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送到大家手上的是《文化研究》2017年春季卷。和以往略有不同的是，本期集中刊发了两个理论专题。一个是四川大学吴兴明教授主持的“现代性理论中的总体性问题”，它们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同一系列的问题：在思考如何克服现代性危机时，先哲们是如何从现代性分化的事实出发寻求重返“总体性”的道路，他们是如何寻找弥合分裂、克服危机的解救之路的，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些选择。本期不惜用近七万字的篇幅刊载这一专题，它看似与文化研究存在一些距离，但实际上它们都在试图解答文化研究学界无法回避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如何直面消费社会现实？如何看待美学因为现实对象的丧失而失去了与时代的同步性？古典政治哲学与批判社会理论两套思想方案是如何既相互对立又保持对话的？它们是否共享着某些主题及思想语境？在当代生活背景下，“科学”如何实现“解分化”？它为何被视为有效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关键问题？目前否定现代科技和消费社会的风气是否值得肯定？“告别启蒙”“告别现代性”等宣言是否真的可信或可行？除了粗暴的批判和无力的怀旧，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是什么？西方音乐史是理性化的历史还是理性压抑的历史？等等。这一专题的文章用扎实的资料和缜密的论述，对上述问题提供了富有穿透力的解读，力图呈现一种交往论视野下启蒙现代性立场的思想指向，可能会引发读者许多思考。
另一个理论专题是首都师范大学汪民安教授主持的“德勒兹研究”。德勒兹是一个具有超强的感染力的哲学家，但他的理论由于表达的艰深和跳跃让很多学人望而生畏。本专题的四篇文章从“生成—动物”、情感、身体、关系美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德勒兹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源于哲学，又溢出哲学，富有启发性，为我们了解德勒兹，了解西方文化理论界和哲学界流行的“动物转向”和“情感转向”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除了两个理论专题，本期还设立了陈国战博士主持的“形象学研究”专题。这个专题主要是一些新锐学者和年轻博士所做的个案研究，侧重于研究文学作品或文化现象中的异国形象，如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文本中的美国形象、美国文化中的中国饮食形象等。其中，高翔的《从他乡到“故乡”——全球流动视野中的美国形象嬗变》在全球流动的视野中回顾了华人移民对美国的不同的文化想象，认为这一历史迁延显现了中国自身的深刻变化和背后的深层逻辑，文章的结论是富有说服力的。农郁的《找寻自洽到想象自足的寻梦之旅——1990年代以来华语电影中的美国叙事》比较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两次出国热潮，集中剖析了有代表性的一些影视作品，梳理了面对“出国”和“东方/西方”等问题它们所表现出的不同的讲述方式和态度，发现了这些故事从“在反思中找寻自洽”到“在想象中完成自足”的转变，文章富有新见。张伯存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与1990年代》以一部电视剧为例，笔墨显得更为集中。作者犀利地批判了剧中无视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揭露了媒体神话和时代偶像所暴露的文化症候，让人警醒。刘晓卉的《中国饮食文化在美国的变革及其文化意义》整理和利用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珍藏的稀有史料，探究了中国饮食文化在美国的遭遇、变革，为我们展示了美国华裔族群与白人族群之间文化关系的变化，以及华人移民重新构建其族裔文化身份的努力过程。文章呈现了良好的问题意识和对材料的搜集与解读能力。
本期其他几篇论文也各有特色，值得一读。《历史的概念：古代的与现代的》是理解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本辑主编陶东风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将其重新翻译成中文，相信一定会有助于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阿伦特。魏家川的《“两种文化”论争的文化研究》围绕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不同参照系（语言、价值、思维方式和社会关怀），细密地分析了两种文化分裂的原因，并探索了其融合的可能性。朱楠的《晚清海外见闻与公园观念的引进》和王丽媛的《从科举制中心到新文化源起——近代教育转型与北京城市文化空间》讨论的都是城市文化空间话题，但两者的切入口各有千秋，前者集中分析了晚清海外见闻和国人的公园想象之间的关系，细致考察了公园在不同时代的功能变迁：公园由最初的游乐与猎奇之所，逐渐向开民智、化民德、促民生等方面转变，启蒙与政治教化功能日益彰显。这种建立在可靠史料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方法，非常值得赞赏。后者则以北京的新式学校的出现为例，分析了作为国家教育中心的北京城市文化空间的变迁，认为城市文化中心从宣南地区向北京大学附近区域的转移，见证了北京知识精英传统由历史悠久的士大夫文化向新型专业知识分子文化转型的过程。耿波、陈爽的《流动、表演与权力：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流动性问题》借助“流动性”这一概念，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了重读。文章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流动性的表演”具有丰富的政治意味，它通过示人以“流动”而转化了现实政治中因不对等而产生的反抗欲望，使人沉浸于“流动”的幻觉而悬置反抗。这种考察新意迭出，为解读经典作家作品开辟了新的视角。
本刊愿意继续为敏锐而扎实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译介文章提供发表空间，也非常乐于刊登更多的既有本土问题意识又有理论视野的个案研究，继续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