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现代化进程中的军队转型
【摘要】军队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中促发了前所未有的演进，军队的现代化转型是人类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英国的理性化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武装力量现代化模式，都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取向。因此，考察军队的现代化转型的意义绝不止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本身，而应该揭示出它对人类现代化的重大功能，揭示出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现代化进程 军队转型 英美模式 苏俄模式 发展中国家模式
【作者简介】孙力（1955～），男，江苏无锡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治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通过强力机关来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通过习俗和舆论来加以维持，这是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后与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的一个关键性区分。军队是国家强力的典型体现，所以，列宁说：“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考察军队的发展，考察其性质和特征的演进，必须将其置于国家的历史变迁中才有可能获得准确的认识。
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十分精辟地描绘了这一进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另一方面是与生产力飞速发展相耦合的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封建国家被现代国家所取代、专制政治被民主政治所取代、贵族政治被政党政治所取代、人治被法治所取代。这样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是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为经济发展和整个人类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恩格斯在晚年还谈道：“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列宁也谈道：“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
军队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中促发了前所未有的演进。从国家的本质来看，由于现代国家的阶级属性不同，其国家演进和军队演进的特点也各不相同；从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演进特点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演进特点也明显不同。认识和分析这种差异及特点，是正确认识军队的现代转型，正确认识军队与国家、军队与政党等重要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一 现代化中的军队定位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文明水平大大提高的历史进程。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一方面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进行自身的变革，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的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通道。因此，可以把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称为现代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国家的论述最为深刻的是揭示了现代国家的阶级属性，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当代学者对现代国家有诸多论述，在国家与暴力和军队关系的问题上，德国学者韦伯作了影响甚广的经典论述。他认为，国家是特定疆域内的人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疆域内成功地垄断合法的暴力机器，国家因此被视为运用暴力“权利”的唯一合法主体。这一分析，应该说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韦伯把国家同理性联系起来，认为这首先体现在西方现代国家的产生上：“事实上，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且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
韦伯用理性来定位现代国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人类社会生活一系列的理性化：“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在军队和暴力问题上，韦伯认为现代国家最突出的特点，同样也在于使它们理性化，即“应用有形暴力的规则的理性化，在合法的法律秩序的概念中，理性化是它的最终的归属”。
“理性”是韦伯学说的核心概念。韦伯不仅用它来说明现代国家，也用它来说明现代化进程。深入解剖“理性”的含义，才能够进一步考察军队和暴力的理性化问题。
在韦伯的学说中，理性是现代化的本质体现，它鲜明地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传统生活。
对现代经济生活来说，理性体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即“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因此，“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
这实际上是对经济生活予以合理的筹划，去除其盲目性和模糊性，清晰地展现其发展的脉络，透视其运转的规律，并力图运用规律来驾驭经济生活，以满足个人和组织的需要。对小农经济来说，这或许是不重要的，但对市场经济来说、对不断增长的规模经济和企业组织来说，这就是必需的和极为重要的。而且现代经济越是发展，其重要性越凸显。
对现代政治生活来说，理性体现在现代国家的理性化建构和运行上。官僚制（科层体系）是韦伯现代国家组织理性建构的典型体现。韦伯认为，人类社会服从的权威有三种类型：法理型、传统型和克里斯玛型。现代社会的权威应当建立在法理型的基础上，理性官僚制就是法理型支配最理想的体现。据此，韦伯概括了现代官僚制运行的基本原则：（1）各部门有依据法律或行政章程等规则的明确的权限；（2）官职层级制与审级制；（3）职务运作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以及由幕僚或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基础；（4）职务活动以彻底的专业训练为前提；（5）全职而非兼职；（6）业务执行遵照一般规则，并且规则知识是可以学习的。
理性政治生活的追求，力图提高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效率。随着现代国家管理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建设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韦伯在理性基础上对理想官僚制的追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有学者评价了韦伯的这一贡献：“合理性意味着达到目的的手段的适宜性。在官僚制的概念脉络中，这就意味着效率。”
归根结底，对理性的追求实际上是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追求。把影响和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东西称为“非理性”，力图通过清除“非理性”来化解现代社会的矛盾并促进现代社会的发展。
如上所述，韦伯提出的军队和暴力应该有“理性化归属”的命题，是同整个国家的理性化以及社会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比较靠谱的有价值的分析。但如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加以分析的话，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结论。它就是要说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军队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现代社会有些什么样的发展需求使得军队必须作相应的变革呢？从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说，无非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方面的发展需求。
从经济基础来看，最根本的在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和市场的拓展紧密相关。资本要顺利地积累、市场要顺畅地扩展，需要有和平的社会环境和统一的大市场，而这又与武装力量的有效约束紧密相关。
首先，必须清除封建割据。封建割据阻碍了市场的拓展，使市场无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无法体现市场的优势，资本也无法快速积累。而封建割据的典型特征或基础，就是武装力量的各自享有。所以，武装力量的统一运用，使其中央集权化，扫除封建割据赖以存在的根基，是市场经济发展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使命。
其次，对集中起来的武力加以约束和规范。即使是武装力量运用的权力统一到了中央，也未见得就能够完全保证市场的拓展和资本的积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就是因为查理一世强行要求国会加税，乃至不惜动用武力。所以，即使是中央政府运用武力，也要受到约束。西方国家实际上是通过革命后的立法来完成了这一步。我们能够看到，西方国家法治完善的过程，也是对市场开拓和私有财产进行保护的进程。英国“光荣革命”后旋即制定的《权利法案》明确规定：“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保护，是西方国家对武装力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它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武装力量运用的逻辑，那主要是对土地占有的保护。如果说封建社会乃至前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土地的占有和领土的扩展，来增加其财富和巩固其统治地位，从而运用其武装力量，那么，资本主义则是通过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展来实现财富的增长，所以，武装力量的职责是维护这一资本扩张的逻辑。被恩格斯称为“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的英国思想家洛克，就毫不含糊地指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保护财产是政府的目的”，即使是“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
从上层建筑来看，军队和武装力量的安排，必须适应于现代国家的架构，在西方，就是适应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其根本转变就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以君主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以议会和政党为中心的。武装力量和军队的属性也必须实现相应的转变。
首先，国家权力中心的变化，要求军队实现从“王军”到“国军”的转变。“王军”体现了专制君主的独占性，守护的是君主的统治；“国军”体现的是国家的权威机制，守护的是国家的制度和属性。对西方国家来说，君主对武装力量的独占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市场的公平交易，而由公共权力机关，或马恩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来掌管武装力量显然更加有利，才真正把军队和武装力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
其次，资本主义的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并且体现为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和对公共权力的分享，这必然要求武装力量的掌控与之相适应。（在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话语体系中）如果某一个政党直接掌控武装力量，则没有真正摆脱君主专制的独占模式，既难以确保公平的政党竞争，也难以确保公平的市场交易。因此，使政党，包括执政党与武装力量分离，至少是形式上的分离，就成为政党制度均衡、持续运行的保证，有利于形成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相适应的政治生态。
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中，武装力量的体系角色也在发生相应的转变，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韦伯将之称为武装力量的理性化，其实质是按照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变革武装力量体制。
资本主义首先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也必然首先创立武装力量现代化的模式，但人类历史并不是单线的进程，不仅有与资本主义迥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即使是资本主义自身也体现出多样化的现代化进程。把一种武装力量理性化的模式作为人类共同的模式，显然是浅陋的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英国武力的理性化模式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早完整创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政治体制。尽管此前已经发生了尼德兰革命，但建立起来的荷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的现代性还并不明显，产生的影响和楷模效应远远不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其建立的政治体制。
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的代议制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具有典型的现代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继承了这一人类文明成果。
政党政治也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成果。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政党对国家的掌控。政党是政治参与的主体（领袖、政党、阶级），打破了传统社会宗法血缘关系的政治纽带，提供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从而大大提升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水平。
此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开创了法治的传统。1215年，英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著名宪法性文件《大宪章》，在这一基础上，资产阶级逐步构建起“国王在法律之中”或“国王在法律之下”的治理模式。有学者统计，仅仅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英格兰就通过了几乎4000个圈地法案。毫无疑义，法治也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
比较完整的上层建筑的革命和建构，使英国成为最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武装力量的理性化安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
欧洲的中世纪是封建割据的时代，武装力量的分散化，实际上也是大大小小的封建主的一个重要支撑。在向近代迈进的过程中，欧洲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封建割据的君主制向封建集权君主制的过渡，在军事上就是实现中央政权对武装力量的垄断，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前也完成了这一转变，但体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
1154～1189年的亨利二世时期，英国取消了封建骑士军队，建立了雇佣军制，减轻了对贵族的军事依赖。1181年，亨利二世颁布《军队敕令》，改组民军，规定所有臣民必须自备一套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称的武器装备，并且不准转让和出卖武器。所有负有军事义务的自由人都必须郑重宣誓，保证绝对遵从国王命令使用武器。
在都铎王朝时代（1485～1603年），国王通过平叛、镇压私人军队、消灭展现大富豪权力和自治的要塞城堡等，大大抑制了封建贵族的暴力能力，同时进一步限制社会对武装力量的拥有，采取的手段包括在反叛结束时全面没收武器、禁止决斗、控制武器生产、引入私人武器的执照制、禁止公开展示武装力量等。另外，武器装备的发展也有利于王室政权对武力的统领。根据英国的学者记叙，14世纪到16世纪，火药的使用使封建割据下的军队日益式微，以骑士为基础的军事武装力量逐渐失去其效用，王室越来越不依赖于封建诸侯的武装力量，而由王室供养的正式军队则日益强盛。但英王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一比较特殊的国情较大地影响了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
论战开始时，由于英国没有常备军，国王和议会都着手筹建自己的军队。当时的地方官员、民兵的军官，尤其是农村的自耕农，大多是议会的拥护者，使议会在招募士兵和筹集军械军需方面比国王更有优势。战争刚刚开始时，在数量上议会军就大大超过了王党的军队。克伦威尔领导的主要由自耕农组成的军队，在战斗中表现得既勇敢又有纪律，即使王党分子也承认它比王党军队优越。由于战绩辉煌，在1644年马斯顿荒原胜利之后，这支军队被称为“铁军”。
然而，议会军中的贵族却不愿意真正与国王为敌。贵族军官曼彻斯特厚颜地说，他不愿去同国王作战，是因为如果我们把国王打败99次，他仍然是国王。在他之后，他的后代仍然是国王，而我们将仍然是臣民。但是如果国王哪怕只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要统统被绞死，我们的后代的前途也将被断送。贵族军官的保守和妥协，阻碍了议会军胜利的步伐。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议会于1645年初改组军队，撤换了曼彻斯特等昏庸的长老派军事领导人的职务，建立了主要由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新模范军”，提拔了一些出身于劳动人民的人担任中下级军官。“新模范军”在战场上一往无前，连战皆捷，1646年6月攻克了王党的大本营牛津，查理一世成为议会的阶下囚。
第一次内战建立起来的英吉利共和国，遭遇了查理二世和其继任詹姆斯二世的复辟，在武装力量的问题上，复辟体现得很明显。克伦威尔的军队宣布解散，但国王保留了皇家卫队和一个卫戍团。国王还具有海军和民兵的控制权，享有对外宣战和媾和的权力。
然而倒行逆施并没有能够稳定地持续下去。信奉新教的资产阶级势力与同信新教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威廉联系，邀其到英国反对詹姆斯二世的统治。1688年，威廉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为名率军进入英国。1689年初，国会讨论决定邀请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同时颁布一项“权利宣言”的法律，其中明确规定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等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在军队问题上明确规定，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威廉和玛丽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
在武装力量问题上，1689年国会还颁布一项重要法案。该法案规定，维护军纪的权力归于国会。只有根据法案的规定，国王政府才能够成立军事法庭实施惩处，从而更进一步巩固了议会的军权。
更重要的是，1690年以后，议会通过了几个财政法案，严格限制了国王的收入。从这一时期的政府开支来看，主要的开支集中在军事方面。据统计，1689～1701年，军事方面的开支占到政府总开支的83%。由于议会严格控制了税收和拨款，威廉三世的正常岁入只有詹姆士二世时期的一半。1689～1701年，国王政府每年的经费短缺达40多万镑，被认为已被置于“仅够伙食钱”的困境。
在这样的困境下，威廉三世将6万人的军队削减为7000人，并将光荣革命带来的荷兰卫队遣送回国。为此，威廉三世警告议会说，解散军队使英国处于危险的境地，一场新的战争迫在眉睫。但无济于事，议会置若罔闻。
内阁制的形成使英国彻底完成了“虚君政治”的建构。1714年即位的乔治一世是德国人，不懂英语，索性不再参加内阁会议，从此开了国王不参加内阁会议的先例。国王退出内阁会议，也就意味着退出了对政府的领导。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偶然事件，但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通过议会逐步掌握国家权力的过程，而武装力量的议会掌控或者说所谓的国家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
英国之后的其他第一波现代化的欧美国家，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军队的转型，即从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军队——大大小小的封建者的军队——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军队从属于整个的资产阶级，服从于整个的资本主义政治秩序，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以英国为代表的军队现代化转型，不仅确立了武装力量理性化的一种模式，也同其资本主义的政治体系和整个现代化道路联系在一起；它开创了一种现代化模式，但绝不是唯一的现代化模式。
三 苏俄武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
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新路，它以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取代资本主义，避免了资本主义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带给人类社会的灾难。这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也鲜明地体现在武装力量的属性定位和体制机制上。
苏俄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创了武装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模式，与英美的武装力量模式形成鲜明对照。
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常备军，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推翻资本主义后的未来社会时，对“国家”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采取批判性的态度，提出了废除国家的思想。与之相适应，作为武装力量的常备军也在废除之列。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赞赏：“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并进一步论述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
马克思废除国家的思想不仅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联系在一起，更同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形式联系在一起。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单个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其并不认为单个国家能够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巩固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之后的世界社会主义时期，当然用不着保留常备军。在阶级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国家统治成本的最大开支就是军队，废除常备军，毫无疑问是对社会管理成本的最大节省，是廉价政府最重要的内容。
就社会主义革命来说，马恩立足于时代的分析也没有涉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组建自己的职业军队的问题。他们从1848年的欧洲革命，特别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中总结的经验，主要是依靠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来夺取国家政权。
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作了新的思考。一方面，他坦率地承认“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另一方面又补充：“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它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针对新的形势，恩格斯指出，要建立一支“决定性的‘突击队’”，为“决定性的博战”做好准备，“要把他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但他并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是否需要建立职业军队的问题。
俄国的“十月革命”遵循的是马恩依靠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的基本思想，在夺取政权之前，布尔什维克没有组建自己的军队。起义依靠的武装力量主要是1917年2月革命后形成的工人武装队伍，即赤卫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军队的雏形”。此外，布尔什维克还在俄国旧军队中积极开展工作，影响和动员了卫戍部队、波罗的海舰队等中间的一部分力量转到革命的方面。到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武装力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仅在彼得格勒，这支武装力量就共有2万名赤卫队员、6万多名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和约15万名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而临时政府方面只有3万～4万名士兵、士官生和哥萨克等武装力量。
在发动武装起义前，列宁指出：“要把最优秀的工人编成配备枪枝炸弹的队伍去进攻和包围敌人的‘中枢机关’（士官生学校、电报局、电话局等等），口号是：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一个敌人。”
1917年10月2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军事委员会以领导起义，这一委员会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列宁直接领导，托洛茨基、安东诺夫和彼得沃依斯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继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于10月29日晚成立了革命军事总部，其成员有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
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通过动员群众性的武装力量，一举摧毁了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由于列宁的正确主张，新生的红色政权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建立红军赢得了时间。
新生的红色政权这时处在十分危急的状态下。协约国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能的敌视，一边策划俄国国内白卫军的叛乱，一边直接组织军事力量干预。1918年5月，在英、法、美三国政府的指使和资助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发动叛乱。6月，由英、法、美、意四国组成的四万多人的混合部队登陆俄国北部，美国则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西伯利亚；德国违背和约，不仅支持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顿河流域的反革命叛乱，还出兵占领克里米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时间，外国干涉军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占领了苏俄四分之三的土地，包围了红色政权。列宁说：“北方有摩尔曼，东部有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东南方有土耳其斯坦、巴库和阿斯特拉罕，英法帝国主义铸造的包围圈几乎已经合围了。”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遵循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废除国家常备军的思想。革命中动员起来的武装力量对推翻旧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面对帝国主义的干预，群众性的武装力量显然是不行的。
列宁根据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需求，重新审视了国家常备军的问题。他在1919年3月谈到这一问题时说，组建红军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
说组建红军是新问题，是因为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推翻了世界资产阶级统治后的产物，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意味着已经没有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了，常备军的消除当然是合乎现实的。但列宁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新路，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必须考虑在这样的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问题。
所以，列宁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到来之前，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
1918年1月1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1月29日又通过了建立工农红海军的法令。红军最高领导机关是列宁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直接指挥机关是军事人民委员部。2月23日，苏俄劳动人民为抗击德国军队入侵，踊跃参加红军，经英勇战斗，阻止了德军的进攻。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红军的建军节。
起初，红军、红海军实行志愿兵制，但革命后的形势使布尔什维克认识到，没有一支职业的军队，难以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6月下旬，根据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的报告，苏维埃政府决定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7月初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中规定，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是全体苏维埃公民的应尽义务。大会还在通过的关于组织红军的专门决议中指出，苏维埃共和国需要建设一支集中的、由钢铁般的革命纪律团结起来的、训练有素的、准备精良的阶级军队，才能粉碎国内外反革命的联合进攻。这些法律法规为义务兵役制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常备军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9月，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所有军事机关和各条战线，负责贯彻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有关军事问题的指示，同时设置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一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均由托洛茨基担任。
苏俄红军的创立体现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马恩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其次，苏俄红军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政治属性，并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军队政治机关的建设体现出来，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建设的新范式。
苏俄红军在诞生成长的初期就十分重视其自身的政治属性。列宁早在1905年的《军队和革命》一文中，就明确地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所谓军队中立。列宁根据俄国军队中士兵的政治诉求指出：“这些要求表明，专制制度的奴仆们的所谓军队中立，所谓必须使军队不问政治等论调都是虚伪的，是不能指望得到士兵的丝毫同情的。”列宁强调了军队不可抹杀的政治属性：“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把俄国士兵变成黑帮的奴仆和警察的帮凶。”
1918年7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已经做出决议将军队的政治委员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大会指出：“政治委员是红军与整个工农制度密切而牢不可破的内部联系的维护者。军队的命运委托给了政治委员，所以只能任命那些优秀的革命者，为无产阶级和贫农的事业而斗争的坚强战士来担任这一职务。”
此后，红军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建立起来。1918年10月25日，俄共（布）中央通过一项关于军队中党的工作的决议，确定了新条件下党组织的任务：加强对全军官兵的宣传鼓动工作，提高红军战士的共产主义觉悟和纪律性，动员他们完成各项战斗任务。
1918年12月25日，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军事部门政策的决议》，确立了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原则。
同月，经俄共（布）中央批准制定了《方面军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处工作条例》，条例指出，设立政治处是为了“在作战的红军中以及前线地带的居民中进行（党的）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同时，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制订了第一个红军党支部工作细则草案，经中央批准后于1919年1月公布。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又决定成立共和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对军队的属性和党的领导予以了清楚阐释：“军队的革命性首先是由建立这支军队的苏维埃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后者确定了军队的宗旨，并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而要使这一工具适应苏维埃制度，只有规定大多数士兵群众的阶级成分，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党支部以及由党和苏维埃对军队的生活和活动实施全面的领导才能达到。”
至此，红军中党的政治机关系统基本建立起来。
苏俄第一次在军事上确立了军队的“双首长制”，即任何一支部队都是由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共同指挥的。这是无产阶级军队的一个特殊创造。
为了协调“双首长制”与军事指挥的统一性问题，苏军创造了“完全的一长制”和“不完全的一长制”两种军队指挥制度。所谓的“完全的一长制”，就是指挥员是党员，同时履行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职能。在这一模式下，指挥员将配备一名政治副职。而“不完全的一长制”就是指挥员只负责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而由政治委员负责党的政治工作，并与指挥员共同对部队负责。
在不同时期，苏军运用了不同的“双首长制”。1925年3月，俄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在红军中实行一党制》的指示信。1928年11月，又颁布了单一首长制和政治副职的新条例，建立起了“完全的一长制”。
1937年5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在所有部队和兵团（团以上）、司令部、各部和机关中实行政治委员制，调整到“不完全的一长制”，即由军事指挥员和政委分别负责军事和政治工作。
1940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加强红军和红海军一长制》的命令，又终止了1937年实行的政委制，重新建立一个指挥员对部队战斗生活和工作的各方面，包括政治教育负完全责任的“完全的一长制”，同时也设立了负责进行党政工作的政治副指挥员的职务。
1941年，德国法西斯发动了对苏联的突然袭击。为应对新的战争形势，7月16日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发布了《关于改组政治宣传机关及在工农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命令，指出，要求像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期间那样，提高政治工作人员的作用和责任。据此，红军在所有的团、师、司令部、军事院校和机关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而在连、营则实行政治指导员制度。
经历了战争初期的考验后，苏共认为，继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已无必要。1942年10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再一次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完全的一长制。
很显然，无论“完全的一长制”，还是“不完全的一长制”，都体现了苏共通过军队的政治工作领导军队的原则，即苏共创立了与西方国家以及此前任何军队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领导体制，成为其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建设的楷模。
最后，苏共衰亡与军队的变性。
毫无疑问，军队对现代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家发生重大事变、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候。然而，在苏联解体时，苏联红军却并没有像在建国初期那样勇敢地保卫红色政权，也没有像在卫国战争时期那样英勇顽强地抗击德国法西斯，而是如同冷漠的旁观者一般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
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出国家的性质。当国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时，军队却无动于衷，这在历史上的确是少见的。出现这样的状况，原因不仅仅在军队，而与苏共的变化和苏共与军队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
苏联和苏共的变化实际上源于斯大林模式。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僵化的斯大林模式。具体来说，即政治上表现为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专断独行；经济体制上表现为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实行包容一切的行政指令性计划和自觉的不平衡经济发展战略；文化体制上表现为绝对的统一意志和大规模的情报封锁；思想上表现为搞个人崇拜、个人垄断真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对外政策方面表现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把苏联的经验强加给其他党和国家。
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都没有改变苏联模式的僵化状态。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头三年依旧坚持旧的政治体制，但久病沉疴的苏联迫使其寻求变革。戈氏转而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提出“公开性、民主化、改造”等所谓的“改革与新思维”，苏共开始逐渐丧失引导改革和国家发展的能力，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1985年12月，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利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1988年，一些非正式组织如“民主联盟”开始提出废除苏共领导地位问题。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二月全会前夕，莫斯科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喊出“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这次中央全会接受西方的多党制，几十个政党纷纷出笼，政局大乱。党员对党失去信心，1990年头六个月，退党人数是37万人，七、八两个月有31万多人退党。曾担任政府总理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痛心地说：“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
1990年3月的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该法取消了原宪法中苏共领导国家的条款，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捍卫民主的重大步骤，开辟了苏联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今以后，苏共将与其他政治团体在同等的条件下行事。
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与新思维”和“政治多元化”使军队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军队的政治思想基础被挖空，苏共失去了在军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军队中“非政治化”“国家化”思潮泛滥。戈尔巴乔夫取消了苏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对军官晋升的政治审查，利用“鲁斯特事件”安排了大批所谓“新型军队领导人”。截至1988年底，国防部长、总参谋部所有的副总长、所有的部队集群司令和舰队司令、所有的军区司令全被撤换。为体现“民主化”思想，苏共在军队体制编制调整中，逐步削减了各级政治机关和约8万名政治工作军官，并在《苏共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中规定“苏共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行政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全苏第三次人代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军队的最高权力。由此，苏军内部刮起了“退党风”，特别是年轻军官的主动退党“最终汇成洪流，包括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也弃党而去”。
苏共退出形成的“真空地带”迅速被主张西方自由化的势力占领，叶利钦是其代表人物。1991年他以无党籍人士参与俄罗斯联邦总统竞选，高举反集权、反特权、反官僚主义旗帜，打击苏共要害。叶氏当选总统后下令限制共产党活动，当8月19日发生推翻叶利钦的政变时，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政治方向了，叶氏粉碎政变后进而促使8月25日苏共自行解散，紧接着12月25日苏联解体。在这一系列巨变中，苏军完全失去了在建国初期和卫国战争时期的政治立场和强大功能。
苏军的蜕变是同苏共的蜕变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西方学者也能够洞悉这一关键。美国学者奥多姆在《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一书中指出，“军队是共产党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这种特色使苏联的军民关系有别于西方现代职业军队理论所论及的军民关系”，由此来看“那种认为苏联军队作为一个独立实体会干预国家政治的预想是没有根据的”。
苏军模式实际上是同苏共的执政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党的领导的放弃、军队政治工作的消亡，也使军队的属性彻底改变。因此，脱离社会制度和政党制度分析军队的现代化不可能得出正确和科学的结论。
四 发展中国家的武装力量现代化模式
在英美代表的武装力量现代化模式、苏俄代表的社会主义武装力量现代化模式之外，后发现代化国家又形成了明显不同于以上两种模式的模式，具有自身特点，显然不能够机械地套用军队国家化、非党化、非政治化来阐释。这种特点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特点联系在一起，就如同难以复制第一波现代化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样，其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也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从而从这一角度呈现出人类现代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一）发展中国家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军事化色彩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后者开拓的是政治家驾驭武装力量，强有力的国家体系纳入和安放武装力量，从而推进现代化的模式；而前者则不同，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军人比政治家更加强势，如果是政治家与军人合一的话，后者是政治家兼军人的模式，而前者则是军人兼政治家的模式，武装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走向，不是国家纳入武装力量，而是武装力量参与塑造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新崛起的最强大的政治参与力量通常不是议会，而是武装集团，这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的特殊现象。亨廷顿对这一现象做过典型的描绘，将之称为“普力夺”社会。他认为，“普力夺”一词形容的是一种政治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它不仅指军人干政，而且指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但从狭义来说，就是指军人对政治的干预。
拉美国家是军人干政的典型，并被给予了一个拉美化的称呼——“考迪罗主义”。考迪罗是西班牙语Caudillo一词的音译，原意是“首领”的意思，后来泛指凭借武力夺取和维护政权的拉丁美洲独立国家领导人，引申为军事独裁者。这种军事独裁的政治统治形式，则被称为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
拉美国家的考迪罗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时期。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拉美各地先后涌现出一批军事领袖，他们为推翻殖民统治、争取独立曾做过重要贡献。获得独立后，他们便成为拉美新独立国家或某一地区的铁腕型统治者、军事性的政治强人，是拉美的第一代考迪罗。
墨西哥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军人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典型。在长期的独立战争中，军人成为民族解放的中坚力量。领导革命的政党“革命制度党”是“由政治将军们建立的”，党最早的两位领袖卡列斯和卡德纳斯以及大部分领导人都是军人，顺理成章地，这样的革命“首先导致由胜利的将军们实行统治”。
军人政治家不同于军阀，他们也力图构建合法、有效的政治制度。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努力将军人之外的各种社会势力整合进自己的体系之中。党的组织分为农业、劳工、平民和军人四个部门，每个部门都代表和统辖着相关的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该党在1938年改组时，设立了一个军事部门，以便在党内代表军方的意见。党的领袖卡德纳斯的辩解很有意思：“我们没有把墨西哥军队引入政治，它本来就在政治之中。实际上，军队过去一直就主宰着局势，我们现在妥善地把它的影响削减为四票中的一票。”
军人主政在其他拉美国家也十分普遍。据统计，从1823年到1899年，拉美17个主要国家中，以宪法之外的手段导致政权更迭的有187次。进入20世纪后，这一态势并没有结束。从193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军人主政在拉美占统治地位。二战后引入西方的宪政民主，但统治绩效并不好。这又一次导致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军人政权的复兴。直到80年代，拉美各国才逐步完成向文人政府的过渡。
不能简单地把军人政治理解为军人专权。不仅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人类近代史上，真正有作为的从来不是只会打仗和靠武力征服的军事首领，而是军人政治家。军人政治家以军人的身份，以政治家的视野参与到政治当中，发挥出比较独特的作用，单纯地以军人干政或军事独裁来解释这一现象是片面的和肤浅的。
发展中国家的军人在现代化和政治发展中扮演重要乃至关键性的角色，不仅仅出现在拉美国家，在亚洲、非洲国家也是如此。
缅甸是亚洲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典型的军人政权国家。缅甸独立以后，从1948到1962年基本上实行的是多党制的议会制度。1962年3月2日，缅军总司令奈温以防止国家分裂为由发动政变，推翻吴努政府，终结了缅甸的议会民主制。同年7月4日，以奈温将军为首的现役军官组建“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换句话说，这个党是军人创造出来用以驾驭军队和国家的政治工具，体现出鲜明的“军党一体”的特征。宪法规定“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是全国唯一合法的政党，也是执政党。国家的最高行政职位（先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后是国务委员会主席）与党的最高政治职位是重合的。该党“二大”确定奈温为“党的导师”，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军人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军人政权有鲜明的政治取向。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以革命委员会于1962年4月公布的“缅甸社会主义道路”纲领作为行动准则，党章规定，“纲领党的目标是建设我国各族人民所渴望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社会”,“反对一切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剥削的罪恶的社会制度，发扬人类之间互相主持正义与友爱的精神，克服人类之间由于互不关心和冷漠而造成的无知、落后和愚昧，建立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苏联学者对缅甸军人政权这一特点予以了较高的评价：“他们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有了较成熟的理论基础，懂得马克思主义学说……1962年3月2日，当政权重新交给军人时，这已经不是临时性的军政权，而是由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已有明确的纲领和成熟的理论体系，无论在这之前或之后，在‘第三世界’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军队掌权时有了完整的理论纲领和准备成立动员群众的政治机构的计划。”
缅甸走了一条完全由军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1988年，因经济恶化，全国爆发游行示威，奈温辞职。继而以国防部长苏貌将军为首的军队接管政权。1990年5月，缅甸举行多党制民主大选，以昂山素季为首的缅甸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胜，但军政府拒绝交权。1992年，丹瑞大将接替苏貌执政，此后，直到2011年3月实行宪政和大选后的新政府上台，丹瑞大将一直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集“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三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于一身。
民选的新政府由吴登盛任总统，执政党是“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大选之后国家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如新成立的联邦议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由联邦议会选举产生议长、国家总统、副总统，由总统提名的30名部长要获得联邦议会的批准；除了按照宪法规定要由军人担任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边疆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之外，其余政府官员全部是文职官员，等等。但实际上军人的强大影响并没有真正退去。总统吴登盛是前军人政权的总理，在30个部长中，10个是前军人政权的部长，4人是刚退役的准将或者少将，还有5名军人担任国防部、内政部、边境事务部和工业发展部等部门的一把手。此外，军人还在各级议会中拥有25%不经选举的议席。
显然，军人在缅甸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除缅甸外，亚洲军人政权也并不罕见。1961年5月16日，韩国陆军本部作战副参谋长、陆军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官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从此开始了长达26年的军人威权统治，并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更是频现军人干政，其中巴基斯坦独立62年，军人统治就有35年。泰国到2014年5月，在过去的80年中，军方发动过19次军事政变，其中12次获得成功。20世纪中期，中东许多国家如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的政府，都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
发展中国家这种不同于西方早期现代化的政治发展道路以及军队同国家和政党的关系，需要跳出西方模式的观察和研究。
（二）军人政治建构的独特现代化道路
政治发展和政治结构的不同，使得军人主政的国家或军人在政权中发挥超越自身功能的国家，走了一条比较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拉美的现代化模式可以说是其典型代表。
限制政治参与、强力打压反对派，为经济发展奠定稳定的社会环境基础，是军人主政现代化的首要特点。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冲突的过程。以研究政治发展闻名的美国学者S．亨廷顿对现代化中的这种不稳定属性做了深入研究和经典阐述。他提出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判断，即“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这种不稳定极大地危害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顺利推进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
欧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创造的政治制度，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稳定，也难以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益。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西欧国家极力鼓励和诱惑发展中国家拷贝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但是，连西方学者也承认，“大多数这样的平民主义型政权的表现，在好几个方面都未能满足人们的期望”，经济增长难以实现，建立起来的“政府能力低劣，各种政策还是难以执行”。西方不成功的民主实验，用亨廷顿的话来说，“产生了一种更加广泛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怀疑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
拉美的军人政权就是抛弃了欧美民主模式的一种尝试。拉美政治体制自形成之初就有一普遍的特征，即由其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所支持的总统主导性——拥有比美国总统更大权力的总统主导着国家的政治体制，相当程度上压抑了代议机构正常功能的发挥。例如，1969年巴西宪法规定，总统除享有广泛的行政权外，还享有广泛的立法权，如有权提出国家预算草案、审判制度，以及有关国家机关、联邦和地区组织问题的法案等。所以尽管有代议制，但议会并不真正掌握权力，难以建立起议会支撑的政府，大众参与也并不重要。其目的就是通过高压政治统治来创造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
亚洲的韩国也很典型。20世纪50年代李承晚任总统时，曾采取逮捕反对派议员、罗织罪名处死竞选对手、驱逐在野党议员、以暴力威胁投票人等手段维持其统治，使多党制、共和制形同虚设。1961年通过“5·16”政变上台的朴正熙，进一步强化了总统的权力，国务会议、国会、大法院对总统微弱的制约权也被剥夺。1972年出台的宪法废除了限制总统连任的规定，同时在没有明示必要条件的前提下，赋予总统以解散国会的权力，使总统拥有了凌驾于立法、司法之上的绝对权力。
利用稳定的社会环境力促经济增长是这一模式的第二个鲜明特点。
军人主政后实现经济的腾飞，在拉美和亚洲都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拉美国家工业年均增长8%以上，国民经济年均增长6.5%；拉美地区的人均GDP仅用10年多的时间就翻了一番多，从400多美元提升到1000多美元，被称为世界经济的“拉美奇迹”。
巴西是“拉美奇迹”的代表。该国在军政府时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巴西从一个单一农业国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948～197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7.2%，其中1968～1973年军政府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10%。通货膨胀由1964年的91.9%下降为1973年的15.5%。外贸进口额从1968年到1973年增长328%，出口额增长330%；外汇储备由1968年的2.57亿美元上升到1973年的64.16亿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巴西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拥有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部门，人均GDP也跨入了中等收入行列，被称为“巴西奇迹”。
亚洲的韩国也是在朴正熙军政府期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1961年朴正熙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时，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00美元。在随后朴正熙掌权的18年间，朴正熙按照韩国国情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开展了新乡村运动、制订了韩国五年计划，使得韩国的农业和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1965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6美元）只有菲律宾的一半，到1979年达到1745美元，为菲律宾的3倍。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由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中上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在这一段时间的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
尽管这些奇迹背后都潜藏着诸多的问题乃至危机，但其经济增长的特色是十分鲜明的。
在威权体制下军人政府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这一模式的第三个鲜明特点。
军人政府完全不同于早期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自由主义政府。那时候的自由主义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其基本逻辑就是：“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他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但实践证明，自由主义的逻辑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是行不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走的都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道路，例如“拉美奇迹”“汉江奇迹”等都恰恰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军人的威权型政府是发展的主导和推手。
对军人政治有深入研究的陈明明教授归纳了巴西运用官僚——权威模式推动现代化的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在指导思想方面，以“发展和安全”为中心目标；二是在体制结构方面，形成以军事官僚和技术官僚为基本的两翼。
1964年4月，巴西军人政权上台后公布的第一号制度法，就宣布“革命授权”军人“执行制宪权力”，制定“不受过去准则约束的司法准则”，明确新政权的任务是“恢复国家的内部秩序和国际声望”。从1964年到1969年，军人政权总共颁布了17个制度法和77个补充法，旨在加强军人政权对社会的掌控和保持社会稳定。这成为所谓“巴西奇迹”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与自由主义模式迥然不同。
军人政权并不等于军人直接运作国家机器。重视对技术专家的运用以促进经济发展，往往是军人政权的特点。有人认为，军人政权“特别强调专家治国和在经济部门中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他们把管理效能和合理计划视为发展的关键”。以巴西为例。据有关专家考察，在巴西的国家机构中共有高级技术官僚近5000人。这些专家不仅了解和熟悉国家的情况，而且有行政工作经验，并以他们的思想观点影响军人政权的决策。
这种军人铁腕政治与技术专家的结合，把稳定的社会环境同经济起飞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发展中国家特色。有学者做了精当的分析：“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但仅仅如此，还无法获得经济增长，只有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他们能够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这样，压制性的政权体制和精英治国便是巴西军人政权的基本结构，也是它的根本特征（非民主化），具有强烈的现代特征（精英治国）。”
进一步从经济发展的模式来看，拉美国家非常典型地经历了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到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再到后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的过程。20世纪中期实行了较长时期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是拉美国家力图摆脱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以提升工业化水平和减少对发达工业国依赖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拉美地区的进口系数（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28～1929年的30%，下降到1963～1964年的9%；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从同期的13%上升到23%。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后进口替发展模式，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使拉美摆脱了“失去的十年”的阴影。1991～1994年，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3.8%、3.0%、3.2%和4.5%，其中1994年的增长率达到15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拉美的现代化道路依然不顺畅，但毫无疑问的是，拉美并没有复制西方，而是走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韩国的现代化可以作为亚洲军人政权创造的非西方化成功发展模式。有学者认为朴正熙重建了自上而下的军事化国家，并将韩国称为“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其特征是：以最少的精英组成的权威主义领导高层、各式各样自上而下涵盖社会主要群体的组织机构，以及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展意愿。这个国家的领导高层无疑是朴正熙及其紧密联系的军人同僚。
韩国创建的是与自由主义主张大不同的强大政府，在军人统治的第一个10年间，政府预算迅速增长，官僚人数翻了近一番，还建立了经济企划院、在总统府设立了经济秘书处。西方学者发现，朴正熙“瞧不起美国培养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当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发展战略转向重工业时，这些学者所能发挥的作用便更加下降了。强政府有计划地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利用国家计划引导企业发展。韩国从1962年开始连续制订了五个五年计划，均获得成功，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可投资资源2/3以上的分配权。最初两个五年计划，推动韩国经济朝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的方向发展，而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则将注意力转向重化工业，成就显著。如“三五计划”期间，钢铁产量由91.1万吨增加到453万吨，造船由19万总吨增加到260万总吨，其他工业指标也有大幅度提升。
重化工业的发展特别鲜明地体现了韩国军政府的特色，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紧密相关。有学者指出，韩国的“工业结构升级还包含重要的军事动机，独立的军事工业企业的发展有助于消除恐惧，这种恐惧与越来越明显的美国人政治上的不可靠有关”。
如果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军人政权的现代化模式可被称为“新权威主义”,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亨廷顿首次把新权威主义与现代化模式联系起来进行比较，使之得到了十分广泛的传播。大体上，其新权威主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明确的现代化导向，实行经济发展优先战略，以民族主义聚合社会共识；低度政治参与，建立庞大而有效的技术官僚体制，以精英主义的行政权力结构作为权威统治的基础；强调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合法性立足于经济绩效，个人权利和自由并非终极性价值原则。
这些选择显然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大相径庭。
（三）军事科技革命对发展中国家军事政治逻辑的塑造
军人和武装力量在现代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具有突出的乃至首要的地位，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分析。陈明明教授在其力作《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中总结了军人政权缘起的五种解释。一是军事援助促成论。认为“来自美国的军事装备和援助多半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权力……美国军援不知不觉地使权力的天平倾向于军队”。二是军人干政传统论。例如拉丁美洲的考迪罗主义就是典型的代表。三是组织特征决定论。认为军队组织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导致了军人政权的产生。四是政治体制软弱论。主要是政治体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为军人干政留下了空间。五是政治文化落后论。某些社会文化比较容易服从于暴力，也是军人政权产生的缘由之一。
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的确会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它必然也会有最根本性的因素。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分析显示，科技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甚至，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同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革命，尤其是军事科技革命，对人类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与人类社会过去完全不同的军事政治关系和逻辑。
首先，科技革命的成果被迅速和广泛地运用到军事领域，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影响了基本的政治格局和世界格局。
观察整个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的强大有关，或者更加具体地说，与军事科技革命支撑的军队现代化有关。没有一个崛起的大国不是军事强国，没有一个成功的现代化不是以成功的军事革命为基础和支撑的。
现代军事技术的转型是以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为先导的。火药的发明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其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从军事革命中鲜明地体现出来。率先在火器技术上取得突破的国家，就取得了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将这些国家称为“火药帝国”。他指出，从1450年到1600年，“火药帝国”开始崛起，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够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
市场的扩展和资本的输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济推动的，但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其进展必然受阻、必然缓慢。如同肯尼迪所描绘的：远距离武装帆船的发展，预示了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提升，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葡萄牙、西班牙以及继起的英国，毫无疑问都是靠先进技术武装的海军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西方军事史专家评论1588年的英国和西班牙的英吉利海峡大会战时指出：“在大帆船时代，枪炮代替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这场战争标志着西方的中心已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英国对西班牙的胜利，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军事科技革命走在前列。
海上商路的畅通，具有比陆上商路更便捷的优势，使市场拓展和资本积累更加迅速。其反过来又为军事革命和军队的扩张提供了经济支撑。战争在获得回报前，耗费是十分惊人的。根据肯尼迪的研究，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只要几百万英镑，到了17世纪末，打一场战争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主要交战国的开支有时候一年就达上亿英镑。对于战败国来说，战争毫无疑问是灾难的深渊。而对于战胜国来说，不仅作战的开支和损失可以弥补，而且可以大发战争横财。从近代中国来看，从1840年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到1895年，经历了五次对外战争，但均以失败告终，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掠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达白银1000亿两，仅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2.3亿两白银，就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财政四年半的收入。而与战争相关的商品和资本收益更是难以统计。中国战败后被迫打开了国门，沦为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出地和商品倾销地，主要的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都向外资开放，成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尤其是甲午海战后，外国资本对华投资急剧增加，1902年达15亿美元，1914年则达到22亿美元。
无论是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崛起，还是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沉沦，都鲜明地显现了军事技术革命或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性，展现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略的军事政治逻辑，这也构成了军队与国家、军队与政党关系的新前提和新的时代大背景。
其次，军事科技革命使军队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社会发展的领先部门。
西方列强的崛起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沦陷，都与军事科技革命带来的强大武力直接相关。从国际层面来看，军事科技革命领先的国家，在对外扩张和世界霸权的争夺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从国家内部来看，军事科技革命大大增加了军队在政治斗争中的权重，还大大强化了国家机器的统治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际层面先进军事力量展现的强大威力，进一步刺激了国家内部对军事现代化的渴求。即使是反对现代化的守旧派、顽固派，也通常不会反对军事现代化，因为它本身是对统治者有利的，能够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镇压。
分析中国的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部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无论在清政府时期、民国初年，还是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统治者毫无例外都重视军事部门的现代化。
如果说中国近代以来清政府从自己的惨败中真正认识到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要改变落后的军事部门，促进军事的现代化。此后的一系列举措，如购买洋枪洋炮以更新军队的武器装备、建立北洋水师追求军队现代化、举办江南制造总局和湖北枪炮厂等军工企业、袁世凯小站练新军，等等，催生了一马当先的军事现代化。
军事现代化对社会现代化的拉动是明显的，洋务运动兴办的军工企业，如安庆军械所（金陵机器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械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都是中国最先进的近现代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1868年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1891年则为中国首次炼出钢铁。
军事现代化甚至还拉动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如江南制造总局设有“广方言馆”（语言学校），以介绍西方文化和培养现代化人才。仅从1868年到1907年，译书就达到160种。翻译的书籍除了军事科技类的之外，还有大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著作，而且翻译质量很高，对中国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和先进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政府对军事现代化也十分关注。孙中山主政期间就制定了“十年国防计划书”，推动包括“派遣青年军校学生留学欧美各国，学习各国军事专门学校，及国防科学物质工程专门学校”,“奖励国民关于国防物质科学发明之方略”,“制定新兵器之标准”，等等，较其他领域而言，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武器制造研究方面，建在南京的精密研究所“所有仪器及机器均采用各国名厂新制与最达准确之出品”，其精密度“为当时国内同类型研究所之翘楚”。为促进军事现代化，国民政府维持了相当大的开支，以1937年为例，军费支出占国家支出总数的65.48%。
日本明治维新后，军事现代化得到迅速拉动，很快改变了原有的相对中国军队的劣势。以黄海海战为例，北洋舰队装备的100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共58门，日本联合舰队则多达104门，北洋舰队大多是射速缓慢的架退炮，日本舰队则拥有67门速射炮，战时的火力超过中国3倍以上。实际上，日本当时才刚刚推行了明治维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其优势则首先从军队的发展上体现出来。日本将通过《马关条约》获得的相当于战争军费支出27倍多的资金的78%用于军队的扩充和发展。很显然，这为后来其再次侵略中国等奠定了军事基础。
近代以来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持续地拉动军事现代化，原因其实也很清楚，绝不仅仅是巩固国防，更重要的是力图依靠先进的军事力量维持其统治。军事现代化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列，凸显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政治逻辑：大大提升了军事部门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并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性因素，社会的不同阶级和集团都在努力掌握先进的军事，以便在最根本的较量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最后，军事革命使先进军人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强大力量。
军事领域现代化的先行，可以说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很容易做出的选择，它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政治发展围绕着军事斗争而展开，这几乎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普遍特点。按照亨廷顿的分析，这种不发达国家的广泛的社会现象，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来自政治方面，它所反映的不是军队体制在社会和组织方面的特点，而是社会在政治上和制度上的结构问题”。然而，如何分析“社会在政治上和制度上的结构问题”，亨廷顿并没有做深入的探讨。
这实际上牵涉军人政治地位和政治意识的演进问题。军事现代化培育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军人群体。在现代化步伐艰难、保守势力强大的地区和国家，先进军人群体的崛起几乎又是必然的，因为军事领域的现代化在这些地区和国家也会走在前列。陈明明教授敏锐地分析了这一点：在现代化的开拓中，军人不断学习和接触本国实际和外部情况，对于发展民族经济、进行社会革新的必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再加上社会成分的平民化和总体素质的提高，革命的思想在军队中逐渐成熟，军队产生了一批“戴肩章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埃及的纳赛尔、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缅甸的奈温、秘鲁的贝拉斯科，等等。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走出军营，汇入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这些军人后来都成为民族解放的领袖人物、所在国家现代化的领导者。
这些先行的现代化军人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对国家的现代化走向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化军人治国往往与技术专家治国联系在一起，以取得社会发展的绩效，从而进一步增强军人治国的合法性。拉美国家在这一点上也是十分突出的。拉美的军人集团具有和信奉的社会发展理念被称为“发展主义”。它是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拉美发展中国家推进社会发展的主张。他们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依附这些中心，属于它们的外围，中心经济的多样化决定外围经济的单一化和不平衡畸形的发展。他们提出了必须进行国际经济关系改革的激进主张，从自身来讲，则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工业化水平，向中心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加强外围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积极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保护本国投资和经济的发展乃至实施国有化政策，等等。应该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主张对拉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
很显然，发展主义是具有鲜明民族主义的激进的思潮，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拉美国家人民要求发展和实现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这也是拉美国家出现军人治国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国家，更能够看到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军人对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毛泽东曾经讲：“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画龙点睛地揭示了革命军队对社会进步的强大功能。
五 小结和思考
军队的现代化转型是人类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够正确认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尽管克劳塞维茨早就提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的正确命题，但军事政治融为一体的分析方法似乎并没有形成。大历史观中的军事政治逻辑没有清晰地归纳出来，包括社会主义运动，革命的逻辑首先体现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战争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上，中国是其典型，应该如何认识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乃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实际上依然是一个新的命题。而同时，西方中心论对现代化的解读，却赋予了军事政治现代化的一些西方逻辑，军队“三化”的观点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考察军队现代化转型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本身，而应该揭示它对人类现代化的重大功能，揭示它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归纳起来，笔者认为视点可以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估军事现代化在人类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进程，有学者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毫无疑问，生产力的变革是现代化的基本推动力量，它鲜明地体现在工业化的主流倾向上。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同样在现代生产力发源的地方，军事现代化领先的国家却占尽了先机，促使它们更快地开拓了市场、更快地完善了现代金融体系、更快地推动了资本积累，以致更快地崛起为世界强国。而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来看，军事领域往往首先受到推动，军事变革是社会变革的突出乃至关键因素。革命战争以及军人政治等，实际上都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社会变革的重大力量。但现代化的理论并没有将其置于重要地位，对军事和战争的探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军事现代化的规律并没有上升到人类现代化的层面，军事和战争更多的是作为现代化的干扰因素被加以认识和分析的。当然，其负面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也恰恰说明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态势对整个现代化至关重要，应该更多地从宏观的层面关注和研究其现代化功能。
其次，应该重新审视和批判军事——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欧洲中心观。人类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展开于欧洲，其开拓了一条人类现代化的道路，即使它也带给了人类社会以诸多的灾难，但毫无疑问这对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大的贡献，并且也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此，马克思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发现代化国家都要走西欧的道路，所以马克思也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然而，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则总是将自己的历史逻辑绝对化，在军事——政治现代化问题上尤其如此。“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和军队非政治化”被概括为人类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的基本逻辑。但当我们仔细考察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军队、政党、国家等要素在现代化进程中，会因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发挥不同的功能，产生不同的关联，诸如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等这些概括，至多只能阐释欧美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普遍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走了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即使是拉美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等，也展现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进程。而西方的强势话语，则始终不愿意承认一些重要的非西方的现代化逻辑，如社会主义国家以党领军的成功实践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功能。因而，这种欧洲中心观注定是一种残缺落后的历史观，必须加以反思和批判，否则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和推动历史的发展。
再次，应该重新分析和归纳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治现代化规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不同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演进特点已经获得了比较普遍的认可，无论是对拉美国家的考察，还是对亚洲“四小龙”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的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基础上）都已表明，它们不可能复制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而必须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相比较而言，政治发展规律，特别是军事—政治的现代化规律，却没有认真地被加以总结和提升。社会主义国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自己同西方的政治发展区分了开来，但构建理论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真正完成。原因在于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不仅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如何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并不是脱离人类文明的怪胎，而是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正确方向；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发展逻辑，而在于其如何超越了西方的逻辑。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同经济发展一样，不能够复制西方而必须寻求适合自己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再努力地输出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却鲜有成功之例，这当中毫无疑问包含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深刻逻辑。西方往往简单粗暴地将非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和道路贴上非民主的、独裁的、传统的等标签，这种倾向当然是需要加以批判的，但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如何归纳和总结出非西方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军事——政治现代化的规律，并揭示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
最后，应该重新研究和定位革命/军事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影响。在马恩的视野中，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通过革命军队展开的革命战争而取得胜利的，而是依靠产业工人的武装起义。他们设想的是，武装起义成功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是没有常备军的廉价政府。马克思赞赏巴黎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俄国的“十月革命”基本上遵循的是马克思的设想，通过工人起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不同的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常备军——苏联红军。事实证明，这是时代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更是向前跃进了一大步：它不是通过产业工人起义，而是通过党建立和领导一直职业的人民军队，展开波澜壮阔的浴血奋战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走的是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完全不同于马恩和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其实深刻地体现了军事革命和军事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革。
在军事革命和现代化之前，军队和武装起来的民众之间的差异并不巨大，所以，民众造反和起义成功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一直到19世纪，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民的起义依然能够推翻掌握有军队的统治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就是典型的例子。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模式的肯定，以及苏俄十月革命的模式，都建立在这一社会背景——军事现代化水平不高——的基础上，当时的实践也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然而，军事科技革命和现代化大大拉开了军队和武装民众之间的差距。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面前，民众的武装起义基本上是不堪一击的。20世纪这一逻辑就十分鲜明地体现出来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遵循苏俄的革命模式，举行了若干次武装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终。革命志士是英勇的、革命目标是正确的，但就是难以成功。
正是在总结惨痛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军队，开拓一条与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模式不同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重大贡献，不仅深刻地把握了中国非经典作家设想的发达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而且科学、敏锐地把握了军事科技革命和现代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影响，把建设无产阶级的强大军队作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柱石。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十分丰富的关于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论述。这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成果，也反映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军事科技革命和现代化大大加重了军队和国防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分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要顺利推进，不仅需要职业化的人民军队，而且需要正确地处理执政党和军队、国家和军队、经济建设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重大社会发展问题，这些都是经典作家不可能阐述而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探索和回答的时代命题。
〔中文校稿：范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