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国与王道

先生云：大国也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因为其也可能是经由不断的杀伐、屠戮、奴役而乃渐次而成，血泪斑斑，代价巨大。然而亦正因此，大国尤当自我珍惜，施行仁政，保民而王，百姓安居乐业，以减少乃至根本杜绝人间的杀伐、惨剧与悲哀为务。而非重归四分五裂、军阀混战、豪强兼并杀伐之丛林社会，与覆辙老路也。大一统或天下大同乃用以保民而王，同归和乐幸福之生活，非所以专制独裁、虐害人民也。吾人倘热爱大国、大一统与天下大同，只以此也。王道仁政，天下向慕，怀柔远人，强力自卫（人不敢犯，强力则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比如在军事、科技、武器等方面的强力或强大），同归于大同世界，而后乃有唯一之世界史（甚至不必有史，因为据说历史至此已经终结了），或永恒天国之生活。

先生云：人类的相互杀戮折磨，或是上帝或天神的一个阴谋或惩罚（根据某些神话或宗教传说，比如基督教等）。比如，“绝天地通”（颛顼、重黎）；巴比伦通天塔（巴别塔），而有方言千万，兄弟姐妹离散，互不相认……于是相互征战、杀戮、奴役不休。西方文化，视人类社会乃永远之善恶交战史，其他文化或宗教亦每有相似预设（许多远古、原始、民间或近现代宗教都有类似传说、神话或观念预设等）——有学者名之为所谓“幽暗意识”——而为人类无法摆脱之宿命，亦即佛教所谓之劫数（劫难）、道家所谓之“天地杀机”、儒家所谓之“天命靡常”等。此为人类之“紧箍咒”，而在事实上似乎亦如此。古往今来，人间之因杀伐、屠戮、奴役等而非正常死亡者（相对于自然老死或自然死亡）之数量，或远超自然死亡与自然尽生者也。人口一多，便以人类劫难之形式不分善恶而收拾之。又比如相应的所谓人口规律论（有些思想家或经济学家以经济学思路来进行解释，仍是本末倒置，或偏离根本。究其实，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心与人性也，是人心与人性的内在缺陷和悖论的自然表现，或必然结果）。先秦儒家王道仁政倒是从一开始便反对任何形式之杀伐与奴役，反对先预设人性为邪恶，后乃加之以随之而来的善恶对抗杀戮，而是试图在承认人性本善的基础上，以教化和迁善（复性）去染的方式，免除（大规模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杀伐，表现出了不同于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对人性的一种特别的乐观态度与期许，但这仍然只是表现在思想或理想层面，在实际制度层面，却终于缺乏良法良制，不能回应或确保文化理想或文化美意，从而在事实上被反证了文化理想或文化美意，沦落而至于世袭制、家天下、诸侯力征兼并、皇帝专制、军阀混战等人间乱象乃至人间活地狱。

先生云：“以马上得天下，岂可以马上治之乎？! ”固然，然而，倘仅以马下治之，又岂可以马下而得天下保天下乎？！中国历史上，按儒家之正统叙述，商汤、周文、周武乃为以仁政王道得天下之例子与代表，因行仁政王道而天下钦敬归心，以人和、仁政而得威信与影响力，虽亦有马上之事，其本则在于马下之政事（王道仁政）。然此或有儒家之夸饰、虚构、再造、选择性论述或简化论述之可能，并且，即或此种正统叙述真实而准确无误，与漫长中国历史中的各种相反实例之繁多相比，此两种或亦只是特例而已。得天下，治天下，保天下，皆当有马上之事（社会或军事），与组织之事、典章制度之事、礼乐刑政、文教之事、百工技艺之事等，而或有偏重。吾观中国历史上史实较丰备平实时代之史事，皆以马上实力或军事实力，或组织优势与武器优势而得天下，未尝有以逞文士仁义道德之口舌之能，而可得天下者。且每每借助于法家（军事组织或军国主义、严刑峻法、赏罚分明、集权独裁等）、纵横家（纵横家不能独赖以得天下，此点不似法家，法家对于治国有一整套之制度规划，对政治事务之筹措设计极为广泛、务实而深刻，便于实行。纵横家则只是善于分析形势，尤其是地缘政治形势或国际关系形势，提出政策建议而已，不似法家可以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强国、强军、强君的措施）、黄老道等宗教组织、儒家文化之民间形态，如江湖义气、宗族组织力量乃至外族军队而成事（得天下）。而当以马上得天下后，其治天下时，则每阴饰儒家之心性文教、仁政王道，实则每采取黄老或法家那一套（法家以治军，儒家以治社会，亦即所谓阳儒阴法）。即便是采取儒家政治哲学和政治规划，同样不仅有儒家之心性文教仁政，亦有儒家之耕战并备，宗法与军法随时转换，又有儒家之制度典章等，无所忽略荒废，则皆或有治天下之成效。若只偏重一点而忽略其他，尤其是忽略军事实力与尚武精神时，则亦每流于文弱（偏重心性、辞赋、文才、文人等，而不重军事、尚武、战备与盔甲戈矛之武备）、涣散（不重社会组织——包括今天所谓的“社会中间组织”——或社会建设，礼崩乐坏）、混乱（不重根本之典章制度、成法或先王之制、法治）、分裂（缺乏有序政治竞争之规则制度）等。历史上，中国之弱，往往在于文弱化与独裁专制化，文弱化而无刚毅、节义、尚武之精神；独裁专制化则采取奴役人民和愚民政策，而民亦不强。

先生云：秦成帝制之后，天下乃成皇帝一人之天下，世袭若干世后，而终于至于末代皇帝荒淫暴虐无道，天下大乱。天下大乱之世，或有皇族流裔以正统号召天下收拾人心者，如汉光武帝刘秀、东汉末之刘备等，余皆为流氓、枭雄以马上得天下，如刘邦、朱元璋，如李渊、李世民及五代十国等皆是，此外则有外族马背民族亦以马上得之。质言之，商汤、周文、周武或以仁政、武力并用而得天下，秦成帝制以后，尽皆以武力得天下；无武力，则无天下。

然而，此种论述亦太过简略笼统，如欲更深刻地思考历史之经验教训，还须进一步思考如下命题：第一，乱世有武力者亦多矣，何人最终可脱颖而出，此似又非武力一事所可尽明；第二，武力得天下之后，倘仍只重武力军事，或仍沿袭“力征得天下”或“打天下”时之组织制度，不及制度典章与社会组织建设乃至文教制度建设，则往往转瞬易手，秦代即为此种显例。

法家进取，故得天下者每得益于法家之制度治理；然若得天下后仍沿袭之，则苛严紧张，助长君主专制与暴虐荒淫奢靡之行事，每易激起人民反抗而沦亡。儒家守成，每取开明仁政王道，重人文民生，重社会组织与社会建设，重教化文治，故每能使国祚绵长；然亦易致文弱化（尤其是在隋唐科举取士开文治政府，却不能在军事上亦有所制度维持、加强和平衡之后），往往若干代歌舞升平之后，军事上和民气上便衰弱下去，对内尚或可支应，对外之虎狼之师则往往不堪一击。又因为皇帝家天下与皇帝专制，以及太子自幼长在深宫后院而纤绮靡弱等弊端，后代君主亦往往流于荒淫、暴虐或靡弱，致使国家内政腐败，积弊丛生，不可收拾。京畿或国内空虚时，边缘、外国或其他边鄙军事势力便容易乘虚而入，以马上粗豪之姿逐鹿中原而夺取天下。

殷商、成周因系有文武合一的领导阶层，与兵农合一之军国主义，且有宗法社会组织建设与德义开明专制，故享国祚时间长。秦汉亦稍因之，然于德义开明专制方面有所退步（不仅是秦代，汉代亦如是），而渐成皇帝专制政体，故享国祚时间便短一些，然尚有武力雄姿。魏晋以还，社会组织法度被破坏；隋唐以来，政治文人化，故军事便日渐衰弱。元清乃以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少数民族政权以马上得天下，而以儒术治天下，初尚谨慎保留尚武之风习，然若干代之后，因远离尚武自然环境条件与社会生活条件，亦感染汉人之文雅、文治与文人化、文弱化，文治主义之科举制度又推波助澜，故又走上一治一乱的老路，而对外部军事势力呈现弱象来（关键还在于军事的行政管理方面的腐败和人治无序。加上不得不防范汉人，而只试图在本族中保留尚武风尚，对于汉人则采取弱民政策，不令习武尚武，这种政治和军事上的悖论当然导致难以利用全国之民气民力民智而与外竞争之。专制独裁制度亦如此，只允许有专制独裁者一人之头脑，兆民之聪明才智尽不能发挥，以专制帝王治之一人之智力，以对民智俱开、各逞智力之外族兆民，则又何以与外族竞争之）。

于今之计，当于文教与政教制度上有所创设，俾培养文武双全、智勇双全、刚毅沉雄、积极进取之国民性、国家精神及其治术人才，而开创中华文明之新天地和新气象（其实当代亦不能仅仅强调过去意义上的文武双全，还须有科技创新能力和机制）。其实，所谓文武双全，其实就是首先要保证兆民之良心自由，创造维护正义与正道的政治、法律、文教制度，让兆民在追求真理与正义方面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性之善胜过人性之弱点，让正义得以战胜邪恶，自然便可养成勇毅仁厚之国民气质，反之则不然。所谓文教与政教制度之积极创设，即所以开启民智民力也，而非以一人一群之头脑僭代兆民之头脑。在宪法明确和保护兆民基本人权的基础上，同时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兆民之自由思考、自由创造之权利（其实基本人权就包括自由思考和自由创造的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律，兆民自可自由思考、创造、制作器技和经商，一切权力和他人皆不可干涉，同时开放文教，俾使民智俱开，各逞其智慧能力，自然民强国富。

以儒学论，先秦为文武兼修兼备之儒士儒学；秦汉儒学稍不彰，西汉乃为皇帝专制张目，东汉乃重气节，仍有杀身成仁之勇敢气概，为儒学儒士之过渡时代；唐代儒学大不彰，科举制度取士造成文人化文士，唐代几无儒学儒士（唐代“求知己”之干谒之风甚盛，亦可谓士风靡沦，丑态百出。然此亦多制度之问题）；宋代有儒学，而偏重于义理，亦多文人化文士，稍缺文武兼备兼修之儒士；明清则儒士儒学皆无（所谓汉学考据，岂可言儒士儒学！）。然此皆从整体言之也，而其中一二卓绝之士则可超越时代：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令孺等皆大儒者也。然亦皆不是武士……宋儒不是武士，而每有武士精神气节，范仲淹等尚能领兵打仗；明清或有若干特卓之儒者，而士林儒林风气整体上已堕落。

先生云：明清以来之读书人瞧不起不会舞文弄墨之兵工商农，此事本来便好笑，以舞文弄墨、吟诗作对而傲人，纤弱柔靡，多愁善感，早已失去先秦儒士的刚毅木讷、智勇双全的儒士国士风神。读书人的气节与任事能力大幅下降，傲娇之气却涨了不少，真是此消彼长的双向堕落（其实国家治术人才或政务官，本来就应选择那些有勇概智略之人，而文雅谨慎之文人则可选作文官，或从事今之知识分子、科研工作者等之工作）。

先生云：儒家与法家都有一整套的全方位的治国学说，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大。尤其是儒家的社会组织建设（宗法+忠孝伦理+井田制或为民制产等），构成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背景，亦为其他许多学派之社会结构背景。因有此事实上之现实社会结构背景或基础，其他学派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根本敌不过儒家学派（儒家学派在社会组织和社会文化上深植根基，牢不可拔）。儒家与法家皆重典章制度，但儒家重文教新民，法家偏重愚民、制民与军事组织民众（军国主义）；儒家重民本王道仁政，法家重专制霸道暴政。秦汉后儒家学说治国之失败，一在于摒弃兵农合一之制度，二在于摒弃文武兼修兼备之儒士（精神）养成之原则，三在于匍匐于君主专制独裁的淫威之下，四在于选举制度之破坏或不完善——科举制度未必是更有效之选举制度，甚至可能是更坏的选举制度（但此事必须联系相关政治文化历史背景和配套制度来谈）。

先生云：孔子之前或有儒行，并无儒士群体，有则自孔子述经设教始。孔子以后，儒士乃成一自觉之特别之社会群体。晚清经学废除，则儒士群体亦渐消失之，有则一二私淑弟子而孤魂野鬼而已也。又或有“空有儒家之名，而无儒行之实”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