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设计与框架安排

一 核心概念界定

本研究旨在考察和分析以美国和英国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当前中国外交及对外战略研究所依据的主要“信息源”，把握他们认知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意图的信息基础和信息环境，从而发现知华学者对中国外交的认知来源和对信息源的利用状况，探索他们观点形成的信息源成因，进而探讨其对于中国对外战略传播及国家形象形成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涉及的几个主要核心概念分别是“信息源”和“中国外交研究”。

1．信息源

“信息源”一词是由英文“Information Sources”一词翻译过来的。在定义信息源之前，必须先弄清“源”的意义。按照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现代高级英语学习者字典》（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ent English）的解释：“Source”具有三种含义：一是“河之源头”；二是“来源或出处”；三是“原始文件”。汉语《辞海》中“源”本作“原”，指的是水流所从出，因指水流起头的地方，故写成“源”。引申为“事物的来源”。这个引申义与英文“源”的第二种解释是相同的。故信息源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信息的来源。信息源就其广义而言，不仅应包括各种信息载体，也应包括各种信息机构；不仅应当包括各种印刷型信息载体，也应当包括各种网络型资源以及非书资料；不仅应包括各种信息储存和信息传递机构，也应包括各种信息生产机构。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文献术语》把其定义为：个人为满足其信息需要而获得信息的来源，称为“信息源”。

信息源按类型来分，通常包括网上信息源和数据库信息源、图书和报刊信息源、信息职能机构等。其中，网络和数据库信息资源是当前传播速度最快、利用最便捷的信息源形态，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此类信息源正逐渐成为主流。关于图书报刊类印刷型文献信息源，其基本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检索型信息源，如书目索引、文摘等；参考型信息源，如百科全书、年鉴、辞典、手册、名录、传记资料等；统计型信息源，如统计手册、统计年鉴、社会指标等；学术专著型信息源，如专著、丛书、教科书、论文集等；连续出版物信息源，如期刊、报纸等；政府出版物信息源；档案，未出版资料和数据档案信息源，如历史档案、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学位论文、会议记录、调查报告等。此外，产生各类信息源的信息职能部门也是重要关注对象，通常包括信息咨询机构、高校、智库、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新闻媒体机构等。

信息源是本研究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和重点考察分析的对象。由于本研究主要以学术论文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其信息源主要是指作者在论文写作和观点形成过程中所标注或引证的各类文献和信息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写作的信息基础和主要依据。论文所引信息源的种类比较多样，包含期刊、专著、报纸、新闻媒体、智库机构、政府文件、其他网络资源等文献类信息资源，以及人物访谈、会议演讲等非文献类的信息来源。对于学术论文而言，其信息源的标注一般有论文的文后参考文献（References）和文中注释（Foot-notes或Notes）两种类型，且基本上都与正文中的引证标注一一对应。因而，本研究界定的“信息源”即为所选论文样本的参考文献或文中注释所列出的各种类型的信息来源，包括文献型和非文献型。本研究将重点关注和考察期刊论文、学术专著、新闻媒体、政府网站、智库报告等来源类型的信息源，特别是获取自网络的信息源以及来自中国的第一手信息源。通过对这些信息源的解读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英美等西方学者是依托哪些文献资料和信息来源开展其对中国外交各方面问题的研究的。

2．中国外交研究

本研究旨在考察和探讨以英美知华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是利用哪些信息源来开展有关当代中国外交问题的研究的，因此这里的“中国外交研究”主要是基于学术的探讨，而且是对最近一段时期的中国外交各方面问题的研究，重点是对中国外交政策、国家战略、国际身份等的认知和解读，尤其是对近年来有关“中国崛起”等问题的研究。为此，本研究以SSCI学术期刊数据库为论文样本选取来源，通过相关检索条件设定和领域类别设置，选取出一定时间段（2008～2013年）英美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论文。

为了使所选论文均为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研究，本项研究利用SSCI数据库对于期刊的学科分类功能进行了筛选，即在检索论文样本时将论文主题和来源期刊的类别设定为“国际关系”，以此确保论文样本的学科领域和研究主题符合研究目的。此外，还需要进一步限定是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此时利用SSCI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对论文标题进行包含“中国”相关的关键词检索，最终选出符合英美学者对中国外交研究的论文样本。因此，本研究中所界定的“中国外交研究”主要是以SSCI数据库的“国际关系”类别期刊为来源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并据此进一步筛选出符合研究目标的论文样本。当然，这样的基于一定样本的实证研究会有一定局限性，但由于SSCI收录论文的权威性及其期刊学科分类的科学性，英美学者有关中国外交研究的主题总体上还是能够得以展现的。以下就研究设计过程中所需考虑的一些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二 研究设计的影响因素

1．论文样本选取的因素

就论文样本的选取而言，最关键的是要符合研究的主题和目的。本项研究旨在分析国际关系领域的英美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国际问题时所主要依据的信息源及利用状况，因而论文样本的选取必须符合以上这些条件。首先需确定论文的来源数据库，本研究选取了权威的国际学术期刊数据库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并利用其学科分类将范围限定在国际关系领域。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对作者所在国家地区的限定，以及对研究主题的设置等来进一步达到所需的论文筛选条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时间范围，这涉及样本的最终体量大小，也关系到研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问题。考虑到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往往比较庞大，而且论文本身又有时效性的问题，因而最终将时间范围限定在2008～2013年，这样既保证了总体样本足够的体量，又保证了时效性，而且对于信息源的总体数量也基本控制在可操作的范围之内，可以确保研究的顺利进行以及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在总体样本的基础上，本项研究还设计了专题样本和个案样本的研究思路。经过对总体样本重点关注领域的考察，笔者发现英美学者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地位是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领域，以及中国的崛起问题和由此带来的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等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因而本研究以此为主题，选取了该领域相关的论文作为专题开展研究。另外还针对其中的代表性论文，开展原文与信息源之间的关联研究，选取典型论文作为个案研究的来源。

由此，本项研究分别选取了总体论文样本、专题论文样本和个案论文样本。本研究所设定的研究对象即为基于SSCI数据库中收录的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期刊中英美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论文样本所依据的信息源。

2．信息源统计的可行性

对于所选取论文的信息源进行提取、整理、统计和分析的可行性是本项研究需要攻克的一个难关。从宏观层面看，本研究主要选取特定时间段国际关系领域的英美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所有论文样本开展研究，借助SSCI数据库中参考引文批量导出的功能对这些全部样本论文的信息源进行统计分析。但在可行性方面，经过笔者的多次尝试与实验，发现SSCI数据库批量导出的参考引文均为缩略形式，只保留了参考文献的作者、出版物、年份三个主要字段的信息，且出版物信息主要为期刊，其他形式的出版物信息，特别是网络来源的信息源均无从辨别。尽管如此，通过SSCI的此项功能并经过对这些统计信息的进一步加工处理，仍能从总体上反映出这一时间段英美学者主要参考的学术期刊信息源，以及这些信息源的重要作者和年份分布状况，可以从宏观视角为我们展现信息源总体来源分布的概貌。

正是由于对于总体论文样本的信息源统计和分析尚不能达到本研究预期的目标，笔者设计了以专题论文为样本的信息源分析。专题论文样本的数量控制在适当规模，因而可以通过人工提取参考文献的方式来对这些论文的信息源进行提取、整理和加工，进而达到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信息源数据库的目的，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类型的信息源（包括期刊、专著、网站）进行统计分析。在专题研究中，笔者重点针对网络来源的信息源开展研究，分析其中国内外重要的智库来源，从而考察智库在信息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本研究对其中的中国来源的信息源也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提取和深入分析，探寻英美学者主要参考和引用了哪些中国学者和中国来源的信息源，从而也可以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影响力做出一定的判断。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英美学者对于信息源的引证行为及其与观点的联系和影响，需要开展对论文样本原文的内容分析，研读论文本身及相应的信息源，从而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和影响性。为此，需要以几篇代表性的论文样本为个案来开展此项信息源与原文关联的研究。

总之，论文样本的选取及样本数量的控制等，均是在考虑到其信息源统计分析的可行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最大程度地满足研究目的所需，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优结合点和平衡点，从而保证整项研究的顺利实施和预期研究成果的实现。

3．信息源分析的主要维度

对于具体的信息源分析而言，需要结合信息获取效用理论及国际传播理论的相关内容。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信息来源、信息获取和信息利用这几个信息传播的主要环节和维度来展开分析。

对信息来源维度的分析，主要涉及信息源的主要类型（重点包括学术期刊来源、学术专著来源、重要网站来源等）和信息源的主要作者及年份分布等情况。同时可以对信息源的广度（数量）和深度（质量）等做出一定描述和统计。此外，还可以通过比较英美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主要信息来源，对他们选取信息源的异同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

对信息获取维度的分析，重点考察网站来源的信息源，分别对这些网络来源中的重要智库网站和媒体网站予以关注，统计和分析英美学者主要从哪些智库和媒体获取信息，从而对这些智库和媒体的影响力进行实证研究。此外，还可以对信息获取中的中国来源的信息源进行重点提取和考察，旨在探寻中国的哪些信息源对于英美学者具有较大影响力，以及分析英美学者对于中国来源信息源的主要获取途径。

对信息利用维度的分析，主要通过对论文原文的内容分析来研究作者对信息源的引证行为，信息源与作者观点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对观点产生的影响。此外，还需考察影响信息源获取与利用的作者个人影响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语言能力、知识结构等。

综合考虑以上论文样本选取的因素、信息源统计的可行性、信息源分析的主要维度这三方面的主要影响因素，笔者力图寻求三者的最佳结合点，设计了本项研究开展和实施的总体研究思路和阐释框架。

三 基本阐释框架

针对具体的论文样本选取和信息源分析，结合信息获取和国际传播理论，以及从信息源提取和统计的可行性角度出发，本研究在整体研究设计和章节安排上主要遵循从宏观层面到中观层面再到微观层面的总体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对英美学者对于信息源选取与利用的倾向进行总结和探讨，同时结合当前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信息环境挑战，提出改善我国外交战略对外传播信息源的对策和建议，从而形成本书的基本阐释框架。

1．研究设计

宏观层面：选取一定时间段内国际关系领域的英美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所有论文样本，对信息源的总体来源状况、作者情况及年代分布等进行概况分析。

中观层面：选取英美学者认知下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为主题的专题论文样本，重点考察网络来源（尤其是重要的媒体和智库）的信息源，以及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中国来源的信息源。

微观层面：选取代表性的论文样本，主要以关注中国崛起及其对国际秩序影响的典型论文作为个案，重点以内容分析的方式开展研究，考察和探讨英美学者在利用信息源方面的具体引证行为，以及信息源与观点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影响。

基于以上设想，本项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框架设计如图1－3所示：

2．章节安排

第一章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与信息源分析的结合点与重要性，阐明本项研究的选题背景及理论和现实意义。回顾和梳理有关国际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以及国际传播与特定领域的信息源分析等的研究现状，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一定的解读。同时重点界定本项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研究对象，进而根据信息源探讨的影响因素展开本项研究的方案设计，提出总体研究思路和基本阐释框架。

第二章基于SSCI数据库对论文的整体样本进行选取，对英美学者近年来开展的中国外交研究的总体状况及论文主题等进行分析，并确定宏观层面的信息源分析论文样本。在此基础上，利用SSCI数据库的参考文献导出功能对信息源进行批量处理，对总体论文样本的信息源的来源类型、作者、年份等项目进行统计分析，从宏观层面描述和把握总体信息基础与信息环境的基本状况，进而分别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源进行分析和解读。

第三章选取英美学者重点关注中国崛起及对国际秩序影响的论文为专题样本展开更进一步的信息源分析，以人工方式进行信息源的提取整理工作及相关分类统计，从中观层面对信息获取途径等进行详细分析。除了对信息源的主要来源及重要作者情况进行统计外，重点在于研究网络来源的信息源，特别是对其中的智库网站及媒体资源给予重点关注和研究。同时提取和分析英美学者主要参考的中国来源的信息源，对其影响力做出一定判断。

第四章选取代表性英美学者及影响力较大的典型论文作为个案，通过深入原文与信息源之间的解读和内容分析，对各类信息源的引证规律和利用方式进行分析，探讨信息源对于作者观点形成的关联和影响。一方面，分析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认知上的主要信息来源及具体引证和利用的方式；另一方面，考察西方学者本身由于意识形态、文化差异及语言能力等而对信息源的解读和利用产生的影响，从而从更深入的微观层面来对信息源的利用予以一定的剖析。

第五章对英美学者对于信息源选取与利用的倾向进行归纳和总结，分别从最受英美学者关注和最具影响力的各类信息源排名状况、最具话语权的知华学者及中国信息源的实际影响力、英美学者在信息源利用上的选择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探讨。同时，结合“一带一路”的国家外交发展战略，分析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信息发展机遇以及所面临的信息环境挑战，进而提出改善我国外交政策对外传播的信息环境的对策与建议，从而为中国更好地建设和发布有利于西方学者认知和理解中国外交战略与意图的信息源，为构建良好的外交信息环境和提升国家形象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