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熊彼特（J. A.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把企业家才能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原动力，认为正是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推动着经济发展水平波浪式上升。企业家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获取新材料和建立新组织等一系列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熊彼特以后的内生增长理论（Romer, 1990; Aghion and Howitt, 1992）继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强调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核心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内生于企业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在R＆D方面付出的努力，这样一来，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的跨国（地区）差异应该源于企业家数量的差异。但显然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因为熊彼特模型和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假定所有的企业家才能都被用于生产性的创新活动，这就忽略了企业家才能的配置问题，即忽略了企业家活动不仅包括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生产性企业家活动），还包括非生产性的活动（如寻租）甚至是破坏性的活动（如犯罪），因此熊彼特模型和内生技术创新模型无法提供一个完全有说服力的解释。鲍莫尔首次从制度角度来解释企业家才能的配置问题，即企业家才能是中性的，既可以配置到创新等生产性活动进而提高经济绩效，也可以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进而降低经济绩效，企业家才能配置的方向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鲍莫尔的分析是对熊彼特模型的扩展。之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是遵循鲍莫尔的分析思路展开，或者进行理论和模型上的补充，或者进行实证上的检验。因此，本章第一节首先介绍鲍莫尔（1990）开创性的理论贡献，第二节综述鲍莫尔（1990）之后的理论研究和模型上的补充，第三节回顾鲍莫尔（1990）以后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