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

阶级斗争史观的双重视野及其历史整合

——以中国近现代革命化史为例

牛方玉

摘要 对于阶级斗争，传统马克思主义习惯于从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角度加以理解和解释，强调阶级斗争史观与唯物主义史观的一致性。事实上，阶级斗争也是一种伦理诉求，带有强烈的主观意志色彩。这种伦理诉求是否具有现实性、正当性需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和校正。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物理原理，实际构成了阶级斗争史观的物理视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原理构成了阶级斗争史观的伦理视野；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需要同时把握物理与伦理两种视野，实现物理与伦理两种价值的历史整合。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化的历史上，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探索和实践两种价值的整合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阶级斗争 唯物史观 伦理视野

极性思维大概是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一段时期，阶级斗争史观曾被认为可以直接等同于唯物史观，或者阶级斗争被当成唯物史观当然的逻辑结论和逻辑贯彻，结果在强调唯物决定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物理学视野的同时，造成阶级斗争的伦理学视野被遮蔽的倾向。这种遮蔽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是双向的：一方面通过将唯物决定论绝对化，把历史发展过程机械化，将迫切的现实的伦理问题放逐于不可期及的未来，从而在实际上取消了阶级斗争，最终丧失将社会物理与社会伦理进行整合的契机；另一方面，唯物决定论与斗争意志论一致或同一的表达形式，使主观的伦理观念或价值信念获得了一种科学的外观和表征，使我们在从事现实的阶级斗争实践时，丧失了对于伦理价值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自觉省察，无视甚至拒斥现实历史的检验，将理想的伦理价值绝对化，阶级斗争的作用夸大化，阶级斗争作为手段运用的目的化，导致社会物理与社会伦理整合的严重失效。如何实现社会物理与社会伦理的整合，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化史上，应该说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虽然我们在现实的历史实践方面已经对过去的许多错误进行了纠正，然而在学理方面，仍然停留在对政治取向的“左”、“右”简单判断上，对于“左”、“右”错误形成的认识机制尚缺乏细致的分析。本文以中国近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化史为例，特别选择三个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经历，对这个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以激发对中共党史学科领域的主流命题、核心命题之一“革命史观”的再认识，并求教于方家。

一 李大钊：阶级斗争双重视野的开启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阶段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是一个代表性人物。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中国革命者所能够凭借的原始的思想资料是极其有限的，有限的经典文本往往又经过了翻译、转译诸环节，译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歧义甚至误解、曲解或错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排除各种误解、曲解，如何全面、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其艰巨程度不亚于重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那么，在中国近现代，重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真正困难是什么呢？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对历史科学的一项重要贡献，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从西方的历史、文化中生长出来的。马克思强调：“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在中国，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为儒家孔子道德学说，中国传统的政治是伦理政治，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说教只是在近代，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学理方面，主要是进化论给予的冲击。有进化论广泛传播的背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引进的过程中，大大减小了阻力。进化论与阶级斗争学说在学理上具有一致性。在经验层面，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惨剧，一度动摇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进而对进化论和阶级斗争学说都起了疑问。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证明，阶级斗争与伦理诉求并不矛盾。因此，俄国革命又造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契机。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具有强烈的伦理指向，仅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包括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有相通之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被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遭遇，说明阶级斗争学说本身包含一种内在的矛盾，其与中国传统既冲突又协调的两个方面，就是其内在矛盾的充分表现。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揭示其中的矛盾，并把它们统一起来，可以说是深入理解和把握阶级斗争学说的要害之处。

马克思主义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三个部分的内在逻辑在通常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都有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通行教科书的解释，李大钊是着眼于三种不同的时间形态来介绍和甄别三部分内容。“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沟通三种时间形态、把三大理论内在联系起来的是阶级斗争学说。“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从阶级斗争学说的角度分别看马克思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基于以上介绍，可以认定李大钊实际是把阶级斗争学说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确切地说，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置于核心地位，所谓“阶级竞争金线说”可以说就是“阶级斗争核心说”。理论逻辑是现实逻辑的反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现实地改变世界、改变自身处境的实践活动。李大钊正是运用过去、现在、将来三重时间维度，准确地表达和揭示了无产阶级斗争活动或者说人类寻求解放的逻辑结构，进而澄清了对马克思主义，包括阶级斗争学说的各种误解。

“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针对这一问题，李大钊强调马氏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在这里，生产力作为一种既得的力量，一种决定性的因素，显然是属于历史的因素。李大钊基本肯定了这一观点，但他又说“终觉有些牵强”，他给出的解释是“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其实这是由于有些人包括李大钊在内，对“经济行程的必然性”与“阶级竞争的效力”存在概念上的误解。“阶级竞争”或“阶级斗争”是一种现象层面的活动，而“经济必然性”是阶级斗争活动展开的一种关系或结构。一个是本质表达，一个是现象表达，二者当然有矛盾的地方。李大钊在矛盾中看到了统一，这是其可贵的地方，而真正矛盾的地方却没有做出诊断，这就是阶级斗争经常越出经济行程的必然性的制约，而经济行程的必然性通常是由阶级斗争作用的偶然性作为补充、表现形式并为其开辟道路的。对于阶级斗争可能离开经济行程的必然性的制约，甚至与经济行程产生相反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此又是后话。

“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存在明确的伦理指向，但是，阶级斗争作为手段又常常成为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批评、攻击的一个理由。对此，李大钊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把人类历史分成了两个阶段：人类历史的前史和人类真正历史。在人类历史的前史，“在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强调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存在。然而人类历史的前史“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人类的真正历史，即从此开始。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显然，伦理的追求同样构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可缺少的一个视野，它同样构成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而这个因素的正向结果是属于将来的。至此，李大钊确立了阶级斗争的两个视野：“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同时指出单一视野的局限：“当这过渡时期，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两个视野中，李大钊强调了容易被忽视的伦理视野。李大钊做这种强调，是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接受的一个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私有制社会的顶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已经准备好了对社会进行彻底变革的物质条件，人类社会面临的是最后的彻底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李大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立论，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很可惜，李大钊的革命生涯仅止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当时他已经开始面对令人棘手的国共矛盾，但是国共合作还没有公开破裂，因此，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阶级斗争内在的深层矛盾问题，他反复强调了中国国民党是“普遍的国民的群众的党”，中国国民党与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一致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一致性，国民运动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革命目标的一致性。可以说，李大钊确立的“物”、“心”或“灵”、“肉”两个视野，如本文所称社会物理与社会伦理，在李大钊心目当中是“互济”的关系，实际这只是社会物理与社会伦理的一面，另一面包含着矛盾、对立和冲突，是一种“互斥”的关系。把这样一种结构性关系做一种划时代的切割，把矛盾、对立、冲突、排斥送入此前的历史，把统一、协调、融合、接济归入此后的将来，这样一种两极化的思维模式所产生的问题，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史上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反思错误的根源，不是我们错判了时代的界标，就是我们忽视了社会物理与社会伦理矛盾关系的永恒性。

二 陈独秀：伦理视野的缺失与革命主题的消解

与李大钊不同，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直接站在了阶级斗争实践的风口浪尖，需要直接面对、处理复杂的阶级斗争关系问题。应该说，陈独秀早在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已经触及了伦理问题或者伦理的概念。当时他提出“吾人最后之觉悟”，包含了“政治的觉悟”、“伦理的觉悟”，其中“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而其论述的角度，显然是进化论的角度。他讲“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陈独秀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阐释了伦理问题。他说：“古人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因为已成的社会都有他已成的经济的事实在那种做改革进化底障碍，我们固然不应该跟随着他维持现状，然而也断乎不能够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因此，他强调：“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在这里，陈独秀着意区分了伦理问题的两个层面：现实层面和理想层面。他认为：“我们无论主张什么，第一步是问要不要，第二步是问能不能。若是不能，那‘要’仍然是一个空想。若问现在能不能讲社会主义，是要研究现在能不能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显然，陈独秀关注的重点是伦理的现实层面。问题是如何区分理想性伦理和现实性伦理，显然，在陈独秀看来，唯物史观提供了如何把握现实性伦理的科学视角。因此，陈独秀对阶级斗争学说与唯物史观做出了统一论的阐释，同时强调“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提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他不独要有改造的必要，还要有改造的可能”,意味着陈独秀已经意识到了主观的伦理诉求可能与客观的经济事实发生矛盾的情况，已经触及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应当把握的双重视野。那么，陈独秀在领导中国共产党推进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是如何具体把握和整合经济事实与伦理价值两种视野的呢？

众所周知，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应当说，导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共中央、共产国际方面的原因，但就主观方面来说，陈独秀一贯的思想倾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观念层面，陈独秀完全袭用了唯物史观的一个现成结论，所谓“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观过去现在以察将来，其最大的变更，是由游牧酋长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这一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所谓“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是从渔猎时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时代封建时代，由农业手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工业时代”，“这个进化历程的变迁，纯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具体到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陈独秀实际是将其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或“资产阶级时代”的分析框架。从资本主义的决定论出发，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或革命性的生成就获得了一种必然性的表达，如陈独秀所说：“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运命。”至于其他阶级，例如无产阶级，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尚没有发展到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因此，陈独秀对各个革命阶级的力量分析结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因此，“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陈独秀社会组织进化与阶级革命性关系的分析框架转化为前面提到的经济事实与伦理诉求关系的框架，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组织进化历程所规定，只有资产阶级的伦理诉求才是一种接近现实性的诉求，尽管资产阶级在初步积累时其伦理的诉求表现为“心理的懦弱”。在这里，“心理”一词完全可以替换为“伦理”。而同样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组织进化历程所规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的伦理诉求就不免失之于“理想”、“主观”。请注意陈独秀对工人阶级的分析：工人阶级“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所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 “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显而易见，在陈独秀论述策略中，工人阶级的“主观”被资产阶级的“客观”消解了，工人阶级的“数量”又被工人阶级的“质量”所消解，或者反过来，工人阶级的质量被工人阶级的“数量”所消解。在这里，工人阶级鲜活的、生动的伦理诉求被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严格“规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伦理视野事实上被遮蔽了，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主题被消解了。陈独秀对农民阶级的分析大体遵循同一个路数。他列举农民之疾苦，“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官绅鱼肉”，认为这四种环境“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又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在这里，陈独秀强调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环境对于农民阶级心理或伦理诉求的限制作用。更进一步，陈独秀把农民阶级的地位纳入了社会组织进化的一般图式。“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可以说，按照陈独秀社会组织进化的逻辑，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还不够成熟，而农民阶级相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因此，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及其作为革命力量的作用，就进一步被降低或贬低。有人可能会说，陈独秀曾经强调过工农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强调过工农革命力量在国民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并且曾经指出工人阶级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争得政权，在实际行动上，也努力争取过夺得革命的领导权，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辨析陈独秀那些充满“辩证性”的观点，就会发现，只有那些贬低工农阶级革命性、革命力量的观点，那些伸张资产阶级革命性、革命力量的观点才是经过了他所谓的“客观”逻辑论证得出的结论。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陈独秀为什么在争得革命领导权方面、在重视农民运动方面表现得不够那么一贯和坚决。

实际上，仅仅诉诸一般的社会组织进化的决定论并不能揭示中国近代社会伦理问题的全部实质，也不能解释近代中国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乃至现代中国经济变迁的结构性动因。在这方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经做了充分的阐述。中国近代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一方面打破了中国的自然经济，造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条件；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阻止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自主发展。因此，对中国来说，最为现实、最为迫切的与其说是发展不足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结构不良的问题。然而，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发展环境也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阶级分化、特殊的阶级关系和特殊的阶级属性。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做了深刻的分析，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前途都做了否定。也就是说，仅仅诉诸资产阶级的伦理视野，以资产阶级的价值取向作为引领、主导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向，不能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如果我们正视中国近代社会的伦理问题，可以说民族的生存、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发展构成了基本的伦理问题。民族的生存问题，主要通过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的生活状况反映出来。他们的生活状况决定了他们的伦理诉求，他们生活穷困的程度决定了他们改变社会的政治坚定性，决定了他们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中华民族要求生存、要求独立的伦理诉求是不是一种现实性的伦理诉求？面对西方强敌，中国经济的落后、武器的落后是显而易见的，要说中国有什么长处，那就是人力，姑且不论人力的质量，起码人力的数量优势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中国所能做的，只能是以数量占优的人力去弥补物力的不足。而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它恰恰具有最为广泛、最为强大的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的能力。它本身作为无产者的绝对处境，使它能够对其他劳动群众的处境给予同情的理解，同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正确理解历史和把握历史的辩证方法，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正确分析和正确对待各个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包括正确分析和正确对待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从而可以平衡和兼顾生存、发展等不同层次的伦理价值，协调和整合不同阶级的伦理诉求，重新凝聚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最终把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争取民族独立的物质力量。中国革命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

应该说，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及以后，逐步深化了对中国近代社会特殊性的认识，这其中包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和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冲突性的认识。但是，他对于革命路径模式的探讨仍然没有摆脱所谓社会组织进化历程的束缚，具体来说，没有摆脱俄国革命模式的束缚。他从资产阶级决定论转为无产阶级决定论之后，在他的视野里便只有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把城市的武装暴动当成革命成功的唯一路径。他直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观点为“胡说”，根本否定了挣扎在生存层面的广大农民阶级的伦理主体地位，他甚至认为无产阶级、共产党及其军队脱离城市，长期生活在农村会受农民阶级影响而发生“游民无产阶级化”，从而“断送革命”，如此便根本否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资产阶级决定论的视野内，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的现实的伦理诉求特别是生存层面的伦理诉求及其力量，被无视或忽视，在无产阶级决定论的视野内，农民阶级现实的生存层面的伦理诉求及其力量仍然被无视或忽视，总之，陈独秀在领导、求索民族民主革命道路和真理的生涯中，看不到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的强大力量，看不到这个力量得以施展的广阔舞台，找不到革命成功的正确路径，因此，他就在革命遭受挫折的过程中逐渐消解了革命的主题，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右倾化的错误道路。这就是陈独秀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三 毛泽东：阶级斗争精神的张扬与阶级斗争手段的目的化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四句话以自警。青年毛泽东在接受阶级斗争史观之前，其思想深受其师杨昌济和所选教材、德国学者泡尔生的著作《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影响。有考证认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具体时间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认真研读了《伦理学原理》一书。研究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可以发现，伦理情怀、伦理自觉构成了青年毛泽东乃至其一生的思想冲动。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为什么要选择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毛泽东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而“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这个“大本大源”在哪里呢？毛泽东认为：“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也就是说，这个“大本”是一个精神性的本体，这个精神本体可以与宇宙直接贯通。“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从“各我”的客观性视角转换为“各我”的主观性视角，“各我”就是“惟我”。“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从“各我”或“惟我”可以析分出不同能力之“我”。“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由本体而主体，由主体构成而价值构成，存在即理由，毛泽东如此推论：既然“各我”“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在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毛泽东在逻辑上强调了个体优先，由此凸显出毛泽东的伦理取向。“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既然“惟我”价值、个人价值是一种客观价值，与此相对应，自利或利己就是一种主观价值。“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个人与群体、利己与利他，显然是一种现实的结构性矛盾，如何化解呢？毛泽东事实上强调的是一种发生论逻辑。毛泽东批注：“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对于人性的解释，历来有利己与利人两种主张，利己与利人，可以说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显然，毛泽东借助利己与利人的统一性，消解了利己与利人的对立的一面。无论“利己”与“利人”，应该说既有利肉体一面，又有利精神一面，而毛泽东断然否定了肉体的价值取向。“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之价值。”“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青年毛泽东一方面极度张扬了自我本体或精神本体，将自我本体或精神本体绝对化；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然规定与自我规定、必然与自由、人格与兽格、善与恶、治与乱、生与死诸种对立结构的绝对性，至于这种对立结构在历史中展开的内在机制，青年毛泽东并没有深究，而是径直赋予了这种对立或对抗结构、变化形式、对立或对抗过程本身一种审美价值。泡尔生认为，“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青年毛泽东在批注中以诗一般的语言赞美了“抵抗”：“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号。”对于社会治、乱形式变化，青年毛泽东肯定“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更进一步把“乱”提升为一种审美情趣：“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从宇宙成毁、人之生死到民族革命，青年毛泽东认为种种现象都属于变化，变化为进化所必需，对于变化的崇拜之情从他对生死观的诗意表达来看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可以说，世界、人生、社会的对立性结构存在没有迫使青年毛泽东接受宿命的安排，反而促使他给出了英雄、豪杰、圣贤出场的理由。“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外之一切外铄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所谓自然之冲动，所谓性癖也。彼但计此动力发出之适宜与否。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迁于适宜与得当焉。此纯出其自计，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夫所谓义务感情也。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 “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可以说，《〈伦理学原理〉批注》让我们看到了青年毛泽东汪洋恣肆般的个性，其尽情挥洒处，冲破一切网罗，消除一切界限，转化一切对立的方面。“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这些说法，多多少少使他的思想带上了唯意志论的色彩。但青年毛泽东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崇尚变化，同时他也感叹，“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

1920年毛泽东接受阶级斗争学说，认识到“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并开始进入阶级斗争实践。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应当是反映毛泽东早期阶级观点的较为系统的一篇文章，文章写于1925年，然而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做了修改，有学者发现，原稿和修改稿存在较大差异。原稿中，把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或者说贫富程度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对阶级成分做了一种普适性的概括：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细分则为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揭示了一个阶级的贫穷程度与革命态度、特定阶级性与革命性的一种正向对应关系。这就是被陈独秀讥讽的“愈穷愈革命论”。与原稿相比，修改稿在阶级划分的依据和标准方面，显然强调了一个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例如，对于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定性，强调“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认为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关于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关于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修改稿和原稿虽然在阶级划分方面存在不同的标准，但是对于阶级划分方面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同的，并且各个阶级的属性、对待革命的态度跟原来的阶级成分都是完全对应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两个阶级与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中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小资产阶级分成三个层次，对革命分别抱有怀疑、中立、附和、参加等不同态度；半无产阶级三个不同的细别也分别具有不同的革命性；只有无产阶级，“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按照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本原理，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真正的革命都是有产阶级发动的，只有到了无产阶级，才兼具了一无所有和彻底革命性的品质。具体到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环境，地主阶级是不是已经完全沦落为历史的废物，资产阶级是不是还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便失去了登台的资格，无产阶级独占历史舞台的历史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这些问题，后来的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今天需要反思、需要探究的是身处历史舞台的历史创造者寻求历史答案的方式。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虽然基于亲身参与的阶级斗争实践，但显然也受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既定理论模式的影响，至少从现象层面可以看出，他对农民阶级做了较多的肯定，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做了较多的否定，其价值取向表现出了绝对化的色彩。经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策略臻于成熟。其价值取向，强调“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在政策上，提倡“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也适用于阶级关系”。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规划和把握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性，辩证地把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性质两重阶级价值结合了起来，有效地整合了各个阶级的力量，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正是通过抗日战争，赢得了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基础。然而，似乎正是由于革命的胜利，从而印证、强化了一种观念－信念模式，这种观念－信念模式最终导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阶级斗争作用的夸大化和绝对化，导致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严重挫折。

早在抗战经历一周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总结出一套系统的战略战术，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确立了充分的信心之后，毛泽东就开始表达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的观点，这些观点最后全部被纳入一个总的“理性框架”。1939年毛泽东写道：民主主义革命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从1840年以来所有的民族抗争一直到抗日战争，都是中国人民旨在争取民族生存权利的斗争，这种生存斗争，在中国近代物质条件极其落后的背景之下，的确考验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存本能，考验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存意志，而当民族斗争的实质被当作阶级斗争时，这种生存意志就被当作阶级意志。毫无疑问，革命斗争的胜利，强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性建构”模式与阶级斗争意志论的一致性表达。“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在这里，对于阶级斗争史观与唯物主义史观，阶级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决定性与唯物史观的生产方式的决定性的完全一致性的强调，在用于检视现实的阶级斗争历史实践时，便极容易模糊和忽视阶级斗争意志的主观性与阶级斗争利益的客观性，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经济决定性，替代为政治决定性。按照唯物史观的公式化表达或理解，按照阶级斗争史观，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最后的斗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使社会问题得以根本解决，无产阶级的革命将一劳永逸地消灭剥削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天堂，于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完成政治上的阶级性建构之后，就要面对经济上的阶级性建构了。

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规划，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面对“一穷二白”的社会现实，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即使在宏观层面可以依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念和社会进步信念做出长远规划，在微观层面，在具体操作层面，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要面对一些具体的“学理”。推进农业合作化，要不要一个技术基础？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样用一个社会发展“公式”化解了许多人的争论和疑惑。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据薄一波介绍，“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对于这一社会发展“公式”的运用，显然存在一个因果关系的颠倒，时人之所以不能觉察其中的逻辑瑕疵，显然是由于一代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这就是相信阶级意志或斗争意志力量的无限性，而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失败则证明了阶级意志、斗争意志在和平建设时期力量的有限性。在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毛泽东被迫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做出了调整，从强调“一大二公”倒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他把生产队当作集体经济的基本单位，当作实现社会均等的基本单位，这一步，是他坚守的伦理底线，他是退无所退了。因此，他坚决拒斥“分田单干”的观点和做法，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与“分田单干”的思想和主张做斗争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他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总之，在无产阶级如何实现经济性建构，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毛泽东失却了经验理性立场，而代之以绝对化的伦理价值立场。为了提高人们的伦理道德觉悟，便不断地诉诸思想政治斗争，进而把思想政治斗争诉诸所谓的阶级斗争，最后直接把阶级斗争手段当成了目的，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他一生念念不忘“反修防修”，他真诚地要兑现对于千百万烈士的承诺，他急切地要在有生之年建立共产主义天堂，这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悲剧所在。对阶级斗争史观与唯物主义史观一致性的误解或误会，把阶级斗争意志论直接等同于唯物主义决定论，把理想的价值信念直接等同于科学的历史观念，在历史决定论的思维定式下固然可以起到某些鼓舞人心的作用，然而对于伦理视野主观性的遮蔽，使我们丧失了对于伦理价值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自觉省察，从而失去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从事现实的阶级斗争实践，处理现实的阶级关系与阶级矛盾，历史地整合物理价值与伦理价值过程中留下的经验教训。

四 结论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包含了一个与伦理史观分离的过程。但是，如何看待伦理在社会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一直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考茨基著有《伦理与唯物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针对某些争议做过阐述。在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的时候，唯物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史观遭遇的是伦理史观的抵制和冲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的阐发上，也一度出现了某些偏差。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劳动阶级的历史作用，批判剥削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残酷性和过度性的时候，对于剥削阶级在生产历史中的创造性作用、对于剥削阶级剥削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进行了否定，其理论实质是以抽象的善恶观念作为评判历史的标准，以一种超历史的伦理诉求作为决定历史的主要因素，实质是形成了一种冠之以唯物史观之名的伦理史观——唯心史观在中国的表现形态。1984年，丁伟志在《试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兼评“人－非人－人”的思辨公式》一文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区别，其中提到了伦理史观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影响。1988年，王学典在《文史哲》当年第1期发表《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对伦理史观在中国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些观点，对于澄清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应该指出，这一任务仍然没有彻底完成。原因在哪里？除了特定历史时代所形成的观念误区之外，笔者以为主要跟理论本身所涉及的复杂关系有关。唯物史观揭示了物质生产力在社会过程中的决定性原理（出于表达简捷的需要，笔者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物理），它与社会伦理在关系层面的存在具有视野上的对称性，在相互作用的机制上又存在一种转换性，因此，在二者的相互作用力道上很不容易界分，很容易模糊、混淆，从而或对等视之，或选择任一决定关系。需要具体地分析社会物理与社会伦理的作用机制。事实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一个人本学前提。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然而人本身是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受着伦理规范的根本制约；伦理价值体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目的，然而伦理价值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既要认识二者相互的转换，又要识别二者的界分，关键是要把握生产关系、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中介性。对于阶级斗争，传统马克思主义习惯于从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角度加以理解和解释，强调阶级斗争史观与唯物主义史观的一致性，事实上，阶级斗争也是一种伦理诉求，带有强烈的主观意志色彩，这种伦理诉求是否具有现实性、正当性，需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和校正。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物理原理，实际构成了阶级斗争史观的物理视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原理构成了阶级斗争史观的伦理视野，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需要同时把握物理与伦理两种视野，实现物理与伦理双重价值的历史整合。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化的历史上，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实践两种价值的整合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