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理论述评

（一）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理论”这一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刘易斯（1954）最先提出的。刘易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具有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是由城市中的工业和农村中的农业两个部门组成，其中，一个是以城市为中心，生产技术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一个是以农村为中心，生产方式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高，工资水平也远远高于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资率都很低，农民仅能解决温饱或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农村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在市场没有障碍时，人们的理性选择自然是从低效率和低工资报酬的农业部门流向高效率、高工资的城市工业。而且认为劳动力供给永远是充足的，从而可永恒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充沛的、廉价的劳动力。刘易斯把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确定的工资水平下能充分满足城市工业的劳动力需求，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就处于此阶段；第二阶段：随着工业积累的增加，农业的边际收益也在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在相应提高。

刘易斯指出农业劳动力具有“完全的弹性”，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农村有大量的隐性失业，城市则较少存在失业，城市工资水平在吸收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之前是不变的。刘易斯模型进一步指出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出现，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是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根本动力和直接原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路径是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壁垒，促使劳动力自由流动。提高城市化率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刘易斯的二元理论为我们理解和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根据，但这些假定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第一，城市不存在失业并不符合我国现状。我国20世纪80年代进行市场经济和国企改革，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导致了大量工人下岗。截至2000年，我国有3000万名下岗职工。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校扩招、取消国家包分配，实行自谋职业政策，致使相当数量的毕业生没有在当年就业，城市失业广泛存在。

第二，模型要求劳动力市场开放、自由流动没有障碍。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设立的户籍制度致使城乡分割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被雇用于城市的农民工，大多也是从事技术含量低、工资待遇低、风险高的工作，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他们没有归属感，时常奔波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多数处于待业和寻找工作的状态。

第三，刘易斯提出的发展城市工业的政策，主张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忽视了农业自身产业化和非农化的特征，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大作用和意义。例如，乡镇企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民盲目、无序进入城市发挥了巨大作用。截至20世纪末，我国约有1亿人口被乡镇企业吸收。

（二）经济增长理论

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指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由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的。国家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影响、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政府应集中力量对若干地区和产业进行投资，加快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或产业的发展，以带动其他地区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资源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开放的环境中，一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有可能向所有存在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市场或产业领域渗透。在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资本要素相对稀缺，企业和政府理应优先选择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工业化发展应遵循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霍夫曼”模式。此模式即霍夫曼经验定理，是指资本资料工业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并超过消费资料工业所占比重的工业发展规律。该规律被人们推定为工业化发展到后期阶段属于重工业化阶段的结论。然而，我国最初基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需要，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长期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而重工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创造与吸纳就业的能力远不如轻工业和服务业，最终造成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业生产部门，结果就是农业劳动效率低，农村和农民贫困积累负荷重，农村和农业发展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积重难返。这一道路使我们贻误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机（林毅夫、刘明兴，20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此时，我们走的依然是工业优先和以投资与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当劳动力供过于求、资本极度稀缺时，长期坚持这种发展战略的结果是政府不得不人为地压低劳动力的价格。这时，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企业只能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增加资本投入，进行技术升级，扩大生产规模；二是进行体制改革，如“减员增效”等。其共同点都是减少劳动力、增加资本投入，即“资本深化”。但是，这两种措施都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延缓了劳动力的流动进程。

另外，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主要源于区位条件、要素禀赋、自然资源等区域先天条件的不同。先天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包括资本、劳动力在内的多种要素在区域间流动和重组。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由于区位条件或者产业政策的差异，生产要素在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从相对丰裕地区流向相对稀缺地区，使得要素禀赋的自然优势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成本优势两者在地区间的分布不一致。在地区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先行发展机会，资本得以迅速且大规模地积聚。在经济动机的促使下，大量劳动力资源被更高的城市收入水平所吸引，劳动力追逐资本，我国中西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开始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进行转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逐渐在东部沿海地区集结，最终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劳动密集程度逐步递减的格局，显然这一格局与相应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是一致的。虽然这一格局分布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中生产要素区域间的流动和重组，但是如果产业在发达地区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不能及时向其他外围区域转移，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就会降低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因此，落后地区则会因产业集聚不够，导致当地的工业化缺乏动力，也会阻碍当地的城市化进程，从而本地区提供的非农产业劳动力不能被有效吸收、就地转化。另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过度集聚，会导致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日益减弱，工资的增幅也相应放缓，劳动力转移同时面临速度趋缓与成本上升的难题，劳动力的流动变得越发复杂和艰难（叶琪，2006）。

（三）城市化演变理论

1．关于城市发生、发展动因的观点

（1）产业革命论。该派学者主要是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认为产业革命是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前提，工业艺术的进步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生产聚集引致城市化发生。同时，城市化的发展又促进农业与工业的分离和对农产品的需求、推动农业的产业升级，从而使城市工业、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得到了食物上的保障。自动化时代的到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群的形成与集聚。

（2）农业剩余产品论。持此观点的学者松巴特、芒罗、沃伊廷斯基等认为，一国城市化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是由其自身获得剩余粮食的能力决定的，而这种剩余粮食的生产是由第一产业生产力所决定的。

（3）劳动分工说。一些学者针对农业剩余产品论的观点，提出剩余粮食的生产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城市的本质是第二、三产业的集聚，这种集聚使城市有了巨大的吸引力，从而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综合而论，城市化的动因因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国度、环境不同而不同。

2．关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研究

国外关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1）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城市化发展三阶段论。其代表性人物是英国学者范登堡。他在《欧洲城市兴衰研究》一书中，以经济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为依据：①从以农业为主过渡到工业社会；②由工业经济过渡到第三产业经济；③第三产业部门继续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把自英国工业革命至今的世界城市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化；第二阶段，市郊化；第三阶段，反城市化与内域的分散。

（2）“差异城市化理论”模型。此理论模型由盖伊尔（H. S. Geyer）和康图利（T. M. Kontuly）于1993年提出。他们将这个模型作为解释世界上所有地区人口变化的演化模式的基础。该模型引入了理查森（H. W.Richardson）在1977年创造的“极化逆转”概念，用以表示人口增长率从大城市转变为中等城市的骤变。该模型将城市分成三种类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他们认为大、中、小城市的净迁移的大小随时间而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将城市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城市阶段，也叫作“城市化”阶段，此阶段大城市的净迁移量最大；第二个阶段是过渡阶段，即“极化逆转”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中等城市由迁移引起的人口增长率超过了大城市由迁移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第三个阶段是“逆城市化”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小城市的迁移增长超过了中等城市的迁移增长。之后，结合当前世界比较流行的发展周期观点，二人又进一步提出“逆城市化”阶段过后又进入新一轮城市化周期，即再次进入“城市化”阶段。

（3）“城市发展阶段”模型。霍尔（P. Hall）于1971年提出此理论模型，后经克拉森等人于1981年对此模型进行修改而趋于完善。“城市发展阶段”模型将生命周期引入城市化理论，认为一个城市从“年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年老的”稳定或衰落阶段，然后再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周期。该模型将城市发展划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然后又根据中心城区和城市外围在人口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之间的转折点，将这四个大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再一分为二，从而划分出八个小阶段。

此外，根据城市化的必然性与近代城市的产生理论，日本学者今野修平认为，产业革命以来，近代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化；第二阶段，特大城市化；第三阶段，特大城市群化。

3．关于城市化规律的研究

经济学家关于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与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

（1）城市化速度发展规律（S型曲线规律）。1979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 Northam）在其《城市地理》一书中，把世界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运动轨迹形象地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1987年，中国清华大学学者焦秀琦在《城市规划》杂志上发表的《世界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一文中，对诺瑟姆所提出的城市化发展的S形曲线理论进行了数学模型推导，得出了城市化发展的微分方程，并根据推导出的数学模型，描绘出了城市化发展的S形曲线形状图。

（2）城市规模等级序列分布规律。城市规模等级序列分布规律主要有首位城市定律和位序规模规律。二者都是建立在对世界城市规模分布模式进行观察和总结的基础之上，代表了世界城市规模分布的主要模式。

（3）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关性规律。1988年霍利斯·钱纳里对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相关性进行了测度研究，得出在常态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产业结构演进，制造业生产比重的上升与就业比重的上升基本上是同步的，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与生产比重的上升则表现出阶段性差别：在人均GNP达到500美元（1964年美元）以前，生产比重上升较快；当人均GNP超过500美元之后，就业比重的上升明显加快。

（4）关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第一，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Lucas专门建立了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型，研究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Henderson和Verner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美国或者墨西哥这样城市结构单一的国家，不具备一般性。为了有效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问题，Lucas在2004年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型。他认为城市化是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的主要手段。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会推动土地密集型技术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转变，这一转变在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它是发展中国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工业化的必要路径。

大部分学者主张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够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偏向性的政策阻碍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蒲明、冯瑛和陈建东在2010年利用住户调查数据对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试点城市——成都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全国城乡收入不断扩大的主要趋势，而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则是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动。贺建清（2013）对比研究城市化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城乡差距的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降低收入差距幅度最大，东部地区作用较弱。李江涛、张杨勋、罗连化（2013）等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采用SCBB的估计方法，在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实证分析，表明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的推动都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此外，由于空间关系的作用，处于相邻地理位置的省份之间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

第二，城市化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现有的研究之中，大部分学者认为，各项不合理的政策制度所导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障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程开明、李金昌（2007）利用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市化、城市偏向的政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城市化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会造成正向冲击，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贺建风、刘建平（2010）在分析城市化、对外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表明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蔡海龙（2010）利用1985年和2007年数据在研究中提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会造成消极影响，它对推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促进农村和农业生产的要素报酬率的提高效果并不显著。

第三，城市化过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呈倒“U”形。库兹涅茨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部门和城市迁移，可能会有一个由快速膨胀到逐渐缓慢、最后缩小的发展过程。1976年，Sherman Robinson用数学理论证明了倒“U”形曲线的合理性，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先升后降，并且提出城市化率临界值在50%左右，一旦城市化率超过50%，就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外，在2011年，他将城市化的过程划分为两大类：被迫的城市化过程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发生的城市化过程。只有这种由经济增长内生的自然城市化转变才能够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的现状，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1%, 2015年城市化率为56.1%，已到库兹涅茨倒“U”形的拐点。我国是否也呈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和迹象？本文的研究将给出大致线索。

（四）劳动力流动理论

关于劳动力流动理论，配第的《政治算术》、斯密的《国富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都对其做了一定的阐述。在克拉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中，他谈道：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向第三产业转移将是必然。还有库兹涅茨的人口迁移理论、托达罗的城乡迁移理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解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

托达罗的城乡迁移理论认为，一般情况下的人口迁移是一种基于经济比较的经济行为。假设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的预期收入（迁移的收益减去成本）大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均收益，就会发生迁移。这是劳动力对预期收入差异做出的自然反应行为。同时，它也是劳动力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上的自动配置和调节。托达罗认为，在城市存在失业的条件下，如果城市部门的工资率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即便城市存在失业，也阻挡不了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涌入。这种现象是因为劳动力会自动趋于高工资回报率的地方和部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涌入带来的效应有：第一，农民工获得高于农业生产的报酬，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这部分收入回馈家庭及农村，对农业、农村发展有促进作用；第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城市中的结构性失业，加重城市治理的负担，超过城市承载力；第三，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有可能出现农村衰落、农村家庭空巢化、土地荒芜化、村镇衰落化、留守儿童抚养与教育问题及老人赡养问题。

托达罗迁移模型对我国城乡建设有指导意义。他倡导在城市存在失业的前提下，既要发展城市工业，也要兼顾发展农村农业，使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平衡发展。这一模型较为贴近我国现实。长期以来，我国已经形成顽固的二元经济格局，这一对立格局一时难以破解。1949年以后，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长期以农村支持城市、牺牲农业支持工业的“剪刀差”代价难以在短时间内回补。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户籍制度严重隔离了城市与农村两大区域阵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福利待遇和权利制度上的差别一时难以消除。这也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力的就业市场和收入差异形成扭曲和不协调。

另外，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也存在显性和隐性剩余，这与托达罗模型假设条件不太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