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心相通”与“语言先行”的理论分析

一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一带一路”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落脚点

为了实现“一带一路”这一伟大战略规划，造福于沿线国家民族，继而推动和提升全球的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极其务实地提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这“五通”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一带一路”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落脚点。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等则又必须由“语言相通”作为基础条件，客观地突显出语言战略对“一带一路”的支撑。

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4日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演讲时指出：“加强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人民感情。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一国内部不同地区、族群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其是否融洽，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民心是否相通，是否有坚实的人脉基础。“秉天时、得地利、应人和”，坚持互尊互信、聚同化异的大原则，把握合作共赢、共创未来的大方向，就是最大的民心和民意。因此，民心相通，民意相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一带一路”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落脚点。在这样的背景前提下，语言的沟通是无所不在的，语言服务的广度是最大的，服务的需求量也是最大的。

第一，民心相通与文化相通有着必然的联系，加强人文交流是重点。人文交流几乎可以涵盖“五通”的各个侧面，虽然设施、贸易、资金这些看似纯经济性和技术性的因素，但都必然地蕴含着文化的内涵，都有着民生的社会意义。因此，推动跨越沿线国家民众之间心理隔阂（包括民族恩怨、利益冲突、文化摩擦）的沟通交往，并且促进包括知识共享在内的全方位的文化交流，语言作为文化的特征及载体，先行并达到互通，显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也是须臾不可疏离的重要作用。

文化相通，可做的工作、可展开的领域有很多，而且可以很广泛。诸如，通过支持沿线国家的城市互相结为友好城市加强务实合作，通过加强沿线国家的媒体和新媒体合作塑造和谐友好的舆论环境，通过支持沿线国家的智库开展联合研究和举办论坛增进对相关政策的理解，通过推动大学、文艺团体、科研机构、医疗机构、旅行社等社会民间组织的交流活动加强基层民众交流，从而将“一带一路”倡议转化为公益慈善和民生合作的成果而惠及沿线国家广大民众。

第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民心相通战略，互联网会成为重要的交流传播媒介。大量的信息共享、知识传播、文化交流、学习互动，会通过各种互联网平台，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加快推进，其中的语言服务则更多地体现为互联网平台化的语言服务模式（语联网模式），以应对海量的及时性语言服务需求。

而促进旅游发展也是重要的举措。随着各方合作战略的达成，旅游将作为促进相互交往的重要载体得以大力推动。在“一带一路”总体战略下，国家高度加强旅游文化合作，深度挖掘“一带一路”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帮助和推动“一带一路”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丝绸之路系列文化内涵，丰富旅游特色，扩大旅游规模，并通过在线旅游服务等新业态加快跨境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众所周知，跨境旅游业对语言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语言服务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旅游业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见，“五通”中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也都必然地要求语言先行，必然地带来语言服务需求的大量增长。

第三，“一带一路”涉及众多的语言种类。政策沟通的基础，实际上是对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以及在政策执行层面的合作。而这都不是仅仅靠精英沟通就能够解决的，更多的要涉及各地区的普通民众。非常鲜明的例子就是，在“一带一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合作和贸易合作的时候，合作双方在合作的领域方面首先要进行政策层面的沟通，研究政策层面能够保障合作成功的可行性以及实施要求，这不仅需要双方对与政策相关的文献进行规模较大的语言转换以保障沟通的深度和广度，更需要在进行有关政策调研、研讨以及示范实施的过程中对大量涉及普通民众的社会活动进行必需的语言服务支持，否则政策沟通所必需的调研和研讨以及实施工作，均无法顺利推进。政策作为上层建筑，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都是相当复杂和严谨的，而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策沟通，则更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里面所涉及的语言问题，本身就和文化问题紧密结合，是展开相关沟通合作的基础。可以说，要进行政策沟通，必须要有强大的语言服务作为支撑，才能保障“一带一路”下的政策沟通能够真正深入有效地进行。如果从经贸的角度看，政策沟通实际上在解决政治风险问题，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风险往往会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这里面的推进策略，除了传统的调研、谈判、示范实施等环节，也包括智库、数据情报、决策研究和辅助等辅助性措施，而这些辅助性措施也都是需要强大的语言服务能力作为基础保障的。

“一带一路”优先打通缺失的和关键的路段，帮助提升道路通达水平，丰富交通方式和交通能力，这无疑需要大量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然而，沿线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离不开国内和国外劳动力的大量聚集和输出，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运营过程中大量的跨语言的沟通和管理。因此，面对众多大规模的跨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合作，作为劳动力和建设者的众多各国普通民众参与其中，语言服务显然是其中高度依赖的基础服务内容，在项目设计、施工、监管、运营等诸多环节中都有大量的语言服务需求。而能够提供这种专业服务的，正是“多语种+”人才，也正是“一带一路”语言铺路的准确含义所指。

由“一带一路”助推的贸易畅通带来新的贸易全球化，语言沟通的价值无疑非常重要——解决跨国跨地区商务贸易活动的语言障碍。在贸易畅通中，语言服务的范畴和深度都应该是五通之中最广泛和最深入的，在解决了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的基础上，贸易畅通会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国家和地区最大化的参与，也是体现“一带一路”价值的根本，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参与程度的最大化，也使得语言服务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基础支撑。而且“一带一路”贸易畅通战略中大量多语种多样化服务需求的诞生，更需要语言服务与贸易业务过程相融合（或者语言服务嵌入贸易处理过程中）的新服务形态，这为语言服务的应用发展带来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第四，“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它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象征意义，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国家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的好感与认同，这为中国同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推进人文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将有助于中国重新打造自身在地区和世界的人文形象。同时，“丝绸之路”也是一个文化品牌。丝绸之路沿线保留的大量历史遗迹与文化遗产，将作为独特的人文资源，为推进以旅游经济、文化产业为重点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向中亚国家乃至丝绸之路沿途国家推广中国文化与外交理念、打造中国的人文形象提供了良好契机。

第五，实现“五通”的基础，是语言互通。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设施联通需要语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五通”之中，民心相通就是要把“一带一路”沿线建设成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是根本。“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国家通用语等，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些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语言与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戴炜栋、何兆熊提供了一个简洁而被广泛接受的定义：“语言是用于人际交流的任意的声音符号的体系。”至于语言是不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的种种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至今学界也未产生结论性的成果。但这不妨碍人们基于常识经验所给出的定义，那就是，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人类共同特性之一。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成果，这些成果又都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语言促使文化的产生；语言承载文化信息；语言组织人类的思想。“语言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唯一的凭借其符号作用而跟整个文化相关联的一部分。”语言，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语言先行”，只是作为“一带一路”“五通”建设的实施顺序提出的概念，但其中的文化特质则是鲜明的。

第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民族多样、文化多元、语言复杂，但民心是相通的，民意是相合的。这不仅是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所依据的基础，也是千百年来各国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所积累和形成的共识。要实现“民心相通”，因为这是根本。民心相通，通的是文化。所有的民族文化，都或大或小地具有亲邻性、包容性，以及自净性，否则就不可能发展。“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背景孕育和产生的思维和价值观念是有差异的，在语言当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民心相通，通的是不同民族共同的发展心愿，中国是这样，需要发展，正在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发展的最大心愿；沿线国家地区，各个民族都要发展，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沿线国家地区民族共同的心愿。而语言通则民心通，“语言先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是第一步的、首要的，要达到语言互通。“习主席说过，掌握一种语言，就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我们要通过一国的文化，去掌握这个钥匙。我们说，用人家懂的语言，你可以与之沟通，用懂人家的语言，你可以进入他的心灵。”语言互通是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的基础，没有语言互通，政策难以沟通，更谈不上民心相通，也会影响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基础。实现“一带一路”语言互通，提升语言能力是主要途径，既要提升个体语言能力，还要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及其运用范围，实质上表征着国家的软实力。承载着的民心民意互通、文化交往互通，以至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打下牢固基础的重任，正是“民心相通”和“语言先行”的文化特质所在，也是本课题题中之义所在。

二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多语种人才培养是“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国别领域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从历史经验来看，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在语言方面，各民族语言都得到了内涵的充实。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历史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即语言的发展与融合，是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征的。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同时，“新丝路”有了质的不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民间的交往沟通比较多，而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提出和发展的。2014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

因此，全球化、国际化是其重要的标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就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多语种人才。

近几年，随着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的兴起，我国部分高校的外语专业中开设了复语类专业。施行指出国际化人才的必备素质之一即为国际化知识和多语种表达能力。而许多外语院校也将“多语种、多学科、复合型”的办学理念和复语型的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融入了教学工作，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复语型人才培养项目，复语型的高级翻译人才项目，此外，上海外国语大学开设了英语—德语、英语—法语的复语类专业等双外语型人才培养项目。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复语型人才的语言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等都是重要的培养内容。对于国际化复语型人才的发展等问题，部分学者，如顾伟勤、梅德明，戴炜栋、王雪梅，牛励强，王雪梅都对复语型人才的培养和意义进行了探讨。综合以上成果，本书认为，复语型人才（multilingual talents）是指同时学习两门外语的高层次学习者，本书中将其简称为复语人才，复语专业学生的语言学习称为多语学习（multilingual learning）。多语学习者的迁移模式和双语者的语言迁移模式，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也正在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国内复语学者鲜有直接研究三语习得正迁移的现象，且国内学者的三语习得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习得。这些实践，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多语种人才培养提供了生动的经验和实证依据。

近年来，多语种的人才培养和语言政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6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的黄长著撰写的《从战略高度看待语言多样性》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给我们提出了语言学上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也为我们了解、运用和研究沿线各国各地区语言提供了新机遇。

此外，国内的一些学者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和多语现象做了总结，并从中总结出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做法。张宏莉、赵荣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张力以纽约市为例，介绍了该市的多语现象，并从教育、经济、社会三方面揭示了多语现象的现实意义。陈纳对美国社会有关双语问题的两派的不同观点做了阐释分析。李宁从历史溯源和政治文化背景等角度出发，分析了摩洛哥官方语言政策的变迁，并揭示了官方语言政策与语言权利、话语权、国民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联系。张桂菊从美国的《双语教育法》和《英语习得法》这两项语言教育政策入手，揭示了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并未享有真正的教育公平。潘海英、戴慧则从历史的角度，结合当今全球化的背景，对比归纳了俄罗斯语言政策的调整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原因。张燕回顾归纳了加拿大语言政策的动态调整，分析了其在保持英语、法语双语平等发展的原则下如何修正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并从中归纳带给我们的启示。李雅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入手，研究了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的语言政策变迁。栾婷分析了法国在全球推广法语的重要语言政策与具体的措施。

部分学者对语言政策的内涵、意义做了定义和思考。如：沈骑、夏天对语言战略对于国家利益的特定维护与拓展两大方面的作用做了分析。佟有才对我国语言教育政策发展做了历时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也是我国语言政策的重要部分，孙宏开就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的发展阶段做了追溯。吴明海从“新丝路”背景下的经济和文化等角度入手，探讨了促进双语双文教育的重大意义。

2015年，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语言互通促进“五通”的实现，由国家语委牵头组织开展“一带一路”语言文字专项课题研究，批准设立了6个项目，包括：（1）“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战略研究（张朝意 北京外国语大学）;（2）“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语言生态及语言规划研究（曹湘洪 新疆师范大学）;（3）基于“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区域语言与身份认同关系的语言战略研究（付志明 北京大学）;（4）《“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系列丛书（王辉 宁夏大学）;（5）“一带一路”核心区语言战略研究（以福建为例）（王进安 福建师范大学）;（6）“一带一路”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框架性研究（潘海英 吉林大学）。

现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为“一带一路”下的多语种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些启示。同时，结合我国的多语种人才培养现状，还需要进一步梳理，在培养途径和方式等方面，还需要更多的扩展和创新性的思考。

三 多语种人才的定义和分类

本书中研究的多语种人才是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国家发展战略和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服务、语言产业等方面相适应、相匹配的语言人才，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图1－1）。

第一，“多语种+”卓越人才，即精通两门以上第二语言，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厚的人文底蕴、高尚的文化品格、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且精通某一专业领域的全面发展的外语人才。

第二，非英语类外语人才，即“小语种”特需人才，涉及的语言包括阿拉伯语、俄语，东南亚地区的泰语、缅甸语、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马来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印地语等。

第三，精通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涉及的语言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朝鲜语、柯尔克孜语等。

四 本书阐释框架与章节安排

2014年，国家语委设立了“基于国家安全的中国语言战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设立表明，语言战略研究已经和国家安全紧密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语言的“被安全化”、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等问题，提到了语言学和语言政策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关键语言、官方语言和各民族语言的协调发展，也不容忽视。

本书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结合国家发展需要，对于多语种人才的发展规划、国家关键语言的确立、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从战略的角度所做的阐释。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实验验证和对比分析等方法。除了语言学基础重要领域的文献分析外，还将对其他国家的相关语言政策以及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做出分析。

本书共包括五大章节。

第一章，作者对本课题研究的题旨及其战略意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以较大篇幅描述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场景以及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化语言的情况，明晰了“一带一路”上的多元文化及多语分布状况，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民族的分布及其语言的现状。通过对语言现状的考察，阐述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下的语言战略推进的路径，并对“民心相通”与“语言先行”做了理论分析，阐述了“一带一路”与“语言铺路”的战略意义。

第二章，主要针对“多语种+”卓越人才的培养做阐述，对其定义内涵、多元培养路径和现实意义做出说明。

第三章，主要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小语种”特需人才的界定、培养目标解读、模式顶层设计等多种路径以及在经贸、跨文化交流和语言保护等方面的现实意义等。

第四章，在回顾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上，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定义、培养目标、多种培养路径做探讨，并对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独特优势与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记录与保护等进行讨论。

第五章，在前文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多语种战略人才培养工作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做出评估，探究如何通过我国的相关语言政策促进多语种战略人才的培养，同时对“语言铺路”的实施提出了路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