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阳明良知心学的根本精神

阳明学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明代理学的根本精神在阳明，而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一）“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自觉精神

“良知”即天理，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良知”就是阳明学的核心价值，就是文化自信、道德自觉。这正是阳明良知学的根本精神。

（二）“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

阳明学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修订。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恢复到“在亲民”。这个“亲民”就像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 “亲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种“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正体现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

（三）“和而不同”的兼容精神

王阳明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与佛老不同质，但他很想折中朱陆，会通佛老。他会通朱陆之论见于其《答徐成之》一书论朱陆异同是非之辨，及其所编《朱子晚年定论》。其《答徐成之》曰：

 

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得而尽诬之！

 

在这篇书函中，王阳明批评了学者以为陆象山偏于尊德性而失于道问学、以为朱子长于道问学而失于尊德性的片面性，而认为无论陆象山还是朱子，都是既尊德性又重道问学的，这确实显示了王阳明“折衷朱陆”的主观意图。而王阳明兼容佛老则见之于与弟子张元冲的论学语录。张元冲说：“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王阳明回答说：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王阳明虽不赞同“兼取”之说，但认为儒学是兼容佛老的。他认为儒家圣学与佛老之别在于，圣学取其全而佛老取其偏，圣学总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佛老只管了修身养性的小道理，但“儒、佛、老、庄皆吾之用”，儒佛道三教本来是兼容互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王阳明这种折中会通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是应当大力发扬的。

（四）“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精神

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致良知”，重点是放在“行”上。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圣学只一个工夫”，这个工夫就是“致良知”。黄宗羲解说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时说：

 

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

 

经过黄宗羲的解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了。这正是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

概言之，阳明学的真精神就是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自觉精神，“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的兼容精神，“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