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202）

在皮洛士从意大利、罗马和迦太基撤退后，10年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战争爆发的原因是迦太基人与墨西拿和西西里岛的居民之间发生冲突，并很快演变成一场争夺西西里岛和地中海西部地区控制权的战争，罗马从此踏上了一条控制整个地中海和黑海的道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的主战场是西西里岛，那里的陆战酝酿了23年之久，但最终却是海战结束了迦太基在地中海西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主导地位，也正是海战，将罗马推上了军事和海上的最重要的地位。正如波利比阿所说：“那些对安提柯、托勒密或德米特里乌斯的宏大海战留有印象的人，无疑将会惊异于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规模巨大的（海上）作战。”

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迦太基一直控制着安纳托利亚西部及埃及的广阔领土，包括北非的大片地区、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西部。迦太基城位于突尼斯湾中一处宽5千米的半岛上，在面向地中海的一侧依靠一面单独的城墙作为防卫，而在面向陆地的一侧则由3面高15米的城墙作为防卫。这3面城墙都建有高60米的塔楼，和2个高度不同的马厩——其中较低的一个里面有300头大象，较高的一个有400匹马。营房可容纳24,000名士兵。在公元前2世纪，这种双体港口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复杂的：

这些港口之间可以相互联系，有一个宽70英尺的共享入口，用铁链封锁。第一个港口服务于商船……第二个港口内有一个小岛，二者周围建造了多个相互之间有一定间隔的巨大码头。船坞中遍布路堤，能够容纳220艘船……在每个码头前面，都矗立着2根伊奥尼亚式的柱子，港口和小岛之间有一条连绵不断的柱廊……舰队司令能够从那里观察到海上的情况，同时，侵入海上的敌人则无法看清港口。正在驶入的商人未必都能立即看清码头，因为他们被双层城墙所包围。通过许多道闸门，商船无需穿过修船所，就能够经过第一个港口到达迦太基城。

迦太基人对罗马人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威胁。根据波利比阿的记载，罗马人“正在积极地准备着军事行动，但是，只要迦太基对地中海的控制未受到挑战，战争结果便依然悬而未决”。在长达3年的僵持阶段中，罗马人依靠盟友的船只前往西西里岛。之后，罗马决定建造“100艘五桨座战船和20艘三桨座战船，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他们的造船工匠在建造五桨座战船方面完全没有经验，这些船之前从来没有在意大利使用过”。他们俘获了1艘迦太基人的已搁浅的巡逻船，从而克服了开始时的困难，“他们正是以这艘船为模型，根据其构造建造了自己的整支舰队”。

即便在最佳的条件下，逆向工程也极为困难，但是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罗马人从实际上毫无造船业可言的起点开始，“在获得造船木材后的60天内”，罗马舰队“就可以下水了”。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影响下，有经验的雅典造船工匠在3年内建造了200艘船，相比之下，罗马人更是格外地令人惊讶。考古发现表明，罗马人可能早已受益于迦太基人的造船技术。对所谓的“布匿战船”（一种发现于西西里岛的马尔萨拉的公元前3世纪时利布尔尼亚人的船只）的检查显示，迦太基的造船工匠已经开始在构成船体的各种船板上标记其各自的位置，而不再采用2,200年前制造胡夫船的那种方法。（利布尔尼亚人的船是一种桨船，每侧有17支桨，每支桨配有2名桨手，用于传递信件及进行侦察。）如果罗马人以这种船作为模板，根据造船工匠在上面留下的标记，建造一支舰队的工作便容易多了。

由于迦太基人的船只造得更好且更易于控制，执政官盖乌斯·杜伊利乌斯（Gaius Duilius）决定通过创造罗马军队得以战无不胜的条件，来抵消迦太基人高超的航海技术的优势，即通过甲板上的战斗击败迦太基人。罗马人的核心战术是“乌鸦”（corvus），即一种长11米、宽1.5米的四周装有围栏的装置，末端用铰链与可升到船只前方的高8米的桅杆的基部相连接。当“乌鸦”装置落到敌船的甲板上之后，外部的铁钉迅速将其固定，罗马士兵便可冲到敌船上。公元前260年，杜伊利乌斯曾在西西里岛东北海岸的迈莱附近俘获了一支迦太基舰队，当时“乌鸦”装置便已体现出其作用了。当罗马水兵蜂拥登上敌船时，“战斗似乎已经被转移到了陆地上”。迦太基人试图从船尾绕到罗马战船上的计划无法奏效，因为“乌鸦”装置能够通过一根宽阔的拱从港口落到船的右舷上。如此一来，罗马人可以确保永远保持其优势。到战争结束时，迦太基人已失去了130艘战船中的50艘。

西西里岛的战事没有太大进展，罗马人对此十分不满。4年后，罗马人向北非开战，在迦太基军队被彻底击溃之前，强迫其有条件地接受和解。在一次规模更大的远征中，罗马人俘获了100多艘迦太基战船，但是在返航途中遇到暴风雨，损失了280多艘战船和35,000名士兵及船员。波利比阿把这场灾难归咎于指挥官完全无视引航员针对天气状况提出的建议。“西西里岛南部沿海地区是一片多岩石的海滨，只有极少数区域可以安全泊船。”他继续描述了罗马人某些整体的观察、他们对力量的依赖及其固执的态度，并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因素与海上事业的成功是相互矛盾的。在陆地上，罗马人常常击败其敌人及其器械，因为他们能够“运用一种力量去对抗另一种本质上相似的力量”。“但是，当他们面对大海和空气，并试图以武力征服它们时，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事实果然如此。这种情况无疑仍将继续，直到他们改正这些关于鲁莽和武力的先入之见。”有人认为，“乌鸦”装置在升高后会使船只上重下轻，从而导致战船倾覆。如果罗马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可能已经明白“乌鸦”装置是十分危险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北非的战斗开始后它就再也没有出现。

这场战争又进行了14年，不时出现令人鼓舞的胜利和悲壮的失败，但没有一次是决定性的。迦太基人战略的重点是确保利利巴厄姆（今西西里岛的马尔萨拉）的安全，罗马人断断续续地封锁利利巴厄姆近10年之久，尽管他们在暴风雨中损失了上千艘战舰。迦太基人本来有能力摆脱封锁，但在公元前241年，一支由相对缺乏航行经验的水手和水兵组成的满载谷物的船队，在港口北面的埃迦提斯群岛遭到拦截。迦太基损失了120艘战船，上万人被俘。由于无法从国内获得支援，难以继续防守利利巴厄姆，迦太基只得投降。

尽管迦太基人的航海传统更加悠久，但他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从来没有获得彻底的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迦太基的海军依靠的是身兼商人身份的水手，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型的海战。当然，他们对战争也并不陌生——即使在与罗马人的战争期间，他们仍频繁地与近邻努米底亚人作战。但战争终究不是他们国内生活的特征。罗马人的好战精神和坚韧意志，使他们能够轻松地适应船只和海战。一旦他们学会了尊重大海，就能够控制它。

战后，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贸易恢复了。尽管已公开宣布不干涉迦太基的事务，但罗马于公元前238年占领了撒丁岛；9年后，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西部成为罗马帝国最早的2个行省。同时，迦太基人开始在西班牙南部扩展其疆域，他们确实需要西班牙的银矿区来增加收入，以支付给罗马人。他们也可能是想弥补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损失。利用那些因丝毫没有抵抗就被迫放弃阵地的怀有不满情绪的士兵，不失为一个办法，其首领是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他征服了瓜达尔基维尔河周围的大片土地，在西南沿海建立了新迦太基城（今卡塔赫纳）。罗马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兴趣仅限于同个别的城镇（尤其是萨贡托港市）结盟。公元前226年的一项条约规定，以埃布罗河（其入海口大约位于巴塞罗那西南75英里处）作为迦太基和罗马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5年后，哈米尔卡的儿子汉尼拔（Hannibal）成为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南部的最高领袖。公元前219年，他夺取了萨贡托，第二次布匿战争随之爆发。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16年间，汉尼拔率军经过今法国南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军到意大利，并多次击败罗马军队。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那不勒斯的坎尼会战中，罗马的80,000名士兵中只有不到15,000人没有阵亡或被俘。然而，迦太基从来没有在海上对罗马构成威胁，尽管汉尼拔在意大利不受控制地停留了15年，他在那里也仍然只有一支舰队，而罗马则可以从西西里岛、撒丁岛甚至埃及获得稳定的谷物供应。最终，汉尼拔于公元前203年离开了伊比利亚半岛。当时他被召回国内，负责抵抗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的进攻。尽管没有发生重要的海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海上战略亦与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同样重要，西庇阿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重视海上战略。

西庇阿的命运一直同西班牙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在那里，他于公元前212年夺取了萨贡托，并于3年后夺取了新迦太基城。波利比阿认为，西庇阿已意识到海上战略的价值。西庇阿的朋友写道：“他最先发现，在西班牙的城市中，能够容纳一支舰队和海军的港口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使迦太基人得以很方便地从非洲直接渡海航行。”西庇阿进一步认识到，如果夺取港口的计划落空，“他依然能够确保士兵的安全，因为他拥有制海权”。新迦太基城的丢失使迦太基只剩下了一个重要的海外港口——加的尔。西庇阿返回罗马后，开始计划入侵北非，汉尼拔也被召回迦太基。公元前202年，西庇阿在扎马战役中获胜，从而获得了“非洲征服者”（Africanus）的称号。汉尼拔催促迦太基人接受罗马的和解条件，随后逃往了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 the Great，即安条克大帝）的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