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中国舆论学发展：历史机遇、前景与挑战
——首届中国舆论学年会综述
在世界民意调查面临拐点之际，中国舆论学的发展也迎来历史契机。面对更纷繁的信息、更多变的情绪、更难以琢磨的舆论心态、更复杂的舆论引导技巧，我们应如何在现有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反思、审视舆论学研究困境及其根源，促进多元研究方法相互融合，科学、准确地测量舆论？如何在世界舆论研究的混沌之际抓住历史契机，推进中国舆论学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体系建设？这是我国舆论学学科建设初期亟待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2016年12月10-1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CAPOR）和上海交通大学舆论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舆论学年会，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中国社科院、中央网信办、北京网信办、人民网等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上海交通大学，就舆论学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观点交锋与碰撞，探讨学科的动态走向与发展格局。
中国舆论学学科建设与研究方向
舆论一直备受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和执政者的重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舆论问题也呈现出多种样态。思考舆论学学科建设问题，既是回应现实的需求，也是推进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任务。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谢耘耕指出，我们应该协同世界舆论研究精英力量和新兴舆论研究技术队伍，寻找更适应现代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方法，争取更准确地把握、预测社会舆论，完善舆论学知识体系，实现弯道超车。
谢耘耕教授提出，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从六个方面入手助推舆论学知识体系创新：（1）成立“舆论学理论研究学组”“舆论学研究方法学组”“中外舆论学史学组”“国际舆论研究学组”“网络舆论研究学组”五大舆论学学组；（2）编撰舆论学系列教材；（3）搭建舆论学学术交流平台；（4）出版舆论学研究杂志和专著；（5）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舆论学研究“走出去”“请进来”；（6）设立“舆论学学会奖”。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传媒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童兵界定了舆论学是研究舆论的性质、功能及其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舆论学研究内容包括基础舆论学、实用舆论学、舆论发展史、分支舆论学四大类；舆论学研究的使命和任务包括舆论及舆论学理论研究、社情民意调查及测量、舆论专题调研、咨询报告、舆论学理论与实务教育、舆论调查访员培训、舆论学专业及调研的国际合作、研究报告、研究通信、年鉴及专著出版；舆论工作者应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严密的科学作风、精湛的学识技能、无畏的献身精神、深广的襟怀宇量。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从中国舆情研究的供给侧谈起，探究法律的可行性与民众表达空间的关系，认为法律规范要与人们的自由行动空间相适应。他认为，在传播格局中，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主要的民意表达平台，不社交、无民意；传播中的关系和情感判断直接左右传播效果，传播中的理性逻辑在下降，关系逻辑在上升，关系、情感传播决定了传播方式的变革。
大数据与舆论学研究方法创新
民意研究方法近年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到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不少民意调查机构以及大数据挖掘公司的预测结果都与实际结果大相径庭。学者们纷纷反思，传统民意调查和大数据挖掘为何愈来愈难以准确地反映社会舆论？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是否存在较大缺憾？全球是否需要重构舆论学方法体系、知识体系？谢耘耕教授认为，民意调查方法和大数据挖掘方法尽管面临一些困境，但并没有被全盘否定。诸多学者、研究机构和企业正在着眼于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探索、调整、改进研究方法，设计出一些令人瞩目的调查研究模型。传统的调查研究还需结合新科技，配合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综合更多交叉求证工具做预测，未来将是多重工具研究分析的时代。
诸多学者已意识到大数据资源和技术给舆论研究带来的理论方法创新、机会和挑战，并开始着力打造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应用于舆情监测与分析领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指出，运用大数据方法的舆论研究应关注话语/情绪、态度、行为三个层次，当前舆论研究的可拓展方向包括：显舆论研究，即对“公开谈论的热点议题”和“有影响力的意见表达”的研究，通过机器学习和语义分析方法获知网络舆论场的议题分布与意见分布；潜舆论研究，通过在线文本情绪分析工具LIWC、表情符号情绪监测等挖掘潜在舆论；行为舆论，包括网民注意力、网民关注度、网民态度倾向、舆情态势等；舆论主体研究，包括网民特征、网民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教授介绍了其大数据资源的开采与价值冶炼思路。在舆情大数据研究中，他以中国网民意识形态倾向的区域差异研究为例，将政治污名作为网民意识形态倾向识别工具，通过个人或群体对左派或右派赋予污名的言语和行为判断其意识形态倾向为右或者左，再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左派与右派的比值，得出意识形态倾向“左右比”，计算结果显示：北京、上海、江苏左派网民力量最强，网民意识形态倾向“左右比”与省份人均GDP、外商投资总额、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互联网普及率、城市化率呈正相关关系，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
澳门易研网络研究实验室的曹文鸳、常雪以人机结合的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挖掘及人工在线内容分析的方式，研究了Uber在澳门的撤离风波舆情事件。他们发现，在检测时间内，Facebook是“澳门撤离风波”中最为重要的网络舆论阵地；网络舆情比传统媒体舆情更支持Uber在澳营运，更不满澳门的士服务现况。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萧冰认为，在舆情研究中，大数据的研究不会仅仅停留在数据阶段，还需要利用大数据可视化技术进行再次加工，将数据进行可视化以及视觉建构，让数据信息更多地得到呈现。
新型舆论格局与传播运行机制
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使舆论的传播形态和社会影响路径出现了新的特征。南京师范大学骆正林教授指出，当下，信息传播的路径变得相当隐蔽和模糊，社会信息和意见经常越过行政边界，舆论触点呈现出离散化态势。网络降低了公众发表意见的门槛，扩大了信息和意见的传播范围，正在成为信息和意见传播的主渠道，但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因为消息来源准确、内容思路清晰、评论鞭辟入里，依然是社会舆论形成的决定性力量。各类媒体的互动缩短了舆论形成时间，意见的转化难以预测，社会舆论更加多元化。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郭万超教授认为，互联网作为当今舆论的主阵地，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舆论攻击的主战场，主要表现有：网络反共是西方最主要进攻方向；唱衰中国依旧是热点主题；对爱国者和正能量网友的打击和“污名化”愈演愈烈。我国内部网络舆情斗争也出现新趋向、形势严峻，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将泛滥成灾；资本与公知合流，人为制造舆情危害巨大；网络舆论斗争从线上发展至线下也将愈演愈烈。
重庆文理学院赵立兵老师指出，在互联网的区隔保护下，数量众多、质地各异的“意见长尾”同传统社会的“优势意见”进行了充分博弈、竞争乃至融合，优势意见再也无法像在传统大众社会中，仅仅依靠“孤立的恐惧”的压力，就可以迫使劣势意见走向“沉默的螺旋”，优势意见的“优势”已经不再，它已无法更无力彻底消灭对方，而是形成了类似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合纵连横、共存共生的“混战”格局，也构成了网络社会所特有的，以信息过载、中心多元、众声嘈杂、边界模糊为表征的混合、长尾的传播形态。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教授认为，社会结构的改变必然带来情感结构的变化，当下，我们应该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状态下产生的诸如怨恨、愤怒等情感。从原型理论的视角看，原型即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体验，当下的特定类型情感与原型中蕴含着的群体共享的情感相互勾连和叠加，构成情感传播的独特机制，驱动各种舆论、话题及事件的发展和演变。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雷鸣认为，我国互联网上理性声音占据主流，但也时常出现类似“逢官必贬”“遇富即骂”“见日就反”的非理性言论。社会矛盾凸显、诉求渠道缺位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社会根源；错误思想文化误导、法制道德观念淡薄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思想根源；特殊网民结构、复杂网民心理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主体根源；社会公信下降、应急处置不当，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潜在根源；网站故意炒作、“推手”煽风点火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直接根源；虚拟网络空间、开放网络环境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技术根源；法规不甚健全、监管很难到位是引发非理性言论的管理根源。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公众的理性思维具有积极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周冬老师通过对2003～201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互联网的运用与推广对降低腐败犯罪概率和提高人均GDP增长有积极作用，互联网覆盖率提高1%，公职人员犯罪案件数每百万人中将显著减少8.95件，但是传统报纸期刊不具备此影响。同时，她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论证，互联网使用率和民众理性地表达自我诉求和政治诉求呈正相关性。
西北民族大学卢毅刚副教授和研究生王红对网络舆论中的语言暴力和态度理性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剖析。他们指出，网络语言暴力是一种借舆论发泄情绪寻求心理平衡的过程，可以将其解释为一种激活性需求的产生和适应性满足的本能行为。伴随“互联网+”的渠道拓展和大人际关系网形成，网络舆论中的态度“中转器”愈来愈多，在使意见多元化呈现的同时也使态度逐渐理性化，这其中的“领头羊效应”“流瀑效应”往往发挥积极作用，使人们在面对争议性问题时越来越看重论据，更多地表现出思辨思维和理性态度。
媒介技术发展与媒介使用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诸多新型产业不断涌现，技术革命使公民的社会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认知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华中科技大学李卫东副教授对基于开放平台的云传播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前的云传播态势表现为：第一，互动交流类应用在新媒体应用开放平台云传播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第二，新媒体应用开放平台的云传播能力发展极其不均衡。在全网层面，开放关系和开放资源主要集中在互动交流应用节点处。同时，在互动交流类应用内部也存在明显的“两极化”现象。第三，“社交网络+”逐步成为新媒体应用提供商实施云传播战略的共同选择。第四，开放平台已成为大数据生成、传播和分析利用的基础平台。没有开放和共享就没有真正的大数据。而开放平台能让全网的数据实现云传播，能实现全网数据的汇集和共享，能打破一个个站点形成的“信息孤岛”，能让新媒体应用“互联互通”，成为一个大应用、大平台，生成真正的大数据。
影视众筹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短短四年中赢得了关注，也催生了非议。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白洁对影视众筹的优劣势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影视众筹的优势表现为：创新融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营销和市场预判前置，影视产业集聚模式彰显普惠、共享特性。影视众筹的问题和风险表现为：政策、法律和监管风险，影视、金融“风险双高”，适合场景有限，平台与技术风险。她指出，影视众筹恰逢影视文化产业、大数据、云计算、VR及通信技术等各相关领域的高速发展，必将迎来广阔发展空间。
新媒体从业者作为媒介赋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其行为对公民媒介赋权的过程和结果也具有影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张伟伟老师和郭小安教授通过对重庆和成都的15家新媒体机构的462名从业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年龄、媒介依赖和政治效能感（包括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媒介赋权认知具有显著预测力。相较而言，新媒体从业者的内在心理因素政治效能感比外在因素媒介依赖对他们的媒介认知水平预测力更强。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武和研究生黄扬采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探讨了大学生移动新闻客户端用户的特征、使用行为、使用动机和满意度问题。他们指出，大学生群体中，移动新闻客户端使用者较非使用者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社交活跃度，同时使用者利用门户网站获取新闻的频率更高，但在传统媒体的使用频率方面与非使用者并无显著差异；在移动新闻客户端使用群体中，用户行为呈现典型的阅读碎片化和浅层化特征，同时用户在新闻阅读中乐于分享和点赞，却疲于评论；了解新闻资讯、获取有用信息、娱乐消遣、表达个人意见和促进社会交往这五大动机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对移动新闻客户端的总体满意度和社交满意度，但显著影响阅读满意度的只有了解新闻资讯和获取有用信息这两个动机。
社交媒体的传播行为分析
微信群功能近年在社交、资讯分享等方面持续发展，上海交通大学童清艳教授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唐寒立对34个微信群聊天记录进行了文本分析，从信息效用性、信息社交性、信息娱乐性、用户满意度、用户互动等方面考察了微信群用户的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社交性是用户参与微信群的主要动因，娱乐性的影响效果居次，信息效用性的影响效果最小。另外，微信群的社交行为打破六度空间理论，形成“二度空间”，即通过微信群，只需要一个熟人介绍拉圈便可以沟通，虽然是弱关联。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阎峰认为，微信、FB、Line、Instagram等社交型媒体广泛出现后，出现了在我们习称的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之外的新的传播方式，即卡斯特所说的大众的自我传播，其呈现出的民众所思所想所言所为等日常生活，构成了公共外交中的“小事件”。大数据“热点”算法+情绪计算，可以帮助挖掘这类小事件，由此观测社会心理的趋势，勾勒出时代大众的心理镜像。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世甫教授指出，在微时代，网络舆论引导场域中公众的客体主体化是微时代对主体的否定之否定，它通过从情绪走向情感，从自在走向自为，从群体极化走向理性共同体的建构，还原了主体。主体化的公众成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场域中的标志性力量，他们一次次成功参与舆论引导的实践，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客体主体化，传递舆论引导的正能量，实现社会治理的新发展。
新浪微博话题榜作为热门话题的依托，实时聚焦特定时段内微博用户关注的方向和兴趣点，已经成为网络热点的风向标，反映了网民的群体意志。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李莹莹认为，新浪微博话题榜形成的动因包括信息自动集聚、粉丝刷榜、水军推动、意见领袖号召、与传统媒体的共振。她指出，应该通过新浪微博落实主体责任做好“把关人”，“热门话题”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并发挥引导作用，对微博监督与公益发挥助力作用，适当降低娱乐类占比，同时要提高网民道德意识和媒介素养，监管部门要做好宏观管理工作，以此发挥热门话题榜的正效应。
政务舆情与舆论引导
随着网络舆论失范现象的频发，政府也逐步加强网络舆论工作建设，加强与民众的信息互动，不断尝试新的舆论引导策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四个能力”，其中就包括“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人民网副总编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人民在线总经理董盟君介绍，2016年国办先后下发三个文件，对政务舆情回应工作全面部署，明确要求遇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明确了涉事责任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明确了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做好政策解读工作，明确了重大舆情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甘莅豪对公共舆论中的政府道歉行为作了分析。他指出，和私人领域不同，当政府必须对不适当行为负责时，公众不仅仅通过和道歉主体进行人际沟通来揣摩道歉者内心是否具有悔意，而是更加重视道歉主体的外在表现中是否表明了勇于承担责任。而道歉行为中蕴含了道义悖论、声望悖论、身段悖论、情感悖论、时间悖论、频率悖论、身份悖论、责任承担悖论和责任归属悖论，这些悖论直接影响着科层制中责任承担者的确立，也会影响公众对执政者道歉行为的评判。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石泉教授对中国的领导传播与民意表达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他认为，领导传播和民意表达要形成良性互动，领导传播要系统完善，方法科学，运行有效；民意表达系统要渠道通畅、理性成熟。二者需要保持科学的平衡，领导意志产生之前要多吸纳民意，民意要学习领会和接纳领导意志，警惕二者的“倾斜”。
四川大学副教授张放和研究生王盛楠指出，拟人化策略在政务微博中应用十分广泛，但目前存在着诸如“过分调侃式互动”“负面情绪化互动”等“过度拟人化”的问题。他提出，账号资料拟人化的互动效果最佳，表达风格拟人化次之，而交流内容拟人化的作用最为有限，应该通过“写好账号名片”“管好软性内容”“讲好政务故事”，优化政务微博传播效果。
网络传播环境下的社会思潮
网络空间为多元思想意识碰撞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形成了诸多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思潮，对大众的思想、价值、观点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荧教授指出，科学引导社会思潮，重塑主流意识形态要网上网下内外兼治。在体制、机制层面，网络空间作为线下空间的镜像，其所表现出的问题都是现实社会问题的表征，网上的问题需要运用网上的思维方式在网下解决；文化、心理层面，要重塑主流意识心态，脚上的问题从头上解决，即官方的问题从民间解决、制度的问题从自律解决、个人的问题国家解决；媒体报道层面，避免国家与人民、媒体与用户的对立立场，鼓励多方社会力量参与舆论引导，打造多元、立体引导源。
网络论坛的民间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得其更容易成为与主流意识形态差异或分歧较大的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的阵地。中南民族大学方付建副教授认为，当前网络论坛中的思潮表现为反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型思潮、攻击其他思潮和评判各种思潮等具体内容或形态；网络论坛中的思潮传播者所采用的传播策略往往以标题吸引法、帖文搬运法、热点追踪法、抱团取暖法和号召倡议法等为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化冰对网络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第一，其产生与历史的集体记忆有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冲突的体现。第二，网络民族主义反映出当代中国转型中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的需要。第三，它有时呈现被动、消极，有时呈现激进、混乱，但它已经成为构建新时期民族“想象”的重要传播媒介。
突发事件报道与社会治理
继2014年杭州余杭发生针对垃圾焚烧项目的大规模抗议后，2016年浙江海盐再次发生围绕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趋于多发、高发态势。浙江传媒学院方建移教授对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中的风险感知与舆情应对进行了探究。他的研究发现，垃圾焚烧项目与癌症发病率的无依据联想放大了居民的风险感知；对项目的“禁言”让公众的风险感知得以非理性地放大，并增添了不实信息的传播；污染项目的过度集中累积了居民的无奈、无助和愤怒；微信群的使用使抗议活动更易组织、愤怒情绪更快传播；信息获取的选择性和“一闹就管用”的强化对同类项目具有示范效应。
中山大学李春凤老师从恩宁路拆迁学术关注小组说起。她认为，目前中国大部分的拆迁团体多数由相关利益体首先组成，只立足于某一个案，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问题，因此未能发挥持续的沟通作用，这也体现当前中国拆迁问题的复杂程度。
汕头大学副教授毛良斌探讨了偶像明星对娱乐教育节目说服效果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准社会交往的中介效应。他指出，受众卷入的五个子维度——对节目故事的兴趣、感知到与角色的相似性、角色认同、角色期望认同和对角色的喜欢均对说服效果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准社会交往对说服效果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准社会交往实质是一种准社会关系；准社会关系在对节目兴趣、相似性以及对角色喜欢的影响说服效果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而角色认同和角色期望认同对说服效果的影响是直接的，而不必由准社会关系作为中介。
安徽大学研究生陶晓雯、杨振羽从“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入手讨论了社交媒体时代官方媒体的舆论引导问题。他们认为，官方媒体仍采取传统方式进行舆论引导效果不佳，过度的议程设置使得事件重点被混淆，甚至使得事件事实被偏离，而通过评论进行的观点引领又因为远离了公众的舆情反馈而失去了引导效力。此外，官方媒体没有注意到社交媒体独特的交互性，信息的公开性和言论的相对自由所带来的复杂性，舆论引导忽略了对公众负面情绪的及时调整，当公众的舆情中出现有负面情绪时，继续“我行我素”，最终导致谩骂和抨击的蔓延与膨胀。同时，官媒依然带有较为浓厚的立场色彩，上升问题高度、增强共众意识的现象依然存在。
国际舆情与国家形象塑造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相德宝对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三十年的议题、变迁和网络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国际传播研究发展路径从星星点点的研究到突飞猛进直至成为显学，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搭建体现为四个主体——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学术平台，学术网络。国际传播研究还需要跨学科的整合。
“一带一路”成为近几年国际舆情研究关注的热点议题。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宋美杰老师选取Factiva数据库中582篇“一带一路”相关报道，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框架分析、话语分析的方法，结合Ucinet绘制出报道中的国家关系网图谱，并分析了国家关系的网络密度、凝聚子群以及网络中心性。她指出，美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关系网络中处于最明显的中心节点位置，其次为日本、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巴基斯坦、英国等国家；美、印、俄、斯里兰卡和英国的凝聚力最强；美、英虽不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关涉国，但它们控制着“一带一路”的报道并对其余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诸多国际舆论研究选取了国际出版物或国际媒体的涉华舆论作为研究对象，如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袁鲁霞、助理研究员徐龙超对亚马逊英文网出版的涉华图书进行了分析，发现近几年国际涉华研究图书关注的重点议题包括习近平执政风格与党建问题、中国模式、中国经济、中美关系、中国社会文化、互联网发展、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实、城镇化进程等。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吴晓梦对2010年6月1日到10月31日的巴基斯坦《国际新闻报》涉华报道进行了分析，发现其报道的政治议题主要围绕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反恐合作、核反应堆合作、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内政问题；经济议题主要围绕中巴经济合作、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社会议题主要围绕中国发生的各种自然和社会灾难以及中国援助。
上海交通大学谢金文教授、程亚利博士指出，新闻媒介的对外传播效果不仅来源于新闻媒介内容，而且来源于新闻媒介本身。我国的传统新闻传媒基本上只强调宣传功能，在信息传递、意见交流、舆论监督方面较弱，有必要回归新闻媒介的本体性，全面发挥新闻媒介的各项功能与作用，包括信息传递、意见交流、宣传教育、文化娱乐、舆论监督，及咨询、广告、娱乐等服务，通过新闻媒介本身的形象来展现我们包容、进取和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和谐的国家形象。
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仍然活跃，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唐润华针对我国如何进行反恐战略传播机制建设进行了论述：第一，整合资源，建立健全国家反恐战略传播组织机构，诸如全国反恐战略传播领导小组这样的领导机构和全国反恐战略传播中心这样的运行机构。第二，主动应对，建立反恐传播信息预警机制，建立恐怖活动信息监测体系、评估体系、处理体系，整合相关部门和媒体的资源，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信息平台，建立一套科学高效的工作流程。第三，各展所长，不同媒体实行“分层传播”，中央级官媒传达官方声音，立场统一，权威性，市场化传统媒体反映不同阶层意见，灵活多样，各类新媒体传递民间声音，多元、多样、多向。
（作者简介：万旋傲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后，刘璐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