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发现时间

1859年5月1日，一个星期三的晚上，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埃文斯从福克斯通乘汽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布洛涅，然后乘火车到达阿布维尔，与著名英国地质学家约瑟夫·普雷斯特维奇会合。第二天早晨7点，他们又与雅克·布歇·德·克雷弗克·德·佩尔特会合，他是该镇的海关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位业余考古学家。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在法国要对东道主的一些发掘做调查。

自从1835年以来，工人在阿布维尔郊区的河里采集沙砾，不断发现古代动物的骸骨和不同种类的石器。这些石器让佩尔特相信人类的历史比《圣经》上说的久远得多。根据宗教权威基于《创世记》中的年谱所作的研究，人类在公元前6000到前4000年被创造出来。阿布维尔地区本要建造一所医院，但他们在挖掘中，发现了三柄石手斧，同时出土的还有很久以前就已经在法国灭绝的一种大象的臼齿。佩尔特由此证实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而，他很难让他的法国同胞相信，人类在数十万年前就出现了。当时的法国不乏专家，天文学有拉普拉斯，地质学和博物学有居维叶、拉尔泰和斯克罗普，古生物学有皮卡尔。不过，古生物学界的专家往往只是业余爱好者，散布在法国各地，只在当地做些挖掘工作，与像法兰西学院这样的高层次学术机构没有什么联系。另外，佩尔特的可信度也特别成问题，因为他是在五十多岁时才开始从事考古发掘的，之前写了几部五幕剧，加上一些关于政治、社会和形而上学方面的论述，加起来不少于六十九卷。他在一些圈子里被称为“万能博士”。更不利于说服别人的是，他把自己的发现说成是一个早期人类被全球性大灾难彻底灭绝，后来被重新创造的神奇理论的一部分。英国人更能理解他，不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家比法国科学家更强，他们并不更强，而是因为类似的发现在海峡以北的萨福克、德文郡和约克郡都出现过。1797年，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弗里尔在萨福克的迪斯附近的霍克斯尼地面十一英尺以下的自然地层发现了一些与灭绝动物骸骨混在一起的手斧。1825年，天主教神父约翰·麦克奈里在德文郡托基附近的肯特穴发掘的时候，发现一个和已经灭绝的犀牛牙齿在一起的“确定无误的燧石器”，它们都被密封在石笋层下面的地层。1858年，在德文郡布里克瑟姆港附近采矿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小山洞，皇家学会和地理学会成立了一个出色的工作委员会，来负责科学发掘。他们在石笋层中发现了已经变成化石的猛犸、狮子、犀牛、驯鹿和其他已经灭绝的更新世动物的骸骨，在石笋层下面发现了“确定是人类加工过的燧石”。同一年，著名的英国古生物学家休·福尔克纳博士和赞助布里克瑟姆发掘的一名委员会成员凑巧拜访了去西西里路上的佩尔特。福尔克纳对自己看到的东西非常震惊，他说服了普雷斯特维奇和埃文斯，两位专业领域最相关的人，亲自去看看在阿布维尔出土的东西。

两位英国人在法国仅待了一天半。星期四的早晨，他们看了看阿布维尔的沙砾坑。据埃文斯的日记记载：“我们走近石坑，清楚地看见没有动过的石床上有一只手斧，离地面十一英尺……最特别的是，石床上与手斧一起出现的几乎所有动物骸骨都是已经灭绝的动物。有猛犸、犀牛、乌鲁思（一种老虎）等。”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在现场拍了一张手斧的照片，然后回到伦敦。5月底，普雷斯特维奇在伦敦的皇家学会发表演讲，解释在英国和法国所作的近期发现如何使他相信人类历史有多么古老。6月，埃文斯在古文物专家学会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其他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宣布接受这一关于人类更早起源的新观点。

现代的时间概念正是来源于这些事件，以前从未想象过的人类的古老起源逐渐取代了《圣经》中的传统纪年。这一变化和石器研究密不可分。

 

这并不是说，佩尔特是第一个怀疑《旧约》的人。最晚至公元前5世纪，人们就知道燧石斧的存在，一位色雷斯公主就收集了一些燧石手斧，并作为葬品同她埋在一起，可能是祈求好运。这些奇怪东西的普遍出现引起了人们对石器的许多奇妙的解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它们是“石化的霹雳火”，普林尼就是相信这种说法的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它们是“精灵之箭”。17世纪中期的阿尔德罗万迪认为，石器的产生是因为“雷、电的某种喷气和含金属的物质在乌云中结合，遇到充盈的湿气而凝结，合成一团（就像面粉和水），然后遇热而硬化，就像砖块”。

然而，在16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期，水手们在美洲、非洲和太平洋开始遇见狩猎采集部落，它们中的一些还在使用石器。主要因为这些，意大利地质学家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1490—1555）提出，欧洲发现的石器可能是人类的制造物。米凯莱·梅尔卡蒂（1541—1593）也这么认为。作为梵蒂冈植物园的主管和克雷芒七世教皇的医生，他对作为礼物从新大陆送到罗马的石器很熟悉。另一个人是伊萨克·拉·佩莱尔，他是法国的一座加尔文教图书馆的管理员，1655年，他撰写了最早挑战《圣经》关于创世记载的书之一。其他人，像爱德华·鲁伊德，也开始发表类似的观点，但是佩莱尔的书极受欢迎，还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表明他说的东西是普通人乐意听的。他的书名是《关于亚当之前的人类假说的神学体系》。他认为这些“雷燧石”是“前亚当”时代人种，尤其是亚述人和埃及人的武器，他们在第一个希伯来人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他说，亚当和夏娃只是犹太人的祖先。非犹太人，也就是前亚当人，出现得更早。佩莱尔的书被斥为“渎神和不敬”，他本人也被宗教法庭拘禁，他的书在巴黎的大街上被烧毁。他被迫宣布放弃“前亚当”说，甚至放弃加尔文教，后来因“精神打击”而死于一家修道院。

虽然佩莱尔遭受了不幸，但是人类的远古起源思想并没有消亡，相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观点随着新的发现而被进一步证实。然而，这些发现都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因为当时的地质学，即为石器发现提供背景的学科，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分歧。令人吃惊的是，直到18世纪晚期，地球的年龄问题还不是地质学家的主要研究领域。他们最关心的是地质历史是否和《创世记》中记载的地球历史相符。正如我们将在第31章详细看到的，关于这一点，地质学家分成了大灾难派和均变派。大灾难派，又叫洪水派，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坚持《圣经》中关于创世的观点，而《圣经》是当时欧洲人所能获得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他们把历史理解为一系列灾难（主要是洪水，因此又称为洪水派），所有的生命形式不断地被灾难清除，又不断地被上帝创造，以更高级的形式出现。因此，《创世记》中诺亚洪水的故事就是那些毁灭事件中最近的一个。整个教会都是洪水派的支持者，他们几十年来一直拒绝接受对手的证据。例如，曾经有一段时期，他们相信，《圣经》中前五天的创世寓指五个地质年代，每个年代为一千年或更长些。这意味着，“第六天”创造人类发生在约公元前4000年，而诺亚洪水则发生在大约1100年以后。

传统主义者的论点还被19世纪在中东，尤其是在传说中亚伯拉罕的家乡尼尼微和迦勒底的乌尔的考古大发现所支持，尽管是间接的支持。《圣经》中记载的列王也在真实的楔形文字中发现了，例如西拿基立王和犹大国王希西家，都符合《旧约》的记载，因此大大增强了《圣经》作为历史文献的可信度。随着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开始收藏这些遗迹，人们开始把它们称为“圣经地质学”。

与这一论点相反的均变派也开始赢得支持。他们宣称相反的观点，认为地质历史是连续不断的，没有什么大灾难，我们所看见的地球经历了一个自然过程，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河流从岩石中流过，切割出山谷和峡谷，携带淤泥到海边再沉积下来；偶尔发生火山爆发和地震。但是这些地质过程过去和现在都非常缓慢，因此，对于均变派来说，地球的历史远比《圣经》的记载要古老许多。在这一方面，比佩莱尔更重要的人物是贝努瓦·德·马耶（Benoît de Maillet）。他极可能在18世纪初撰写、于1748年出版的《泰里阿麦》（Telliamed）一书描绘了地球的历史总貌，根本无意附会《创世记》的记载。（正因如此，德·马耶的书以一个叫泰里阿麦的印度哲学家写的神话故事的形式出版，泰里阿麦正是他的名字的倒写。）德·马耶认为世界本来大部分覆盖着海水。山脉是由于强大的水流作用而形成的，当水流消退的时候，它们受到侵蚀，冲积物留在海底形成沉积岩石。德·马耶认为到他那个时候，海洋还在消退，每年一点点。他的观点中有一点很重要：他的纪年中没有近期的洪水记载。如果地球按照他所说的方式演化的话，地球早在人类文明出现的许多年前就已存在。他认为生命肯定出现在海洋中，每种陆地生命形式都有其对应的海洋形式（例如，狗是海豹的陆地形式）。和佩莱尔一样，他认为人类在亚当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后来，还是在法国，伟大的博物学家布封伯爵在1799年计算出地球的年龄是7.5万年，后来又修改为16.8万年，不过他私底下认为地球的年龄将近50万年，这一观点在他有生之年从未发表过。他还缓和了自己的激进观点，宣称在地球的形成过程中有七个“时代”，这让更正统的基督徒以为这七个时代对应了《创世记》中的七天。

这些观点在当时不像现在看起来那么有想象力。对均变派观点的经典总结出现在查尔斯·赖尔的三卷本《地质学原理》中，于1830到1833年间出版。书中使用了赖尔在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进行的许多观察，也参考了他在欧洲大陆遇见的其他地质学家的著作，例如艾蒂安·塞尔和保罗·图尔纳。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赖尔详细阐述了他的结论：历史是一个没有中断的漫长时间，是与现在运转速度大致相当的同一地质过程的结果。这一关于地质历史的新观点还表明，人类起源的问题是可以做出经验性解答的。在赖尔的热切读者中，深受其影响的便有查尔斯·达尔文。

 

如果说均变派的胜利证明了地球的古老，它并不一定能说明人类也古老。赖尔自己就是一个多年来只接受地球古老但是人类不一定古老的人。《创世记》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怎么错了？有多严重？在这方面，法国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走在了前列。他对现有动物，尤其是脊椎动物的比较解剖学研究，帮助他在仅有一些骨头的基础上重建整个生物形态。18世纪后期，化石骨头得到了大量研究，居维叶的技术也变得非常有用。当这种新的知识与化石骨头在岩层中的分布方式联系起来的时候，它证明：（1）较深岩层中的动物和现有的动物很不一样；（2）它们已经灭绝。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这些不寻常的动物在世界的某个尚未发现的地方依旧存在，这种希望很快落空，而且有一种观点逐渐被人接受：整个历史是一系列创造与灭绝的过程。这是均变说在生物学和地质学的应用，而且再一次与《创世记》相异。岩层中的证据表明，创造与灭绝持续了非常漫长的时间，当埃及法老的木乃伊被作为拿破仑的征服战利品带回法国、证明几千年来人类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人类古老起源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1844年，爱丁堡的一位出版商和博学者罗伯特·钱伯斯，匿名出版了《创世的自然史遗迹》。正如詹姆斯·西科德最近论述的，这本书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是钱伯斯而不是达尔文向更广泛的大众介绍了进化论的大致思想。虽然钱伯斯不知道进化是怎么进行的，自然选择如何产生了新的物种，但是他的书令人信服地详细论述了一个古老的太阳系，它在“火雾”中诞生，在重力下凝聚冷却，伴随地质过程（开始非常剧烈，逐渐变得轻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开始成形。钱伯斯设想了一个完全自然的、物质的生命起源，而且公开宣布：“人的本质不是源自使他区别于动物的精神特征，而是在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种官能的直接延伸。”下面是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对地球上有机生命演化的观点是（它也适用于所有生命形式的相似过程），最简单最原始的物种，按照同样的法则，演化成比它更高一级的物种，后者又演化成更高级的物种，以此类推，直到最高级物种。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每个阶段的进化都很微小，因此从来都体现出一种简单、温和的特点。”

 

此时，在另一新的学科领域考古学，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虽然19世纪早期见证了一些主要在中东出现的神奇的发掘，但是，古物研究（即对过去的兴趣）自从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在17世纪一直保持很强的势头。特别是出现了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三分法体系：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由于一系列非比寻常的历史因素，三分法首先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1622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签发了保护古物的法令。1630年，瑞典成立了国家古物办事处，同年建立了古物学院。奥勒·沃尔姆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创立了沃尔姆博物馆。19世纪刚开始，丹麦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这主要归因于它与德意志争夺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的战役，以及正与拿破仑斗志消沉的大陆盟军作战的英国人，在1801年消灭了哥本哈根港的大部分丹麦海军后，1807年又再次进攻丹麦首都。这些战役以及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鼓励了对本国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对国家命运的安抚与激励”。凑巧的是，丹麦拥有丰富的史前遗址，特别是巨石，因此它尤其适合探索遥远的民族历史。

这里的主要人物是克里斯蒂安·尤尔根森·汤姆森，他本来是个专业的钱币收藏家。古物研究首先是由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重新发现而激发的。作为文艺复兴运动一个方面的钱币收藏在18世纪尤其受欢迎。根据钱币上的文字和年代，可以把它们排成序列，展现历史的进程，而且风格的变化也可以同具体的年代相对应。1806年，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拉斯穆斯·尼鲁布出版了一本书，建议仿照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巴黎建立的法国纪念物博物馆，在丹麦成立国家古物博物馆。第二年，丹麦政府宣布成立古物保管与收藏王家学会，并为成立这样一个国家博物馆而做准备工作。汤姆森是第一任馆长。1819年当博物馆的大门向公众开放时，所有的物品都按照年代顺序，分别归入“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以前也采用过，可追溯到卢克莱修，但这是第一次人们把它付诸实践，用它来排列物品。至此，丹麦的古物收藏是欧洲最多的，汤姆森采用的这一方法不仅创造了一种纪年方法，而且形成了一种装饰风格序列，使他能够研究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虽然博物馆成立于1819年，但是汤姆森直到1836年才发表他的研究和理论，而且当时只以丹麦语发表。这本书，《北方古物指南》次年被翻译成德语；1848年，即钱伯斯出版他的《创世的自然史遗迹》四年以后，汤姆森的著作又被翻译成英语。三阶段体系逐渐从斯堪的纳维亚传遍欧洲。文化进化思想可与生物进化思想相媲美。

大约在同一时期，弗朗索瓦·茹阿内等学者开始认识到石器中凿器与更光滑的石器之间的区别。前者与灭绝的动物骸骨一起出现，后者出现在较晚期的古坟中，在已灭绝的动物年代很久之后。这些观察最终产生了四阶段纪年：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所以，到1859年5月，当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从法国的阿布维尔拜访佩尔特回来后，人们再也不能否认和误解石斧的用途、重要性和相关性。欧洲各国的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一起帮助构建了这一历史图景。但还是有很多疑点。居维叶在巴黎的继任者爱德华·拉尔泰和普雷斯特维奇一样坚信人类的悠久历史。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赖尔多年来反对这一观点（他给达尔文写了一封著名的书信，为其不愿意接受物种进化说而致歉）。在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从法国返回英国的那一年，达尔文出版了《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以下简称《物种起源》）。他在书中的主要目的不是证明人类的悠久历史，而是要说明一个物种如何演化成另一物种，是钱伯斯观点的延伸，也是对创世说的打击。但是，在始自佩莱尔和德·马耶，由钱伯斯推广的进化思想革命的过程中，《物种起源》证实了自然选择是一个多么缓慢的过程。因此，即使不是达尔文的初衷，他的书还是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比《圣经》中所说的要古老许多。自然选择能解释的诸多现象中，就有古生物记录的变化。人类的古老起源由此而确立。

一旦这一事实被接受，观念随之推陈出新。1864年，一支由爱德华·拉尔泰和伦敦一位银行界文物研究者亨利·克里斯蒂组成的英法小组在法国的佩里戈尔挖掘出了一些岩石遮蔽所，后来又引发了许多别的发掘，其中包括在拉马德莱娜发掘的猛犸象牙雕刻，上面刻的是一头卷毛猛犸。这件物品“消除了任何对人类曾经和已经灭绝的更新世动物共存这一事实的最后怀疑”。

四阶段体系成为186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举办的盛大考古展展品排列的基础，参观者可以从一个展间到另一个展间分阶段浏览欧洲的史前史。科学考古代替了文物爱好者的传统。“人们现在可以构想一部独立于书面文献的文化史，从法国和英国的铁器时代墓地、瑞士的青铜时代湖边聚落、丹麦的新石器时代贝丘……一直上推到旧石器时代。”当查尔斯·赖尔最终在他的《人类古老的地质学证明》（1863）中接受新观念时，该书在出版后的最初几周售出四千册，同年又出了两版。

从此之后，正如我们在第1章要看到的，古代石器相继在世界各地被发现，其分布和式样的多样性使我们能够重建远古人类遥远的过去、最初的思想和观念。在普雷斯特维奇和埃文斯证实了佩尔特的发现之后的一个半世纪，石器制造的最早年代一直在往前推，直到本书正式开始的地方：270万年前埃塞俄比亚的贡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