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意义、背景及相关理论

一 研究意义及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取得令世人瞩目成果的同时，也凸显出诸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其中，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不和谐因素之一。城乡收入差距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城市偏向政策的产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1，而世界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是1.8∶1，对比世界平均水平，差距较为明显。每年春节上亿人次往返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呈现候鸟般迁移的“民工潮”，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人流”现象。至2016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政府已经连续十三年聚焦“三农”，平抑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当务之急。有差距就有流动，适当的差距本可以带来动力和创新，但过大的差距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本书从“农民进城”这个普遍社会现象切入，一方面从城镇化农村劳动力输出进城农民市民化（同时农民收入增加）入手，缩小户籍统计上的城乡差距；另一方面提高农民的农村土地收益，主要是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改革，双管齐下，探究劳动力流动、城市化进程在平抑城乡差距路径中的作用及由此产生的政府政策的行为选择。寄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一为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添砖加瓦；二为数学及计量方法在城市经济学上的应用做一些探索；三为新农村建设和改革，为涉及农民利益的土地流转等法律法规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做一点探讨；四为平抑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及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一定依据。

（一）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国内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目前处于何种水平，发展趋势如何，目前的研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第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高，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突出；第二，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整体收入分配不均中城乡收入差距的比重越来越大。陈宗胜、周云波（2002a）采用了“基尼系数分步分解法”和“城乡加权法”对中国总体收入差距进行分解，结果显示，总体收入差距中1988～1999年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了一半，总体收入差距增加值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值的贡献更是超过了80%，因此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变动构成了总体收入差距及其变动的主体。蔡昉、杨涛（2000）对比了世界上36个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标准劳动者的收入比率，发现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这一指标都低于1.5，而中国的这一指标却长期维持在2～3，说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要比国际水平高得多。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首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不断上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地带性分布，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大于中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王小鲁、樊纲（2004）根据1996～2002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缺西藏）、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预测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随着人均GDP水平上升，城乡间收入差距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宋士云（2013）研究得出2002～2010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总收入在我国居民收入中占有的比例不断加大。城乡居民收入比在2010年为3.31∶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消除。

在结合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上述文献利用各种指标测度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发展趋势，得出的结论一致：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我国居民总收入差距的主体，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的变动是我国总体收入差距变动的主导因素。施航宗（1997），陆铭（2004），张藕香、张军政（2007），杨眉（2006），黄素心、王春雷（2009）等研究认为城乡区域收入差距对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50% ～70%，消除城乡差距，至少可以消除50%以上的不均等。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及差距缩小的路径和战略选择的研究学者有吕炜等（2010），林毅夫（2007），蔡昉、都阳、王美艳（2003），蔡昉（2000），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张红宇（2004），张嫘、方天堃（2007），曹安国（2007）等。他们认为城市化、二元结构都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我国选择赶超战略而导致内生的城市偏向不公平政策，明显抑制了农村消费，政府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居民消费行为，使得城乡差距扩大。另外，他们提倡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这一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陆铭、陈钊（2004）利用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姚耀军（2005）利用中国1978～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VAR模型证实，城市化在短期内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另有学者如程开明、李金昌（2007）却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短期来看，西部金融发展显著地构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但这种因果关系在东部地区并不显著。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机理提供了帮助。

关于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对城乡差距的平抑的实证研究学者有王小鲁、樊纲（2004），朱国林、范剑勇、严燕（2002），敖荣军（2005）等。其中蔡昉、王德文、都阳（2001），姚枝仲、周素芳（2003），马颖、朱红艳（2007），郭军华（2009）等认为劳动力市场扭曲阻碍劳动力流动并造成地区差距，劳动力流动是平抑中国区域收入差距重要和最有效的路径，其相对政府转移支付等政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成本更小（吕力、高鸿鹰，2005），与收入分配政策相比更有效（李实，2005; 2007）。不过也有相反的结论，张庆、管晓明（2006）通过数据检验发现，1983～2003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并没有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可能在于户籍制度的障碍以及农业投资的不足（蔡昉、王德文，2005）。李实、赵人伟、张平（1998）认为农民进城抑制了城镇内部非技术职工的工资过快增长的势头，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郭军华（2009）选取1978～200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证实：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二者并非简单相对应地促进或者抑制，其效应还要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陆铭、陈钊（2004），贾小玫、周瑛（200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估计认为，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

还有不少研究借助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和模型，沿着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经济集聚及其收入效应—收入差异主线展开，揭示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内生性关系（Krugman, 1991；刘安国、杨开忠、谢燮，2005）。赵伟、李芬（2007）进一步证实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力的异质性有关，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能导致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可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基本已超过70%，城乡收入差距矛盾不突出，近年来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且多以中国为案例。Alesina、Perotti（1996）利用71个国家1960～1985年的样本数据，对收入分配不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假说进行验证表明，过高的收入差距会造成一种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导致投资的下降，最后影响到经济增长。刘易斯等人证明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城市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性条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Roberts, 2007）。腾田昌久研究认为，虽然城乡劳动者福利均有所增长，但福利差距将会扩大。

Adam通过对埃及家庭样本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加剧了埃及的收入不平等现象。Martin和Taylor均得出，劳动力流动也伴随着附着于劳动力身上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降低了流出地的劳动生产率及收入水平，反而扩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发达地区流出的劳动力一般是家庭收入偏低的，欠发达地区流出的劳动力一般是家庭收入偏高的。他们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欠发达地区而言有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有一定的副作用，而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欠发达地区流出劳动力是这些地区家庭收入偏高的原因这一结论未必如实。

国外学者多从聚集经济和内生增长理论角度研究，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他们的结论也有待检验。大多数研究者认同：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做出了贡献，但影响大小受到输入地城市化水平的制约，城乡间收入差距在未来较长时间有可能继续保持扩大的趋势。不过定量分析在差距度量指标、影响大小结论上存在争议，对近十年的实证比较研究缺乏，对平抑差距的路径探讨，特别是政府作用和应对机制的研究还很不完善。对城市间、农村间是否有区域收敛现象，演变趋势如何，以及特定的经济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的研究文献很少。众多迹象表明，长三角地区已具有“俱乐部”收敛的初步特征。

本书拟以部分省份为例，依循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劳动力流动这一主线，探讨城乡收入收敛性和平抑的路径及政府在此过程中的行为决策，为寻求其他区域城乡经济收敛路径、平抑收入差距乃至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