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军政关系

储殷

【摘要】军政关系在土耳其政坛上起着独特的作用。军方自凯末尔革命以来在土耳其政坛扮演着“世俗化守护者”的角色。2003年埃尔多安出任总理后，土耳其进入埃尔多安时代。作为凯末尔之后的又一位政治强人，埃尔多安凭借其强力手段与执政绩效，在土耳其伊斯兰化与世俗化之间博得了平衡，削弱了军方在土耳其的政治地位。尽管土耳其军队已基本退出土耳其政治舞台，土耳其军方仍然存在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关键词】土耳其 埃尔多安 军政关系

【作者简介】储殷（1977～），男，吉林长春人。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海外利益保护、中外政治比较。

作为北约内部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它既是北约牵制俄罗斯的重要战略抓手，又是欧洲向中东及阿拉伯地区输出“西式民主”的桥头堡。西方军界政界普遍认为，土耳其作为一个世俗的温和伊斯兰国家对欧洲的稳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崩溃之后，土耳其更成为中东地区的稳定源，它不仅是打压叙利亚、伊朗的前沿阵地，也是防范“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的决定性力量。也正因此，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变化以及政局走向一直强烈吸引着外界的关注。在2003年埃尔多安上台之后，土耳其国内的军政关系在近十年间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军方——曾经是政治生活中的绝对主角——逐渐为埃尔多安政权所驯服，从而造成了外界对土耳其政权伊斯兰化的普遍担心。

一 前埃尔多安时代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角色与功能

虽然凯末尔革命推翻了大多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的神圣偶像，苏丹被认为是腐败和专制的，宗教领袖被认为是迷信和无知的，但是土耳其军队在革命后继续保持了崇高的地位。凯末尔主义者认为土耳其军队一直是勇敢的。在土耳其世俗化的改革过程中，军队一直被视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从新式军校毕业的军官和他们指挥的军队被看成是西方技术、思想的文明先锋。正如凯末尔所说，“在世界历史上，军队总是反对进步的，但土耳其却是一个很大的例外。一旦土耳其民族向前迈进，由她的英雄的儿子们组成的军队总是这种进步的先锋。军队是将土耳其民族的崇高理想变成现实的永久的战斗卫士”。土耳其军队并非一个单纯的国防组织，它的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代表政府传播现代化和世俗民族主义思想，土耳其所有年轻人都要在部队服役1～2年，接受世俗主义的教育，塑造对国家而非宗教的忠诚。正是这种在国家现代化中积极的推进器的作用，使得土耳其军队表现出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土耳其军队的世俗主义积极分子认为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土耳其的领土和土耳其共和国，而土耳其共和国本身就意味着世俗主义的原则。一旦世俗主义受到挑战，也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处于严重危险的状态，军队就有义务干预政治。尽管凯末尔在建立共和国的早期岁月中，凭借其个人魅力成功地驯服了军队的反对派，让军队接受了责任被限制在军营中的现实，但是他并不是让军队远离或放弃政治，而是让军队忠诚于自己与共和国。军队出于其作为先进文明代表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得他们仍然有强烈的干预冲动，只是这种干预不再是基于对将领的忠诚，而是基于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充当世俗主义守护者的信念。当军队认为土耳其的世俗原则处于危险状态时，军队便会毫不犹豫地干预政治，而土耳其历史上的数次军事政变无不与土耳其军方这一信念密切相关。

二 埃尔多安时期土耳其军队在政治中边缘化的趋势及其原因

自2003年埃尔多安出任总理后，土耳其就进入了埃尔多安时代。他是土耳其政坛自凯末尔之后的又一位政治强人。从2003年至今的土耳其政治进程来看，埃尔多安的上台实际上开启了土耳其军方退出政治的过程。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的候选人居尔成功地在军方的压力下当选总统，2010年土耳其政府以涉嫌恐怖与颠覆为名拘捕大批高级军官，2011年土耳其政府利用军方高层集体辞职，进一步改组了土耳其军队指挥系统，2012年土耳其政府以“组织恐怖组织阴谋推翻政府罪”判处土耳其前军方首脑伊尔凯尔-巴什布、高级将领韦利-库丘克终身监禁。西方有观点认为，上述一系列动作意味着埃尔多安已经成功地驯服了土耳其军方，文官统治的权威性已经确立，军方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

土耳其军方之所以会丧失在政治中的影响力而为埃尔多安所驯服，有以下重要原因。

其一，埃尔多安的领导能力与个人魅力。作为凯末尔之后土耳其的又一位强人，埃尔多安在与军队的政治博弈过程中展现了高超的政治能力，其驯服军队的方式与凯末尔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主张军队应该远离政治的凯末尔同样曾经长期面临军中反对派的反对。土耳其军中许多对凯末尔不满的高级将领如克拉贝克尔、福阿德、劳夫在1924年组成了反对凯末尔的进步共和党。凯末尔指控这一群体策划了针对自己的暗杀阴谋，并借机对大批军官进行了清洗，从而一举驯服了军队。事实上，2010年埃尔多安对埃尔盖内孔案的调查与凯末尔对军方刺杀案的调查高度相似，甚至先从重审判再从宽处理的套路都如出一辙。在1927年的清洗中虽然处死了很多阴谋参与者，但是大多数被捕的军官在后来被释放，劳尔等四位将军甚至被作为后排议员安排进了议会。同样在2013年的审判中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土耳其前总参谋长巴什布亦在2014年被释放，只是不得出国。

在从严震慑了军队反对派后，埃尔多安也效仿凯末尔，以强硬的国家守护者的形象赢取了军队中下层士兵的拥护。凯末尔能够战胜那些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但是后来反对自己的高级将领，原因在于两点：一个是他被视为土耳其共和国之父，从而赢得了绝大多数士兵和中层军官的爱戴与拥护；另一个则是他有强大的政党作为制度化的支撑，他作为共和人民党的建党领袖，以体系化的政党运作建构了远较个人忠诚更为普遍、强大的权威。正是因为这两点因素，那些对凯末尔不满的高级将领明确地知道无法通过军事政变推翻凯末尔，从而也采取了合作与顺从的态度。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的强硬外交与大国战略同样为其加分不少。一方面，埃尔多安在继续希望加入欧盟的同时，逐渐采取了融入亚洲的国家战略选择，使得土耳其在中东区域的话语权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埃尔多安在对以色列问题上态度强硬从而得到了中下层民众与军人的普遍拥护。土耳其军方虽然长期以来以世俗化与国家利益的守护者自居，但是其高级领导层对待西方与以色列一直态度暧昧，甚至有立场软弱之嫌，埃尔多安这种雄心铁汉的形象抢占了原为军方所占据的爱国主义高地，并转移了中下级士兵与军官对高级将领的支持。

其二，国家利益代言人角色的更替让军方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地位降低。在土耳其军方的四次政变中，第一次与第二次普遍受到土耳其普通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欢迎。即使在民主派看来，军方通过介入政治，让国家秩序与社会安全状况恢复到正常状态，也比软弱的代议制民主更能反映土耳其共和国的根本利益。然而在第三次、第四次军事政变当中，军方对于土耳其政治的走向与土耳其的未来发展战略是缺乏想法的，军方对政权的干预也并未带来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的良好效果。不仅如此，在第三次与第四次政变当中，军方对待遇的要求反而成了极为重要的政变原因——军队的政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对国家的信念，而是出于对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护。也正因为此，军方的政变反而加速了军队干预政治合法性的流失。军方的政变往往既引起底层的伊斯兰主义者的仇恨，也招致支持世俗主义的中上阶层的普遍反感，尤其是为土耳其军方高级将领所得意的第四次政变：一方面它招致了外界尤其是欧盟的强大批评；另一方面，这次军事政变之后，土耳其迅速遭遇了两次重大经济危机。通过军事政变获得政权的世俗派政府不仅在合法性上广受质疑，而且在治理绩效上表现极差。土耳其在1999年和2001年连续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接近40%, 100万土耳其里拉只能兑换1美元，成为全球最不值钱的货币之一，银行利率一度高达1000%，但依然无法阻止大量资本外逃。土耳其只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苛刻的110亿美元紧急援助方案。这种严峻的局面不仅让土耳其全国上下更加质疑军方以政变推翻执政效果颇佳的繁荣党的合法性，而且也让土耳其全国对于繁荣党的继承人埃尔多安充满了救世主的期待。埃尔多安能够闪电般地从被禁止从政5年的判决中复出，正是这种举国上下期待的结果。尽管军方对此并不情愿，但是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也只有默认这一结果。

出乎军方意外的是，埃尔多安的执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埃尔多安任总理后，不仅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 ～8%，还让土耳其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超过俄罗斯、巴西和韩国。一方面，土耳其的制造业、建筑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耳其在吸引中东伊斯兰国家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2003年到2011年，人均GDP从2500美元增加到10522美元。甚至可以说，土耳其已成为中国在中东的翻版。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埃尔多安个人权威的巨大提升，正义与发展党在自2002年至今的数次选举当中都取得了议会中的明显优势。2002年在550席中获得了363席，2007年获得341席，2011年获得327席，都接近2/3绝对多数。虽然从议席上看，正义与发展党稍有下降，但是这更多的是土耳其人口快速增加的结果。事实上，正义与发展党始终处于蓬勃发展的势头，其支持人数从1080万已经上升到2140万。即便是埃尔多安由于多年执政、强势作风以及腐败传闻遭到最严峻挑战的2014年，他也在总统选举第一轮中拿下了接近51.7%的选票。考虑到土耳其自1950年就没有多数党这一历史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凯末尔。他让很多人非常不安与反感，但是他仍然被视为土耳其根本利益的代言人。也正因为此，他取代了土耳其军方曾经的国家守护者的地位，也借此驯服了渐趋自利、保守的土耳其军方高层。

其三，埃尔多安对土耳其军队的驯服也是军方、西方与土耳其伊斯兰势力妥协的结果。由于埃尔多安曾经是主张政教合一的繁荣党成员，并在1998年4月被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发表煽动宗教仇恨言论”判处监禁，因此外界通常将其视为伊斯兰主义者，然而以其执政历程来看，他更接近于一位穿着伊斯兰外衣的强人领袖。一方面埃尔多安的执政业绩主要来自经济成就，另一方面埃尔多安与土耳其的伊斯兰保守势力也矛盾颇深。埃尔多安一直坚称其子涉及的腐败指控其实就是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保守势力策划的，而在土耳其最近的总统大选中，土耳其宗教保守势力也秉持强烈反对埃尔多安的立场。相比埃尔比坎这种宗教极端主义者，埃尔多安是一个土耳其军方可以接受的选择，他虽然具有伊斯兰倾向，但是在执政理念上极为务实：埃尔多安推崇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也在面向亚洲的同时强调与欧洲的联系，并在敲打以色列的同时保持着与美国密切的合作。

土耳其军方虽然长期以来以世俗主义守护者自居，但是它长期以来与伊斯兰势力一直保持着暧昧的联系。事实上，自凯末尔开始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势力就倾向于利用伊斯兰元素来巩固自身的权力。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军事政变之后，外界曾普遍猜测军方将对伊斯兰势力采取强硬立场，但事实上军方反而承认了宗教信仰自由，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宗教势力。在随后的数次政变中，土耳其军方也从未采取反对宗教的立场，而只是反对宗教运动带来的混乱或是以宗教为旗帜挑战其既得利益的领导人。土耳其军方意识到，在土耳其这个伊斯兰国家，温和的伊斯兰教有益于遏制激进势力的蔓延，并缓解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而言，选择支持埃尔多安的理由也与此类似：一方面，埃尔多安不仅是通过西方式民主竞选选上来的，而且是以无可争议的优势选上来的；另一方面，埃尔多安在北约大战略的实施上不仅是配合的，而且他领导的土耳其正在稳定中东局势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西方社会对于如何改造伊斯兰国家尚缺乏成功经验的时候，对它们而言，一个西方民主式的伊斯兰土耳其可能是比军方高压统治下的世俗土耳其政权更好的选择。

总体来说，埃尔多安已经完成了对于土耳其军队的驯服，土耳其军队已经基本退出了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意外事件仍有可能发生，土耳其军方仍然有可能重返政治舞台。当一个人成为凯撒，即便他不是国王他都足以支配一切，然而凯撒最终的结局并不美好。埃尔多安这几年大力改造土耳其的情报部门，也或多或少地有着这方面的考虑。

〔中文校稿：邓巧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