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北非伊斯兰政党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王光远◎

【内容提要】中东地区伊斯兰政党的崛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和过程。伊斯兰教不单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往往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发挥重大作用。目前，伊斯兰政治力量已经对所在国、地区及国际三个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着中东局势的稳定与发展。虽然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伊斯兰运动自“阿拉伯之春”崛起后又陷入低潮，但由于受历史与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政治伊斯兰的动能在低位盘整积蓄力量后，未来仍可能实现反转突破。由于秉持现实主义原则和温和妥协的理念，伊斯兰政党的上台对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及向西开放战略等不会造成较大影响，但有可能在未来对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产生映射效应，需要予以重视并采取相应对策。

【关键词】中东北非 政治伊斯兰 伊斯兰政党 中国

【作者简介】王光远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

美国著名中东学者詹姆斯·比尔和卡尔·利顿在《中东：政治与权力》一书中指出：“不首先考虑中东地区的宗教特点，就不可能理解这里复杂的政治结构。”

伊斯兰政党是伊斯兰教政治参与的现代形式，要深刻解读各伊斯兰政党的思想意识形态与实践行为模式，就必须追根溯源，深入研究伊斯兰教与政治之间的共生关系。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传教，规劝人们信仰唯一的真主，按照伊斯兰信仰和道德准则来生活。穆罕默德的传教威胁到了麦加多神崇拜的贵族们的利益，遭到了抵制与迫害，难以立足。被迫迁徙至麦地那后，穆罕默德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了以伊斯兰共同信仰为纽带的穆斯林社团（乌玛）。这个重大的决定，使无论是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的角色，还是伊斯兰教的性质，都产生了深刻重大的改变，并影响至今。穆罕默德既是发布天启、带领穆斯林履行义务的宗教领袖，又是解决社团内部纷争、抵抗外敌入侵的政治领袖；伊斯兰教宗教思想改变了阿拉伯人以血亲氏族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伊斯兰教法规范了穆斯林的行为举止并整合了阿拉伯社会；以对真主的信仰、崇拜和宗教情感为纽带建立的麦地那乌玛，逐渐演变为具有政治结构和社会功能的宗教国家。

随着伊斯兰教宗教思想的确立和发展，其政治思想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对伊斯兰政治传统的形成与变化产生了决定性作用，时至今日仍是各伊斯兰政治团体所奉行的坚定理念。

伊斯兰政治思想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尊经崇圣与传统政治形式的理想化。“经”指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主的宗教启示与经典，“圣”指先知穆罕默德，“崇”是推崇而不是崇拜。《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和启示，由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口头传诵，被圣门弟子记录整理，后统一于标准本《古兰经》。对于穆斯林来说，《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是伊斯兰教教义的准则，也是伊斯兰教法的渊源和立法的首要依据，还是宗教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行为的标准。先知穆罕默德生前的言行，包括他默认的传统习惯（逊奈），被不同的圣训学家记录整理，逐渐形成了逊尼派穆斯林所认可的四大圣训实录，是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立法源泉。《古兰经》和圣训所体现的宗教精神和宗教价值是永恒且不可超越的。在先知及四大哈里发时代，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广大穆斯林享有广泛的民主与平等，四大哈里发均通过协商（）与推举选出。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实现了人与真主的律法的统一，神圣的伊斯兰教法是规范社会与治理国家的唯一依据。这一时期被后世的伊斯兰宗教学者和广大穆斯林视为“黄金时代”，不断地加以论证与解释，先知及四大哈里发的人格被理想化，教法统治、协商与推举等政治行为被赋予了神圣与正义，成为伊斯兰政治的优良传统。宗教、历史、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回归先知时代精神，回归伊斯兰原旨教义，形成了伊斯兰教的复古机制。即，以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和最初的实践作为进行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评价现行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以最初几代穆斯林的社会生活为理想和终极目标，力图使偏离了伊斯兰理想的社会重新返回理想状态。

第二，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二律背反。伊斯兰教关注来世，也同样重视现世；既是精神的修行，又是现实的政治。可以说，宗教理想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是其显著特点。先知穆罕默德传教时期就曾灵活运用现实主义的策略，团结力量与麦加贵族进行武力斗争，最后取得胜利，可被视为伊斯兰现实主义政治的最初体现。在这之后，现实主义政治继续发挥其影响力，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由协商推举转变为世袭制，这一制度的转变与理想化的政治形态有了巨大的差异。面对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宗教学者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策略，即谁夺取了权力，谁就具有合法性。

当代阿拉伯国家政治中，也可见到现实主义政治的身影，这些国家有的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有的将《古兰经》作为宪法，还有的将其作为立法的主要源泉。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这些国家在社会政治实践中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积极地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当代伊斯兰政党的产生、发展与变化，时刻体现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伊斯兰政党渴望回归，在国家实行伊斯兰教法，确立伊斯兰立国基础的地位；另一方面，长期处于反对派甚至非法组织境地的伊斯兰政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往往又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以适应现代政治和世俗国家的需要。但伊斯兰政党的本质又决定着其回归的本质，所以能否在宗教义理与现实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弹性适度的平衡点，往往决定着一个伊斯兰政党的生死存亡。

伊斯兰教不独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它是穆斯林以信仰和诚笃感情为基础的有自身组织系统的社会团体。这种力量往往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发挥着重大作用。目前，伊斯兰政治力量已经对所在国、地区及国际三个层面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伊斯兰力量和世俗势力呈现胶着状态，影响着中东局势的稳定与发展。

一 埃及伊斯兰政党：穆斯林兄弟会与萨拉菲派

埃及的政治伊斯兰主要由两大力量构成：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与萨拉菲派。在思想方面，萨拉菲主义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对中东伊斯兰复古运动都有影响，穆兄会前期亦深受其影响。但穆兄会立场温和，既有保守外壳又有改革内核，萨拉菲派则保守复古；在社会影响力方面，穆兄会成员更加多元化，社会基础范围更广；在政治方面，传统萨拉菲派主张远离政治，穆兄会的思想则包含政治行动主义，并有较长的政治实践历程。

1928年，哈桑·班纳（hasanal-banna）在埃及创立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传播伊斯兰信仰、弘扬伊斯兰文化，从事慈善事业、普及教育。建立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遵循伊斯兰教法成为穆兄会的基本纲领。自成立之日起，穆兄会的政治实践活动就与当局不断发生冲突，其激进的立场和不断壮大的势力引起了当政者的警惕和恐惧，遂遭到打压和取缔，领袖班纳亦被暗杀。随后，穆兄会转向地下，得到城市下层的支持，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化。纳赛尔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奉行回归传统思想的穆兄会长期处于高压之下，导致以赛义德·库特卜（SayyidQutb）为代表的极端思想努力出现，对暴力的崇尚也达到顶峰，穆兄会内部开始分化为温和派和极端派。萨达特时代，由于推行怀柔的宗教政策，穆兄会重新崛起，正式放弃武力斗争，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与当局开展合作。但70年代后期，由于在埃以和谈、伊朗伊斯兰革命等问题上与萨达特立场相反，双方关系恶化，穆兄会再一次遭到镇压与取缔。穆巴拉克时代，穆兄会继续遭到镇压，面对不利形势，穆兄会坚持温和立场，积极致力于慈善与社会服务，群众基础不断扩大。之后，埃及官方再度对伊斯兰主义者实施高压政策，穆兄会又被排斥在了议会之外。

从追求民族解放到致力于民主化运动；从崇尚暴力、保守复古转变为放弃暴力、采取温和改良的立场；从社会服务组织转向追求合法政党地位，积极参与议会选举——面对不同的政治环境，穆兄会的政治实践与参与方式始终在变化。

萨拉菲（al-Salafiyyah）源于阿拉伯语“先辈”一词。萨拉菲派劝诫穆斯林应恢复伊斯兰原初精神，严守先知穆罕默德及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教教规。

萨拉菲派内部分化严重，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埃及的萨拉菲派分为保守萨拉菲、政治萨拉菲与“圣战”萨拉菲。保守萨拉菲坚持政治无为的历史传统，主张远离政治，反对民主；政治萨拉菲以光明党为代表，努力适应现代政治理念，积极融入政治进程，探寻伊斯兰发展道路，但与穆兄会相比意识形态仍相对保守，对于伊斯兰原则不容任何妥协与改良；“圣战”萨拉菲是主张暴力（“小圣战”）和不主张暴力（“大圣战”）的分支，尤其是主张暴力的分支派别，在中东剧变中活动猖獗，对地区国家安全形势构成严重威胁。

（一）埃及伊斯兰主要政党概况

2011年“1·25”革命后，埃及伊斯兰政党陆续成立，主要分为温和派、萨拉菲派与其他派别，派别之间的界限往往不分明，内部亦充满合作与斗争。穆兄会背景的正义与自由党是温和政治伊斯兰的代表，民众基础最为强大；光明党是政治萨拉菲的主要代表，立场保守，坚持实行伊斯兰教法。此外，还有诸如中间党、苏菲派和杰哈德派（“圣战”派）等其他伊斯兰小党。本节主要介绍正义与自由党和光明党，其他政党由于民众基础较弱，社会声望不高，影响力较小，暂不在本节进行讨论。

1．正义与自由党

埃及正义与自由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脱胎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穆兄会首次建党尝试于1996年，但遭到当局的反对。2005年，穆兄会在人民议会选举中获得20%的席位，随后宣布其2007年建党的计划，但当时组织内各派意见不一致导致搁浅。

2011年2月21日，穆兄会总教导穆罕默德·巴蒂阿宣布成立正义与自由党。巴蒂阿宣布正义与自由党并非纯粹的伊斯兰政党，对所有埃及公民开放——无论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可加入。穆哈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当选主席，阿萨姆为副主席，库塔坦为总书记，同时基督徒思想家拉菲克·哈比比为副主席。

正义与自由党坚持全面按照伊斯兰准则进行渐进性改革。改革的领域包括个人、家庭、社会、政府与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正义，司法独立，建立世俗政府，依靠协商与民主和平移交权力。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力，维护国家统一，重视平等与社会公正，保护妇女权力，加强青年教育和可持续发展。宣传并深化基于伊斯兰的价值观和思想，成为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正义与自由党允许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加入领导层，是其温和包容特点的最大体现。注1

注1 卡塔尔半岛网百科：“自由与正义党”, http://www.aljazeera.net/encyclopedia/movement-sandparties/2014/6/24/。

2．光明党

“阿拉伯之春”后，萨拉菲派开始进入政治舞台崭露头角。萨拉菲派内部有股力量开始从传统的政治无为向政治行动派转变，政治萨拉菲相继成立政党，其中以光明党（All-Nour Party）实力最强。光明党在2012年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成为政治萨拉菲主义的代表。

光明党建立于埃及“1 ·25”革命后，属于原教旨主义萨拉菲派政党。光明党以捍卫伊斯兰教为理念，坚持伊斯兰教法原则成为国家立法源泉，认同埃及的阿拉伯属性，阿拉伯语是埃及人的母语。在革命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由光明党主导的萨拉菲联盟获得156个席位中的33个，成为仅次于穆兄会的第二大执政势力。注2

注2 卡塔尔半岛网百科：“光明党”, http://www.aljazeera.net/encyclopedia/movementsandpar-ties/2014/6/24/。

（二）正义与自由党的上台

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穆兄会等伊斯兰组织在短暂的观望后很快加入到游行中，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穆巴拉克下台后，穆兄会成立正义与自由党，穆尔西任党主席，阿尔亚尼与基督徒思想家哈比比任党内副主席。萨拉菲派也相继成立了光明党、建设与发展党、美德党等一些政党。

2012年1月23日，新成立的正义与自由党在首次立法大选中获得胜利，赢得了40%左右的席位，以光明党为主导的“萨拉菲派联盟”获得了20%的选票。2月25日，协商会议（议会上院）选举得出最终结果，正义与自由党赢得106个席位，占全部180个参选席位的59%，萨拉菲派的光明党获得43席，占参选议席的24%。但在6月14日，最高宪法法院裁决议会部分席位非法，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下达命令解散议会。随后，军方又在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之际颁布法令，削减新总统的权力并收回立法权等。从这时起，穆兄会与世俗派军方的冲突与较量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2012年6月24日，穆兄会代表穆尔西在总统决胜轮中赢得51.7%的选票最终获胜。30日，军方向穆尔西移交权力，完成权力交接，穆尔西宣誓就职，埃及诞生首位民选总统。历经80多年坎坷磨难后，穆兄会终于掌握了国家的政权。

正义与自由党与光明党等伊斯兰政党赢得埃及大选，原因如下。

第一，社会基础强大。穆兄会与萨拉菲派等宗教团体，组织严密，运作有效。穆兄会在埃及拥有庞大的慈善网络，在底层穆斯林中具有良好的口碑。萨拉菲派通过宣教、慈善等手段，在偏远城镇、农村等保守地区中享有很高的支持率。

第二，世俗政府腐败。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府腐败风气弥漫，效率低下，任人唯亲，各世俗派政党也屡屡爆出丑闻。普通民众已对一潭死水的埃及政坛深深失望，形象廉洁的伊斯兰政党自然成为希望的寄托。

第三，宗教感情。埃及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具有深厚的宗教感情。无论是温和伊斯兰还是萨拉菲派，其核心都根植于伊斯兰宗教传统与社会文化，民众对其有天然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第四，政治安排有利。埃及军方决定通过修宪而非重新制宪的方式完成政治过渡，宪法修正案已在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大选将按照议会选举—制订宪法—举行总统选举的顺序进行。穆兄会和光明党趁自由民主派立足未稳，赢得埃及剧变后首次议会选举。

（三）正义与自由党的执政与下台

2012年7月8日，刚上台的穆尔西就对军方发起了挑战，要求被军方解散的议会复会。8月12日，穆尔西解除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原军队情报首长塞西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当日，穆尔西还解除了海军司令、防空军司令和空军司令的职务。他还下令取消军方6月17日颁布的严格限制总统职权的补充宪法声明，同时颁布新的宪法声明，收回立法权。

2012年10月10日，新宪法草案初稿公布，其中规定伊斯兰教法是立法的主要来源，总统有权任命最高宪法法院院长，在新宪法生效后，从去年动荡开始至今颁布的所有宪法声明将被废止，不能以任何方式对此提出异议。在涉及伊斯兰教法地位、科普特教徒权益和总统权力等条款方面，埃及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双方分歧严重。反对派认为，将“伊斯兰教法原则”作为立法的主要来源，世俗社会、妇女和科普特教徒的权利将因此受到威胁。尽管如此，11月30日，伊斯兰势力占绝大多数的制宪委员会投票通过了宪法草案的最终版本。12月，新宪法举行公投，草案以63.8%的高支持率获得通过，但实际只有32.9%的选民参与了投票。

2012年11月22日，穆尔西颁布新宪法声明后发布总统令，免去原总检察长职务，并任命新任总检察长。穆尔西的宪法声明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在新宪法颁布及新议会选出前，总统发布的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和政令均为最终决定，任何方面无权更改。自此，穆尔西集立法、司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其权限甚至超过了穆巴拉克。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与不满，继而在多座城市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迫于压力，12月9日，穆尔西宣布废除该宪法声明。这次事件，使穆兄会与反对派之间本已存在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2012年12月26日，穆尔西颁布总统令，宣布在全民公投中获得通过的宪法正式生效，这部带有伊斯兰教法色彩的宪法的出台再一次引发了强烈抗议。世俗派和反对派担心，埃及将从一个有着深厚世俗传统的现代国家变为实行“沙里亚”的伊斯兰神权国家。

2013年，正义与自由党在内阁改组等问题上与反对派一直存在巨大分歧。反对派希望组建民族拯救政府，确定政府的世俗化属性，却被穆尔西和穆兄会一直拒绝，由此引发一波又一波的示威游行。6月中旬，穆尔西突然任命了7个有穆兄会背景的省长，大量的群众又一次走上街头。路透社引述军方的消息称，全国有多达1400万人参加示威，相当于埃及近17%的人口。

在经济方面，“1·25”革命后，埃及经济支柱——旅游业萎靡不振，经济增速由此前的5.2%下降至2%，外汇储备大幅下降，曾一度不足135亿美元。埃镑对美元持续贬值，粮食、能源的进口成本进一步增加。

穆尔西政府在执政之初曾提出“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旅游业振兴计划”等目标。但由于埃及局势一直动荡不安、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腐败依旧且效率低下，计划变成了“空话”。穆尔西政府转向外界寻求资金援助，意图通过吸引投资、举借外债的方式来摆脱经济困境，然而却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穆尔西执政一年后，埃及的经济、民生数据竟比革命前还不如：本币较前一年贬值10%；刚刚结束的财年头11个月，财政赤字占到GDP总量的11.8%，比前一财年同期飙升50%；今明两年GDP增速预计只有2%和2.3%，不到2011年革命前（年均6%）的一半。面对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穆尔西及正义与自由党束手无策，引起了人民的普遍失望与强烈的不满。

穆尔西和正义与自由党主政埃及一年，总体成绩并不令人满意。在政治方面，面对来自反对派和军方的压力，穆尔西意图在短时间内扩大权力以应对挑战。虽然宣称要建立宪政国家，却又要在宪法中加入伊斯兰教法为立法渊源，操之过急的执政方式使世俗派和科普特民众感到不安和害怕。此外，尽管穆尔西本人已辞去正义与自由党的主席职务，离开了穆兄会，但他实际仍然在为穆兄会争取更大的权力，造成更多的阶层对穆尔西及穆兄会的不满和反感；在经济领域，穆尔西和正义与自由党缺乏执政经验，面对埃及糟糕的经济困境，并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手段，伊斯兰教法并未成为解决一切的道路，让普通民众感到失望与迷茫。

由于政治和经济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埃及开始出现反对穆尔西和正义与自由党的游行。2013年6月底，反对穆尔西的游行示威愈演愈烈，在全国多个地方爆发激烈冲突。7月4日，在反政府动乱持续数日后，埃及军方解除了总统穆尔西的全部职务。国防部长塞西宣布废除临时宪法，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并委任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为过渡总统。此后，伊斯兰力量和埃及军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骤然激化，国内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军方以高压回应动乱，8月14日对支持穆尔西的示威者营地进行清场，造成千余人死伤。2013年8月17日，临时政府总理贝卜拉维要求解散穆兄会，并将其从法律上定为非法组织。10月9日，埃及社会团结部部长宣布，将穆兄会从非政府组织名单里删除。2014年3月，500多名穆兄会成员被判处死刑，穆兄会被列为恐怖组织。8月，埃及一法院正式宣布解散正义与自由党。

正义与自由党的解散与穆兄会被列入恐怖组织，是埃及政治伊斯兰的重大挫折。2013年12月3日，埃及新宪法草案出炉，禁止以宗教为基础成立政党。塞西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一切宗教政党的存在。这意味着未来短时间内，埃及将很难出现新的伊斯兰政党，政治伊斯兰势力很难东山再起。

由于光明党等伊斯兰政党在7月罢免穆尔西行动中支持军方，作为与之合作的“奖励”，塞西政府默认了这些伊斯兰政党的存在。尽管有埃及律师向法院提交诉讼，以违反宪法为理由，请求裁决解散光明党，但遭到拒绝。尽管如此，光明党的活动仍受到政府的很大限制，萨拉菲派内部分裂严重，不同派别之间互相指责，光明党受到的责难尤甚，被指责与世俗政府合作，背叛萨拉菲主义，背离伊斯兰教原则。

综上所述，埃及政治伊斯兰短期内将不会对埃及政坛造成重大影响。穆兄会的势力再次转入地下，重新回到了蛰伏的状态。仅存的伊斯兰政党将主动或不得不做出调整，向着更加适应埃及社会状况、更加适应现实政治的方向转化。

二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的崛起与下台

（一）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概况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以下简称“复兴运动”）由拉希德·格努西、阿卜杜·法塔赫·穆鲁等人创立于1972年。该党最初为自发成立的半地下组织，名为“伊斯兰协会”，曾加入由布尔吉巴政府暗中支持的“保卫古兰经协会”联盟，以宗教宣传抵制“左派”思想传播。1974年，该组织创办刊物，开始宣传组织思想。1979年，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复兴运动”开始转向政治，并愈发激进极端，与政府关系逐步恶化，一些成员先后因反政府活动被捕入狱。1981年，为防止反对党与宗教组织的联合，布尔吉巴政府开放党禁，允许世俗反对党参加竞选活动。“复兴运动”从最初的“伊斯兰协会”改名为“伊斯兰倾向运动”，以公开身份向当局提出注册申请，但遭到拒绝。该组织的建党宣言中称要建立政教合一、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造成了布尔吉巴政府的恐惧和不安，于是开始对“复兴运动”进行镇压与逮捕，格努西和穆鲁分别被判11年和10年监禁，其他骨干分子也因加入非法组织罪被判刑。

随后，“复兴运动”与政府关系有所缓和，格努西和穆鲁等领导人相继被减刑释放，组织一度走向温和。然而，好景不长，1986年，对“复兴运动”持同情态度的总理尼扎里被解职，激进派又在组织内占据了上风。1987年，“复兴运动”鼓动学生和平民进行反政府示威游行，并从事一系列恐怖暴力行动，遭到政府严厉打击和镇压，从3～8月共逮捕了1270多人，格努西被判无期徒刑，多人被判有期徒刑甚至死刑。

1987年，本·阿里发动政变上台，释放了大部分“复兴运动”成员。执政初期，本·阿里倡导伊斯兰宽容融合的精神，服务社会的发展。“复兴运动”内部温和派倾向与政府和解，并以独立个人身份参加了1989年议会大选，但仅获得8%的选票，未能取得合法政党地位。同年，该组织由“伊斯兰倾向运动”改名“伊斯兰复兴运动”，提交建党申请却再次被当局拒绝。“复兴运动”与本·阿里政府的矛盾变得尖锐，内部也出现分裂，格努西等温和派宣布脱离组织，激进派重新开始恐怖暴力活动对抗政府。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复兴运动”与本·阿里政府的冲突达到高潮。“复兴运动”计划暗杀总统及政府官员的阴谋败露，本·阿里政府随即对其进行了镇压与清洗，一度逮捕3万余人。1992年，突尼斯军事法庭宣布取缔“复兴运动”，判处256名成员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众多组织领袖流亡海外。

（二）“复兴运动”的重生与上台

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抗议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一个多月后，本·阿里出逃沙特阿拉伯，突尼斯政坛呈现真空状态。在此形势下，2011年1月30日，拉希德·格努西重返突尼斯，在机场受到上千群众的热烈欢迎。2011年3月1日，“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得到突尼斯临时政府的承认，成为影响最大、最有实力的伊斯兰政党。

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复兴运动”获得89个席位，占217个总席位的41%，成为制宪会议中的第一大党，与“保卫共和大会”和“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两党组成“三驾马车”，联合执政。“复兴运动”总书记哈马迪·杰巴利为政府总理候选人，其他两党主席分别为制宪议会议长候选人与总统候选人。12月24日，制宪议会会议通过杰巴利提交的新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与施政纲领。在过渡政府的内阁30名部长中，有16名来自“复兴运动”，多为内政、司法、外交、国际投资与合作等重要部门。“复兴运动”开始主导政府执政。

（三）“复兴运动”的执政与下台

虽然取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顺利主政临时政府，但“复兴运动”面临的任务却十分艰巨。首先，临时政府要在一年内制定新宪法，并举行总统大选。其次，要恢复突尼斯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恢复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打击恐怖主义，等等。“复兴运动”的执政之路充满坎坷。

在制定新宪法方面，“复兴运动”等伊斯兰政党希望在新宪法中融入更多的伊斯兰价值观，遭到世俗派的强烈抵制和反对。2012年，“复兴运动”曾希望在新宪法中引入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补充性”概念，遭到世俗党派及支持者的强烈反对，并引发舆论哗然，“复兴运动”不得不选择放弃。由于各方意见难以统一，党派纷争不断，制宪和大选筹备工作受到很大阻碍，进度缓慢。从2012年底开始，在野党和执政联盟矛盾激化，彼此指责，相互攻讦，两派的支持者们也针锋相对，不断举行游行示威。

2013年，两名伊斯兰主义反对党派领导人的遇刺，对“复兴运动”的主政造成了重大冲击。2月，左翼反对党“联合民主民族”领导人切克立·本拉德被暗杀，引发政治动荡，在各方压力下，杰巴利政府被迫改组，但以失败告终，杰巴利本人辞去总理职务。随后，“复兴运动”推荐资深成员，内政部长阿里·拉哈耶德接任总理，提出推进政治过渡进程、实现社会稳定、振兴经济及推进改革等施政目标，并确定了举行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的日期。然而，7月25日左翼人民党党首穆罕穆德·布拉米遇刺，造成突尼斯制宪议会中60名反对党成员集体辞职，并要求成立由非党派人士领导的新政府。反对党派对“复兴运动”的执政能力提出严重质疑，认为是后者的纵容与包庇导致了愈演愈烈的政治暴力。制定新宪法、筹备大选等工作再次陷入停滞状态，突尼斯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

除了政治斗争外，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复兴运动”主导的政府也表现不佳。突尼斯经济持续低迷，平均失业率达14%，通胀率高达6.8%，普通民众生活愈加困难；恐怖活动加剧，多次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几十名士兵和警察身亡。暗杀事件的调查迟迟没有结果，更让“复兴运动”的形象受损，民众的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与日俱增。2013年8月，罢工、抗议游行不断爆发，反对者要求现政府集体辞职，政府的支持者则组织游行还以颜色，两派之间爆发激烈对抗导致流血冲突，突尼斯全国陷入瘫痪，一度面临分裂与内战。

2013年底，得益于第三方力量的斡旋，“复兴运动”与各反对派在“全国对话大会”上达成一致，承诺如果制宪、筹备大选等工作能够严格按照各党派签署的危机解决路线图执行，现政府三周之内辞职。2014年1月9日，阿里·拉哈耶德向总统马尔祖基递交辞呈，由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工业部长朱马任新总理，并组建全部由独立人士所组成的技术内阁。自此，以“复兴运动”为主导的执政落下帷幕。

2014年10月，突尼斯举行立法议会大选，“复兴运动”获217个席位中的69席，位列第二。由左派、世俗派和前政权官员组成的政党联盟“呼声运动”获得议会的85席，赢得议会大选。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中，“复兴运动”保持中立，既没有推荐本党候选人参加竞选，也未表态支持任何一方。2014年12月11日，“呼声运动”党魁埃塞卜西以55.68%的得票率当选突尼斯总统。2015年2月，“复兴运动”与“呼声运动”经过谈判达成一致，联合组建政府执政。在此届政府内阁中，只有就业部部长来自“复兴运动”，其余实权部门均由世俗政党把持。

（四）“复兴运动”上台与下台原因

在突尼斯销声匿迹近20载后，“复兴运动”能一举赢得议会选举，成为主要执政党上台执政，有如下三点原因。

第一，温和与包容的基本理念。

在2011年建党时，“复兴运动”将自身定位为温和伊斯兰政党，与前期的政治立场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1以该组织在1981年和2011年的宣言为例：

时隔30年，“复兴运动”实现了从极端保守到温和包容的转变；奋斗目标从原教旨的“政教合一”变为世俗化倾向的“民族统一”；不再强调伊斯兰的唯一性，转为努力调和伊斯兰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提出发展伊斯兰思想的主张，与时俱进，使之适应现代化；远离之前的暴力革命极端路线，重视民主；此外，宣言还增加人权、自由和妇女权利等内容。这些都体现了“复兴运动”务实、开放、包容的特点。因此，除了自身支持者外，还能吸引部分中间派和世俗主义者。

第二，理性与廉洁的领袖形象。

作为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的领导人并非清一色的宗教人士，而是以传统伊斯兰文化为认同基础的接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知识精英。以党主席拉希德·格努西为例，他拥有哲学博士学位，是现代伊斯兰思想的代表人物，著述了很多论证伊斯兰与现代性、伊斯兰与民主的作品。他认为，伊斯兰既是认同的源泉，又是变迁的力量；既是超越、永恒的理想，亦是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表述。而且，格努西接受了民主等现代政治理念，并试图融合伊斯兰教与现代性。他认为，民主、人权、国家职能、多党竞选和宪法规章都是新伊斯兰思想的一部分，这种新伊斯兰思想可以从对伊斯兰原典的新诠释和重新诠释中找到它的根基和合法性——建立民主制度是伊斯兰国家全面改革的开端。可以说，与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相比，拉希德·格努西更具包容性，也更具有民主的精髓——妥协精神。

此外，相比腐败堕落的前政府，“复兴运动”的党内人士没有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形象，容易使选民产生信任感，成为人民希望的寄托。

第三，宗教感情的压抑与释放。

突尼斯的两任总统对外长期与西方亲近、对内高度推行世俗化，极力淡化伊斯兰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伊斯兰主义者采取高压措施，强迫他们远离政权。但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大。政治伊斯兰在遭受压迫几十年后，终于迸发出了声势浩大的反弹。对伊斯兰主义者的镇压，连带压抑了突尼斯社会民众的伊斯兰宗教情感，他们往往希望伊斯兰精神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引导，拥有建立伊斯兰大同社会的美好理念。因此，在一些虔诚的普通民众看来，将选票投给“复兴运动”就等于投票给伊斯兰，释放压抑的宗教感情。

“复兴运动”于2011年12月24日上台主导执政，2014年1月9日辞职下台，实际执政仅两年时间。“复兴运动”的下台，是三方面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分别为：来自反对党派和民众的反对力量、来自第三方的斡旋力量和“复兴运动”本身的退让妥协。

首先，缺乏执政经验与政绩不佳是“复兴运动”遭到反对的主要原因。虽然“复兴运动”成立时间较早，与前政府拥有较多的斗争与合作经历。但在现代民主制度的党派政治中，“复兴运动”还是新手。在执政初期犯的一些错误，影响了“复兴运动”与世俗党派和反对党派的良性沟通与合作，分歧与误解逐渐加深，造成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此外，“复兴运动”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而且主政时间过短，所以在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政绩很不理想，特别是革命以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未能有效解决，造成广大民众的失望和不满。最终，政治反对派与不满民众形成合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逼宫”。

其次，第三方的斡旋起到关键作用。由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牵头，突尼斯工业、贸易和手工艺联合会，突尼斯人权联盟和突尼斯全国律师会参加发起成立“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四方机制”，制订了危机解决路线图，为“复兴运动”与反对派之间的妥协创造了条件，让处在两难境地的“复兴运动”体面地下台，推动了解决危机的政治进程，为政治危机的和平解决提供契机。

最后，“复兴运动”以大局为重，采取妥协退让的姿态，避免了重蹈埃及穆兄会的覆辙。突尼斯前总理、“复兴运动”总书记阿里·拉哈耶德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为了突尼斯的稳定和发展，“复兴运动”主动选择退让与妥协，而不是固守权力。突尼斯的民主建设刚刚起步，需要发扬民主的精神，即在宪法与选举基础上进行对话与妥协。希望“复兴运动”的实际行动能够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主协商的榜样。注3之后，“复兴运动”宣布不推荐党内候选人参加新一届的总统大选，以使选票更多集中在有能力带领突尼斯走出困境的候选人身上。总统大选后，“复兴运动”主动承认选举的有效性，并与“呼声运动”一起组成了联合政府。

注3 半岛电视台“阿拉伯当下形势”节目对阿里·拉哈耶德的专访，http://www.aljazeera.net/programs/arab-present-situation/2014/9/8/。

“复兴运动”对世俗反对党派的妥协与退让，被一些伊斯兰主义者视为对伊斯兰精神的背叛和失败，但“复兴运动”的创始人之一，阿卜杜·法塔赫·穆鲁认为，“复兴运动”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放弃伊斯兰原则。“复兴运动”是伊斯兰政党，但也是突尼斯的一部分，党员既是伊斯兰主义者，也是突尼斯祖国的儿子。“复兴运动”的特点由突尼斯的现实情况所决定，也是突尼斯所特有的。注4因此，在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复兴运动”做出了符合温和伊斯兰政党身份的选择，在坚持伊斯兰价值观的基础上，对民主的精髓——妥协，也有着尊重和认同。

注4 半岛电视台“时代见证”节目对阿卜杜拉法塔赫穆鲁的专访，http://www.aljazeera.net/programs/centurywitness/2015/7/19/。

突尼斯前总理、“复兴运动”秘书总书记阿里·拉哈耶德承认，由于缺乏执政经验，对民主的认识不够深刻，在执政初期犯了一些错误，比如与世俗政党和反对党派之间频繁爆发冲突，在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政绩欠佳，等等。认识到这些错误后，“复兴运动”开始进行改变与调整，以国家利益为重做出了一系列的妥协与退让，这表明，“复兴运动”在未来仍将秉持其温和的立场，在坚持伊斯兰原则的同时，秉持合作、妥协的民主精神和自由理念，尊重宪法，以突尼斯国家的利益为重，为国家的建设与稳定贡献力量。

三 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

研究摩洛哥的政治伊斯兰，离不开对该国政体的把握与理解。摩洛哥与埃及、突尼斯的政体不同，属于君主立宪制。与世界上其他君主立宪制君主不同，摩洛哥国王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和伊斯兰教最高领袖，掌握着对军队的控制权。在摩洛哥，议会和政府的影响力要远远小于国王。

（一）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概况

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的建党历程与埃及、突尼斯的伊斯兰政党有所不同，它并不是由单纯的伊斯兰政治组织演变过来的，而是伊斯兰政治组织（变革与革新运动、伊斯兰未来协会）与世俗政党（人民民主宪法运动）的组合。

1967年，阿卜杜勒·哈塔比建立人民民主宪法运动党，抗议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颁布紧急状态法令解散议会。1972年，党主席阿卜杜勒曾建议摩洛哥国王回到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解决摩洛哥政治困境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初，以阿卜杜拉·本·基兰（AbdelilahBenkirane）为代表的一批伊斯兰主义者，放弃暴力斗争的手段，脱离摩洛哥激进的宗教组织“伊斯兰青年运动”，组建了温和伊斯兰政治组织“变革与革新运动”，并开始与人民民主宪法运动党接触。经过思想与政治理念的交流与磨合，本·基兰等伊斯兰主义者开始接受民主宪法，接受国王为最高宗教权威的事实，开始了世俗政党与温和伊斯兰思想的融合。1996年，“变革与革新运动”同另一个伊斯兰政治组织（伊斯兰未来协会）并入人民民主宪法运动党，从此成为合法政党并被政府接受。1998年该党更名为“正义与发展党”。注5

注5 卡塔尔半岛网百科：“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 http://www.aljazeera.net/encyclopedia/movementsandparties/2014/11/11/。

2002年9月，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立法院选举中获得42席，一跃成为议会第3大党。该党提出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社会主张，开始得到民众的认同。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赢得46个席位，仅次于议会第一大党“独立党”。2008年本·基兰当选正义与发展党总书记。

对民主制度的认可、对宪法与对国王权威的接受，天然地存在于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的理念中，这使得该党在上台后的执政过程中，避免了伊斯兰主义者常犯的错误。

（二）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

2011年2月20日，摩洛哥首都和重要城市出现大规模示威游行，群众提出修改宪法、更换政府以及改善民生等要求。组织游行示威的政党和组织组成“2·20运动”，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参与游行的既有左派政党，也有民间伊斯兰组织——正义与慈善会，该组织在摩洛哥社会服务中的很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但是，具有伊斯兰政党身份的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参加抗议游行，该党主席本·基兰接受沙特阿拉伯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不反对‘2月20日运动’的诉求，这些运动的政治诉求跟我们是一样的，但为了保证摩洛哥的稳定与发展，避免重蹈利比亚或埃及的覆辙，正发党决定不参加‘2月20日运动’的抗议，我们是负责任的政党。”

2011年3月9日，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组成宪法修订委员会，扩大公民自由权、加强法治、增强人权，推动全面的宪法改革。6月17日，国王再次发表讲话，公布修宪要点，包括：放弃任免首相等重要权力，首相由议会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党派任命，扩大首相和议会的权力等。7月1日摩洛哥就宪法修订案举行全民公决，以高票获得通过。11月25日，摩洛哥举行立法选举。28日，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获得107个席位，占总数的27%，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1月29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任命本·基兰为首相，责成其组建新政府。12月底，正义与发展党与独立党、进步和社会主义党以及人民运动党三党就组建联合政府达成一致。2012年1月3日，摩洛哥新一届内阁在首都拉巴特宣誓就职，正义与发展党在内阁中占据了国务大臣、外交大臣和司法大臣等10个重要职位。

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穆罕默德国王主动实行政治改革，放弃部分权力。首相不再由国王本人任命，而是从由议会选举占多数的政党中产生，解散议会、提名和罢免大臣等多项重要权力同时也赋予首相。

第二，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相对清廉的形象为上台加分不少。摩洛哥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民众对历届政府的执政党派不信任，不满意。正义与发展党没有取得过执政党的地位，不存在腐败浪费的问题。正义与发展党提出的改善民生等社会主张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政治地位不断提升。

第三，正义与发展党温和妥协的立场得到了王室的信任和支持。“2· 20运动”爆发后，正义与发展党明确表态不参加街头运动，呼吁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这得到王室的信任与青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上台执政的阻力。

（三）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在经济领域取得一定成果

与埃及“正义与自由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相比，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环境略有不同，虽然新宪法规定国王放弃了一些重要权力，但很多重要权力仍掌握在王室手中，议会中的执政党很多时候只能扮演王室决策执行人的角色。本·基兰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本人权力有限，掌控摩洛哥的还是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本人。注6

注6 半岛电视台“无界限”节目对本·基兰的专访，http://www.aljazeera.net/programs/with-outbounds/2015/5/13/。

2013年7月8日，摩洛哥独立党宣布退出以正义与发展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属于独立党的经济与财政大臣、教育大臣、外交事务大臣级代表等重要官员集体辞职，内阁陷入危机。10月10日，正义与发展党同世俗派自由主义政党国民独立联盟（）组成联合政府，穆罕默德六世当天宣布组成新政府，新政府成员宣誓就职，正义与发展党在内阁中拥有十个部长席位，持续执政。

本·基兰政府上台后，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加大对就业和教育的投资，不断降低中小企业税收比率以扩大其经营规模；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改革农业和渔业的经营管理；发展教育，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失业等社会问题；集中力量采取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包括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减免低收入人群税负，提高最低工资额度和退休金等。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本·基兰在谈到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成功的最大因素时表示，严厉的经济措施是执政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2014年，摩洛哥国民收入达到2200亿迪拉姆，政府赤字高达64%。为此政府果断取消燃油补贴，当年便为政府节省了800亿迪拉姆的开支，大幅降低了赤字水平。注7

注7 半岛电视台“无界限”节目对本·基兰的专访，http://www.aljazeera.net/programs/with-outbounds/2015/5/15/。

对于资本逃离摩洛哥的状况，本·基兰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资金回流，取得了良好效果。截至2015年5月，回流资金总计280亿迪拉姆，为政府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民生方面，政府提高了退休金的最低标准，十多万穷人享受到了政府提供的特别补贴，政府还降低1500余种药品价格。

2013年，摩洛哥经济显著改善，增速达5%。政府下定决心努力削减开支：调低工资，改革养老金制度，调整食品和燃料补贴政策，财政赤字问题有所缓解。2014年，受欧债危机影响，摩洛哥GDP增速略有下降，同比增长2.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2017年摩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4%、5%和5.3%。

（四）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成功的原因

迄今为止，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是“阿拉伯之春”后“硕果仅存”的仍处于执政地位的伊斯兰政党，也是执政成果最为成功的伊斯兰政党。2015年5月的民调显示，正义与发展党获得了62%的支持率。9月5日，摩洛哥内政部公布市镇选举结果，正义与发展党在此次选举中共获得150万张选票，成为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并且获得了全国几乎所有大城市市长的提名主导权。其执政成功的原因如下。

第一，将国家利益置于政党利益之上。调整生活用品的政府补贴，缩小补贴的品种范围至基本生活用品，取消汽油补贴，等等。虽然这些措施会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民意支持造成不利影响，但却可以减少政府赤字，帮助摩洛哥摆脱经济困境，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本·基兰说，最困难的决定是关于工资和养老金改革的政策，其后果是造成了几乎让整个摩洛哥瘫痪的大罢工。但是联合政府咬紧牙关，坚持政策的执行，在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后，财政与经济状态开始逐步好转，证明了这项措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注8

注8 http://www.aljazeera.net/programs/withoutbounds/2015/5/15/.

第二，不求专权专政，妥善处理与联合政府中世俗派的关系。本·基兰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合作、妥协与克制、忍让，是他作为总理以来最大的体会。在独立党领导人攻击正义与发展党为摩洛哥衰退的根源，甚至指责他与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为一丘之貉时，他本人仍然保持克制，团结其他政党，维持住了执政联盟与联合政府的稳定。注9

注9 http://www.aljazeera.net/programs/withoutbounds/2015/5/15/.

第三，有利的外部因素。首先，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有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成功执政经验作为参考，同时又有埃及和突尼斯伊斯兰政党失败的前车之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避免了重蹈覆辙的悲剧。在经济方面，得益于油价的持续下降，进口压力大为缓解，更多的资金被用于改善民生与促进就业。此外，真主似乎也眷顾正义与发展党，摩洛哥近几年的降雨量相对充沛，缓解了之前的干旱，农业生产得到保障，对社会稳定也有一定的贡献。注10

注10 http://www.aljazeera.net/programs/arab-present-situation/2015/8/27.

综上所述，温和与合作仍将是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未来的主要立场。该党通过近4年的执政，已经明确了解执政的成功离不开王室理解、世俗政党合作与民众支持这三大力量。未来，正义与发展党将继续贯彻温和妥协与务实合作的政党方针，渐进的改良和执政经验的积累也将帮助正义与发展党继续主导联合政府，发挥伊斯兰政党的重要作用，在伊斯兰原则与现实政治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四 中东北非伊斯兰政党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东北非伊斯兰政党发展趋势

自2011年初至2015年底，伊斯兰政党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发展呈现三个阶段：上升期、挫折期、低潮期。

第一阶段，上升期。2011年2月至2012年6月，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埃及、突尼斯等国政治伊斯兰组织相继组成政党，并赢得议会选举，以执政党的身份上台执政。第二阶段，挫折期。2012年6月至2013年底，中东北非伊斯兰政党上台执政后不断遭遇挫折。埃及总统穆尔西政变下台，正义与自由党被法院裁定解散。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遭遇内阁危机，国内罢工游行不断。第三阶段，低潮期。从2014年至今，伊斯兰政党进入下行通道，政坛活动陷入低潮。埃及重回军人执政格局，宗教政党被严令禁止参与政治事务。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仅有一人进入新内阁担任部长，失去政权影响力。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在2015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未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丧失独立执政资格。

虽然中东北非的政治伊斯兰陷入低潮，但在未来反转上升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在2015年9月摩洛哥进行的乡镇选举中，之前不被看好的正义与发展党，在一度落后于世俗亲王室政党的情况下，实现逆转获得胜利，赢得了最多的选票和席位。由此可见，政治伊斯兰的动能，在低位盘整积蓄力量后，未来仍可能实现突破。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伊斯兰传统文化作为社会核心价值将长期存在。伊斯兰传统文化，是中东北非各国社会的基础与核心，也是穆斯林心中坚如磐石的价值认同。伊斯兰文化是集伦理、审美和规范于一体的文化。对古兰经和先知实践的认同与崇拜构成穆斯林永恒的审美，对早期政治实体（乌玛）的理想化，使穆斯林对传统秩序怀有特殊需求，深刻影响着穆斯林的心理和思维方式。伊斯兰政党执政以《古兰经》为立法渊源，使得穆斯林内在的道德修养找到寄托的模式，实现世俗生活与宗教精神的协同共鸣。

第二，阿拉伯国家总体仍将处于低谷。近年来，中东北非的各阿拉伯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产业单一化、人口爆炸与失业率上升等经济社会问题。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动荡局势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冲击，其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退。埃及、突尼斯等国的经济还处于缓慢重建阶段，社会动荡与罢工游行时有发生。阿拉伯穆斯林的心灵大都沉浸于伟大的过去，但当理性困厄于现实的残酷时，伊斯兰成了最好的精神寄托。

第三，伊斯兰政党总体转向温和与妥协。可以肯定地说，温和、妥协和中间道路是未来中东北非地区伊斯兰政党的总体发展趋势。经历过多年的斗争与曲折，以及伊斯兰政党执政后的成败事实，多数伊斯兰主义者都已经承认，只有与“他者”合作，才有可能实现伊斯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对待基督徒、世俗派与少数族裔方面，伊斯兰政党采取包容与合作的态度，甚至对他们的加入敞开大门；对西方和非伊斯兰国家的态度趋向温和与务实，外交方面以国家利益而非宗教意识形态为重。因此，伊斯兰政党未来有可能获得更多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在国际上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认可。

（二）未来中东北非地区伊斯兰政党对中国的影响

目前来看，埃及、突尼斯等国伊斯兰政党上台后均重视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对华的总体外交政策趋向互利实用。但是，伊斯兰政党上台的隐性影响不容忽视，对中国民间伊斯兰团体政治化的标杆效应需要充分重视。

第一，对官方双边关系影响甚微。此次中东北非伊斯兰政党的上台可视为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延续，理性、务实、开放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趋势。参考前期历史案例，伊朗为典型的伊斯兰政府，与中国的关系长期保持友好，双方在各个领域都有良好合作。苏丹巴希尔政府奉行激进的宗教政策，但自从他担任总统后与中国的关系有了较大发展，在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和石油开发领域合作广泛。从历史经验上看，政治伊斯兰势力掌权后，所遵循的仍是实用主义原则，政权稳定、国家利益与民族发展是其主要诉求。

从现实情况看，此次埃及等国伊斯兰政党上台执政，都将与中国的关系置于重要位置。政府之间交往密切，高级别的友好访问频繁。2012年6月，温家宝总理过境摩洛哥，受到摩洛哥总理本·基兰的热烈欢迎。本·基兰称将始终奉行对华友好政策，进一步加强两国高层交往，扩大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2012年8月，穆尔西上台后优先访华，表示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希望借助中国的经验和力量实现埃及的全面发展。这说明穆兄会主导的正义与自由党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作用以及发展前景有着深刻认识。2014年9月，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代表团访华，党主席加努西表示，非常钦佩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愿加强党际交流，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因此，政治伊斯兰力量执政不会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因素，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没有直接不利影响，对中国的边疆稳定短期内亦不会造成冲击。

第二，对中国民间伊斯兰团体有政治化示范作用。自二战后，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国内政府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外患严重：国际地位不断下降，没有独立自主的话语权，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和牺牲品。内忧外患之下，民众对统治阶层的失望达到极点。在这样的环境下，有政治诉求的人开始通过组建政党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伊斯兰政治组织应运而生。

这些组织不断向民众提供经济、社会服务，以慈善捐助、家庭互助等方式吸引人们加入，进而得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不断发展壮大。以埃及穆兄会为例，20世纪70年代，穆兄会在国内广泛建立经济、教育、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网络，服务中下层民众。到80年代前期，埃及穆兄会已发展成为一个容纳宗教人士、工人、农民、商人、职员、军官等20多万成员，拥有1500多个支部的庞大政党组织。正是由于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遇到“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契机后，穆兄会可以借势而上，实现从非正式政治组织到国家执政党的飞越。

此次中东北非伊斯兰政党的上台，阐明了政治伊斯兰势力从宗教团体、政治组织、政治反对派到执政党的发展路线图。这有可能间接为国内某些民间伊斯兰组织提供政治化路线的参考模式。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和预防措施

未来，政治伊斯兰势力将长期存在，随着中东民主政治不断成熟与发展，伊斯兰政党，特别是温和伊斯兰政党将成为各国政坛的重要政治力量。面对这一趋势，中国在对外与对内两方面应采取稳中有变、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首先，在中东地区事务方面，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中东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不干涉各国执政党制定的政策与采取的措施。在中东复杂的历史矛盾面前，坚持公正、公平、人道主义的原则，不偏不倚，依照国家法和国际公约准则行事，承担世界大国的责任与道义，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其次，加强党际交流。中国应加强与中东各国伊斯兰政党的党际交流，增进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对政党特点与政策的理解。增强在各领域互利合作，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相互支持，协调立场，拓宽针对国际诸多问题的合作渠道。在思想理念方面求同存异，在治国理政方面分享经验。加强相互理解，消除相互误解，减少影响双边关系的负面因素。通过党际交流，加大宣传解释力度，加强伊斯兰政党对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理解，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与认同。

最后，对内加强对民间宗教团体的管理与疏导。中东北非伊斯兰政党上台，为国内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即民间宗教团体—政治化宗教团体—在野政治反对派—执政党。在我国边疆地区特别是穆斯林聚居地区，由于受到历史遗留问题和发展不平衡与信息建设不对称等综合因素影响，长期存在着诸多民间宗教团体，多为半地下或地下状态。未来，有可能某些激进极端的组织或个人，披上“温和”的外衣，以宣教、慈善、社会服务为方式，笼络民众，取得信任，进行分裂国家和民族的行为。因此，有必要针对性地采取如下几点措施。

第一，严厉打击利用宗教进行民族分裂的各种势力。

第二，做好爱国宗教人士的工作，引导信教群众，将情感与行动统一到国家的根本利益上。

第三，积极引导民间社团，强调个人精神与道德修为，提倡社会公益服务，避免政治化与极端化。

第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此次中东北非伊斯兰政党在大选中赢得多数选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政府腐败堕落，社会失去公平正义，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苦看不到希望，因此才选择了在情感上亲近、形象上廉洁的伊斯兰政党。因此，惩治腐败，发展经济，持续改善穆斯林聚居地区的生活水平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