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

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与阿育王的仁慈形象相去甚远。秦始皇嬴政与阿育王是同时代的人，他也在山顶竖立石柱，颂扬自己的功绩。然而，嬴政并不是因其言论而被后人记住的，其偏执、残忍和无情的名声来源于后世一段臭名昭著的历史。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宏伟的秦始皇陵的部分发掘又加强了这种印象，其中最引发世人瞩目的就是兵马俑。如果说阿育王希望克制欲念和自私，那么嬴政则希望通过用泥土和青铜构造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器来护卫自己。那些绘有图案的兵马俑正时刻准备击退恶魔。

嬴政的愿景源于征服与恐惧，非常现实。对罗马人，甚至埃及人来说，嬴政的愿景比阿育王的佛教避世思想更容易让人理解。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各地，嬴政的影响力远超阿育王。然而，与那位印度统治者一样，秦始皇的王朝也很短命。汉帝国迅速取而代之，并延续了嬴秦的政治成就，但少了些许暴虐。尽管不是令人喜爱的历史人物，但嬴政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修建了伟大的公共工程，终结了延续几个世纪的内战，扩充了中国思想的内涵。就人性而言，秦始皇的形象实在糟糕，但又无法摆脱。

有关嬴政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史料。这些史料的作者是司马迁，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过，他也是第一个为孔子作传的人。司马迁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堪称亚洲的普鲁塔克。他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与同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一样，司马迁很清楚，逾越雷池批评统治者的后果就是流放或死亡；抑或像他那样，被迫遭受腐刑。不过，司马迁似乎也意识到，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评价过去的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失败的统治者）而对现实的统治者进行劝谏。因此，司马迁将有关嬴政的负面传言保存下来。他的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根据这部史书的记载，嬴政很可能是一位大商人的儿子，这位名叫吕不韦的商人是卫国人，而非秦国人。吕不韦的一位美妾赵姬受到秦国公子异人的垂青。于是，他将怀有身孕的美妾送给了这位秦国公子。赵姬则谎称这个孩子是异人之后。待异人继承王位后，赵姬就成了王后。婴儿随后诞生了。

这个婴儿就是嬴政。因此，秦始皇是个私生子，其出身就是一场骗局。13岁时，嬴政的“父亲”庄襄王（异人）去世，他登上了王位。故事进展到这里已经很糟糕，但随后的情节发展就近乎猥琐了。大商人吕不韦重回旧爱的怀抱，但身为太后的赵姬已然心生倦意。在这里，我们最好直接引述司马迁的原话，（太后）“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

如此行径确实骇人听闻。为禁绝流言，吕不韦罗织罪名对嫪毐施以宫刑。但在行刑过程中，嫪毐得以蒙混过关。他小心翼翼地刮净了胡子，以太监的面目示人。嫪毐被留在宫中，继续与太后纵情淫乐。太后赏赐嫪毐许多礼物，并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此时，围绕在嬴政身边的是一位举止荒诞的母亲、一位老奸巨猾的“谋士”（根据传言，是他的生身父亲）、一位假冒的太监，以及两位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都是王位的潜在继承人）。是时候解决这个荒谬的局面了！嬴政放逐了自己的母亲（尽管最终又将其召回）和吕不韦，而后者宁愿服毒自尽，也不愿面对刑罚。他还杀死了这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对性欲旺盛的嫪毐施以车裂之刑。这些人的党羽或是被斩首，或是被流放。假使电影制片人昆汀·塔伦蒂诺亲自指导拍摄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其效果也不会比这个故事更血腥。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是虚构的。我们可以信任司马迁的记录，也可以认为这是后世匿名史家掺入的不实之言。这些历史记录都是为汉帝国的统治服务的，他们没有理由为前朝歌功颂德。不过，司马迁至少是一位苦心孤诣的史学大家。后来，在为朋友（一位战败的将军）辩护的时候，司马迁冒犯了皇帝。为了完成这部历史著作，他不得不选择接受腐刑，放弃男人的尊严苟活于世。

在付出了失去亲人及面对后世史家的嘲讽的巨大代价后，嬴政完全控制了这个最强大、最具侵略性的诸侯国。在赢得了一系列战争之后，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秦国的先王们已经为统一奠定了基础。他们用计谋骗过了蜀人，蜀人生活的四川，地处难以逾越的秦岭的另一侧。根据史书记载，秦惠王向蜀王展示了几头制作精美的石牛，牛的下身镶上了黄金。这位蜀国的国君轻信了秦王，向其索要能排泄金块的石牛，并应允修建一条穿山越岭的栈道，以便将这些礼物运回蜀国。栈道修好后，秦军尾随石牛而至，出其不意地击败了蜀国军队，占领一片广阔的新领土。

之后，秦军又相继攻取或智取了其他诸侯国。在称帝后，秦始皇又派兵深入中国的南方地区，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主要地区的任务。统一战争非常残酷血腥，战斗的主力是步兵和弩兵，但对农业和城镇的破坏尚不及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生活在平原地带的“黔首黎民”如何看待他们的第一位皇帝，因为他们能做的只是拼命收割庄稼，避免被强征入伍而已。

除了王侯兴替外，世界其他地区还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但中国截然不同。正如上文所言，中国崇拜祖先灵魂和地方神祇的传统非常悠久。人们把这套复杂的习俗信仰称为“道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众都会利用道教支持或挑战皇权。后来，佛教也从阿育王的印度传到中国各地。佛寺与僧侣时而受到包容，时而受到压制。但中国并没有出现像地中海世界那样能够感化民众或颠覆王朝的新兴宗教。有教养的中国人都被哲学义理凝聚在一起。不过，在秦始皇时代，孔子倡导的人道、保守的社会思想（儒家思想）遭遇了新兴政治学派的挑战，即通常所谓的“法家思想”。

法家把秩序和服从置于一切之上。这种信念基于对社会失序的恐惧，其最终目的是引起统治者的关注。严厉、公正、明确的法律是最高的社会福祉。法家认为，政府应组织民众、灌溉土地、规范度量衡，保证官员和士兵能按照严格、可行的标准晋升。例如，按照杀敌的数量来计算功劳。与之相应，政府还要对家庭和村庄实行保甲制，令民众互相监督。政府还有许多恐怖的惩罚手段：包括车裂、烹煮、砍头和腰斩等。如果运气好的话，刑罚仅仅是切掉手指或挖掉膝盖骨。另一方面，近期发现的历史证据表明，执法过程是审慎和公正的，刑罚也没有听上去那么恐怖。

在著名法家人物商鞅的游说下，法家思想成了秦国的立国之本。秦国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边缘地带。在敌国眼中，秦国是化外之地，民风野蛮。法家思想则使秦国愈加严酷、强硬和专制。秦国的战争哲学是不择手段地屠杀敌方的有生力量。就残忍程度而言，秦国足以比肩斯巴达和现代的独裁国家。在秦始皇执政时期，商鞅已经离世很久了，但他的影响并未减弱。

商鞅一定会赞同嬴政另一项更为臭名昭著的行动。在信奉法家思想的大臣李斯的建议下，嬴政命人收集并焚毁了中国大部分竹简，其中包括大量诗歌、历史和哲学著作。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始皇的目的是蒙蔽民众，即以毁灭历史记录的方式消除人们征引传统和历史以对抗新法的能力。事实上，正如近期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大量历史著作和指导实际生活的书籍都得以幸免。相对来说，藏匿竹简比较容易，尽管这样的行为会受到黥刑和活埋等刑罚的惩戒。中国的传统观点坚持认为，嬴政确实活埋了许多儒家学者。但是，司马迁有可能夸大了事实，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其职业生涯更具牺牲精神和英雄色彩。当然，中国人记录历史和创作诗歌的热情从未泯灭。

吞并诸侯国的战争并不是嬴政留给中国的最后遗产。他侥幸躲过了一次著名的暗杀行动。当时，刺客带来了敌国的地图和叛将的头颅（这位将军也参与了刺杀计划，他用自己的头颅襄助这次行动），这才得以接近嬴政。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刺客在卷起的地图中藏匿了一把匕首。嬴政通过与刺客近身肉搏才侥幸获胜，而众大臣则被惊呆，只是从旁观望。难怪嬴政变得更加多疑，他在多座宫殿之间修建了封闭的通道，以使外人无法得知他的行踪。

对嬴政而言，修建大型建筑工程（包括运河和水道）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对各国原有的长城进行修缮和扩建，其中部分建筑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万里长城。他还修建了直道，将帝国的各个地区连接在一起。在列国纷争的时代，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度量衡、车轴形制和文字，嬴政终结了这样的局面。有人特别指出，倘若没有秦始皇，中国就不会出现统一的文字体系，也就不会有共同的文化认同。

秦始皇在中国各地巡游，向新帝国的臣民们展示君威、炫耀武力，并在各地刻石纪念。极度自我膨胀的嬴政还“惩罚”了一座被闪电击中的山丘，他下令砍掉山上所有的树木，将其涂满红色。嬴政想尽办法寻求长生不老，并曾在海上射杀了一条神秘的大鱼，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徒劳无益。在术士的建议下，嬴政还服食了含汞的丹药，这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

使嬴政闻名于世的是宏大的秦始皇陵。据估计，这座陵墓中有8000座陶俑，包括马匹、战车和官吏，所有这一切都被掩埋在西安附近的一座山丘之下。我们还要最后一次回到历史学家司马迁那里。根据他的记载，嬴政本人被安葬在陵墓的中心，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环绕在四周：水银仿制的河流和头顶的星空。这段记载很可能是真实的。有证据表明，陵墓附近的山丘之下确实存在水银超标的情况，而且山体的形状非常可疑，与地宫的规模大致吻合。或许，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掘将向世人揭示嬴政的本来面目。

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嬴政也相信存在死后世界（阴间），那里和现世非常相似，必须提早做准备。在更早的时候，中国的王公贵族会杀死自己的仆人陪葬，也会用特制的仿制品陪葬。埃及人、希腊人和维京人等古老民族都相信，安葬遗体是对来生的准备。对他们而言，嬴政的观念并不古怪。而对嬴政来说，诸如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或死后要面对道德审判的宗教思想则十分荒谬。这就如同我们会认为，用陶俑军队护卫皇帝免遭邪魔侵害是不可思议的。

嬴政第二个有关不朽的观念十分奇妙。他自称“始皇帝”，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王朝会千秋万代、世袭罔替。但嬴政没有想到秦王朝会迅速土崩瓦解，皇位的传承也就此中断。但是，皇位承袭的观念在中国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种观念使人们对秦始皇的记忆绵延不绝，嬴政可谓是“死而复生”。共同的语言文字、安全的交通运输和众人共戴一君的观念使中国人创造出最持久，也最统一的古代文明。中国文明从未产生能解放人性、扰动人心和分裂社会的一神教信仰，而正是这种具有私人性、普适性和流动性的宗教使唯一可与秦汉帝国匹敌的西方社会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