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白沙的老师吴与弼年轻时即弃举子业，中年时省郡交荐入京均辞。天顺年间，忠国公石亨权倾朝野，欲征吴与弼以收人望，在大学士李贤等人荐举下，吴违心赴京，被英宗特敕召见，授左春坊左谕德，侍太子讲学，但他固辞不就，“人问其故，第曰 ‘欲保性命而已’”。声言“宦官、释氏不除，而欲治平天下，难矣”。这表明入京的吴与弼目击朝政腐败，不愿追随石亨之流卷入高层政治斗争。为了保持晚节，他执意退归崇仁讲学，直至终老。

他的几位弟子亦如康斋，大都淡泊功名，以布衣学者名世。

胡居仁，幼有神童之称，博闻强记，不屑功名仕进，筑室梅溪山中，事亲讲学之外，不干人事，在家乡终老。

娄谅，少有志于圣人之学，无心仕进，景泰四年乡试后，被选为成都训导。不久即辞官还乡，闭门潜修、著述，直至去世。

陈白沙也大抵如是。他虽有过会试失利的经历，但自成化十九年应召赴京，受辱吏部主官后，即上书朝廷，称疾不试，乞归奉母，屡荐不起；授翰林检讨返乡，在岭南圭峰山下读书课徒，潜心于“内圣”之学。

在儒家经典中，圣人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内圣”之学就是追求成为圣人的功夫与修养。但在宋明理学中它们的获得有着不同的途径。

程朱理学将“成圣”的功夫与方法概括为“格物穷理”。朱熹强调：致知的意义“在即物而穷其理”，他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致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程朱理学把“格物穷理”视为“作圣之功”的不二法门，通过它涵养本源，去掉个人一切的心思意念、欲望情感，以尽获仁义道德这一“天下之理”。

但“以自然为宗”的白沙所向往、追求的是不受书本典籍束缚，鸢飞鱼跃般的治学与人生境界。

关于心学思想的确立及主旨，陈白沙曾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谈到。从江西临川吴与弼求学归来后，他自感为学仍未知入处。为此他足不出户，在春阳台习静多年，“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可见他的“作圣之功”——追求成圣的道路，就是发明本心，求诸自心，它与程朱求之典册、义理的方法判然为二途。他的“作圣之功”——追求成圣的道路就是发明本心，求诸自心，它与程朱求之典册、义理的方法判然为二途。

与白沙心学有关的一篇重要文献是成化十八年应召赴京前对故人彭韶的赠言：

 

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鱼跃鸢飞，其机在我。如此谓善学，不如此，虽学无益也。

 

陈白沙这段赠言不仅概括了“自得”之学所包含的内容，诸如道德精神节操、人格目标、精神境界、治学要旨等，并自述了“自得”之学的思想渊源。关于后者（思想渊源），主要体现于《孟子》 《中庸》这两种资料，“自得”之学主要是它们的融合与升华。

其一，《孟子》。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充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孟子认为，他以仁义道德相辅而成所蓄养的那种壮阔刚强之气，是充塞于天地之间浩然之气。白沙以它为标榜，表现出一种浩然自得的气概与刚健有为的道德理想。

其二，《中庸》。

白沙称：“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 ‘自得’。”文意出自《中庸》。

 

《中庸》十三章：“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怨人。”

 

它的意思是说，无论处在富贵的位置、贫贱的位置还是夷狄的或者患难的位置上，总之，不管处于怎样的境况，作为君子都要摆脱人生境遇造成的困扰，处置得当，保持一种“自得”的精神状况（“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从以上两段话来看，不论是《孟子》还是《中庸》，儒家先贤对“自得”的解释都是偏重于精神节操的层面，即道德理想的建立。正如钱穆先生谈到这段话时所说的：“时代环境，尽管有甚多的差别，但处此时代与环境者，则总是一个我，总是一个己。……所谓自得，不仅使自己得之，同时是得了他一个自己，即得了一个我。试问若得了其它一切，而失了我，那样之得，又有什么意义呢？……舜与周公则确然成为一个有品有样子的人。但舜与周公，一处贫贱，一处富贵，一处安乐，一处患难。”他们所处的境况并不同，却同样成了圣贤，这就体现出“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的道理。

陈白沙则超越了这一局限，突破前人关于“自得”的伦理性的解读，对之进行了新的富于创意的发挥，他明确指出：

 

自得者，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鱼跃鸢飞，其机在我。如此谓善学，不如此，虽学无益也。

 

这样，白沙就将“自得”从传统的道德层面提升到主观精神与主体能力层面，从自我对道德的匹配，提升到主体生命与外物乃至整个天地宇宙同构同流，并成为其主宰。

综合白沙的这段话来看，“自得”之学的要旨是：既摆脱人生穷通丕泰境遇的困扰，又摆脱一切外物与耳目闻见之知的束缚，超乎一切荣辱得失之上，一切外物与耳目闻见之知的束缚，超乎一切荣辱表现出对生命主体与自我意识的高度肯定，凭借内心富于生机的浩然之气与自主精神，在学术的天空自在地遨游（“不累于一切，鱼跃鸢飞，其机在我”）。这就是白沙追求并践行的“内圣”之学，即“作圣之功”。

白沙《赠言》中对外物与人生境遇所持的豁达坦然态度，对自我能力与自我精神表现出的自信，彰显出白沙心学睥睨世俗的主体价值，开放、自由的学术精神，与超乎物累、无复依傍的气概。

白沙“自得”之学的上述精神，不仅是对传统的解构，更是对有明以来因循守旧、食古不化，长期处于独尊地位“述朱”学风的反叛与挑战。白沙对“自得”所赋予的新的内涵，体现出可贵的思想高度，白沙心学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这一与明代政治文化生态不对称的思想成果，和白沙当年坚持独立人格，拒试南归的选择是分不开的。由于这种选择，白沙才避开了明代主流政治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与冲击，在岭南圭峰山下一意习静养心，从而将“自得”之学经营、打造成熟。

白沙开创的“自得”心学，犹如明代政治文化荒原上涌现的一泓清泉，它给饱受政治、思想禁锢的士人带来滋润与活力，并成为明代后期心学洪流的滥觞。

（作者：广东五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