以通过创造现金流稳步分布的金融产品,为投资者减少参与成本。

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对金融中介组织功能的认识也逐步扩展,突破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范式约束,开始强调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价值增加等方面的影响。因此,风险、不确定性、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等构成了金融中介组织演化的客观要求,而制度、法律和技术则构成了金融中介组织演化的现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