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有关纵横家的评价

纵横家在春秋晚期、战国争雄、楚汉相争的历史中曾经显赫一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中国文化的主流，以巧言令色、权谋诈智为特点的纵横家理论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之后再无建树。同时，“大一统”帝国渐趋稳定，纵横家失去了他们叱咤风云的历史际遇。那么纵横家是不是在中国历史上就彻底消失了呢？显然不是。纵横家的思想作为历史演进的一股暗流，作为文化因子，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当中。同时，纵横思想也显现在那些尚有建功立业抱负的豪杰身上，尤其是在和平时期的外交领域和战乱时代的争雄斗争中，纵横家的理论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纵横家的评价，在战国时期就有严重分歧。根据《孟子》一书记载，当时就有人评价纵横家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我们知道儒者孟子当然反对这种评价，他接着就抛出了他的大丈夫理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的大丈夫理论固然有他的深刻见解，对中国士大夫精神风骨、高尚人格的铸就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传统文化进程中的一股清流，有着超越性价值。在《荀子·臣道》中，荀子对张仪、苏秦的评价更加不客气：“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也就是说，纵横家不过是阿谀奉承的小人，对国家治理毫无益处，荀子甚至认为对国家而言“用态臣者亡”，对国君而言“态臣用则必死”。虽然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对纵横家的评价非常低，但是从战国当下来讲，历史本身就需要士人的积极参与，纵横家的建树，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影响了一批急于建功立业的士人，甚至是儒门之徒。当李斯在荀子那里学成之后，决定西向秦国，对自己的老师曾经说：“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因此，对那些希望在当下实际影响历史进程的士人来讲，他们当然认为张仪、公孙衍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是时代的弄潮儿。

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父子那里，纵横家根本没有称“家”的资格。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谈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司马谈并没有将纵横家放入六家之中，因为这六家学说的主旨是以国家治理为本，而纵横家则不然。司马迁在《张仪列传》之后的“太史公曰”中对纵横之士也有一个评价：“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司马迁经过研究发现纵横家人物以韩、赵、魏三晋人士居多。他们的言论在关键时刻往往改变了国君的想法，进而影响了战国历史的进程，但太史公对他们的基本评价比较低，指出这些人都是危险人物，足以用阴谋狡诈的谋略倾覆他人的国家。同时司马迁在《范雎蔡泽列传》的“太史公曰”对纵横策士的人生际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范睢（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恶能激乎？”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范雎、蔡泽是辩士中的幸运者，他们那能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而事实上战国时期很多辩士即使白发苍苍也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不够、谋划拙劣，而是历史际遇使然。

东汉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撰成《汉书·艺文志》。在《汉志》中，纵横家终于可以厕身于诸子略中的“十家”，可以与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并列，与杂家、农家、小说家同为《汉志》“十家”。可见从西汉到东汉，至少从司马迁到班固，对纵横家的评价有所变化，纵横家的地位在汉代学术框架中也有所提升。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十分肯定纵横家言辞的价值：“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踊（涌），从（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从三代一直到汉代，刘勰列举了伊尹、姜太公、烛之武、子贡、苏秦、张仪、郦食其、蒯彻、陆贾、张释之、杜钦、楼护等这些以精于言辞论说的人，通过点评，充分肯定了他们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唐代学者刘知几也在《史通·言语》中指出：“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纵、张仪连横、范雎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这段文字对纵横辩士以三寸之舌建功立业、挥斥方遒的历史功绩给予了肯定。

在历史上，学者们对纵横家有褒有贬，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更加客观地去评价纵横家以及他们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呢？我们认为，历史终究是具体的人造就的，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当然，英雄人物的波澜起伏往往也会改变历史的进程。那么纵横家游说的人物，更多的是这些历史中青史留名的英雄人物，尤其是掌握决策大权的君王或权臣。所以，这些策士游说的言辞导向，成功与否，往往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具体谋划和决策，甚至会影响天下格局的变化。纵横家与游说君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借用《战国策·秦策二》中陈轸对秦惠王所说的那一段话加以说明。陈轸说道：“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当时，韩国和魏国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秦惠王对出兵与否，犹豫不决，于是想让陈轸给他一个建议，陈轸就给他讲了这个两虎相斗的故事，让秦惠王自己定夺。正如陈轸所言，纵横策士与君主的关系，简单讲就是“计”与“听”的关系。纵横家以其对时势的睿智判断能够给出一个符合君主利益的绝佳谋划，又以自己出众的辩才，引导君主听从、接纳，进而实施才可能取得显著成效，反之则不然。借用杨宽先生的话来说，“纵横家的缺点是他们重视依靠外力，不是像法家那样从事改革政治、经济和谋求富国强兵入手，还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把它看作国家强盛的主要关键”。如果纵横策士的才能赢得了君主认可和信任，纵横策士就能取得自己梦寐以求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而君主也可以实现时期短期或长期的战略目标。

当然，本书讲到的著名纵横家以及他们的主要事迹，基本依据《战国策》《史记》《战国纵横家书》《鬼谷子》等典籍。虽然典籍记载的纵横家事迹以及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或许有小说演绎和夸大成分，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处于特殊地位的杰出士人对天下大势的确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那些纵横策士在游说过程中往往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是历史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纵横家的游说与被游说的君主、众臣和民众等因素共同构成历史发展的合力，推动历史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发挥的作用又是真实的，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