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出土的宋代潮州窑产品与相关问题

——以福冈市博多遗址群出土为主

田中克子

前言

中晚唐以后，中国民间海外贸易活跃起来。到了宋代，东亚及东南亚海域形成了广阔的海上贸易网络。中国商人向当时尚未掌握陶瓷施釉技术的日本输入大量的贸易陶瓷，日本成为东亚海域最大的中国陶瓷外销市场。“博多”（HAKATA）是当时日本对外贸易的窗口，为九州北部福冈市面向博多湾的一个地区。宋日贸易时期，博多是日本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1977年，博多地区地铁工程开工前的考古发掘工作使埋藏于地下的古代外销陶瓷器重见天日。此后，该地区的考古发掘持续进行，发掘地点多达200处，日本学者将这些考古发掘地命名为“博多遗址群”。遗址群出土的外销陶瓷，数量、种类之多为其他地方所远远不及，反映了贸易陶瓷的整体面貌，同时也显示了“博多”作为国际贸易城市（贸易据点）在日本的重要地位。

一般认为，宋代中国商品外销的海上航线，输往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以广州为据点，输往日本的主要以明州（今宁波）为据点。因此宋代潮州窑产品的外销市场以东南亚及南亚为主，日本出土的外销陶瓷则以浙江、福建陶瓷为多。然而，日本也出土了大量宋代某一时期内的潮州窑产品。本文将简要介绍博多遗址出土的宋代潮州窑产品的情况，并对潮州瓷外销日本的相关问题，包括海商、时间、航线等进行初步探讨。另外，虽然宋代潮州窑以笔架山窑为代表，但在潮州地区其他窑址也生产类似的产品。对笔者而言，由于不同窑址的产品不易区分，因此本文统一使用“潮州窑”称之。

一 博多遗址群出土宋代潮州窑产品的种类与特征

从博多遗址群的发掘情况来看，博多在11世纪后半期成为对宋贸易的据点。由于这一阶段（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中期）博多遗址群出土的中国陶瓷几乎都为白瓷（图1），故学界称为“白瓷时代”。12世纪后半期开始，大量龙泉窑及福建产的青瓷出现，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青瓷时代”。“白瓷时代”的产品之中，福建、广东产的占绝大多数，而广东产品几乎皆属潮州窑，从时间上来看，博多出土量最多的中国陶瓷主要为11世纪后半叶至12世纪早期的产品。也就是说，潮州窑产品是宋日贸易初始阶段输入日本的中国陶瓷之一。下文简单介绍博多遗址群出土的潮州窑白瓷及其种类。

资料来源：照片由日本福冈市埋藏文化财中心提供。

就器类而言，以碗（图2的1～8）、碟（图2的9～12）为主，此外还有盘（图2的13）、小杯（图2的14）、盖小盂（图2的15）、盒（图2的16）、钵（图2的17、18）、执壶（图2的19）、四系罐（图2的20）等。碗、碟、盘可以分为素面的粗制品（图2的1～4、9）和有刻画纹（蕉叶纹、卷草纹、牡丹纹、篦纹等）的精制品（图2的5～8、10～13）两大类，其中粗制品占绝大多数。执壶和盒等制作精美，但数量极少。另外，除了诸如此类的日常用品外，也出土了几件大盒（图2的21、22）、莲瓣纹炉（图2的23，图3）、瓜棱盘口瓶（图2的25）、“麻姑进酒”壶（图2的24，图4）、动物玩具（狗）（图5）等特殊用品。

总的来说，博多遗址群出土的潮州窑白瓷，虽然器类很丰富，但精制品、特殊品的量很少。与中国销往东南亚、西亚地区的陶瓷不同，销往日本的潮州窑产品大多数都是粗制品。实际上不仅潮州窑的产品如此，其他销往日本的外销陶瓷也有类似情况。这说明瓷器外销市场本身存在着需求差异，瓷器价格的高低、使用者的喜好差别都与当地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与日本博多遗址群出土的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早期福建白瓷数量相比，潮州窑白瓷中碟的比例相当高。这是博多遗址群出土潮州窑产品的重要特征。有一个发掘点（发掘面积383平方米，文化层堆积3～4米），出土福建窑的碗3890件、碟104件，而潮州窑的碗1219件，碟则高达1493件。这些碗、碟虽然只是一个发掘点出土的，并且多为碎片，但足见潮州窑产品数量之大，碟的数量之多。笔者推测，有可能是因为福建产的白瓷碟外销量较少，故用潮州窑产品补充需求。博多遗址群出土的宋代前半期的福建白瓷几乎都来自闽江流域一带。从出土器物看，12世纪中期以后福建白瓷碟数量才迅速增加。由此可见，在12世纪中期以前，该地区白瓷碟的烧制产量不高。

二 从日本出土情况看宋代潮州窑瓷业生产时间

如上所述，博多遗址群出土的宋代潮州窑产品以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早期为主，博多遗址群中的特殊灰坑也有力佐证了这一点。灰坑中有同时被废弃的几百件中国陶瓷，这些陶瓷几乎都是破损品或被火烧过，而且看不出有使用过的痕迹，这种灰坑可称为“大量陶瓷器一次性废弃灰坑”。上述灰坑多出现于当时的港口附近。因此，这类陶瓷估计是因搬运时破损，或者卸货后保管不慎而遭受火灾等被大量废弃。与日常使用的瓷器被废弃所代表的时间不同，这类出土瓷器被废弃所代表的年代是进口时期，因此更接近于生产时期。

以博多遗址群第56次发掘调查点SK0281为例，该遗址出土了至少460件白瓷，其中潮州窑白瓷占105件（图6），其余皆为福建产品。这些白瓷被放置在边长约1米的方形木箱内。考古学者通过共存的当地陶瓷推测，该灰坑的年代应为11世纪后半期至末期。另外，日本平安京三条三坊十一町遗址SD1出土潮州窑白瓷已有明确纪年。由于与之共存的当地陶瓷类型与“康平四年”（1061）建立的宇治平等院多宝塔出土的陶瓷一致，因此可判断潮州窑产品在1060年以前已经输入日本。再者笔架山8号窑址出土的“治平三年”（1066）铭佛像座、潮州羊皮冈地下小石室出土的“治平四年”（1067）、“熙宁元年”（1068）、“熙宁二年”（1069）铭佛像等有宋代纪年铭文的潮州窑产品也不少，情况与日本大致相符。因此可以判断，北宋晚期潮州窑瓷业已相当兴盛，潮州窑瓷器已外销日本。

那么在此之前潮州窑的生产情况如何？众所周知，日本对外贸易据点转移到博多以前，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地点是鸿胪馆。经过20多年的考古发掘，在当时鸿胪馆的建筑遗迹博多西边2.5公里处，面向博多湾的区域，出土了大量晚唐至北宋早期的中国陶瓷，以及一些伊斯兰教风格的孔雀绿釉陶瓷、新罗及高丽陶瓷等。古文献关于“鸿胪馆”的记载，年代最迟的是“永承二年（1047）鸿胪馆火灾”一事，而该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时间最晚的为北宋早期的越窑青瓷和景德镇窑白瓷，与文献记载时间大致相符。因此可以推测，11世纪中期前后鸿胪馆已经失去作为贸易据点的功能。到目前为止，鸿胪馆遗址也没有出土过潮州窑产品。或许可以这么说，11世纪中期以前潮州窑瓷业尚不发达，其产品也还没有销往日本。

就潮州窑业停烧时间而言，仅靠窑址考古发掘的成果还不好下结论。另外，属于12世纪中期以后的潮州窑产品在考古发掘中虽时有发现，但这并不能说明潮州窑产品在12世纪中期以后仍出口日本。日本是中国瓷器的消费市场，在消费地区出土的产品应该考虑其使用的时间，出土的年代指的是废弃年代。在12世纪中期以后的博多遗址中，并没有潮州窑产品“大量陶瓷器一次性废弃灰坑”的发现，估计这时期潮州窑产品已停止销往日本。另外，1996年在印尼海域发现的“爪哇沉船”出水陶瓷中没有潮州窑产品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这艘沉船的年代为13世纪中期前后，但出水的中国陶瓷几乎都是南宋前期的，其中两件广东产褐釉四系罐，外肩印有“丙辰年”“丙子年”字样。依据其他大量出水的福建产白瓷、仿龙泉青瓷，可推断这两个干支铭文年代分别为1136年、1156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南宋时潮州窑瓷业已开始衰落，12世纪中期停烧。

三 宋日贸易之海商

宋代往来中国大陆与日本（博多）之间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并非日本人，而是宋朝海商。他们之中有被称为“纲首”者，是指为了运输贸易货物而组成的船员集团的头领。他们有不少人住在博多，形成了所谓“唐房（坊）”，并进行贸易活动，被称为“博多纲首”。日本古文献史料有关他们的记载也较多。“纲首”们归属当时有权势的寺院神社等，并得到寺院神社等的保护，因此有利于贸易活动的开展。有些寺院神社给予其土地，让其成为领主；也有的与日本女性缔结婚姻，可见他们与日本社会有很深的渊源。考古发掘上也证实他们住在博多。例如，博多遗址群出土了中国制的瓦当，地点集中在博多“唐房”范围内。这批瓦当的图案与宁波出土的一模一样，化学分析也证实与宁波的大致相符。不过这里出土的瓦当并不多，全部加起来也不够建一所房子，考古学者推测这些瓦当可能是作为船的底货装运过来，用于修建“唐房”院子里的祠堂屋顶。

日本古文献史料记载的宋朝商人以浙江、福建商人为主，因为当时销往日本的贸易港口为明州。虽然日本有关“博多纲首”的记载中并没有发现广东商人的记录，但从一些考古资料仍可以发现他们的踪迹。

一是上述博多遗址群出土的特殊瓦当。由于这类产品的出土量极少，并且在日本国内除博多外其他遗址罕见，所以应该不是贸易商品。就“麻姑进酒”壶而言，当时日本人并没有使用这类产品的生活习惯，且其出土地点几乎都在“博多唐房”范围内，因此可推测这些特殊品是住在博多的广东海商的自用品。此类例子并非唯一。博多遗址群出土的宋代广东陶瓷器，除潮州窑产品外还有广州西村窑白瓷大盘、奇石窑褐釉四系罐，同样由于出土量极少，不宜看作贸易商品。褐釉罐可能为船上装载饮用品的容器，而西村窑产品也属于自用器。

二是“经筒”。“经筒”是当时存放《法华经》等佛经的容器，人们把这个容器埋入地下，我们把这样的地方称为“经冢”（图7）。这种习俗源自佛教的“末法思想”，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中期十分流行。日本人相信“末法世界”出现于1052年，尤其是贵族等有权势的人皆热衷于“经冢”。所以“经冢”的发掘地集中于当时的政治中心京都以及九州北部一带。“经筒”一般使用青铜制作，也有模仿青铜器制作的陶瓷器。一般认为陶瓷“经筒”是宋代海商“博多纲首”为献给当地权势者而定烧的，或者是当地权贵委托“博多纲首”定烧的。其造型非常特殊，非一般的日常容器，并且迄今为止中国国内还没发现此类“经筒”，如果是一般贸易商品的话，中国国内应该有所发现。陶瓷“经筒”有两种：一种为褐釉（图7），一种为白瓷（白釉）（图8），其产地未知。日本共发现褐釉经筒40件，根据釉色、胎土等特征判断，笔者推测应来自浙江省，这也符合“博多纲首”较多来自浙江一说。就白瓷“经筒”而言，日本目前只出土了4件。从事陶瓷“经筒”研究多年的龟井明德先生根据釉色、胎土、外表的装饰等工艺特征，确信这些“经筒”来自潮州笔架山窑。也就是说，定烧这些白瓷“经筒”并运送到日本的商人是以汕头一带为贸易据点的海商，他们在东亚海上贸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四 宋朝海商运输贸易货物之航线

一般来说，宋代中国与日本贸易的正常航线是从明州，过东海，到博多，日本古文献史料也有相关记载。小值贺岛前方湾海底遗址位于日本九州西北部，东海东端，五岛列岛北部正处于上述航线上。2004～2011年日本水下考古队在前方湾开展调查、发掘工作，出水了不少宋代陶瓷，其中便有潮州窑白瓷，另外还发现了15根中国式碇石。进而言之，虽然没有发现沉船的船体，但可以认为宋船经常在前方湾停泊。可以肯定，前方湾海底遗址出水的中国陶瓷是从明州前往博多港的宋船失落的货物。潮州窑产品也是通过这条常规航线运往日本的。

由于东亚海域至今还没发现其他的宋代沉船，因此是否存在另外的航线尚未可知。不过森达也先生指出，日本出土的宋代陶瓷以福建闽江流域的产品为主，福州也是往日本方向的出口港。日本以及琉球诸岛出土的宋代陶瓷器与台湾北海岸的大坌坑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相同，这表示还有另外一条航线是从福州港出发，经由台湾北部沿着日本琉球诸岛北上，通过九州西边海域到达博多。金泽阳先生通过分析东海和日本西南诸岛周围的海流、季风，证实了这条航线的确能够到达博多。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宋船出发、回国等更具体的航行季节。

这条航线同时还是琉球国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进贡贸易”）的航线。作为一条重要的朝贡航线，不太可能是明代突然出现的，很可能此前便已经存在。就琉球诸岛出土的宋代陶瓷而言，以往多认为是通过日本国内航线运来，但大坌坑遗址出土宋代陶瓷器则显示，琉球诸岛出土的宋代陶瓷是通过前述航线、由宋船运输而来的。该遗址出土宋代陶瓷数量并不多，推断可能是宋船在前往博多途中经停该地，进行小规模买卖。琉球诸岛、大坌坑遗址都出土过少量潮州窑产品，说明潮州窑产品也是通过上述两条航线运往日本的。

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早期是潮州窑产品销往日本的鼎盛时期。在博多遗址群出土的中国陶瓷之中，福建陶瓷占大多数，产品几乎都来自闽江流域，还有一些九龙江、晋江流域等闽南地区的白瓷。由于潮州地区临近福建漳州，潮州窑产品与九龙江一带生产的白瓷有时一起装船运输到福州，有的装上前往明州的船，有的装上前往博多的船，进行贸易活动的海商究竟选择哪条航线，具体情况需具体分析研究。

 

致谢：非常痛心的是多年来致力于外销陶瓷研究的龟井明德老师于2015年完成大作《博多唐房研究》（《博多唐房の研究》，编者注）后逝世了！2014年我曾随他一起去潮州考察，本文也冒昧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谨以此文献给龟井明德老师以示感谢！本中文稿由栗建安、李榕青老师协助校对，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