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华的言传身教

阳明父亲王华（1446～1522），字德辉，别号实庵，又号海日翁，因常读书于余姚龙泉山，人称龙山先生。关于王华对王阳明的言传身教，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处世之道。当时的道学先生，大都给人以“支离琐屑，修饰边幅，为偶人之状”的道貌岸然的印象，然王华却与之迥异。陆深对王华的评价是：“先生气质醇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立边幅，与人无众寡大小，待之如一。”杨一清亦称赞王华是“气质醇厚，坦坦自信，不立边幅”的谦谦君子。说明王华虽考中了状元、身居显位，却待人随和，无官架子，有平民教育家的风范；且“议论风生，由衷而发”，有朴素自然的学者气质。明成化年间，王华受提学张时敏的推荐，作为浙江方伯宁良之子的家庭教师，被迎至祁阳（今属河北）教育宁良之子宁竑。后据其女婿徐爱在《梅庄书院记》中称赞王华，虽为一介儒生，却能做到“守道范物，以不素餐”; “明道其间，化永弗替”。甚至认为王华对“祁阳文化之日新”所做的贡献，“将与石鼓、岳麓并传于世”。后来阳明便受其影响，在待人接物方面，亦是“和乐坦易，不事边幅”；在讲学教化方面，更是平等待人，循循善诱，体现出一个具有平民化倾向的伟大思想家的特殊风范和内在品质。

二是正直之气。王华“少负奇气，壮强志，存用世。顾其职业恒在文字间，而未能达之于政”。后际遇孝宗，柄用有期，不料正德元年（1506），刘瑾窃权，士大夫争走其门，惟王华独行其善。后阳明疏瑾罪恶，瑾怒，逐阳明，顾素敬慕王华，不辄迁怒，间以语人，欲讽使就见，他又坚决不予理睬。及转南京，瑾又使人言王华不久当召用，冀得往谢，而他照样不去献媚，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气节和傲骨。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其子受刘瑾迫害而心怀怨恨有关，而实际上则是由其自身性格决定的，甚至可以说，阳明疏瑾之罪也多少受到了王华正直之气的感染。

三是圣人之学。王华本人虽然在科举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自布衣魁天下”，但他对阳明在科举上的期望值并不高，而主要寄希望于求得圣人之学和圣人之道上。杨一清谓王华“之学一出于正，书非正不读。客有以仙家长生之术来说者，则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长生奚为？'”表现出其先祖们少有的积极入世态度。由于王华本人很早就在儒家学说中体悟到人生的意义，故而他明确反对通过神仙道术来求得生命之安顿。面对当时神仙道术盛行的局面，王华向道士质疑道：

人所以乐生于天地之间，内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亲，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从游聚乐，无相离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独往于深山绝谷，此与死何异？夫清心寡欲，心怡神定志，此圣贤之学所自有。吾但安乐委顺，听尽于天而已，奚以长生为乎？

道士答曰：“神仙之学，正谓世人悦生恶死，故其所欲而渐次导之。今公已无恶死悦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术无所用矣。”“固以默契神仙之妙”，是说王华用儒家统摄了道家；名为“默契”，实为排斥，使道术“无所用矣”。所以史家谓其“于异道外术一切奇诡之说，廓然皆无所入”。

正德十年（1515）秋，王华应内戚陈氏之邀，游上虞东山。途中当随行者酌酒为其祝寿时，针对众人“尊忘天下之达尊，而油油与士庶嬉饮赓歌于烟云泉石间，历险夷，阅晦明，关顺逆，而乐不变，翁真超物外者耶”的赞美之辞，王华正言厉色道：“否！夫君子之动也，以示法，故观以辅德，义以节欲，妨学则弗乐，丧志则弗玩，故曰君子之游也。然则古之表风教于东江而不可忘者，将独山川乎哉？将独山川乎哉！小子识之。”声称自己之游并不妨学，更不丧志，而是与“槁然独往于深山绝谷”的神仙之游截然不同的“君子之游”。故其游东江的真实目的，亦是为了弘扬古之教化。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积极处世的人生态度，王华才对当时的著名学者庄昹、陈献章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据王华留存于世的仅有文献之一《定山先生集序》载：华早年“已知定山（庄昹）之工于词翰”，后又知“定山盖直节敢言之士”，于是“心益趋向之”。然其“于定山虽甚爱慕，定山亦往往勤诗札之通，而竟莫得与之上下其论于一日”。究其原委，恐怕与庄昹、陈献章两人过于紧密的关系有关。陈献章弟子湛若水说：“白沙先生之诗，有曰千炼不如庄定山，盖尊庄公也。……故世之君子欲知定山先生者，观诸白沙先生之诗可也；欲知白沙先生之诗者，观诸定山先生之诗可也。”视庄、陈如一人。然在王华看来，“定山始与白沙陈公甫为友，齐名于时，人莫得而低昂之。其后定山复起，而公甫老于白沙，世遂以是为优劣”。也就是说，定山和白沙这两位齐名于时的诗人，在世人包括王华眼里是有优劣之分的，而究竟孰优孰劣，则要看两人的处世态度。王华显然不喜欢白沙消极处世的人生态度。而这一立场正好与黄宗羲所述的陈庄异同论相吻合：“又言庄定山为白沙友人，学亦相似。按：白沙云 ‘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与我问学，遂不深讲’。其出处之际，白沙深责之，不可言其相似。”后来王华的这种思维定式又显然传给了阳明，致使其对白沙之学较为轻视。明儒李材所谓“海翁最博古，阳明亦多闻”，当属实情。

四是至孝之心。据《海日先生行状》载：弘治元年（1488），王华与修《宪庙实录》，充经筵官。次年闻其父竹轩公疾，即移病不出。当道使人来趣，亲友亦交相劝喻。华曰：“亲有疾，已不能匍匐归侍汤药，岂逐逐奔走为迁官之图？须家信至，幸而无恙，出岂晚乎？”结果还是没有出山。弘治六年（1493），王华闻竹轩公死讯，号恸屡绝，即日南奔，筑庐墓旁。“墓故虎穴，虎时时群至。先生（王华）昼夜哭其傍，若无睹者。久之益驯，或傍庐卧，人畜一不犯，人以为异。”如果说，因父母亡故而辞官归乡，以尽孝道，乃是古人“送死胜于养生”的丁忧守制，不得有违，那么王华对其母亲岑太夫人的孝心，则可谓出于“天性之爱”，致使百官望尘莫及矣。武宗嗣位后，他便以母亲年事高，执意乞归便养。比致仕，岑已年近百岁，华则寿逾七十，犹朝夕为童子嬉戏以悦之，“抚摩扶掖，未尝少离。或时为亲朋山水之邀，乘舟暂出，忽念太夫人，即蹙然反棹”。岑氏卒，王华悲痛致疾，“竟以是不起”，一年多后亦亡。在明代政治生活中，遵守儒家孝道虽说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但多数官场上的人只是摆摆样子、走走形式罢了。然王华却把孝养置于首位，甚至不惜放弃高官厚禄。为强调孝道，他还特地为上虞的曹娥祠撰写碑词，“咸极阐扬孝道，推引劝励，沨沨可读”。在孝道实践上，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还要求阳明身体力行。正德十六年（1521），阳明平宸濠之乱，胜利而归，“适公（王华）诞辰，伯安（阳明）捧觞为寿。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复相见耶！贼濠之乱，皆以为汝死矣，而不死；以为事难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灵、朝廷威德，岂汝一书生所能办。比谗构横行，祸机四发，赖武庙英明保全。今国是既定，吾父子之荣极矣。然福者祸之基，能无惧乎！……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与犯盈满之戒，覆成功而毁令名者耶？”王华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阳明功成而退，保身养家，以尽孝道。这种言传身教，对阳明的鼓动力可想而知。故在阳明几十年的仕途中，上疏省亲，乞归便养，乃家常便饭，不胜枚举。

以上四个方面，在黄绾这位对王家有着深刻了解的亲家看来，圣人之学与至孝之心乃是王华最为看重的。他说：

公（王华）蚤以文哲第状元，出入青闼，为讲官，位卿长，获天子眷宠，为士雅望，此固可为公荣，未足为公之至也。公门墙清夷，子孙罗立，闾里嘻呴，宾祭以无乏，此固可为公乐，未足为公之至也。公历事三朝，卒以明哲自全，优游垅亩，放浪湖山，以与烟霞麋鹿乐其余，此固可为公贺，未足为公之至也。抑公行年古稀，而上有太母九十六年，耳聪目明，筋力如少壮，慈间正，则得以尽公孝养之心；而下有令子得圣人之学于无传，方将龙蛇其身，求天地之化、鬼神之妙以为道，以待百世；有徵曰仁，则公之婿，亦以其学为时伟人，以此为公之至，古今可多有乎？……绾先选部，公同年而好。公子守仁，绾则从而赖其成，即所谓得圣人之学者，于是以为公寿。

也就是说，王华的最高诉求不是“获天子眷宠，为士雅望”的荣耀，也不是“门墙清夷，子孙罗立”的欢乐，更非“优游垅亩，放浪湖山”的洒脱，而是如何“尽孝养之心”、如何“得圣人之学”的境界。应该说，黄绾的这一评析是符合王华的思想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