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圣、愚各安其所的等差秩序
王阳明通过“明明德以亲民”所要实现的“万物一体之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他在《答顾东桥书》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
又说：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
王阳明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首先是要有圣人出现，像远古时代的唐尧、虞舜、夏禹一样；而“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答顾东桥书》），都像是“昆弟赤子之亲”，都要耐心地安顿之、教养之。教养的核心内容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教养的依据是人人都有“良知”之心。其次，他提出，每一个被教养的人，“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都要安于卑琐，恪守职分，“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因为人们各有职分，只是由于“能力”的不同。王阳明在他设计的理想社会中，不仅对贤明君主，以及忠于职守的官吏寄予希望，更重要的是对居于市井以及从事农、工、商、贾的百姓提出了“各安其所”的要求。他以为这正是维持和稳定以“五常”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这样，“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就透露出它所包含的儒家“仁”学思想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即“爱有差等”的原则。
儒家讲“仁爱”，历来与墨家的“兼爱”不同。“仁爱”思想所依据的是从奴隶社会末期至封建社会贯穿下来的宗法制度、等级关系，所以“仁爱”是以“爱有差等”为原则的。孔子讲“仁者爱人”，又讲“克己复礼”，这就给爱人的“仁”加上一重限制：必须按照礼的规定，依据贵贱亲疏的差别去爱人，而不能对亲疏、等级各不同的人一视同仁。孟子也讲“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但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是由亲到疏逐步推广仁爱之心的。其所谓“仁民爱物”，主张从对人的“仁”扩展到对物的“爱”，同样是有远近之分的。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也不例外。例如他在《大学问》中阐述所谓“至善”之“极则”时曾这样说：“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议拟增损于其间也。”这里所谓“轻重厚薄”，指“大人”在实行“明明德”“亲民”时所必须遵守的“民彝物则”，他以为这是“不容少有议拟增损于其间”的。又《传习录下》中有这样一段问答：
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
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
通过这段对话可以看出，王阳明所说的“自有厚薄”，其实就是儒家的“爱有差等”的原则。他结合“致良知”思想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详尽而生动的发挥。人生于世，为了维持生命总要吃饭穿衣，为此，就须摘取草木、喂养牲畜，又要宰杀禽兽，供养生活。这本是最简单的人生道理，而王阳明用这一道理做类比，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都必然有亲疏等差，因而儒家爱有差等的原则是不可悖逆的规律，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
为了说明儒家之爱的亲疏远近，王阳明又曾阐释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遗书》卷二）中仁的“生息”之意。他以为，“仁”是造化生命之理，虽然无处不在，却总是有先后、有过程的。“惟其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传习录上》）儒家之“仁爱”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生命渐进之理。比如树木，总是先抽芽，再发干、生枝、生叶。树木能抽芽，又是因为它下面有个根在。如果说树木抽芽时，就是它生命的开端，那么父子兄弟之间的爱，就是“人心生意发端处”，是仁爱的最初表现，“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传习录上》）。他用这样的比喻，说明人的一切活动总是从自身出发，爱也是从最切近处开始，自然就有个先后、厚薄。而墨家主张爱没有分别，没有差等，是把自家父母兄弟与路人一般看待，就像树木没有了生命的“发端处”一样。
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是带有很大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而“爱有差等”的原则又是立足于社会现实的。譬如王阳明在赣南平息农民暴动时，其所发布的《告谕浰头巢贼》中有这样一段：
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
他在这里用“先后厚薄”的说法表明自己镇压农民是出于迫不得已。在他看来，既然封建社会是个大家庭，那么杀戮一两个危及大家庭的“背逆”者以保全家的安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用“爱有差等”的理论来为镇压农民起义做解释，即说明了所谓“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本来不是空想，而是以哲学家所面对的现实社会关系为蓝本勾画的。当王阳明在设想这个社会的和谐、安定、没有纷争时，他可以闭眼不看这个社会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而一旦要设计实现理想社会的方案和措施时，就必须面对所处社会的现实了。
概言之，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是他就儒家《大学》经典所阐发的一种政治伦理思想，其中表现出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放开了看，就他所继承的儒家“仁爱”理想，“明德”“亲民”的德治观念，天人合一的“万物一体”观，“民胞物与”的“大我”境界，以及将这些思想融于“致良知”体系所推衍出的“圣贤平等”观来看，他的思想亦不失为一种有积极意义的社会伦理思想。因而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或许对我们有所启迪。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