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着眼于实践新的发展与合作理念，为开辟新的人类发展道路贡献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新模式。它不同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开发方将被开发方当成原料来源和产品出口市场，从而具有掠夺和经济剥削性质的模式；不同于中心国家垄断先进技术，掌握规则制定权条件下，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化模式；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附加各种社会政治改革条件的发展援助模式。它是一种包容各种发展方式和水平，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全新模式。它没有强加于人的政治经济条件，不追求以优势地位谋求更多合作主导权，甚至不强加硬性的合作机制，而是先发现双方的合作兴趣点、利益共同点，找到双方都舒适的方式展开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中国作为发展比较快的一方，愿意提供广阔市场、充裕资金、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帮助其他国家一起发展，欢迎它们分享中国快速发展新成果，搭便车，赶大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别巨大，有新加坡、卡塔尔、澳大利亚这样高度繁荣的发达国家，也有阿富汗这样仍处于战乱动荡之中的积贫积弱国家，两极之外，大多数国家发展水平不算高。“一带一路”建设要穿越亚欧大陆腹地，这里处于文明交汇地带，政治、经济、宗教、种族矛盾错综复杂，国家政权统治基础薄弱，治理状况复杂，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文化传统独特而相互差异巨大，大多缺乏建设现代市场经济所依赖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经济基础。“一带一路”的主要干线上布满地缘陷阱，存在各种政治风险、安全风险、政策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管理风险。这里曾被称为“帝国的坟场”“破碎的边缘”。一旦大国争霸，这里往往成为争夺的要冲。热战时是屠戮的战场，冷战时是对峙的前哨。征战多，建设少。“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通过这一地带，势必面临重大挑战。中国做出了选择，就不会回避挑战。中国有挑战困难、知难而进的决心、信心和耐心。中国以自身的发展经验为启示，倡导因地施策，针对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合作与发展战略，立足于通过新的方式解决当地的发展问题。中国相信，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盼望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社会繁荣、人民幸福，只要引导得法，启发得当，措施得力，资源有保障，这些地区同样能够实现发展，展翅腾飞。古代丝绸之路曾经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中国愿意以自身努力唤醒古丝绸之路的合作共赢精神，传承古代文明的智慧，造福地区和世界。

“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凯恩斯主义、自由竞争理论、比较优势原理、发展经济学等在其他地区取得一定成效的增长理论、发展理念，难以应对这些地区和国家面临的国内发展落后、国际竞争力缺乏的问题，西方国家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也没有给本地区带来和平和稳定。它们搭不上经济全球化的班车，贫穷、战乱应运而生，不但自身陷入了恶性循环，而且影响到周边、地区以及全球的地缘政治稳定，威胁人类和平前景。中国以一种新的合作开发形式介入，为解决地区问题开辟了新道路。中国提出的合作发展模式没有任何一本现成教科书可资指导。中国不谋求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打破条条框框，先行先试，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积累收获，总结经验，再实践，再总结，逐步形成新的认识和合作模式。在实践过程中，中国不排斥任何行之有效的思想与方案。“一带一路”建设依托的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合作发展指导原则，离不开发达国家推动国际经济开发与合作的先进经验，遵循的是国际上成功的实践和大家共同认可的准则。同时，中国也看到既有指导思想、原则、规则和经验存在的不足，中国需要从自身几千年文明史，近代以来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史，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吸收智慧，启迪来者。通过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开辟出合作发展新道路，为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