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背景

韩庆祥

要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精神实质、核心要义，首先应把握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前提性工作，应深入研究。

可从四个方面来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背景。

一 中国正步入发展起来以后的时期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这就是说，从发展水平看，可分为两个时期：“未发展起来时期”和“发展起来时期”。从我国改革开放说起，1978年初期，我国总体上处于“未发展起来时期”；自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总体上步入“发展起来时期”。这里讲的“发展起来时期”是相对于“未发展起来时期”而言，它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般来说，历史发展时期不一样，提出的历史任务、实践要求和根本问题往往也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思考的大多是“未发展起来时期”凸显出来的根本问题，提出的大都是“未发展起来时期”必须解决的任务。如邓小平同志提出，党的全部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首要根本任务。从哲学上讲，这主要是解决人的“生存需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所思考的，总体上是我国“发展起来时期”由大国向强国迈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问题，其治国理政，也大体上是指完成这一时期提出的历史任务，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哲学上讲，这主要解决的是人的“发展需要”和“发展能力”。美国学者熊玠强调说：“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带来的新问题？这一‘邓公之问’的答卷，如今交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手里。”

二 中国正处在整体转型升级时期

从“未发展起来”走向“发展起来”，可称为发展水平的“升级”。这种升级既是“整体”的，从全方位展开；又是“转型”的，它是发展方式和状态的转变。由此，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呈现“整体转型升级”的特征。

生产力的转型升级，是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在“未发展起来时期”，由于我国相对缺乏科学技术和人才资源，只能采取“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从历史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代价越来越大。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就内在要求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创新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思路，且在逐步实施。创新发展，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

生产关系的转型升级，是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效率问题，我们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然而，由于当时治理未能完全跟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现象，造成了社会的某种不稳定。随着我国社会物质财富日趋增多，及民众公平正义的诉求日趋增强，便在实践上提出“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要求。由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而且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和“精准扶贫”措施。共享发展，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

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型，是由“国家主导”走向更加注重“国家治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追赶西方”。国家主导体制对完成这两大任务最有效。这种体制的比较优势，就是决策正确，可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各类利益主体表达各种诉求的时期。当下，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相对较低，资源配置不够公平。结果是，日趋增强的各种诉求难以完全得到满足，进而产生各种矛盾，进入矛盾多发期。破解矛盾及其难题仅靠“国家主导”体制已不够。况且，若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也会产生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解决上述矛盾及难题。其实质，就是由“国家主导”走向更加注重“国家治理”，从而既为治理国家公共权力，又为处理好政党、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提供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性、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注重协商共治，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

意识形态主题的转变，是由注重打破“思想僵化”走向相对注重解决“思想分化”。1978年初期，我们党借助“真理标准”大讨论来打破当年存在的“思想僵化”。在当今我国多样化发展态势中，出现了“多样化淡化主旋律”的“思想分化”的情景。“思想分化”会动摇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针对“思想分化”，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用实现中国梦来“凝心聚力”，又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国魂”。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最大公约数”，其实质就是相对注重解决“思想分化”，以达成共识并凝心聚力。这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改革实践的新要求。

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转型升级，是由非均衡发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在我国“未发展起来时期”，由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比较低，为尽快“做大蛋糕”和“追赶西方”，我们常常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强调“重点”突破。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时期”，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比较高，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不仅各类发展主体都提出了发展诉求，而且各种力量都力求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这种情境下便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

此外，还有国际地位的转型升级，是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哲学理念的转型升级，则由过去以物为本走向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

三 中国正处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0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21世纪，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个十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以往“三步走”战略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从历史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从现实看，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从未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是自鸦片战争170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革命建设改革历史的主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要回答的时代课题，就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如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内在逻辑、核心要义，都是围绕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居于引领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所有理论和实践创新，都紧紧围绕实现民族复兴这个崇高目标而积极展开。

四 我们正处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期

在现阶段，我们党面临一系列挑战、考验和危险。

我们党面临着“四种挑战”。一些国家对我国围堵打压的挑战：尽管我国一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大国，难免被某些守成大国及有关国家视为“威胁”，这些国家就会防范甚至纵容其他国家对我国进行围堵打压，影响着国家安全。国外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西方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往往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不断向我国渗透，竭力冲破我们的心理防线、精神防线和思想防线，影响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主要包括“疆独”“藏独”“台独”势力挑起的各种事端，影响着民族安全。改革发展稳定遇到诸多难题的挑战：我们既面临过去我国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难题，如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又面临着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矛盾和问题，如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方面存在的矛盾、问题和短板，也面临着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下行压力产生的矛盾和问题，还面临着思想分化和认同危机，这会影响我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

我们党面临着“四大考验”。长期执政的考验：在我们党执政环境日趋复杂、执政基础有所变化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并保持党的先进性，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革开放的考验：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如何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在由神圣走向世俗的市场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党如何才能有效抵御世俗化、功利化、金钱化对我们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考验：我们党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日趋复杂严峻，各种围堵、遏制、打压、分化、唱衰中国的行径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境下，怎样才能顶住压力并积极作为？上述这些，对我们党的考验都是非常严峻的。

我们党面临着“四种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有些党员干部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缺乏斗志。能力不足的危险：有些党员干部缺乏工作制胜的本领，存在着本领恐慌，难以胜任肩负的历史重任。脱离群众的危险：有些党员干部“四风”严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背离了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消极腐败的危险：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严重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

我们党面临着“四种挑战”“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意味着新一届党中央是在踏着“尖刀”前进，是在攀登一座没有探测过的险峻“高山”。就是说，新一届党中央面临的困难、挑战、风险是非常严峻的，要打的“铁”相当坚硬。打铁还需自身硬。因而，要积极应对上述挑战、考验和危险，要有效破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就必须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强调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