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史研究丛书”总序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宋史研究中心计划集编出版“唐宋史研究丛书”，下文谨述其缘起与基本思路。

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它是一个汇聚同好而组成的松散学术团体，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推动关于中国唐宋历史研究领域的发展。除了不定期地举办学术讲座、召开学术会议外，中心主要的事务是从2015年起编辑出版年刊《唐宋历史评论》。现今在此年刊基础之上，同仁们经过集议，认为有必要集编出版一套专门以唐宋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丛书。

一方面，至少在形式上，这套丛书可以将中心成员学术著作汇集起来，以显示“学术团队”的总体力量。目前中心主要由本学院以及本校国学院从事唐宋史研究的教师组成，并聘有校外兼职研究员，经常参加中心学术活动的有20余人，还有已经毕业或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数十人。中心成员的学术兴趣涉及唐宋史众多领域，大致有政务文书与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城市、财政、律令制度、宗教与民间信仰、历史文献、历史地理、医疾、民族关系、敦煌吐鲁番文献，以及辽金政治、地理、史学等多个议题。今后随着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推进，我们的研究力量与研究议题必然会不断扩充与拓展，用一套学术丛书来集中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学术团队的合适途径。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套丛书的集编出版，反映了我们关于如何深化唐宋史研究的一些学术思考。《唐宋历史评论》“发刊词”曾指出：

 

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周秦之变以后再次经历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时期，魏晋以来相承之旧局面，赵宋以降兴起之新文化都在此时期发生转变与定型。唐朝以其富强，振作八代之衰，宋代以其文明，道济天下之溺；唐宋并称，既有时间上的相继，又有文化上的相异。唐、宋的时代特色及其历史定位，要求唐宋历史的研究突破原先单一的唐史研究、宋史研究画地为牢，囿于一代的旧局面，构建“唐宋史观”的新思路，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观察、理解中古史上的唐宋之变。

 

所谓“构建‘唐宋史观’的新思路，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当然不仅仅是将习称之“唐宋变革”或“唐宋转折”的两端扯到一起，让两个断代史领域叠加起来而已，而是希望推进研究范式的某种转变，是如何从长时段“会通”地来观察历史的问题。

不同历史解释体系对于唐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转折似无异议。从明人陈邦瞻（1557～1628）所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到20世纪初由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的“宋代近世说”，认为唐宋之间存在一个历史的“变革”，及至现今仍流行于欧美学界的“唐宋转折”论，细节上虽多有差别，主旨却基本相同。

即便按照传统的、将整个中国帝制时期都划入“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法，由于这个“封建社会”过于冗长，学者们也都试图将其再细分为不同的时段，以便于深入讨论。他们有将其分为前、后两期的，也有分为前、中、后三期的。但不管哪种分法，唐宋之际都是一个分界点。

从内藤氏以来，学者们对这个转折的具体内容做过许多侧重面略有差异的描述。陈寅恪（1890～1969）先生以“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一语来概括唐代前期历史，最为精到。此外也有一些学界前贤，发表过一些相当有启发性的意见，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长时段、全方位观察视野的犀利目光。

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前贤的这些论断的影响，似乎更多地只体现在引导学者们去关注唐宋之间历史的变异与断裂，不管是称之为“变革”还是“转折”，都是如此。近数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现状是，虽然关于应该摆脱断代史框架的束缚，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着眼，以“会通”的视野，来观察中国历史的沿革与变化的立场，差不多已经成了学界常识，但将这种常识落实到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去，则还处在言易行难的初步阶段。具体就宋代历史研究领域而言，集中表现在制度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应该从晚唐五代去追溯宋代制度的渊源，但真正“会通”的成果尚不多见。总体看来，唐与宋各自分为两个“断代”局面未见有大的改观，中间那道隔离墙并不易被拆除。

唐宋两朝研究各自囿于断代史畛域的主要原因，并非仅仅出于历史文献过于庞驳、史事制度过于复杂，以致多数学者以一人之心力，难以兼顾，而在于观察的视野与分析的理路，常常局限于一朝一代，未能拓展开去。我们强调应该跳出断代史的框架，摆脱一时一地的局限，以会通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也绝非以为凡叙述某一史事，都必须从唐到宋，甚至更长时段地，跨朝越代，从头说到底。实际上，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绝大多数专题，都不得不具体落实到某一个“断代”的某些侧面，跨朝越代式的史事叙述，对于不少学者来说，无论在精力上还是智力上，都是不太容易应对的挑战。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要以一种会通的立场、眼光与方法去分析处理断代史的问题。

所谓“转折”，指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但是，假定了“转折”的存在，绝非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将其两端相互割裂开来。毋宁说，基于对“转折”的认识，更要求研究者持有一种长时段、全方位的观察眼光，从历史前后期本来存在的有机联系入手，来讨论造成“转折”的种种因素，分析“转折”的前因后果。

如果未能明了赵宋以降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基本走向，就不太可能真正理解韩昌黎（公元768～824）“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地位。同样的，未能充分掌握中原地区古代服饰演变的全局，认清秦汉而下直至明清，含蓄收敛服饰风尚实为常态，倒是“非华风”的盛唐风范实属例外，仅以唐宋间的简单对比，来划出“开放”与“保守”的文化分野，就未免流于世俗的片面之论了。笔者近年讨论宋代城市史，跳出传统的唐宋间产生所谓“城市革命”，亦即主要从历史的断裂层来作分析的思路，改为更多地观察唐宋间城市历史的延续性，小有收获，也可为一例。

所以说，如果能站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前后转折的高度，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做观察，关于“唐宋转折”的假设不仅不会使我们将唐宋间历史机械地割裂开来，反而会更推动我们去探索它们相互间的有机联系，深化对它们的认识。这大概就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可能带给研究者的丰厚回馈。

相对而言，如何通过观察历史后续的发展，也就是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再反过来验证自己对唐宋时期历史的分析，或者在对历史后续发展的观察之中，来就前期彰显未明的史事的走向，获得一些启发，关注者看来更少一些。同样的，据我们对元明清史研究领域的粗浅观察，论者能跨越断代，将对史事的梳理上溯至唐宋者，似亦有限。因此，对于许多制度的沿革，史事的源起，常常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

前贤的许多论述，例如前引陈邦瞻之语，接下去又说：“今国家之制，民国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还有近人严复（1853～1921）之所论，“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或者如王国维（1877～1927）所说“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这些议论虽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也多见引于学者的论著之中，但它们之所指出的历史现象，真正被学者纳入自己的观察范围，予以深入讨论的，则不多见。

易言之，鉴于学术史的现状，立足于唐宋的观察视角的学术意义，还在于可能推进对经由唐宋转折定型的中国帝制后期历史的贯通性研究。这样的贯通性研究，无论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唐宋，还是元明清，或者今天的中国，都是极为必要的。

所以，立足于“唐宋”的观察方法，不仅要求我们拓宽视野，将7～13世纪整个民族的历史活动纳入分析讨论的范围，更需要我们将观察的眼光从一代一朝、一时一地，拓展到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它也必将会对我们的学术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归纳而言，我们这套丛书以“唐宋史”为题，收录论著的具体议题自然不出唐宋两代的史事，而且多数仍不免分别讨论唐代或者宋代，但观察的视野与分析的理路，则希望不仅要会通唐宋两代，关心的时段也比唐宋历史时期还要广泛一些。更重要的是，与其说这样的专题选择是出于一种学术领域的划分，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自以为更合适的学术方法与学术眼光的思考。我们希望以这种更具有透视力的学术眼光来自励，并希望以此为深化对民族历史的理解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具体就丛书的集编组织而言，我们希望能够遵循学术研究的自然规律，不分批分辑，杜绝批量生产，同仁的论著成熟一本推出一本，积以岁月，观以长效。同时，也欢迎学界同好加入我们的研究团队。

谨此说明。

包伟民

2016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