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埃及军政分歧与第三次中东战争
【摘要】长期以来，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举动令人困惑，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也让人吃惊。既有的解释大多将纳赛尔军人政权视为内部统一的行为体，既淡化埃及军队与政府之间的分歧，又忽视总司令阿明与总统纳赛尔的权力斗争。进入20世纪60年代，代表政府的纳赛尔和代表军队的阿明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军政双方在政权构成问题、军队团体议题和国家安全事务方面分歧愈发明显。阿明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和巩固个人权力，在战前有选择地向纳赛尔传递信息，有意忽视与政府的战略协调，同时拒绝执行政府的某些决定，促使以色列发动“六五战争”。军政分歧也导致一些低能力的军官充斥军中，军队对战争准备不足，战争中进退失据，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并致使埃军大败。
【关键词】埃及 军政分歧 纳赛尔 阿明 第三次中东战争
【作者简介】朱泉钢（1988～），男，河南项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中东政治、中东近现代史。
第三次中东战争不仅直接冲击参战各方，而且对中东地区格局和全球冷战大势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当时的阿拉伯世界霸主，埃及的冲突升级姿态令人困惑，其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也令人吃惊。
埃及在战前明知自身力量不足，却依旧不断向以色列挑衅，其冲突升级举动最终招致以色列先发制人的打击，埃及付出了惨痛代价。关于埃及的战前举动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第一种，埃及掉进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圈套，以色列试图通过进攻叙利亚的假情报，诱使埃及卷入毁灭性战争。
然而，这与事实不符，纳赛尔明确知晓以色列在叙利亚边境集结军队的情报为假。第二种，埃及试图通过对以色列展示强硬，平息叙利亚等阿拉伯激进国家对其不进攻以色列的不满，进而加强纳赛尔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旗手的地位。这种观点符合一定史实，但无法解释冲突升级失控的问题。第三种，一些以色列学者认为，埃及升级冲突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蓄谋已久的战略举动，其目的是消灭以色列。这种解释明显带有为以色列发动战争进行辩护的色彩，并且与埃及的真实意图并不相符。对于埃及军队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很多学者认为是以色列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军突袭、以军高超的军事能力所致。这些因素的确重要，然而，埃军如果能够很好地制订和执行防御和撤退计划，有可能在整体军事失败的情况下，获得一定程度的胜利。综合来看，关于冲突升级的解释几乎都将埃及视为内部统一的行为体，忽略了军队总司令阿明与总统纳赛尔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对于埃及军队惨败的解释，也很少考虑军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一因素。本文拟对埃及战前的军政分歧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对战前冲突升级和战中军队惨败的影响。
一 组织理论视角下的军政关系与军政分歧
军政关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军政关系是指政治与军事之间的所有关系，也即二者各要素之间的任何关系。进行研究的时候，应当从狭义层面理解一国的军政关系。从组织理论视角来看，军政关系可以界定为军队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以及在互动基础上形成的有关军政双方权力分配的制度安排。这一概念强调一国内部的组织部门之间是分立的，在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目标和共同利益的同时，也会发生冲突。军队与政府是一国内部的不同组织，两个组织在保持沟通合作的同时，往往也致力于维护组织的自主性和利益，进而产生摩擦和冲突。
军政分歧是指军队与政府在政权构成问题、军队团体议题、国家安全事务、社会经济事务等领域中的观点的差异。在政权构成问题上，军政双方可能在军官担任政府部门职位方面想法相左。在军队团体议题上，军政双方可能在军队招募、人事和装备等问题上观点不同。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军政双方可能对国家面临何种威胁、威胁的程度和如何应对等问题存在分歧。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军政双方可能在军队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或社会建设方面意见各异。不同国家、不同时空，军政分歧在深度和广度上并不一样。例如，军政双方可能在军队影响（文官控制）、军队参与、军队主导（与合作伙伴一道）、军队控制（不与合作伙伴一道）上的看法不同，进而在政权构成中的军官地位问题上观点各异。
军政分歧主要源于组织的团体利益不同、组织文化的差异和组织领导人的竞争。通常来说，军队具有独特的团体利益，其核心目标是维持和扩展强制能力，有效应对外部威胁，或者是内部敌人。此外，军队往往试图提高物质福利标准和组织控制能力。军队对于团体利益的追求未必符合政府的利益，例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预算往往有限，军队对于预算的高要求往往意味着牺牲国内发展，长远来看不利于政权合法性。其次，从组织文化上讲，军队往往喜欢进攻性的战争计划和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这能使军队按照自身意愿塑造战场和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然而，这往往与政府的信念和规范并不一致，因为政府往往更偏向于妥协文化，要综合考虑国际规范和国际形势、国内政治压力等问题，从而导致双方的分歧。最后，在大多数后发国家，国家的制度建设往往相对滞后，因而组织领导人的个人作用在国家决策和利益分配中往往十分重要。军队作为重要的国家部门，军队领导人的职位往往意味着重要的权力来源，因而在某些时候会对政府领导人构成威胁，进而导致双方的分歧和争端。
军政分歧影响军政双方的合作竞争、协商谈判和讨价还价，进而影响一国的内外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军队往往不仅积极参与政治，而且由于其高效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执行能力，也经常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因而，军方不仅为国家决策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甚至直接参与相关政策决策，而且承担着许多国家政策的执行功能。军政分歧最恶劣的后果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内是军队直接发动政变，推翻政权；对外是军队在战争中惨遭灾难性失败。此外，军政分歧也可能导致军队有选择地向政府提供信息情报，缩水执行甚至直接违背政府的命令，进而影响国家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质量和成本。
二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的埃及军政分歧
1952年7月，由80名中层军官组成的自由军官组织在埃及发动政变，逮捕军队领导人，夺取军队领导权，随即推翻法鲁克国王，开启共和时代。作为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成员，纳赛尔在与纳吉布的权力斗争中获胜。到1954年，他成为毫无争议的国家领袖。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是军人政权。这主要是从文军关系的视角来理解的，即军官，而不是文职技术官僚广泛担任政府部门高级领导的政权。然而，对纳赛尔军人政权的描述仅仅涵盖了埃及军政关系的一个侧面，并未反映埃及军队与政府之间权力斗争的一面。
在1960年代之前，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军队总司令阿明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二人在1952年革命之前就建立起了深厚友谊，他们具有相似的政治观点，致力于推翻法鲁克国王，并在军队领导下重建国家。他俩都是“七月革命”的计划者和执行者，阿明也是除纳赛尔之外唯一知道所有政变参与者的军官。在纳赛尔与纳吉布的权力斗争中，纳赛尔积极拉拢阿明，赋予其重要地位和权力。然而，叙利亚1961年从阿联中分离出来，催化了纳赛尔和阿明的分裂。随后，代表政府的纳赛尔和代表军队的阿明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埃及军政双方在政权构成问题、军队团体议题和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分歧愈发明显。
由于不同的组织利益和个人权力之争，纳赛尔和阿明对军官在政权中的地位存在分歧，并且围绕政权构成展开了激烈竞争。埃及军队作为国家的重要机构，具有独特的团体利益，其中就包括影响政府构成。作为一名军人，纳赛尔对军队具有天然的感情，这也是政权建立初期，军官在内阁中占绝大多数的原因。但是作为国家总统，纳赛尔需要思考国家的日常治理问题。军人统治具有两大缺陷：一是缺乏管理日常事务的技术能力，二是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因而，纳赛尔在内阁中逐渐更多地起用技术官僚。内阁中军官占比从1961年8月的51.5%降低到1962年9月的47%，到了1964年3月更是下降到36.3%。然而，阿明代表的军官团体相信，埃及军队具有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僚组织能力，并且确信军方能够控制传统的独立官僚机构。此外，保持军官在政府机构的地位，还能为阿明带来军官对其个人忠诚的好处。1966年底，阿明要求纳赛尔任命他或者他的亲信巴德兰（Shams Badran）出任总理一职，遭到拒绝。但是，纳赛尔迫于压力，任命相对中立的军官苏莱曼（Sedqi Suleiman）取代自己的心腹扎卡利亚（Zakaria Muhi al-Din）担任总理。此后，在苏莱曼任职期间，军官在内阁成员中的比重激升至55.2%。
政府与军队对各自在军队团体事务方面的权限看法并不一致，纳赛尔和阿明围绕该议题展开了博弈。第一，相较阿明，纳赛尔希望军队更加具有专业性，双方在军队人事任命方面有明显分歧。作为军队总司令，阿明通过奖励对他忠诚的军官，扩展自己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纳赛尔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加强自身权力，而且牺牲军队的专业能力，降低军队的战斗力，而这对处于战争压力下的埃及构成潜在威胁；而且如果战争失败，纳赛尔的统治也将面临压力。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明前往大马士革监管叙利亚的军事和政治事务。他纵容埃及军官在叙利亚军队中肆意妄为，加速了阿联在1961年走向分裂。纳赛尔对此十分不满，并对军队的团体自主性提出质疑，但受到了阿明的坚决反击。阿明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要求巴兰德进行广泛的军官清洗，在1966年夏天重新任命了300多名忠于自己的中高层军官，这是195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队人事变动。第二，阿明试图通过更改某些职位的权限，加强对军队团体事务的控制。1966年9月，巴德兰被任命为战争部长。阿明随即颁布1966年最高副统帅367号令（Vice Supreme Commander Decree 367），扩展战争部长关于军队行政和预算事务的权限，并授权战争部长控制军队情报、军事法庭。并且，阿明还通过1966年最高副统帅118号令缩减了与纳赛尔关系密切的总参谋长法瓦兹（Muhammad Fawzy）的权限。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阿明对军队团体事务具有更大的发言权。
由于不同的组织文化，纳赛尔和阿明在安全目标和战略手段的偏好上存在分歧。第一，由于强调勇敢和决绝的组织文化，军方在安全事务上往往表现得更强硬。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在西奈半岛，作为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缓冲。阿明认为这不仅损害国家主权，更是对军队的侮辱，因此一直耿耿于怀，反复要求纳赛尔敦促联合国部队撤离。当然，纳赛尔也不喜欢联合国部队的存在。但是，作为政治家，他更明白仓促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撤离，可能带来严重的外交和政治后果。因为这会刺激以色列和美国，客观上加大埃及的安全压力。第二，在对待埃以冲突的态度上，军方倾向于采取更加冒险的进攻性姿态。阿明及其下属认为，追求进攻姿态是合理的，更符合军队利益。此外，埃及的军官由于在也门内战中行动受挫，因而希望借助苏联的新式装备威慑以色列，提升军队的尊严。然而，纳赛尔抵制军队的进攻性姿态，出于对以色列军事能力的担忧，以及国际舆论压力，他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战略。
最终，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军队与政府的分歧已经十分显著，并毫无解决的迹象。军政分歧显现出纳赛尔和阿明权力斗争的色彩，阿明试图穷尽所能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同时削弱纳赛尔对军队的影响。埃及在严重的军政分歧中走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三 埃及军政分歧与冲突升级
事实上，由于对以色列军事实力的忌惮，以及担心美国介入冲突偏袒以色列，纳赛尔和阿明都不想与以色列太早发生战争；同时也都想通过虚张声势迫使以色列退让，获得各自的利益。阿明想要军队重获因为深陷也门战争而丧失的尊严，确保军队的团体利益，以及他自己对军队控制的加强。而纳赛尔想要维持其泛阿拉伯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以及国内民众的支持。然而，阿明为了军队的团体利益和个人私利，刻意有选择地向纳赛尔传递情报，有意忽视与政府的战略协调，不愿严格执行政府的命令，严重影响了埃及战前的战略评估。
埃及增兵西奈，要求联合国部队撤离，关闭蒂朗海峡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冲突升级的重要三步，埃及在这三个事件中展现的混乱都与军政分歧密切相关。
1967年5月13日，苏联向埃及提供情报，声称以色列军队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事实上，这一消息毫无根据。苏联提供这一情报主要是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即确保埃及对苏联盟友叙利亚承担更高的安全承诺，以及迫使埃及更加依赖苏联，进而促进其在中东的战略扩张。13日晚间，纳赛尔与阿明就该情报进行讨论，二人同意应先与其他高级军官进行磋商，再决定如何回应。然而，阿明在14日一早召集军官举行会议，并宣布向西奈增加两个步兵师。这一举动显示军队并未听从纳赛尔的建议，也没有与政府进行深度的战略协调。纳赛尔在15日派遣亲信法瓦兹前往叙利亚，验证以色列军队集结的消息是否属实。法瓦兹实地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叙以边境并无以色列军队动员的迹象。然而，埃及增兵西奈已成事实。此举虽然被以色列视为政治威胁而非军事威胁，但以方开始着手应对。
军政分歧也反映在随后的要求联合国部队重新部署的问题上——阿明再次违背了纳赛尔的命令。在增兵西奈之后，埃及需要向驻扎在那里的联合国部队负责人雷杰扬（Rikhye）写信，要求联合国部队调整部署。纳赛尔的目标是敦促他们重新部署，而不是要求他们完全撤离。这样既能确保埃及的尊严，也不致激起以色列的严重恐慌。纳赛尔修改了阿明准备呈递给雷杰扬的阿拉伯语版本信件，将要求联合国部队“完全撤离”改为“部分重新部署”，并告诉阿明英文版本也要进行相应的修改，阿明承诺会照做。然而，阿明在16日打电话告知纳赛尔，他在英语版本中使用的仍是“完全撤离”。纳赛尔迅速联系联合国总部澄清意图，但其修改要求被拒绝。这一举动被以色列视为战略挑衅，特拉维夫加速了战争准备。
关于关闭蒂朗海峡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这一关键问题，埃及历史人物的记述并不一致。早在1957年，当时的以色列外交部长梅厄在联合国大会中便表示“关闭蒂朗海峡意味着对以色列宣战，以色列将用武力进行回击”，埃及的士兵在训练中也被多次告知，关闭海峡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之一。因而，关闭海峡是使以色列走向战争的关键一步。政府高层人物扎卡利亚、萨达特和海卡尔等人的记述显示，这一决定是在5月21日的一次政府会议上做出的。但是，军方领导人参谋长法瓦兹和西奈军区总司令穆塔基指出，这一决定是军队高层在5月16日或17日做出的，并未与纳赛尔充分沟通。显然，阿明早已铁心关闭海峡。5月22日，纳赛尔最终宣布关闭海峡的声明不过是无奈的默认。至此，埃及的举动彻底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打开了大门。
综观埃及在战前的一系列行动，可以清晰地看到军政分歧对战略评估的恶劣影响。第一，军队利用掌握情报的优势，有选择地向纳赛尔传递信息。1965年下半年，巴德兰以政府管理的总情报机构不能解决伊斯兰主义威胁为借口，使政府赋予军队情报机构更大权限。阿明向纳赛尔传递有利于军队行动的信息，屏蔽不利信息，并对纳赛尔提供的信息不以为然，不利于政府进行客观、准确的战略评估。第二，军队为了邀功，有意忽视与政府的战略协调。阿明的如意算盘是，将迫使以色列退让的功劳更多地记到军队身上。因而，他有意识地单独做出关键决定，这在关闭蒂朗海峡的行动中表现十分明显。第三，阿明依据对军队有利的判断，私自更改纳赛尔的一些命令。纳赛尔的决定主要是基于避免显著的冲突升级，使埃及免于卷入不必要的战争风险。在出兵西奈和要求联合国部队重新部署的行动中，阿明并未严格执行纳赛尔的命令，其冒险举动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对以色列的刺激。
在战前冲突升级的过程中，阿明试图通过积极动员军队来证明军队的重要性，进而确保军队的团体利益和巩固个人权力。他为此有选择地向纳赛尔传递信息，故意忽视与政府的战略协调，同时拒绝执行政府的某些决定。这些军政分歧导致埃及的战略混乱，加剧了以色列的战略焦虑和不安全感，促使以色列在6月5日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
四 埃及军政分歧与埃军的战斗力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军的表现可以用“灾难”来形容，以色列的成功超乎想象。一些军事史专家指出，埃及当时的军事装备与以色列相比并不处于劣势，甚至在飞机、坦克、火炮等的数量和质量上还处于优势。但是，埃及的军政分歧导致军队对战争准备不足，在战争中进退失据，而军官的私人化也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最终致使埃军大败。
由于军政分歧，阿明对纳赛尔的战略警告置若罔闻，导致军队并未对战争做充分的准备，战争刚开始便陷入被动。阿明虽然对以色列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但并未意识到这种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可能带来的战争风险，也未对此制订详尽合理的战略计划。当关注到以色列在6月1日成立鹰派内阁之后，纳赛尔敏锐地意识到以色列可能发动战争。6月2日晚，纳赛尔告知阿明，以色列将在72小时内发动进攻，并要求加强西奈的防空力量，防止飞机像第二次中东战争中那样再次遭到轰炸。阿明并未对这一警告放在心上，因为阿明相信自己的亲信掌握的情报机构；而且如果自己按照纳赛尔的建议行动，会增加纳赛尔的声望和地位。于是，阿明欺骗纳赛尔说已经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并且保证以色列的空袭对埃及战机造成的损失不会超过20%，事实上则损失了85%。这种军队和政府缺乏足够协调的例子还发生在战争爆发当天——就在纳赛尔警告的以色列可能发动空袭的6月5日，阿明还率领部下乘机前往西奈。这导致战争开始之际，不仅埃及的最高军队长官无法发布命令和进行指挥，而且为了等待阿明等人的安全着陆，军队关闭了防空体系。最终，埃及军队在以色列的第一波空袭下损失惨重。
战争爆发后，军政分歧导致阿明先是向纳赛尔隐瞒关于军队损失的状况，然后不负责任地命令军队撤退，削弱了军队应对以色列进攻的能力。军事失败并不等于战略失败，如果应对得当，一国能够在军事失败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然而，在以色列空袭之后，由于阿明害怕惨败招致政府和民众的责难，因而考虑的不是如何有效地部署和指挥、降低进一步的损失，而是欺骗纳赛尔称大部分以色列战机被摧毁，这显然导致贻误战机。随后，由于担心军队遭受更大损失，进而削弱军队的团体利益和自己的权力基础，在没有与纳赛尔和战地军官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毫无战略视野地命令军队撤退。6月6日，在缺乏充分计划的情况下，阿明命令军队迅速撤离西奈半岛。从战略层面上讲，命令军队展开防御是埃及更好的选择，因为虽然空军损失很大，但陆军的主力尚存，再加上西奈地区有利的防御形势，如果运用合理，极有可能延缓以色列的进攻，为埃及进行新的战略部署以及获得国际支持赢得时间。最终，缺乏战略规划的撤退导致近两万士兵死伤，以及大量装备的丢弃。
军政分歧导致阿明在战前任命了大量对自己忠诚的军官，其中一些人并无足够的军事能力，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忠于阿明，一些应当对苏伊士运河战争失败负责的军官并未被解职，他们的低素养影响着埃军的战时指挥能力。在战斗层面，一些政治化的军官也降低了埃军的战斗力。例如，阿布·乌吉拉（Abu Ugeila）是重要的防御要塞，不仅具有天然的防御资源，而且配备了重军。其指挥官纳吉布（Sa'di Naguib）是阿明的酒友，其担任此职主要是阿明的庇护。当面临以军的进攻时，他临阵脱逃，不仅使得部队缺乏指挥，而且严重损伤士兵的士气，使得沙龙军团数小时便穿越了该防御要地。显然，阿明非专业化地任命军官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
通常来说，一国的军队实力既受该国物资和人力资源的制约，也受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前者决定了一国拥有的基本资源，而后者影响着一国对这些资源的利用能力。战斗力强的军队需要先进的武器装备，高超的战略、战术和战斗能力，国家各部门之间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以及高效灵活的应对能力。埃及军政分歧影响了军官的配置、军政双方的沟通，以及灵活的应对，最终导致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惨败。
〔中文校稿：唐梓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