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桨座战船

关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400年间的商船的考古发现十分稀少，尽管货物残骸能够提供关于贸易和商人的有价值的线索，但大多数船体已经消失，残存物对于我们了解造船技术的作用也不大。尽管当时的战船没有保留下来，但这些战船曾经是公元前一千纪中最大、最复杂的船只，在今天也是研究的热点。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最早对商船和战船加以严格区分，在战斗中不是将船只作为运输士兵的工具，而是由双方船只进行近距离水上作战的观念，在大约公元前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撞角的图像证据，可能是起源于向前延伸的船只龙骨，后来演化为覆盖一个沉重的青铜装置，从而在本质上相当于一枚极具力量、速度与打击力的鱼雷，能够击穿敌船。现存唯一的撞角发现于阿斯利特附近的以色列沿海，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长2.25米，安装了一个由雪松木、榆木和松木制成的支架。为了支撑撞角（在阿斯利特发现的撞角重达465千克），并防止装有撞角的船只在撞击其他船只时破碎，船体必须造得非常坚固。

这一时期最大的船只是五十桨帆船（penteconter），搭载有50名桨手。一侧有桨手的桨帆并用的战舰长20米（或者更长），这种笨重而难以移动的船只用作防卫，只能成为又一个袭击目标。因此，我们在同一时期发现了一种两侧都有桨手的船只——双桨座战船（bireme），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船的两侧各有一排人数相等的桨手，一排桨手的长度大约相当于船体的一半。这些更为坚固的船只能够支撑一块更高的甲板上的步兵、弓箭手和持矛者，他们可以保护桨手并进行攻击。在正常巡航时，桨手可能在更高的甲板上划船，而低处只在战斗时使用。公元前8世纪的图像中描绘了两侧都有桨手的船只，但是第一艘真正的双桨座战船出现在尼尼微的浮雕上，展现了提尔的卢里逃往塞浦路斯的场景。画中描绘了两侧的桨手，低处的桨伸出切入船体的左舷（皮套露出水面），而高处的桨则与船舷上缘齐平。桨手们并不是直接坐在其他人的上方，而是交错排列，以降低船只的重心。

到公元前7世纪，在双桨座战船的基础上，三桨座战船（trireme）很自然地诞生了，即在第三层甲板上增加了一排桨手。（“trireme”一词源自拉丁语，意思是“三人划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水手使用希腊语词汇“trieres”，意思是“三人配合”。）当时最常见的战船是三十桨帆船（triaconter）和五十桨帆船，在公元前6世纪的图像中有所描绘。而三桨座战船所载的桨手数量大体上是固定的，桨手们以固定的队形排列，最低一排和中间一排每侧坐27名桨手，分别被称作下层桨手（thalamian）与中层桨手（zygian），最高一排每侧有31名桨手，被称作上层桨手（thranite），共计170人。与双桨座战船一样，桨手们交错而坐，中层桨手位于下层桨手的前上方，而上层桨手则位于中层桨手的前上方。为了留出水面以上的高度（约1.5米），下层桨手离水面只有0.5米，上层桨手则依靠舷外支架作为支撑。

在雅典，由最富有的公民担任三桨座战船的司令官，代表国家负责战船上的各种装备，并支付船员的报酬。同时，这个头衔意味着“三桨座战船的船长”，如果司令官缺乏航海经验，就由专业人员来操控。除了桨手，三桨座战船上还有吹笛者和击鼓者、瞭望员、水手长、掌舵人及一队步兵、弓箭手和持矛者，后者的人数根据可用的人力和首选的战术决定。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战役中，雅典的战舰可运载大约10名水兵，而波斯的战舰可运载30名水兵。雅典水兵人数之少可能反映了舰队巨大的人力消耗，需要多达34,000名桨手，其中许多都是从同盟国招募来的。后来，雅典人把三桨座战船最上层的甲板加宽，以容纳更多的水兵，这是一个进步，在下层桨手的周围也安装了防护装置。

三桨座战船或者排成一字形航行（即从船首到船尾成一条直线），或者并排航行（即肩并肩）。前者是标准的巡航队形，后者则是准备投入战斗的队形。尽管三桨座战船上装有1根船桅（到公元前5世纪时已经出现了有2根船桅的船），但当船只一直向前划行时，可能并没有使用船帆。因为即使风从船只的正后方吹来，船只也会严重倾斜。在完全依靠桨手划行的情况下，船只能够拥有惊人的航速。修昔底德记录了一次从比雷埃夫斯到米蒂利尼的航行，一艘三桨座战船进行了长达约24小时的航行，航速达7.5节。色诺芬（Xenophon）则记录了从拜占庭到黑海上的赫拉克利亚之间的一段长达129英里的航程，平均航速约为7节。一艘名为“奥林匹亚号”（Olympias）的三桨座战船的仿造船在其处女航中的航速达到了7节。（三桨座战船比五十桨帆船的航速要快30%，而五十桨帆船是那些缺乏原材料和人力的弱小城邦常用的战船。）

实际操作对于完善三桨座战船的战术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但要求每一艘船上桨手的动作要协调，而且要求不同船只之间的配合也要协调。作为一种防御措施，战船可以将其撞角朝外，排列成环形，而对此最佳的进攻方法，就是在敌船周围围成一圈，这种战术被称为“围攻”（periplous）。另一种“围攻”的形式，是在追击的敌船周围环绕，攻击其船首和船尾。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战术，被称作“穿行而过”（diekplous），即并排航行的战船排成一队穿过敌船的防线，以避免船尾受到攻击，因为船尾是三桨座战船最脆弱的部位。

与其他任何时代一样，古典时代的海上强国既依赖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依赖在海上运用这些资源的理论基础。维持一支海军需要大量公民的支持，正如在公元前46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向雅典人略带夸张地提醒道：“与其他一切东西一样，航海技术也是一门艺术，不是人们在空闲时间里就能学会并精通的。实际上，它需要人们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不遗余力地去做。”雅典人相当清楚这一点。在波斯人第二次入侵希腊的20年前，他们既有金钱和原材料，也有动机去打造一支地中海东部最强的、训练有素的舰队。叙拉古（又称锡拉库萨）和迦太基的海军可能与雅典人的海军实力相当或者略强，而波斯人的海军实力可能要令雅典人及其同盟相形见绌了，其船只是从不同等级的臣民那里征发而来的，并由外国军官进行指挥。但这并不能说明波斯入侵的结果永远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确实发动了入侵，而希腊的胜利则是由混乱的政治活动、波斯人在战略上过于自负以及巧妙设计的战术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