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学”: “素王改制”论

光绪十六年，康有为与廖平会晤之后，其今文经学的立场得以确立。次年，康有为始于广州万木草堂开班授课。在学生们的助益下，《新学伪经考》于是年刊出。光绪二十三年《春秋董氏学》刊出，次年《孔子改制考》问世。康有为政治思想与宗教思想的系统阐发正集中于此。前者重在从学术上考证古文之伪、今文之真，后二者则重在阐发其“素王改制”的理论。康有为之所以选择今文经学，关键在于今文经中的“素王改制”论能够满足其救世变法的需要。

在《新学伪经考》叙中，康有为开宗明义，指出了该书的主旨：

 

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为断烂朝报。“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瘗，沦于雺雾；天地反常，日月变色……且后世之大祸，曰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是尝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者也。

 

古文乃刘歆伪作，六经因之变乱，刘歆“身为 ‘新’臣”，故康有为将古文经名为“新学”。刘歆之后，郑玄成为“布行伪经篡孔统”的集大成者。郑玄之后，“凡后世所指目为 ‘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 ‘新学’，非 ‘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为了“起亡经，翼圣制”，明“孔氏之道”，康有为遂“采西汉之说，以定孔子之本经；亦附 ‘新学’之说，以证刘歆之伪经”。

刘歆所作之伪经为何？在康有为看来，《毛诗》、《古文尚书》, 《礼》中之《逸礼》、《周官》及《易》中之《说卦》、《序卦》、《杂卦》，以及《左传》均为伪作。对此，康有为概括道：

 

凡《诗》者三百五篇……传之有鲁、齐、韩三家，无所谓《毛诗》者。其《书》，上纪唐、虞之际，无《舜典》，但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无所谓“壁中《古文尚书》”者。其《礼》，唯有高堂生所传十七篇，而无《逸礼》三十九篇、《周官》五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也。其《易》，则伏牺画八卦，文王重六十四卦，孔子系之辞，无以为周公作，亦无《说卦》、《序卦》、《杂卦》三篇，亦无《十翼》之说。传授人自商瞿至田何，再传至杨何，无所谓古文《费氏》也。其《春秋》，唯有《公羊》、《穀梁》二家，无所谓《左氏传》也。……今据之以攻古学，若发蒙焉，知《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官》、《费氏易》、《左氏春秋》，皆伪经也。于以洗二千年歆、莽之伪氛，复孔圣传授之微言，皆赖于此。

 

在如此多的伪书中，康有为认为关键在于《周官》与《左传》, “歆遍造伪经，而其本原莫重于伪《周官》及伪《左氏春秋》。而伪《周官》显背古义，难于自鸣，故先为伪《左氏春秋》，大放厥辞”。刘歆之所以要“遍伪群经”，是因为他“既已伪《左传》矣，必思征验乃能见信，于是遍伪群经矣”。虽然在康有为之前已有人指出过古文经之伪，如刘逢禄指《左传》为伪，魏源指《毛诗》为伪，邵懿辰指《逸礼》为伪，而且《易图》《古文尚书》《周礼》等，均有学者考定真伪，但像康有为这样全面否定古文经者，是第一次。为了证明刘歆“遍伪群经”，康有为甚至认为“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即使他用以论证刘歆作伪的重要证据《史记》，也有“刘歆羼入者数十条”。

与古文经之伪相对应的是今文经之真。在康有为看来，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六经皆孔子所作。《诗》三百五篇，《书》二十八篇，《礼》十六篇，《易》上、下二篇，《春秋》十一篇，乐在于声，其制存于《礼》，其章存于《诗》，无文辞，是为 ‘六经’。”除六经之外，其他“儒家之书”都是传六经，因此只能称传而非经：“自 ‘六经’而外皆七十子后学所记，各述所闻，或独撰一书，或合述一书，与经别行，统名曰 ‘传’，凡儒家言皆是，犹内典佛说者为 ‘经’，菩萨说者谓 ‘律、论’也。虽以《论语》纪孔子言，以非孔子所撰，亦名为 ‘传’。……盖七十子后学记，即儒家之书，即《论语》、 《孝经》亦在其中。”既如此，孔子之道当从六经中获取。

而在孔子作六经与刘歆伪作古文之间，康有为无法回避的一个史实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对此，康有为认为，以往所说的秦始皇焚书造成六经“亡缺”之说，其实是“刘歆之伪说也。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为作窜（篡）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之”。在康看来，秦始皇焚书，“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因为秦始皇焚书的目的是愚民，而非自愚。若“并秘府所藏”“博士所职”都焚烧的话，岂不是“秦并自愚也，何以为国？”而后，刘邦攻入咸阳，萧何得以收取大量图书，才有刘歆簒乱六经之事。康有为对秦始皇焚书的新解，语出惊人，却难以令人信服。

在形式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俨然一副清代考据学的面相，但在本质上，它体现的则是公羊学统。“借实际政治来解释儒学”，也是公羊学派的一贯做法。“此派在学术致知上不甚求史实之确切，说是孔子作《春秋》要在微言大义，而不在记录史实”，而“康氏对公羊学派有兴趣并非是纯学术的，而是其中所含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基于此一学统，在《新学伪经考》烦琐考证的背后，康有为所要表达的是：六经乃孔子所作，秦始皇焚书并未厄及六经。西汉经学中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后世流传的古文，都是刘歆伪作。刘歆作伪的目的是助莽篡权，直接后果则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为断烂朝报”。因此，《新学伪经考》的终极目的在于“起亡经，翼圣制”，使孔子改制之圣法复明于今日。换言之，在此一粗疏的考证形式下，康有为事实上是要重构儒学的传统，以便从中寻求其政治、社会变革的思想泉源，诚如梁启超所言：

 

南海先生演孔之书四，而伪经考先出世焉。问者曰：以先生之大道，而犹然与近世考据家争一日之长短，非所敢闻也。梁启超曰：不然，孔子之道，堙昧久矣，孔子神圣与天地参，制作为百王法，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荀卿之后，孔教一变再变，以致于宋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迂儒矣。故小有智慧之士，以为孔子之义甚浅，其道甚隘，坐此异教来侵，辄见篡夺。魏唐佞佛，可为前车。今景教流行，挟持国力，其事益悍，其几益危。

 

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目的即在于复明孔学之本义，进而昌明孔教：“先生以为孔教之不立，由于孔学之不明，锄去非种，嘉谷必茂，荡涤雰雾，天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至于荀学之偏，宋学之浅，但明于大道，则支流余裔，皆入范围。非吾党之寇仇，固无取于好辩。”因此，他断言：“先生之为此书，其非与考据家争短长，宁待辨邪！”这里，梁启超言简意赅，道出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价值所在。但是，康有为毕竟生活于考据学兴盛的清中叶之后，公羊学统中粗疏、武断的考证形式不可避免地引起时人的批评。而且，在康有为尚籍籍无名的19世纪90年代初，除了与他交往密切的朱一新之外，时人解读《新学伪经考》主要是从学术的视角入手，对其借经术以佐变法的目的涉及较少，对此，第二章再做详论。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重在破的话，那么《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则重在立。在《春秋董氏学》的序言中，康有为明确指出：“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孔子之道何在？在 ‘六经’。‘六经’粲然深美，浩然繁博，将何统乎？统一于《春秋》……《春秋》三传何从乎？从《公羊》氏……惟《公羊》详于素王改制之义，故《春秋》之传在《公羊》也……然则欲学《春秋》，舍董生安归？……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本。”在康有为开列的经学谱系中，《春秋》与《公羊》至关重要。而此一谱系建构的标准即“托古改制”，选择《公羊》而非《左传》即明证。因为只有《公羊》中才有微言大义、托古改制。这在《孔子改制考》中有集中的体现。对于《孔子改制考》的主旨，梁启超概括说：“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其符号……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这就是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

在康有为“托古改制”理论的建构中，公羊学统同样清晰可见。有研究指出，公羊学统对康氏思想的影响，有两个学说最为显著：“一是说孔子乃是所有经书的制作之人，并不是述而不作。二是三世说，即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经由 ‘据乱世’、‘升平世’和 ‘太平世’的过程……三统之说有同样的重要性。”正是因循孔子并非述而不作的思路，康有为认为孔子为改制而作“六经”, “学者知 ‘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气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拨乱反正，这是康有为学说的核心。有了这一点，康有为创立孔教才名正言顺，效法孔子改制变法才有据可循。

为了说明孔子改制的合法性，康有为充分发挥了公羊学的素王之义，证明孔子为制法之王。他说：

 

乃上古昔，尚勇竞力，乱萌惨黩。天闵振救，不救一世而救百世，乃生神明圣王，不为人主，而为制法主。天下从之，民萌归之。自战国至后汉八百年间，天下学者无不以孔子为王者，靡有异论也。自刘歆以《左氏》破《公羊》，以古文伪传记攻今学之口说，以周公易孔子，以述易作，于是，孔子遂仅为后世博学高行之人，而非复为改制立法之教主圣王，只为师统而不为君统。诋素王为怪谬，或且以为僭窃。尽以其权归之人主。于是，天下议事者引律而不引经，尊势而不尊道。其道不尊，其威不重，而教主微；教主既微，生民不严不化，益顽益愚。皆去孔子素王之故。异哉！王义之误惑不明数千载也！夫王者之正名出于孔氏。何谓之王？一画贯三才谓之“王”，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以势力把持其民谓之“霸”，残贼民者谓之“民贼”。夫王不王，专视民之聚散向背名之，非谓其黄屋左纛，威权无上也。后世有天下者称帝，以王封其臣子，则有亲王、郡王等名。……若将就世俗通达之论识言之，则王者人臣之一爵，更何足以重孔子？亦何足以为僭异哉？然今中国圆颅方趾者四万万，其执民权者二十余朝，问人归往孔子乎？抑归往嬴政、杨广乎？既天下义理、制度皆从孔子，天下执经、释莱、俎豆、莘莘皆不归往嬴政、杨广，而归往大成之殿、阙里之堂，共尊孔子。孔子有归往之实，即有王之实，有王之实而有王之名，乃其固然。然大圣不得已而行权，犹谦逊曰假其位号，托之先王，托之鲁君，为寓王为素王云尔。故夫孔子以元统天，天犹在孔子所统之内，于无量数天之中而有一地，于地上无量国中而为一王，其于孔子曾何足数！……今遍考秦、汉之说，证明素王之义。庶几改制教主，尊号威力，日光复荧，而教亦再明云尔。

 

孔子即为素王，其改制则名正言顺，“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秉承天命，孔子乃托《春秋》以改制：“王降为风，夷于诸侯，盖孔子大义……周道亡于幽、厉，自是孔子以《春秋》继周，改周之制，以周与宋同为二王后。故《诗》之 ‘三颂’，托王鲁、新周、故宋之义，运之三代，传之口说，著之《公羊》、《穀梁》，大发明于董子。……何邵公所谓 ‘非常异义’，太史公所谓 ‘不可书见，口授弟子者’也。”

因刘歆作伪，以周公代孔子，遂使天下尊势而不尊道，师统不继，君权独大。而今康有为通过遍考秦、汉之说，证明素王之义，使孔子改制之义复明于天下。在康有为看来，汉儒董仲舒最明孔子改制之义，“董生更以孔子作新王，变周制，以殷、周为王者之后。大言炎炎，直著宗旨，孔子微言口说，于是大著。孔子为改制教主，赖董生大明”。缘是，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之外，又作《春秋董氏学》，因为只有通过董仲舒，才能获解孔子创教改制之大义。这里，康有为的素王之义极具叛逆性，所谓“天下归往谓之 ‘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 ‘匹夫’。以势力把持其民谓之 ‘霸’，残贼民者谓之 ‘民贼’。夫王不王，专视民之聚散向背名之，非谓其黄屋左纛，威权无上也”，不仅是对民权的肯定，而且是对传统君王权威的极大反叛。

改制与托古乃康有为阐释公羊学理论的重要命题，正如康有为所言：“读《公羊》，先信改制。不信改制，则《公羊》一书，无用之书也。”与改制一样重要的是托古，“孔子屡言 ‘从周’……皆是尊君，安有改制之理？岂知孔子托王于鲁，有改制之文，无易道之实也……王则托于鲁，三统则托于古，《春秋》一书，皆托文见意也”。孔子既改制，又何必托古呢？对此，康有为解释说：“圣人但求有济于天下，则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无征不信，不信民不从，故一切制度托之三代先王以行之。若谓圣人行事不可依托，则是以硁硁之小人律神化之孔子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正因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孔子才将改制之大事托付给三代先王，故而“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当康有为将六经之尧、舜、文王视为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时，康有为的孔子改制遂不同于前人所说的孔子改制。循此而下，此时的康有为自然也可以重走孔子托古改制之路，为当下的变法作制。

而康有为“素王改制”论的核心又在于“三世”“三统”说：“《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正是借助“三世”说的理论，康有为才得以充分表达其变法改制的主张。而由“三世”说直接引出的是，康有为在政治变革中对西方民权、平等等思想、制度的汲取。这也使得康有为的改制说与前人不同，更是其弟子们着意阐发与宣传的内容。正如梁启超所言：“近人著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 ‘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 ‘张三世’, ‘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 ‘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以“三世”说为核心的“素王改制”论为康门师徒的政治变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构成了“康学”的核心内容。至此，经过康有为改造后的儒学，完全可以胜任变法的需要；但需要指出的是，重建儒学传统以适应变法，达到保国之目的，只是康有为的目标之一，因为，在康有为这里，“保存儒学与保存帝国一样重要”。因此，康有为还要将改造后的儒学创为孔教，以便万世尊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