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宗旨及研究意义

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所说的1974年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距今已有43年，这一次大规模的政治经济转型，甚至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浪潮，有30多个国家从权威主义转向了民主政治，还有几十个国家受到了民主化的冲击。在此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极大改善、东欧的政治变革、柏林墙的倒塌、华约组织的解散以及苏联的解体，持续40多年的“铁幕”骤然终止。如果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算起，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距今已近28年；2004年最大一次规模的欧盟东扩，有10个国家加入欧盟，其中中欧国家就有4个（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距今也已13年；如果自2008年9月，因美国住房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进而对中东欧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算起，至今也近9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东欧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大国尤其是欧盟的约束？这种约束是如何作用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中东欧国家又是如何评价这种外部约束的？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欧洲模式”、“中东欧转型模式”是不是成功的模式？2012年4月26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在波兰华沙举行会晤，开启了中国政府同中东欧国家的全面合作模式，先后达成并发表了2012年《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2013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2014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贝尔格莱德纲要》、2015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和201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2015年在中国苏州，中国与中东欧16国以《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为中欧关系的指导性文件，依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新闻公报》、《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贝尔格莱德纲要》，制定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本规划旨在明确2015年至2020年的合作方向和重点，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推动“16+1”合作提质增效。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包括中东欧国家的高度关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不断升温，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的建立促使二者之间的合作迈向新高度，有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板块和新亮点。新近欧洲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所引起的欧洲变局，将对中东欧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最终选择“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作为研究主题。通过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分析，笔者认为，总体而言，中东欧国家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中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的社会转型较为成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被大家公认为转型的“优等生”，本书的许多典型案例就选这三个国家。

一般认为，中东欧国家是在全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这三大外部因素影响下进行转型的。但这三大外部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就是欧盟（欧共体）。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大大改变了欧盟的外部环境，这使欧洲得以“松绑”。一方面，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两极格局结束，欧盟暂时可以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程度，从而享有了独立发挥国际影响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冷战的两极体制下，欧洲的国际关系被安全议程与军事力量所主导。欧共体从最初的德法“煤钢联营”，发展成为渐趋成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无法发挥首要的作用和影响。冷战结束后，军事力量和安全问题在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暂时下降，经济和政治议程的重要性大幅上升。这使拥有巨大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欧共体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欧盟最重要的对外影响就是1993年6月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提出的“入盟标准”。欧盟东扩的进程注定会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提供至关重要的推动力。同时中东欧国家在内部体制上通过政治经济转型与西欧国家趋同，在外部关系上通过加入西欧国家所属的西方社会的核心组织——欧盟和北约——与西欧国家融为一体，内部趋同与外部融合同时进行，相互促动。

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中，经济上激进或渐进的改革和政治上政权的剧烈变革，并没有带来社会的较大混乱，这些国家不仅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政治上也完成了向西方民主制度的转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中东欧国家摆脱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新的发展方式是否改变了中东欧的国际地位，也是本书要研究的内容。

2009年7月16日，中东欧国家多位驻外使节和政要写信给奥巴马总统，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取消在波兰、捷克部署导弹的计划，不要“遗忘”中东欧国家。美国借机加强在中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2015年北约军演近270场，其中半数在中东欧地区举行。北约制定战备行动计划，组建“高度机动联合特遣队”，并将“快速反应部队”扩至4万人，还新设8个中东欧指挥控制中心，成立常设联合后勤总部，优化指挥结构，授权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提前做好军事部署和行动准备。2016年2月，美国宣布2017年对欧军事预算增加34亿美元，并在东欧部署一支约4500人的陆军装甲战斗旅。美还不时派出F－22等战斗机飞往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2016年5月5～19日，北约在爱沙尼亚境内举行代号为“春季风暴”的年度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人数近6000人，演习地点为接近俄罗斯边界的塔尔图、沃鲁区以及珀尔瓦县。2016年5月12日，美国在罗马尼亚代韦塞卢空军基地的反导设施建成并投入运行。2016年5月13日，美国在波兰的反导设施开工，定于2018年完工，届时，美国将建立起完备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目标能否实现，中东欧国家的地缘特性是否为未来欧洲一体化前景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书主要梳理中东欧国家在入盟前后、经济危机至今等不同时期受到的外部约束是如何引起其国内制度变迁的。入盟是导致中东欧国家发生制度性变化的一种外部影响，影响中东欧国家转型中后期的总体目标设置和战略调整。

全球性经济危机可以说是对中东欧国家转型模式的一次检验。中东欧国家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同时受西欧、俄、美的影响。中东欧的地缘政治也是影响其转型的重要因素。弄清楚中东欧国家转型模式的得与失、成与败，可为我国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全面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提供借鉴。中东欧国家转型后也出现过民主乱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出现过危机，当前逆全球化现象凸显，这些说明全球化进程抑或欧洲化进程并非直线向前的。

二 研究现状

关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研究，大多数主要是从欧洲一体化的视角进行的。中东欧国家普遍认为，实现回归欧洲愿望的一个捷径就是同西欧现有的各种机构建立、加强和扩大制度上的联系。因此，中东欧国家积极要求加入欧洲现有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申请加入欧盟是中东欧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20世纪90年代，欧洲一体化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欧洲化研究阶段，关于欧洲化许多学者把其当作欧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还受到地缘政治，以及最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同时，中东欧国家为对接中国—中东欧合作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将调整其国内外政策。本书试图系统梳理中东欧国家在转型的不同时期受到的各种外部约束是如何影响其内部制度变迁的，把中东欧国家的转型看成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以下就是关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的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与其国内制度变迁的文献

冯绍雷、安源主编的《制度变迁与国际关系》一书，以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与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为研究重点，认为1989～1991年惊心动魄的历史剧变是由相当长时期中所蕴含的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制度变化造成的。其中对东欧国家在外交上向西方靠拢、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转向市场经济制度等进行了独到的阐释，而且对制度变迁的社会代价进行了评估。金雁、秦晖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对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的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阐释了东欧改革的进程。朱晓中著的《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东欧经济大转轨》、《东欧政治大转轨》、《经济转轨进程及难题》，重点研究了“外部约束”（欧共体/欧盟）的作用（入盟条件）如何影响和制约中东欧国家政治和经济转轨的方向和进程，考察和分析了“欧洲协定”签订之后，欧共体/欧盟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这种经贸关系对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特别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意义，并研究了哥本哈根条件如何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转轨。薛君度著的《转轨中的中东欧》，对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的转轨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孔田平在《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对原苏联和东欧10年经济转轨的思考》一文中认为：中东欧的经济转轨是制度重建的过程，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高歌的《国内有关东欧国家政治转轨的综述》和吴志成、王霞的《欧洲化及其对成员国的政治影响》，主要分析了欧盟框架下各成员国政府机构改革和决策方式的调整等问题。徐刚的《中东欧转型研究25年来的文献评介》，围绕过去25年来关于中东欧转型的研究，系统梳理了中东欧转型的历程，阐释了中东欧转型处于什么样的阶段，转型研究的学理意义为何。

2．中东欧国家入盟后成员国国内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方面的著作有杨烨与捷克的梅耶斯特克教授主编的《欧盟一体化，结构变迁与对外政策》。该书对欧盟的结构变迁与对外政策的影响做了介绍，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角度阐述成员国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中东欧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含义，也包括欧盟的统一汇率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变化。彭刚、关雪凌编译的《稳健东扩 积极整合 协调发展：新入盟成员与欧盟经济整合研究》，主要阐述了新入盟成员国的经济整合。杨友孙著的《欧盟东扩与制度互动：从一个入盟标准说起》一书，主要通过欧盟标准中要求保护少数族群的视角，并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对该标准与入盟申请国保护少数族群制度之间的互动途径进行了论述。

3．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对中东欧转型研究的反思

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徐坡岭、张鲁平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分析及特点》，余南平的《金融危机下中东欧转型模式再评估》等，可以说都是对金融危机形势下中东欧转型模式的一种分析和评价。以上都是对不同历史时段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具体分析，而把欧盟作为外部约束因素的长时段系统性分析很少。马细谱、李少捷主编的《中东欧转轨25年观察与思考》，主要介绍了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过程和特点、欧盟东扩及其影响、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与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西巴尔干地区国家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艰难过程和发展前景。朱晓中著的《曲折的历程：中东欧卷》，对国内外有关转型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客观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观点，并通过这种系统梳理揭示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同规模和深度。本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问题为导向，主要讨论转型中的基本问题，在国内首次系统讨论了民族国家重建和转型、外部约束对转型的影响、市场化与民主化之间的互动，以及转型与现代化等问题。

4．关于中东欧地缘政治的研究

主要有龙静的《变动的地缘政治与中东欧地区》，该文认为无论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还是策源东进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研究，都将中东欧地区视为控制欧亚大陆，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关键。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的价值不仅充分反映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中，在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也得到了印证。张健的《中东欧地缘政治新态势》一文认为中东欧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和影响力的逐鹿场，近年来更是地缘政治热点，呈现美、俄、西欧、中东欧四方激烈博弈的新态势。但中东欧国家也日益成为主动的地缘政治玩家，特别是一改以往“一边倒”的做法，对外政策趋向多元务实、自主性增强。

5．关于中国与中东欧的研究

自中国政府2012年提出全面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和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内关于中东欧的研究可以说出现了新的高潮，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和细化。

朱晓中的《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几个问题》系统梳理了中东欧研究历程，考察了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诸多变化，洞察这些变化的动因，检讨中东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中东欧研究的未来。正如作者所言，该研究对局内人而言，有助于中东欧研究者审时度势，根据研究对象变化和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双变量，定位自己在未来中东欧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旁观者而言，虽是雾里看花，但可以管中窥豹，对中国的中东欧研究进行第三方评判。对国家而言，改善中东欧研究环境，提高中东欧研究的质量，对中国政府当下大力推进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全面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不无裨益。文章围绕《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在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合作，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合作，农林与质检合作，科技、研究、创新与环保合作，文化、教育、青年、体育和旅游合作，卫生合作，地方合作等诸多领域进行了研究。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主要是从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主要有开放社会研究所主任希瑟·葛拉伯（Heather Grabbe）的《欧盟的变革力量：约束条件与中东欧的欧洲化》一书，该书认为中东欧国家在入盟的约束下，采取了很多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和制度，人们一般认为这是由欧盟和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的不对称性决定的，但是她做了更详尽的阐释，认为欧盟的议题与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愿望是一致的，转型国家的脆弱性使他们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并且接受欧盟的政策和制度有利于本国的统治者避免国内分歧和转移注意力。作者在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核心的解释，即欧洲化进程是与谈判进程同时进行的，当谈判专家在布鲁塞尔谈判时，国内有些机构已经开始进行政策转移了。欧盟促使成员国按照自己的目标改革，也有其制度规范和途径。有关欧洲化的研究表明欧洲化对成员国内部公共政策各方面是有相当影响的，欧盟法规旨在构建一个统一的欧洲，而不是构建一个“差异化的欧洲”。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Lopez-Santana教授的《软约束如何由上而下影响成员国的社会政策及其制定过程和欧洲化》一文，分析了欧洲政策制定者如何在欧洲联盟框架内建立社会政策合作机制。例如，1999年颁布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中就有一项欧洲的就业战略，该战略采用一种新的监管模式，旨在提高欧洲的就业率和欧洲竞争力，对成员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它在本质上是自愿的。该文的目的是回答以下问题：具有非约束性的欧洲社会政策领域的法规是如何影响成员国现行的政策决策过程和福利政策的。此外，它试图解释，欧洲就业战略在何种情况下能转换成欧盟成员国的福利结构和程序，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对成员国产生影响。此外，它旨在强调对欧洲化“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最后，文章谈到外生的压力是如何影响成员国国家决策进程的。英国剑桥大学大卫·雷恩（David Lane）教授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经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文中回顾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的影响，进而用数据说明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欧盟中的新成员更容易受到外部银行危机的影响。美国杜克大学朱迪·凯利（Judith G. Kelley）的《欧洲的民族政治：规范和激励机制的力量》一书，通过梳理欧洲委员会、欧安组织、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制度驱动，提炼出了规范性压力、条件约束性压力和激励性动力相结合的制度驱动模式，认为只有同时使用“大棒”和“胡萝卜”，才能使欧盟作用于中东欧的制度发挥作用。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的《1989—2029年大转型——可以更好或将会更好吗？》一文对自1989年以来中东欧国家发生的制度转型进行了理论上和现实上的阐释，考察了其历史特性，认为这些国家的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以上文章主要是关于欧盟对中东欧转型的影响，对这种外部约束与转型成果的评估很少。

关于中东欧转型的历史进程研究，主要有伊万·贝伦德（Ivan Berend）的《中欧和东欧，1944—1993：周边绕行》，该书追踪了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国家的战后财富。同时他的研究超越了经济史的范围，对过去五十年革命变革中“东欧集团”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进行了阐述，特别对极权主义、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东欧政治生活中的人格的分析，为西方工业化世界边缘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分析提供了另一种观点。丹尼尔·格罗斯、阿尔弗雷德·施泰纳的《中欧和东欧的经济转型》一书通过分析中欧和东欧转型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描述了中央计划制订者的遗产、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以及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分析了转型途径的得失与成败，指出转型过程显示一些国家加入欧盟的努力已经从“转型”发展到“一体化”，讨论了向东扩大欧盟的成本和收益，审查了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复杂改革的具体经验以及需要在巴尔干解决的具体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对中欧和东欧民主变革的影响》一书探讨了斯特拉斯堡人权制度对新成员国国内法、政治和现实的影响。基于欧洲人权法院过去和现任的法官以及各国宪法法院的贡献，本书提供了中欧和东欧国家与欧洲人权法院关系的内部观点，并探讨了欧洲人权法院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自由权、言论自由和少数族群权利等领域。指出人们对《欧洲公约》和人权法院帮助实现中东欧国家的基本自由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能力寄予厚望。《中欧和东欧国家和欧洲联盟》一书分析了10个新成员国中的8个，研究中欧和东欧国家受欧盟扩大影响的关键方面，说明中东欧国家的繁荣和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欧盟平均数，指出基于这些国家执行中央计划制度的历史，扩大可能给新成员国带来深远的影响。

关于中东欧地缘政治的研究主要有英国艾伦·帕尔默的《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该书详细地叙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六国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68年的历史。作者记述了这个地区各国各民族人民遭受邻近大国（德、意、奥、俄）的侵略、兼并、凌辱，起而反抗、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涉及了这些“夹在中间的国家”与邻近大国的关系史。书的主要内容有：东欧各国各民族复兴运动的发展，摆脱异族统治、大国控制、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各国所做出的反应，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影响等。

三 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本书在已有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基础上，主要使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分析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包括入盟标准、特殊的地缘政治以及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如何影响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并用案例分析说明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对中东欧转型的成果进行评估，以此来衡量外部约束的作用。

四 框架结构与创新之处

第一章“中东欧国家转型与外部约束”，分别对“中东欧国家”、“社会转型”、“外部约束”进行了界定。提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除受到欧盟特有的约束机制影响外，还受到俄罗斯、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

第二章“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及其成果”，分别阐述了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后的转型成果，并以波兰、捷克、匈牙利为例分析外部约束是如何促使这些国家取得转型成果的。

第三章“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途径”，分析了中东欧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指出“华盛顿共识”、“欧洲共识”理念、欧盟制定的有约束力的标准和规范、经济援助、区域政策等都促使新成员国的制度发生了变迁。

第四章“金融危机以来中东欧受到的外部约束”，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指出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外部影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领域发展的冲击和影响，其所直接导致的制度性变化是不多的，但也有一些间接的制度性影响。例如要求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规范与管理。虽然中东欧国家只是作为难民的中转国，但新近的欧洲难民危机对中东欧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五章“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的评价与展望”，认为中东欧的转型还在继续中，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改造必将影响到其转型的进程。中东欧转型的模式不仅是为入盟而采取的强制性适应、短期策略性考虑，各国同时也借此在探索适合国内要求的长期战略。本章最后对中东欧转型的成果进行评价，以此衡量外部约束的作用。欧盟的地位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打击，其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而且北约的战略也不是太明晰，中东欧国家处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其转型进程注定也是不确定的，这也就是外部约束的条件性。

第六章“中东欧国家转型与现代化”，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梳理。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前沿变化和国际竞争，是文明发展、文明转型和国际互动的交集，是现代文明的世界前沿以及达到世界前沿的行为和过程。从这些角度讲，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现代化的过程。本章以世界现代化指数、全球治理指数、法治指数等对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行评价。在当前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将更多地受外部约束，将更多地具有自己的特色，中东欧国家需要根据国内外形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附录“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分析”，主要分析了中国—中东欧合作的背景及进程，地方合作、“一带一路”合作的基础。自中国政府2012年提出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全面合作和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中东欧合作已在主体上形成了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模式；在渠道上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涵盖诸多领域的多元沟通交流方式；在内容上，形成了覆盖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