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这几任美国政府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是什么？其东亚政策有何规律性的模式？产生这种模式的原因何在？这种模式对美国的对日、对华政策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答对于我们理解美国亚太政策的制定和更加准确地把握中美关系、美日关系乃至中日关系都大有裨益。

早在二战临近尾声之际，美国总统罗斯福便开始构思战后的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并初步确立了美、苏、英、中“四警察”的设想，这一设想成为后来确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在这一战略设想的指导下，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重心是以中国为战略支点，扶持中国并把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纳入美国势力范围，彻底消除日本再次成为威胁和平的国家的可能性。

但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和随后中国革命的胜利，继任的杜鲁门总统在坚持联合国制度的同时，对美国的东亚地区战略进行了修正，通过对日和约和美日安全保障同盟将日本逐步打造成美国东亚战略的重心和支点；美国转而通过美日同盟来实现东亚前沿军事存在以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在中苏结盟、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参战后，美国逐步将中国视为东亚地区最具威胁的头号敌人，是遏制的首要对象之一，中美关系也开始步入二十余年的对抗时期。这一阶段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由“扶持中国控制日本”转向“复兴和重新武装日本，遏制共产主义扩张”。

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持续介入，使自己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在与苏联的全球争夺中出现了力不从心的局面和态势，为改善与苏联冷战的不利局面，尼克松总统从“全球五大力量中心”的现实主义政策视角出发，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并于1972年成功访华，从而打开了美国对华接触的大门。但在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上，日本朝野对尼克松的越顶外交表示了不满。自此，从中美两军在朝鲜半岛交战以来，美国首次需要与中国、日本两国同时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于是，如何处理好美国的对华和对日政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日两国孰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支轴和重心，成为此后美国历任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尼克松－基辛格组合推出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框架用以指导和处理中美关系，同时在对日关系中构筑一道高高的防火墙，不使贸易冲突影响安全关系，形成中美日共同阻止苏联向太平洋扩张的态势。卡特政府执政之初，卡特总统及其国务卿万斯都持有美国战略乐观主义态度，并主张推进美苏缓和，因此对中国的战略作用表现出了轻视，对加快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态度较为冷淡；而对于日本，卡特上任后第二天即派副总统蒙代尔访日，并且卡特政府希望日本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更多地承担起保卫自己的责任。随着苏联在全球的猛烈扩张和美国战略态势的恶化，卡特政府重新审视中国的战略作用，在1978年底与中国就关系正常化达成一致，并于次年初与中国建交，以改善美国在与苏联对抗中的不利态势。

里根相对于之前的三位总统，最初更加倾向于拥抱日本，其在任期间推动日本明确界定日本自卫队的新角色和新任务，并坚持认为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的日本，是美国的关键战略伙伴。而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里根政府内部因处理对台军售问题，引起了一场围绕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大争论。“重华派”从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出发，强调美国同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而“重日派”则认为中国的战略重要性被夸大，在抵御苏联扩张方面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中国需要美国甚于美国需要中国，因此亚洲政策的落脚点应该是日本而非中国。但因为苏联威胁的存在，中美两国在处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系列争论之后，军事、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也随之发展起来，中美关系重新升温。

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使中美关系原有的战略基础顷刻消失，美国的东亚战略、对华和对日政策都面临着调整，从而形成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大辩论。克林顿政府作为冷战后的第一届美国政府，在享受冷战胜利果实的同时，将经济安全确定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首，把攻克美日贸易不平衡这一“顽症”放在首位，美国在两国贸易磋商中的高压态度引起了日本朝野普遍的反感，这使得美国的战略家们呼吁克林顿政府从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美日同盟，而非过度突出贸易摩擦，此举最终导致1996年4月美日两国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实现了对美日同盟的再定义；相比之下，中国的战略地位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最初两年里却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其将中国视为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在中国经济呈现迅猛发展势头后，也只是倾向于通过接触政策来谋求中国在人权和核不扩散等议题上出现美国所希望的进展和转变。与美国对日政策已经形成大战略相比，对华政策在克林顿入主白宫的最初几年，则表现为缺少内部整合和部门间的协调；随着朝核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南亚印巴两国的核试验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所表现出的亚太安全、经济形势复杂化，美国逐步意识到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地区秩序安排并不足以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安全、经济和政治挑战，因此，克林顿政府逐步确立与中国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以谋求中国在建立冷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合作。克林顿政府在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地位和推动中国入世等方面的努力，以及1998年访问中国而没有经停日本，被日本朝野视为“忽视、边缘化日本”的重要标志。

奉行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小布什政府，试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界定美国的亚太战略，其以美日同盟为抓手，遏制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力量上升态势，中国被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而美日关系则随着小泉政权的“追随政策”日益紧密，甚至有超越美英特殊关系之势；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打乱了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构建反恐统一战线成为首要任务，其对华政策渐趋务实；基于朝核问题日益凸显以及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与支持，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美国期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此相对的是，随着小布什政府中“知日派”官员相继离任，再加上小泉政权的结束，美国政府疏远日本的说法不绝于耳，安倍和福田首相的先后辞职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对日本政治的信赖，各界再次传出了“美国是否不再关心日本”的呼声。

通过上述史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尼克松政府推动中美重新接近之后，卡特、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四任政府的东亚政策中都表现出以下特点：对日政策由亲密合作到疏远忽视，而对华政策则由最初的关系紧张转变为日益重视。因此，尼克松之后的历任政府的东亚政策的逻辑都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相对应的是其东亚政策重心也同步发生转换，并体现在对华和对日政策上。厘清美国东亚政策的规律性模式及其原因所在，在理论和现实层面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