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从露西到吉尔伽美什：想象的演化

1 语言之前的思想

乔治·夏勒是纽约动物学协会野生动物保护部的主任。在生物学同行眼中，他是大家公认的一位非常严谨细致的野生动物观察者。在漫长而又成绩斐然的职业生涯中，他对狮子、老虎、猎豹、美洲豹、野狗、山地大猩猩和鬣狗等动物做了大量的系统研究。他于1993年出版的《最后的熊猫》一书记录了熊猫许多生动而感人的故事。他发现，有一次，一只生病的熊猫自己走进卧龙山区的一户人家，在那里，人们喂它吃了三天的糖和米粥，直到它身体康复回到森林。

20世纪60年代后期，夏勒和一名同事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平原花几天时间做了一个没有人做过的简单观察。那几天里，他们随处都能发现许多“散布在地上”的动物死尸，有死的非洲水牛，是狮子捕杀过的猎物的残骸。他们还遇见了一些失去行动能力的动物，食肉动物非常容易就能捕获它们。体型较小的鹿科动物（如汤普森瞪羚）一天之内就会被吃完，成年水牛之类的大型动物大约四天内都会“一直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勒由此得出结论，早期人类在塞伦盖蒂平原仅靠捡食残肉就能很容易地生存下去，非洲荒野上有足够的残肉供他们食用，他们无须打猎。其他同事因此指出，甚至在今天，坦桑尼亚北部的一个狩猎采集部落哈德扎人有时候仍然捡食残肉，他们悄悄跟踪狮子，在它们捕杀猎物后制造巨大的声响，把狮子吓跑。

这种关于人类早期生活方式的简单描述只是一种推测，将这种生活方式上升到“思想”无疑是夸张的：起作用的不过是本能。觅食残肉虽然听起来不太有情调，却可能是个不错的开端。更可能的是，开阔的非洲大草原既有利于泛食动物，也有利于像河马、长颈鹿等专食动物，正因为如此才首先激发了人类的智力。不过，食腐假说也获得了最新的证据：一项针对古生物遗址出土的骨骼上痕迹的研究表明，食肉动物捕杀的动物身上确实有工具的痕迹，但比人类屠宰的动物身上少。需要强调的是，早期人类的食肉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他们狩猎。

人类最早的思想可能有两个，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有待证实，即后两足行走说。自1871年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起源》出版以来，人们都认为后两足行走说已是定论。受达尔文影响，大家都认为人类的早期祖先来自树上，气候变化导致雨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人类因此开始直立行走。650万年前至500万年前，南极冰冠从海洋中吸取了大量的水，导致地中海枯竭。这个时间与基因证据吻合。我们现在知道，DNA的基本变异率是每百万年0.71%。从黑猩猩与当前人类的DNA的差异追溯，我们得出660万年前黑猩猩与人类开始分化的结论。

目前在非洲已经发现了多种两足猿，都源自600万至700万年前生活在乍得久拉普沙漠的萨赫勒人，他们很接近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但是最能显示后两足行走的是南方古猿阿法种，她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露西”，因为她被发现的那天，古生物学家的营地里正在播放甲壳虫乐队的《缀满钻石天空下的露西》一歌。露西的骨骼保存良好，足够说明340万年前至290万年前，早期人类是后两足行走的。

现在人们相信，人类直系祖先的脑容量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大增长与两足行走有关。（最重要是因为它是最大的一次增长；有证据表明我们的大脑与身体的比例较之过去要略小。）在全新的开阔大草原环境中，直立行走解放了手臂和手掌，使它们能够将食物传递给居住在分布更广泛的树上的同类。后两足行走还解放了手来制造石器，石器有助于早期人类改变饮食习惯，变成食肉动物。肉含有更多的热量，促进了大脑进一步增长，但还有第二个重要的结果：直立使喉头的位置下降成为可能，人类的喉头在喉咙的位置比类人猿低得多。在新的位置，喉头能够更好地发出元音和辅音。另外，后两足行走还改变了呼吸方式，提高了声音质量。最后，肉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比坚硬的植物更容易咀嚼，这改变了下颚的结构，促进了敏感肌肉的生长，使舌头活动更加灵活，对于丰富说话的声音很有必要。切割工具对牙齿是一种补充，于是牙齿变小，有利于说话。当然，这些都不是“有意为之”，只是后两足行走与食肉引起的“连锁反应”。后两足行走的最后一个结果是，女人只能生育头相对较小的后代，因为相对窄小的骨盆能让母亲行走更方便。从中可知，婴儿会较长期依靠母亲，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男女分工，男性必须为配偶和后代带回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工会促进核心家庭的发展，使认知群体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这个复杂的结构要求人预测不同社会状况下其他人的行为。科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意识进化所需要的机制。通过预测他人的行为，个人获得了自我意识。

这一切都非常简单明了，结果证明，它过于简单明了了。首先，早期人类在600万年前就开始直立行走，而最早的石器却出现于大约250万至270万年前（也可能是300万年前），二者之间的时间差也太漫长了，很难说这二者有联系。其次，现代实验表明，两足直立行走并不能增加能效。随着越来越多的化石被发现，我们现在都承认早期直立行走的类人猿生活在树木茂密的环境中。对于这种情况，加州科学院的尼娜·雅布隆斯基和乔治·查普林提出，人类直立行走的真正原因是能在与其他动物争斗的时候显得更强大、更有威慑力，避免伤害性冲突，从而获得食物。这一观点来自对野生大猩猩和黑猩猩行为的观察。这两种类人猿在争夺食物或配偶时，都直立后两足、摇晃身体、挥舞手臂、捶打胸脯以震慑对方。这样的举动当然并不总能奏效，但是足以使雅布隆斯基和查普林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学会用直立举动消除紧张局势的个体可能会减少受伤或死亡的危险，并因此提高他们的生殖率。”在这种情况下，后两足直立虽然是早期人类身体结构方面发生的物理变化，之所以能够发展，却是因为它具有了某种进化意义上的行为学和心理学意义。当然，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种行为包含很大的本能成分，因此，至多可以称之为思想雏形。

人类最早思想的第二个候选则有更多的记录，这就是石器的出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由于早期人类对石头的使用越来越精细，史前石器的制造经历了至少五个主要阶段。应该记住的最重要的几个时间段是250万年前、170万年前、140万年前、70万年前和40万至50万年前，分别出现了重大的技术进步。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石器是在埃塞俄比亚的贡纳河一带发现的，是一组从远古河床中发现的挑选过的火山石，这些火山石和未经加工的自然岩石很难区别。大约250万年前，在某个时候，原始人类发现，如果用一块石头以一种特殊方式击打另一块石头，就能砸出一块薄而锋利的石片，其锋利度足以刺穿死斑马或死瞪羚的皮。在一个外行人看来，贡纳的一把原始石斧同那里的任何石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考古学家发现，故意击打两块石头而制造出的石片通常会在紧靠冲击点的地方产生一个显著的突起，即所谓的“撞击球”，这成为研究人员用来区别人造石器和由于诸如水的冲刷等自然撞击而产生的断石碎片的主要依据。

虽然是一种文化产品，但是石器制造和人类后来的生物学发展之间的联系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250万年以前，早期人类的饮食一直是素食，石器的发明使他得以获得大大小小野物的肌肉和内脏，成为食肉者，这对于大脑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所有的哺乳动物（灵长类，尤其是人类）脑部都高度发达，即它们拥有相对于身体而言较大的脑部。例如，和同样大小的爬行动物相比，哺乳动物的脑部大约是前者的四倍。现代人的大脑只占整个身体重量的2%，却消耗整个身体20%的新陈代谢资源。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石器技术的每一大进步都似乎伴随着脑容量的增长，不过，后来的增长永远也比不上第一次。

 

大约25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脑结构（大小以及/或组织）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人们曾经认为制造工具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但是，20世纪60年代，珍·古道尔观察到黑猩猩摘掉树枝上的叶子，把枝条塞进白蚁洞，再抽出爬满白蚁的枝条，享受美食，从此以后，人们的认识有所改变。人们还观察到黑猩猩用石块当榔头敲开坚果，乌干达的黑猩猩用树枝当扇子，赶走昆虫。但是，古生物学家注意到早期人造石器区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制造的工具的两大不同之处。第一，有些石器的产生是为了用来制造其他工具，例如石片是为了用来削木棍。第二，早期人科动物必须具备从地上散乱的石头堆中“看出”从中可制造哪种工具的能力。印第安纳大学的考古学家尼古拉斯·托斯曾经用很长时间教一只非常聪明的名叫坎兹的倭黑猩猩（一种矮小的黑猩猩）制造石器。坎兹学会了，但不是像人类那样用一块石头击打另一块石头，而是用石头砸它笼子里的水泥地板，因为它缺乏从石块中“看出”工具的思维能力。

与在贡纳河一带发现的早期石器相似的工具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奥莫、肯尼亚边境库比福勒的图尔卡那湖和巴基斯坦北部的里瓦特地区（有争议）也有发现。在一些圈子里，这些工具被称为奥莫工艺综合体。继奥莫工艺工具之后的第二种石器在奥杜威峡谷被发现，被称为奥杜威石器，距今约150万到200万年。奥杜威位于坦桑尼亚，接近塞伦盖蒂草原的南端，它很可能是古生物学界最有名的遗址，因为它提供了许多先驱性的考古发现。

石器一般不单独出现。在奥杜威的几个距今175万年的遗址中，石器都和骨头堆放在一起。有一个遗址中，石器和一些大石块一起排列成一个半圆形。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这些大石块组成了一个原始防风带（有可能是人类的第二种思想？），人类在它的遮挡下，用早期的手斧宰杀动物。170万年前使用的石器同最早的石器已经有微妙的不同。路易斯·李奇和玛丽·李奇被称为古生物学界“第一家庭”，他们在奥杜威峡谷考古发掘了许多年，对奥杜威工具做了仔细的研究。虽然从后来的标准看，这些石器非常原始，但是李奇夫妇和他们的同事还是能够区别出四种类型：重型斧头、轻型薄岩片、用过的石片和被称为“残屑”的东西，即工具被制造出来后的剩余碎石。至于奥杜威的早期人科动物属于消极食腐者，还是像现在的哈德扎人那样属于对抗性食腐者，尚有待讨论。

是谁制造了这些早期石器？在南方古猿阿法种（A. afarensis）的遗骸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石器。石器出现之时，非洲大陆生活着不同种类的人科动物，其中两三种被称为傍人属（Paranthropus，意为“和人一起”），也被称为粗壮种傍人（A. robustus）和鲍氏傍人（A. boisei），其他属于人属（Homo），包括能人（H. habilis）、人属鲁道夫种（H. rudolfensis）和匠人（H. ergaster）。这些人科动物之间的区别很有趣，很难推断哪一种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的脑容量都比“露西”大（前者是500—800毫升，后者是400—500毫升），但是能人有着大猩猩一样的身体和人类一样的脸和牙齿，人属鲁道夫种则相反，有着人一样的身体和大猩猩一样的脸和牙齿。从理论上说，他们中的任一种都可能制造工具，不过有两个理由把傍人属排除在外。第一个理由与原始人的拇指有关。人类学家兰德尔·萨斯曼发现黑猩猩的拇指和人类很不一样。黑猩猩的手指弯曲，指端又窄又尖，大拇指很短，非常适合抓取树枝；而人类的手指短而直，指端宽平，拇指较大较粗壮，很适合抓握石块一类的东西。考察证明，南方古猿阿法种具有和黑猩猩一样的拇指，傍人属很可能也同样。第二个理由是，如果傍人属和人属一样都制造了工具，那么我们应该能在化石记录中发现两种不同的石器传统，但是没有发现。

英国雷丁大学的考古学家斯蒂文·米森认为原始人的思维包含三种实体：技术智慧（能制造石器）、自然史智慧（能了解周围的环境和野生动物）和社会智慧（具有群居生活的知识）。米森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能人”兼具这三种智慧。石器总是和动物（早期猎人的牺牲品）的骸骨堆放在一起。迄今为止的发现表明，工具和食物没有做社会区分，也没有证据表明原始人有任何有组织的群体活动，早期的考古遗址不过是一堆杂乱的工具和骨头罢了。

大约160万到180万年前，人类迈进了一大步，一个新的物种直立人（Homo erectus）出现了。它首先在库比福勒被发现，后来又在爪哇被发现。直立人“带着一脸的忧伤、机警和那扁平的鼻子”，第一个离开了非洲大陆。其他的骸骨也在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和亚洲大陆被发现。据报道，2004年10月，被认为是由直立人制造的石器在北京西边的马圈沟被发现，距今大约166万年。直立人的脑容量进一步增加到750到1250毫升，尽管他（或她）头骨上的眉骨还很粗壮，但这是第二大飞跃，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飞跃。经过了大约40万年的“技术停滞”之后，在大约140万年前，最早的真正的手斧出现了。这些手斧属于第三代手斧，之所以被称为“真正的”，是因为它们结构对称，石块两边被轮流削打，形成一个优雅的尖顶，最后制造出一个梨状石器。专家们把它们叫作“阿舍利”石器，因为是法国考古学家在亚眠的郊区圣阿舍利发现的。（许多石器年代的术语名称都得自法国的出土地，例如克罗马农、莫斯特、勒瓦卢瓦等，因为第一批考古发掘是法国考古学家进行的。）在非洲、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亚洲西南部较少，东南亚和东亚则没有）的考古记录中，这些手斧出现得非常突兀。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直立人是猎人，第一个真正的猎人，而不是食腐者，改良后的工具使他们得以横穿欧亚大陆，也就是所谓的“旧大陆”。

直立人可能还发明了烧煮，当然这只是个推断，因为虽然他们比前任体格大60%，牙齿和内脏却较小，这可以从他们会烧煮中得到解释。把不能消化的植物纤维分解成能提供能量的碳水化合物，能减轻牙齿和消化道的工作强度。正因如此，最有意思的直立人遗址大概是周口店的龙骨山遗址，该遗址是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考古发掘的对象，位于北京西南约二十五英里的石灰石山岭中，距今大概30万到40万年。周口店遗址的意义在于，它就像一个大本营，直立人把打猎得到的野物带回来烧煮。可是，那时的动物（像大象、犀牛、野猪和马等大型哺乳动物）真的会被烧煮吗？在周口店还发现了大量的朴树种子，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的植物遗迹，它们得以留存至今，正是因为曾经被烤过。现在人们一致认为，这不是有意识地使用火，但是就像那个时期的其他许多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

有人认为，火的使用可追溯到142万年以前。至少有十三个非洲遗址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最早的一个是肯尼亚的切苏旺加遗址，里面和奥杜威工具一起出现的还有动物的骨头和燃烧过的泥块。该地发现了多达五十块烧黏土，而且在有些古生物学家眼里，某些石头的排列就像一个灶台。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狭小的区域之外，却没能发现任何烧过的黏土，而且对那些烧黏土的测试表明，它们的燃烧温度约为400℃，是典型的篝火的温度。在中国的一些100万年以前的遗址中，石器和烧过的动物骸骨一起出现。约翰·古兹布鲁姆指出，没有哪种动物像人类一样能控制火。一些史前史学家认为，早期人类可能关注过火，因为他们发现烤过的肉更容易保存。（人们发现黑猩猩会在山火后搜寻缅茄豆，这种豆子通常太坚硬，但是火烧过后，很容易裂开。）考古学家C.K．布雷恩提出，人类对火的控制使他们从大型猫科动物的猎物转变为猎食者，火为人类提供了自身缺乏的保护。在西班牙，有证据表明，人们用火布成环形阵，把大象赶进泥沼地，再进行屠宰。此后，如何让火保持不灭有可能鼓励了社会组织的产生。最新的考古发掘报道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盖舍贝诺特亚考夫的约79万年前一处篝火的遗迹，里面有燃烧过的一小堆一小堆的燧石碎片，说明那里可能有过灶台。对火的控制和使用可以算入原始人三大最早的思想之一。

从这些遗迹发掘出的古代人类颅骨，我们可以推断人的脑容量在早期有过两次巨大增长，其中第一次的增长更大，而且每次增长都伴随着石器技术的进步：即与能人相关的第一批石器以及同直立人相关的双面阿舍利工具。自此之后的将近100万年时间里，除了火的使用外，似乎只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这就是大约70万年前出现的手斧的标准化。虽然考虑到个体差异以及这样一个事实——约100万年以前，直立人分散到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不包括较高的纬度，不包括澳大利亚和美洲），所以不得不加工各种不同形状的石头——然而，各地的手斧开始展示一种令人惊奇的一致性。世界各地的古生物学家仔细研究了数千种手斧，发现它们虽然大小不同，但大多数手斧都以几乎同样的比例制成。专家们认为这绝非偶然。澳大利亚著名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甚至认为，标准化工具是一种“化石理念”，需要直立人具备某种抽象思维能力。柴尔德认为，早期人类为了制造标准化工具，他们的头脑中必须有一个整体的工具形象。其他的专家则走得更远，认为“……许多遗址中出土的手斧表明……早期人类已经具备了某种精神结构，在没有纸笔和尺子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基本的数学计算。它和几十万年以后欧几里得定型的数学运算本质上是相同的”。

 

脑容量的第三次增长发生在距今30万到50万年，从直立人的750—1250毫升增长到1100—1400毫升。在非洲，这一新的拥有更大脑容量的人类被称为古智人，后来又演化为尼安德特人。经过又一个“技术停滞”期后，大约25万年前，出现了由我们称之为“勒瓦卢瓦技术”制造的第四代石器。到这个时候，粗糙的手斧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制作更精细的石头结节。勒瓦卢瓦—佩雷是巴黎的一个郊区，在一次发掘中，考古学家在那里首次发现，25万年前的人类对石头断裂动力学（早期的物理学）具备了足够的知识，能够预测要制造的工具形状，而不是依赖偶然地敲击石块。此时的人类选取手掌大小的卵石，砍削边缘有纵向裂纹的石片，直到卵石变成一个巴掌大小的冠状物。然后，当中从横向迅速给它一击，产生一块四边都锋利的斜面石片。这样做的结果是，能够制造出许多形式各异的石器（据一位专家称，有六十三种），而且可以给它装上柄，成为长矛的矛尖。这一技术在非洲、亚洲和欧洲迅速传播，一点也不奇怪。

差不多同一时期，可能稍早些，大约42万年前，第一批打猎用的长矛出现了。迄今为止发现的差不多最古老的木质工具是克拉克顿矛尖，1911年在英国埃塞克斯的克拉克顿被发掘出来，距今36万到42万年。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三支形状像标枪的长矛，在德国汉诺威西南舍宁根的一座煤矿被发掘出来，距今40万年。最长的一支长2.3米。它们的形状像现代标枪，前端突起，说明它们是用来投掷，而不是用来戳刺的。同一时期，赭石第一次得到使用。南非奇迹洞可能是能够提供证据的最早的赭矿洞，因为洞中和许多手斧堆放在一起的是几片从当地岩石上凿下来的赭石。在法国南部距今38万年的阿玛塔遗址出土的阿舍利工具中，再一次发现了赭石，有使用过的痕迹。这是否说明赭石被用作“蜡笔”？是否表明早期人类具有某种象征行为？很有意思，不过现代的一些部落民族也使用赭石，或用来处理动物皮，或用来驱赶蚊虫、止血或防晒。赭石也可能是第一种药剂。

我们在德国哈雷附近的比尔钦斯莱本遗址发现了三处30万至35万年前的圆形居住地，每一处都有成堆的石头和骨头以及专门的工具制造区，当然也有证据表明那里曾经有过灶台。这些早期的工作间还使用了石头砧板。2003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东北140英里的赫托村出土的两个成年智人和一个儿童智人的头骨上有令人不解的石器割划痕迹，说明在他们死后，他们尸体上的肌肉被削去。这难道是一种墓葬仪式？可以确定的有目的的墓葬可追溯到9万至12万年前，出现于以色列的卡夫泽和斯胡尔洞。这些“坟墓”中的骨头很像现代人，但是因为尼安德特人的出现而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大约7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他们的骸骨从未在非洲和美洲被发现过）和智人至少在某些时期，都埋葬死人。这当然是一个重大发展，也许是继工具标准化之后的第二大纯抽象思想，因为有目的的墓葬可能意味着人类对来世的早期信仰和一种原始的宗教形式。

过去对尼安德特人原始、残忍形象的描述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对他们的智力生活有了更多了解。虽然和我们相比，他们的智力生活是简单的，但是较之他们以前的生活形式，所取得的进步是毫无疑问的。在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年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人类平行发展。例如，西班牙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尼安德特人懂得在具有最大生物多样性的地方选择居住地。然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使得这一图景变得有些模糊。现代人类似乎在距今10万到20万年间居住在非洲，然后分布到全球。他们被认为源自古智人或海德堡人，牙齿较小，没有眉骨，脑容量在1200到1700毫升之间。从那时起一直到3.1万年前，也就是最后的尼安德特人生活的时期，这两种人类同时存在，因此，保存下来的东西有可能出自任何一方。法国古生物学家弗朗切斯科·德·埃里科断定，尼安德特人和智人都表现出“现代行为”。

例如，我们发现，大约6万年前，灰烬、燃烧过的骨头和木炭普遍存在于露天和洞穴遗址中。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有了火，但是还没有制造精致的灶台。（旧石器时代中期指尼安德特人和第五代叶片状手斧出现的时期，距今大约6万到25万年。）只有到了大约6万年前，我们才在葡萄牙的维拉斯卢伊瓦斯和俄罗斯德涅斯特河畔的摩罗多瓦发现，人类对火的控制和搭建良好的灶台与用猛犸骨头制成的防风带一起出现。事实上，人类第一次对火的确定使用，与其说是为了烧煮食物，不如说是为了解冻冬天冻死的大型哺乳动物的尸体，这些尸体是其他食腐者，例如鬣狗，无法享用的。

有些尼安德特人遗址，尤其在中东地区，似乎曾经埋葬过人，有一个遗址还有花粉。当然，这也存在争论，而且这些是不是仪式葬礼，也完全不能肯定。在这些所谓的尼安德特人坟墓中，不止一具骸骨把头枕在他/她的胳膊上，因此从理论上推测，他们可能是在睡眠中死去的，在那里被遗弃（尽管这样的行为在早期人科动物中没有发现）。其他的坟墓中或有赭石的遗迹，或发现旁边的地上插着山羊角。在解释这些现象时，许多考古学家认同自然主义的说法，即这种联系是偶然的。尽管如此，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尼安德特人确实以一种暗示某种早期宗教形式的仪式来埋葬死者。当然，现在对骸骨的完整或几近完整的复原有了显著增加，这也有帮助。

在评价这些墓葬的意义时，必须指出研究样本只包括六十个坟墓，所以考虑到时间长度，我们谈论的是以平均每千年两个墓葬计算。牢记这个条件，接下来还有三个因素值得讨论。第一个是死者的年龄和性别。多数是儿童或青少年，足以说明存在某种“死者崇拜”，尤其是儿童，他们的葬礼相对于成年人有更多的仪式，也许是为了保证他们的重生。第二，死者中男性多于女性，暗示男性比女性享有更高的地位。第三个因素是，在伊拉克北部的沙尼达尔洞发现的一具尼安德特人骸骨，死者是个瞎子，患有关节炎，右胳膊从肘部上面部分被截掉。这个人活到四十岁，被掉下的岩石击中而死，在死之前，显然一直由他的同伴照顾。截掉的胳膊意味着他们懂得某种医疗知识，这个观点被在沙尼达尔发现的第二具骸骨进一步证实。死者大概死于6万年前，一同埋葬的还有不少于七种花，它们都有治疗作用。这当中包括麻黄属植物。很久以前，亚洲人就用它来治疗咳嗽和呼吸道疾病，并且用作长时间狩猎行动中提高耐力的刺激物。将这些药草药花放在坟墓中是为了帮助死者顺利到达另一个世界，还是如批评者所称，仅仅作为床垫，又或更简单一点，是被风刮进洞里的，或被啮齿动物带进去的？

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一致认为，距今4万到6万年间，古智人和尼安德特人都没有表现出象征性行为，而且他们筹划未来的能力也很有限。剑桥大学的保罗·梅勒斯区分了在向旧石器时代晚期过渡时出现的三大变化。首先是石器技术的明显转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原始人制造工具时，对成品的整体形状没有清楚界定的预先设想的模板。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属于第五代石器，除了短小、更容易抓握外，还更标准化，它们的形状符合“预先设想的形态‘规范’”。其次，梅勒斯还区分了骨器技术中的一大变化，即从使用随意的碎片到形状的制造。最后就是居住地从没有结构到高度结构化，有的甚至是长方形。他认为，所有这些都几乎相当于一种具备了行为“规范”的“文化”。他说，总而言之，这些变化体现出原始人在长期规划思维和策略性行为上的进步，说明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计划将来的行为。他说，他不认为这一进步能够脱离语言而取得。

其他古生物学家则认为，从大脑的发展来看，制造复杂的工具类似于语言活动，这两种活动应当在同一时期出现。例如，詹姆斯·斯蒂尔和他的同事通过现代实验，发现要制造阿舍利双面手斧（也就是与直立人相关的第三代手斧），平均需要击打三百零一次，耗时二十四分钟。他们认为这样的过程就像组句一样，而且他们还指出，大脑布洛卡氏区如果受到损伤，会严重损害语言和手势功能。下一章将详细讨论语言问题。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时期，即40万至50万年前，被多伦多女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梅林·唐纳德界定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时期。唐纳德把现代心智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包括三个过渡。第一种思维他称之为“片段式思维”，就像大猩猩那样。它们的行为是对环境的短期回应，它们的生活“完全是现在时态”，由一系列具体的片段组成，只有对特定情景下特定事件的记忆。第二种思维是以直立人为典型的“模仿”。在唐纳德眼里，直立人的世界与其之前所有人类的世界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因此而凸显其重要性。直立人生活在“一个群体社会中，合作和社会协调对于种族的生存至关重要”。虽然还没有出现语言，但是直立人逐渐发展出一种基于模仿的文化，包括有意的拟态和模仿、脸部表情、摹声、动作等。唐纳德认为这是质的变化，因为它允许出现意图、创造性、指称、协调和对年轻人的教学，最后一点可能最重要。这一变化之所以重大，还在于个体/思想不再是孤立的。“即使是高度发达的动物，例如大猩猩，也只能单

独面对世界，因为它们无法分享具体的思想和观念。每只大猩猩只学习对它自己有用的东西。每一代大猩猩都要从头开始学习，因为老猩猩一死，它的智慧也永远封存在它的大脑中……孤立的心灵找不到捷径。”尽管如此，模仿的进程也是缓慢的，它可能花费了直立人50万年的时间去控制火，又花费了大约75万年的时间去适应寒冷。但是唐纳德毫不怀疑，在语言产生和进入促成语言产生的“神话”思维阶段之前，直立人已经生产了许多文化产品。唐纳德认为，转变到“模仿”阶段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分水岭，是“人科动物神经系统的伟大超越”。下面要谈谈后来的转变。

 

从如此少量的粗糙的石器遗迹和各种骸骨中重新构想早期人类的最初思想，其本身就是我们现代古生物学家所取得的伟大的智力成就。遗迹告诉我们（或被解释成）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然而，当涉及4万到6万年前时，分歧出现了。据一组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言，到这个时候，我们再也不需要依靠这些不吉利的石头和骨头碎片来推断人类祖先的行为。在这段短时间内，我们找到了极其丰富的材料，充分证明历史学家约翰·法伊弗把这一时期称为“创造激增”时期是对的。

站在另一学术阵营的是渐进主义者，他们认为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激增，人类的智力是稳定增长的，正如证据所表明的那样。辩论中涉及的最突出的东西是所谓的贝列卡特蓝小雕像。1981年在以色列的贝列卡特蓝的发掘中，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纳阿玛·戈伦—因巴尔发现了一块约有三点五厘米长、黄褐色的小石头。石头的自然形状让人联想到女性的身体，但是独立学者的细致分析表明上面有人工的凹槽。石头的年代被认定为23.3万年前，但它是否属于艺术品，学界争论很激烈。这是该遗址的六千八百件出土文物中唯一一件此类产品，持怀疑论的考古学家说，它不过是古人在一个“下雨的星期三”无所事事的“胡乱涂鸦”。渐进主义者则把这个小物件和距今40万年的舍宁根矛，在扎伊尔的塞姆利基河畔发现的距今8.2万至17.4万年的“短剑”，在以色列卡夫泽发现的距今10万年的赭染穿孔蚶蜊贝壳，在坦桑尼亚罗扬加拉尼河谷发现的距今4.5万至11万年的鸵鸟蛋壳穿孔珠，在南非边界洞发现的距今8万年的疣猪长牙，以及在南非布隆伯斯洞发现的一些距今7.5万至8万年的螺珠（这些珠子是从二十公里以外带来的，里面还黏附着赭石）放在一起讨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表明，早期人类的智力是逐渐发展的，而且可能不是在欧洲。他们暗示，欧洲之所以成为“文明的摇篮”，仅仅因为它的考古技术非常发达，发掘出了很多东西，如果非洲或亚洲的国家也拥有这些设备和技术，它们现在微乎其微的考古发现就会成倍增长，那将出现一个全新的图景。

争论起起伏伏。渐进主义者在面对另一个重要证据时处于不利地位，它就是所谓的斯洛文尼亚笛，1995年出土时，它被大力宣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该乐器距今5.4万年，在斯洛文尼亚西部利克附近的迪维巴贝被发现，是一根管状骨头，有两个完整的孔和两个不完整的孔，呈直线排列。它是由一只小熊的大腿骨制成，是洞中六百块骨头中唯一一块这样穿孔的骨头。吸引考古学家注意力的是，这些孔直径大约一厘米，彼此间隔两点五厘米，这种构造非常适合人手抓握。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见解，这支乐器能够演奏“构成西方音乐基础的完整的七个音符”。但是，弗朗切斯科·德·埃里科和位于波尔多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些同行指出，这种排列其实完全出于自然巧合，骨头被其他食肉动物咬过，可能是洞熊。同样的小孔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几个洞穴出土的骨头上也发现过。

不过，在过去的几年里，渐进主义者的声音重新变得强烈起来。牛津大学格林学院的斯蒂芬·奥本海默在一本名为《走出伊甸园：世界原始住民》的书中搜集了相关证据。他指出，能够装上手柄的第三代手斧是古智人在30万年前制造的。这些早期人类同时还制造了像鱼叉尖一样的骨器，在28万年前开采颜料，南非的早期人类在大约10.5万至13万年前使用了穿孔贝壳制成的吊坠，10万年前还制造了赤铁“铅笔”。图1是他绘制的各种认知进步的年表。奥本海默得出结论，到14万年前，“最终引领我们飞向月球的重大认知技术和行为的重要先导技术中，有一半已经出现了”。

（Source:Stephen Oppenheimer,Out of Eden: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London:Constable, 2003, p. 123）

尽管渐进主义者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是不能否认，正是大约4万年前突然出现的非常漂亮、高水平和非常现代的艺术吸引了所有目击者的想象力。这种艺术有三种主要形式，一是著名的洞窟画，主要出现于欧洲但不局限于欧洲；二是所谓的维纳斯小雕像，出现于西欧和东欧的广阔地区；三是彩色珠子，它在某些方面是最重要的证据。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艺术出现之突然、数量之多以及形式之复杂。在西班牙北部主要是雕刻艺术品，而从法国西南部到澳大利亚则主要是绘画。当洞窟艺术在19世纪首次被发现时，由于它的许多形象非常写实，具有现代属性，因此过了许多年人们才承认它的远古性质。它曾经被认为是后人伪造的，但是现在大家都普遍承认（当然还有怀疑者），随着绘画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年代也非常一致，大约4万年前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虽然这一艺术不太应该被视为单一的现象）。因此，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阶段很可能是古生物学最令人激动的研究领域，原因有三。

艺术出现得如此突然（从古生物学角度），传播得如此广泛，许多科学家认为它一定反映了早期人类心智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正如斯蒂文·米森所说，那时“心智发生了最后一次大重组”。不过，在大约10万至15万年前出现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大约4万至6万年前出现的创造激增之间，出现了又一次停滞期。一种解释是气候所致。随着冰川的起伏变化，可获得的野物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人类需要各种不同的工具，同时还需要记录可获得的野物以及它们的季节活动规律。也许这听起来同样过于简单了。第二种气候解释更有争议，它认为7.1万年前多巴火山爆发导致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火山冬天，持续了1万年，使人类和动物的数量剧减。接踵而至的应该是一段严酷的资源竞争时期，导致了完全分立的群体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创新进程。“创造激增”的另一种解释来自艺术自身。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西南部（而不是其他地方），很多艺术在非常难进入的洞穴中保存完好，那里的图像一层层叠加，这表明几个世纪、几千年以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进入这些地下洞穴。学界因此怀疑，洞窟艺术事实上既可理解为艺术，又可理解为书写，它是早期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动物所作的秘密的神圣记录。（这一观点由以下事实得到佐证：许多当代部落居民创造了洞窟艺术，但他们的语言里却没有艺术这个词。）洞窟绘画和雕刻可能其实记录了该地区有什么野兽、什么时间会出现、多少数量以及路线。这些记录开始可能在洞外面，后来转移到了难以进入的地方，部分是因为安全的考虑（这样竞争者永远也找不到），部分是出自仪式需要。动物可能受到崇拜，因为人类的生存依赖它们和它们的繁衍，反映出早期人类对它们的习性了解多少，这其实是人类计划未来的能力的一个记录。洞窟也可能被用作寺庙，选择它们不仅因为难以进入，而且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根据法国史前史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朗的说法，欧洲的洞窟艺术包含“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系统”, “一种洞窟宗教”。

关于这种艺术，有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它的出现为什么“形式如此完美”，为什么没有初级版本？其次，它的意义是什么？“形式完美”的一个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那些初级版本被创造在易腐蚀的材料上，已经丢失。然而，斯蒂文·米森对此有更深刻的理由。他认为，组成早期人类大脑的三种智慧，即自然史智慧、技术智慧和社会智慧，在大约4万至10万年前的某个时间最终融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现代大脑。他说，早期艺术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情感表现力，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人类最新的心智重组最强有力的论据。当然，这只是臆测，没有别的证据可用来支持米森的观点。

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克莱因提出了另一种理论。他认为人类的文化革命开始于一次或更多次基因变异，“基因变异改变了人类的交际能力”。克莱因教授认为，“一组语言和创新基因，可能少至十个，也可能多至一千个，由于随机变异而发展演化”，并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人类文化。他举FOXP2基因为例，这种基因在2001年被发现存在于伦敦一个大家庭（“KE”家庭）的十五名成员身上，他们家三代都有严重的说话和语言障碍。研究人员指出，人类身上这一基因同老鼠身上的类似基因在715个分子中只有三个不同，同黑猩猩身上的同一基因只有两个分子的差别。发现此种变异的德国研究人员认为，变异开始于大约20万年前，并且在五百至一千代人之间，或在1万至2万年间得到迅速传播。“如此迅速的传播在生物学家眼里意味着，新的基因一定为人类的祖先赋予了重要的进化优势，人类有幸能将它遗传至今。”“文化激增”的另一解释来自人口学。直到7万年以前，地球上的人口一直相当稀少。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作为食物的主要动物都是成年动物，而且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年的动物（例如乌龟）。之后，食物开始转向繁殖迅速的鹿等动物。日益激烈的竞争可能同时刺激了新的手斧和艺术的繁荣，这时的艺术应该被理解为对野物活动习性的秘密记载。这个时期，海洋动物也开始成为食物。

渐进主义者说，这一切都是错觉，因为艺术和其他象征性行为在明显的“激增”时期之前的10万至25万年间就一直在发展，不过有的已经消亡，有的还有待发现。他们认为，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洞窟艺术“形式如此完美”：因为技术的进步已经持续了好几代。他们还指出，早期人类一到澳大利亚，那里的艺术形式就变得发达了。鉴于此，有理由认为创造艺术的能力早在人类离开非洲之前就已经发展出来了。

这些艺术的意义则更复杂。3万至4万年前，艺术出现了巨大的进步，不仅仅有拉斯科、阿尔塔米拉和肖维闻名于世的洞窟画，而且出现了第一批个人饰品，例如珠串、挂件、穿孔的动物牙齿、刻有人身兽头（如狮子和野牛）的象牙，还有很多蚀刻在岩石上的V形标记。古生物学家毫不怀疑，这些图像都有意义，传递了某种信息。例如，在当代澳大利亚部落中，一个简单的圆圈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代表一堆火、一座山、一处营地、水坑、女人的乳房或鸡蛋。所以要完全揭示古代艺术的具体含义或许是不可能的。不过，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解读，艺术始终是存储的信息。旧石器时代晚期留下的许多骨头和鹿角制成的工具都带有装饰，约翰·法伊弗把它们和洞窟画统称为“部落百科”。需要记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多数旧石器艺术可能是在最后一个大冰期创造出来的，其时环境严酷到极点。说是可能，因为在这一领域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因此，这种艺术（至少部分）一定是对这一恶劣环境的回应，这应该能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意义。例如，从这一事实中我们推测，许多动物画就其身体而言，都是侧影，但是它们的蹄子都是正面，这说明人们画出蹄子的形状是为了以后能记住它们，或是为了教给他们的孩子如何辨认。即使现在，在新几内亚的乌普卡敏狩猎采集部落，人们把捕捉到的动物的骨头陈列在家中的后墙，摆成“地图”状以便帮助回忆动物的习性。

旧石器艺术中普遍存在的对女性形体的描绘同样需要解释和评论。在韩国发现了距今12165年的所谓“维纳斯石头”，即形似乳房和裙子的雕刻石头。在下奥地利州的克雷姆斯附近发现了距今3.1万年的“加尔根贝格的维纳斯”，形似一位胸脯硕大的妇女在跳舞。最为重要的是，从法国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的浅圆弧地带，发现了“维纳斯小雕像”，它们中的大多数属于大约2.5万年前的格拉维特时期。关于这些雕像，存在许多争论，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许多雕像（不是全部）体态丰满，胸脯和肚子都很大，可能说明她们是怀孕的妇女。许多雕像（不是全部）有膨胀的外阴，表明她们快要生产。还有许多雕像（不是全部）赤身裸体。另有许多（不是全部）没有脸，却有精致的发型。许多（不是全部）雕像不完整，缺胳膊缺腿，似乎创作者只专心于展现她们的性征。有些（但不是全部）本来涂上了赭红，这是不是象征经血呢？有些批评家，例如考古学家保罗·巴恩指出，我们应该格外谨慎，不宜在这些雕像上读出太多的性意义，这种解读告诉我们的更多是关于现代古生物学家的想法，而不是古代人类的想法。不管怎样，其他的早期艺术作品确实暗示了性主题。在法国凯尔西的库尼亚克岩洞，有一个天然凹穴，确实暗示（在现代人眼里）女性外阴形状，古代人类似乎也这么认为，因为他们用红赭涂染了这个凹穴来“象征经血”。1980年在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南部的伊格纳捷夫卡洞发现的雕像中有一座女性雕像，两腿之间有二十八个红点，很有可能指月经。在西伯利亚的马尔他，苏联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分成两半的房子，一边全是男性用品，另一边放的是女性小雕像。这是否说明家庭从仪式上出现了性别划分？

不管这些“性形象”是否被过度解读，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性确实是早期艺术的一个主要主题，而且对女性性器官的描绘远远多于男性。事实上，在格拉维特时期（2.5万年前）没有对男性的描绘，这似乎可以支持立陶宛著名考古学家玛丽亚·金布塔斯的见解，即早期的人类崇拜“大女神”而不是男神（详细讨论见第3章）。这种信仰的发展很可能同当时生育的神秘性有关，比如母乳喂养和令人烦恼的月经现象。纽约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兰德尔·怀特补充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这些雕像产生于早期人类还未能把性交和生育联系起来的时期（这一时期肯定存在过）。在当时，生育确实被看得很神奇，人类可能认为，为了生育，女人肯定接受了某种精魂，比如从动物那里（因此图像中才有动物头）。在人们把性交和生育联系起来之前，女人会比男人显得神奇得多。

伊利诺伊大学的奥尔嘉·索弗尔还指出，有些维纳斯小雕像好像戴着手织的帽子。她认为纺织品很早以前就已经发明了：她在摩拉维亚和俄罗斯旧石器遗址中的泥块碎片中找出了织网的痕迹，由此表明用织网狩猎的可能。她还相信，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绳索可以追溯到6万年前，它帮助早期人类建造航行工具，并由此远航澳大利亚。

珠串首次出现于距今7.5万到8万年的南非布隆伯斯洞，到1.8万年前已经很普遍了，但它最戏剧性的出场还是在“创造激增”末期，出现在俄罗斯桑基尔距今2.8万年遗址的系列墓葬中。在研究了这些珠串之后，考古学家兰德尔·怀特在考古报告中提到了三个墓葬，一个是六十岁的老人，一个是小男孩，一个是小女孩，他们身上分别装饰着2936、4903和5274颗珠子，其中老人身上还有一顶用狐狸牙齿串成的帽子和用25颗猛犸象牙制成的手链。通过实验，怀特发现每颗珠子的制作都花费了1到3个小时，总共1.3万到3.9万个小时（约18到54个月）。因此“装饰”这个词不太合适，我们需要问一问，这些珠子是不是表明某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社会地位，甚至原始宗教？怀特认为社会分层早在2.8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不可能在桑基尔埋葬每个人的时候都能有上千个花费如此漫长时间制成的珠子做陪葬品，否则就没有时间从事真正的劳动了。因此，用珠子做陪葬品的人有可能是某种宗教人士。人与人之间的装饰差异也表明早期人类具备一种“自我”感。

墓葬品的存在，无论哪种类型，都表明古代人类相信至少有来世的可能，这反过来又表明了超自然信仰的存在。人类学家指出了三种产生宗教的条件：个体身上的一种非物质东西在死后能够永存（“灵魂”）；社会中的某些人更有可能从超自然媒介中接受直接的启示；某些仪式能够改变现世。桑基尔的珠子强有力地表明，早期人类相信来世，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认知“灵魂”的。饰有如此众多杰出画作的偏僻洞穴一定是仪式的中心（它们由原始灯火照明，把苔灯芯放在动物脂油中燃烧，这是火的另一用途）。在法国南部与西班牙接壤的阿列日的三兄弟洞穴，有一个直立的人物雕像，背上披着一种食草动物的皮，还戴着马尾和一套鹿角，换句话说，就是萨满。2003年底，据宣布，在巴伐利亚汝拉山脉的谢尔克灵根附近的洞穴中发现了几根刻有人物的猛犸象牙，其中包括一个半人半兽的“狮人”，距今3.1万至3.3万年，它表明较成熟的萨满巫术或宗教信仰体系的存在。

大卫·刘易斯—威廉姆斯相信最初的宗教具有萨满性质，而且与洞窟艺术的布局有联系。他提出，随着语言的出现，早期人类能够交流两种甚至可能是三种不同的意识状态：梦、药物引起的幻觉和恍惚。他说，这些状态使早期人类相信在某个地方存在一种“精神世界”，而洞穴就是通往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的唯一通道。他认为，与洞窟艺术相联系的一些线条和波形曲线是“内视”，是人们在药物状态下实际“看见”的大脑结构（在视网膜和视皮质之间）。同样重要的是，他指出，洞中的许多画和雕刻利用了自然形成的形状或特征，例如马头或野牛。创作这种艺术是为了“释放”被“拘禁”在岩石中的形象。同样，比较软的岩石上的“手指洞”和著名的手印，都是一种原始的“按手”仪式，是为了释放锁在岩石中的形象。他还注意到洞中的组织形式。他认为，大家可能聚集在通往地下世界的洞口，可能使用某种已经遗失的象征性的代表形式。只有少数被挑选出来的人才能进入洞内。刘易斯—威廉姆斯认为，在洞内的主要隔间当中，能产生共鸣的隔间比不能产生共鸣的隔间有更多的图像，因此可能存在一种“音乐”元素，或通过敲打钟乳石，或使用原始的“笛子”（遗迹已经被发现），或使用鼓。最后，最难进入的区域只有萨满才能进去。有些这样的区域含有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可能会使人产生异样的意识状态。不管怎样，在这种封闭的空间里，萨满可以追寻一种幻觉。有些药物引起刺痛感，或被刺扎感，这符合洞中的某些图像，其中的人物身上涂有一条条的短线。结合萨满经常需要变换新的角色（在现代的“石器时代”部落中得到证实），这可能是死亡和重生思想的起源，也是祭祀的起源，后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后来的宗教信仰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刘易斯—威廉姆斯的观点很有吸引力，但仍旧是猜想。但我们能确定的是，这种复杂的艺术，以及以有装饰的洞穴为中心进行的古代仪式，没有语言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对梅林·唐纳德而言，到模仿认知和交流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变，但是口头语言的出现几乎同样是个突破。

 

人属弗洛勒斯种（Homo floresiensis）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被发现，并于2004年10月正式对外公布。这一发现是否对上述图景带来根本性的改变，现在还很难说。这一新的人种生活于1.3万年前，最近的亲戚是直立人，身高不到1米，脑容量只有380毫升。然而，他们直立行走，制造了相当复杂的石器，还可能学会了控制火，他们的祖先可能乘筏到达了弗洛勒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该岛曾与亚洲大陆有任何连接。他们的小型体格可以解释为对岛屿环境的适应，那里没有大型掠食者。但是，从表面判断，这一新的人种表明，早期人类的脑容量同智力之间可能并不像之前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存在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