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十二大政治报告的起草

一 接受起草任务

正在宪法和党章修改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十二大报告的起草任务提上了日程。1982年2月23日，中央办公厅会议处给胡乔木处打电话，告知中央书记处准备近日内开会讨论十二大文件起草工作，征询胡乔木有何意见。胡乔木要秘书黎虹答复：“这件事主要请耀邦同志定。耀邦同志早就想谈对十二大文件起草的意见。如果他能谈，就开会；如果他不能谈，就推迟。”

3月3日下午，胡耀邦找黎虹谈关于十二大报告的起草。他说：今年要召开十二大，十二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就要提上日程，希望乔木同志多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胡耀邦还说：三中全会以来这三年，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做了，全党统一了思想，但各条战线的问题并不等于都解决了；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结合十二大的召开系统地总结一下经验，提出各自的工作究竟怎么搞；不能零打碎敲，要从根本上系统总结一下，要搞“成套设备”。胡耀邦要黎虹转告胡乔木，具体事可以少管一些，否则受不了啊。

谈过话后，黎虹立即到医院向胡乔木报告。胡乔木说：耀邦的用意是好的。当然，起草十二大报告这个任务是不能推的。

1982年4月22日上午，胡乔木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十二大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十二大文件的起草工作由胡耀邦、胡乔木共同主持，具体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邓力群协助。5月5日之前，起草班子到玉泉山集中，6月底以前交出初稿。

当天下午，黎虹就找邓力群商量起草班子的组成，初步商定胡绳、林涧青、袁木、郑惠、龚育之、郑必坚、王忍之、李慎之、有林、卢之超、罗劲柏、滕文生、马列、钱家栋等10多人参加。邓力群要黎虹将这个名单送胡耀邦的秘书郑必坚报胡耀邦。

二 胡耀邦对十二大报告的设想

黎虹立即到勤政殿胡耀邦办公室，先同郑必坚商量起草小组成员名单。这时，胡耀邦走了进来。他问了问情况，就谈他对十二大报告的设想。

对报告的写法，胡耀邦已经酝酿多时，成竹在胸，他说：“我初步设想，十二大报告写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这几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说明经过曲折，成绩来之不易，对这几年的情况要有个描绘。第二部分，讲经济建设究竟怎么搞，20年后搞成什么样子，路子怎么走，要有个回答，要给人们以信心。第三部分，讲政治建设，着重讲精神文明，讲民主与法制。第四部分，讲国际问题，讲我们为什么要实行现在的外交方针。第五部分，讲党的问题，讲为什么要修改党章。最后一部分，讲团结起来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全文有3万多字就可以了。报告要有理论、有思想、有深度、有新意，深入浅出，讲出点道道，回答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要指明前途，给人以信心。要夹叙夹议，不要絮絮叨叨，拼凑很多情况和老话，使人听了沉闷。也不要发号施令，尽是空话、口号。十二大报告具体怎么写，我还没有想好。请大家下点功夫，共同构思，共同创作。参加的人多少，由乔木定。先把总的思路搞清楚，然后两三个人写一部分，再深入研究。”

三 胡乔木对十二大报告的构思

4月24日，胡乔木把袁木、郑惠两人找来，谈了对十二大报告的要求和起草工作的打算。他说：十二大报告既不同于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也不同于国庆30周年叶帅讲话，要求理论性强，有文采，有新意；既要讲清我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又要指明前途，给人以信心；中央决定6月拿出初稿，时间很紧；起草班子要配得强一些。先确定这十几位同志，需要时再临时抽调。他交代：下午就通知起草小组所有人员到玉泉山集中，先分头到有关部门开座谈会，做些调查研究，听取他们对起草十二大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我们再共同研究。并说：我和耀邦同志5月5日以前去玉泉山，计划住两个月。6月底写出初稿。

谈话以后，起草班子即按胡乔木的部署行动，分头到一些部门开座谈会。胡乔木也先后找姚依林、赵紫阳等人，听取他们对十二大报告经济方面的意见。

5月1日晚7时半，胡乔木在玉泉山5号楼召集会议，听取起草班子主要成员汇报到各部门调研的情况。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十二大报告要讲清楚以下问题：今后20年的战略目标和发展阶段，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改革、干部制度改革如何搞，精神文明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如何进行。

听取汇报后，胡乔木讲了他对十二大报告内容的构思。

第一，经济方面。要讲经济形势，经济前景。经济前景要讲20年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阶段，但主要讲最近5年。要研究南斯拉夫、波兰等国家经济危机的教训，研究计划经济如何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研究分散和集中之间如何找到一条中线。耀邦同志多次讲，要打开经济工作新局面，究竟怎么打开？请大家考虑。

第二，精神文明方面。要讲精神文明同物质文明的关系。精神文明是上层建筑，物质文明是经济基础。物质文明是生产力，不是生产关系。精神文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生产力本身不能解决精神文明问题。只解决生产关系也不一定能解决精神文明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为生产关系，还有其他关系。可以这样说，一定的精神文明，就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就有一定的精神文明。这要从理论上说清楚。现在有一种论调，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其他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种种现象表明，光讲经济建设、生产关系不行，还要讲精神文明。

第三，党的建设方面。特别要讲整党的必要性，要说明我们是能够整好党，把党建设好的。

四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观点

5月6日至5月8日，胡乔木同胡耀邦一起，在玉泉山5号楼召集起草小组全体成员接连开了三次务虚会。5月10日开始动手起草报告。一个星期，初稿就写成了。随后，围绕初稿集中讨论两个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和经济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在1982年4月3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证问题时发表了重要意见。邓小平把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战略的高度，指出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四项政治保证之一。邓小平说：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个重大任务长期抓下去；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心是三句话，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要使全国各族人民，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坚持对外开放，但是终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无论干什么，都要立足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革命和建设靠自力更生，今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靠自力更生。要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间，形成这样一种风气、一种作风、一种精神状态。

在邓小平启发下，胡乔木在4、5月主持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有所提高和发展。他从历史上、理论上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新的重要观点，并做了深刻的论述。除上文已经说到的5月1日晚胡乔木同起草组同志谈话之外，5月中旬讨论初稿时，胡乔木又提出两个重要的新观点：一个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胡乔木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可以这样来界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一定范围内的综合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这是胡乔木继1981年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精神文明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大部分后，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认识上、理论上的新发展。

一位起草小组成员回忆胡乔木关于精神文明的谈话时说：为了社会主义全面健康的发展，乔木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考虑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明，同我们做了系统的极富哲理的交谈，引证理论和历史，以长远的历史眼光和深邃的理论思维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胡乔木说：

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物质目的，而且要有精神目的。发展经济和实行按劳分配当然是最重要的，但社会主义不限于经济运动，社会主义关系不限于经济关系。社会生活当然离不开物质生活，但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动物才仅仅是物质生活。马克思说，人只有在维持自己生活的劳动以外，才开始真正的人的生活，才有高度的自由。世界上所有的大科学家、探险家、革命家等等，都不只是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报酬，才做出那些贡献的。任何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都离不开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社会主义更应当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可以只讲物质利益、按劳取酬等等，但先进分子必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扩大先进分子的队伍。而在特别的情况下，在紧张的斗争中，如长征、抗战以及日常的抗洪救灾等斗争中，许多人甚至全体成员都可以表现出这种无私奉献精神。社会主义的概念最早是作为伦理学概念提出来的，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如果社会主义不确立个人服从社会的原则，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是跛足的；如果把社会主义关系仅仅限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任务又仅仅看成发展生产力，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会变得简陋和低级，同福利国家差不多。现在就有这种情况，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大家都围着钱转，这就会分泌出一种腐化自己的毒素，社会主义就要蜕化。

四个现代化是从物质生产力、科学技术方面说的，是与资本主义共同的、可比较的。唯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一样，它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特点。科学教育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提，但任何现代化都要有发达的科学教育文化，所以它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本质特点。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不能说成仅仅是道德问题。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社会主义道德。而社会主义的思想、理想，最根本的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人与人的平等。每个人认识与实行对社会的义务。社会保障人，人要保障社会。经济上如此，政治上文化上也如此。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前进。

十二大报告采纳了胡乔木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认识、新观点。

十二大报告指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

报告阐明：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时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报告论述了两个文明的关系，指出：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报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它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文化建设也应当包括健康、愉快、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使人民在紧张劳动后的休息中，得到有高尚趣味的精神上的享受。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的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在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精神境界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团结一致、友爱互助、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的人与人之间新型的社会关系。

报告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党的思想建设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共产党员应当首先在思想道德方面起模范作用。

十二大以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不小的进展，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蔓延，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理论，却或者受到歪曲、攻击，或者被遗弃、排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际国内现实生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说明按照邓小平“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做出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五 在经济问题上发生争论

胡耀邦后来对人说：“关于八一年、八二年争论：经济上讲得尖锐些，关键是速度问题。说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1981年争五保四，我发急了，讲了难听的话，并非对谁过意不去。这时互相不能说服。于是每到地方时，我就在下面鼓气。准备十二大报告时，争论爆发。”

争论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发展速度问题。胡耀邦主张十二大报告应该多讲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少讲困难，认为财政部、国家计委的统计方法不对，不能以效益压速度。关于20年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中央确定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胡耀邦不赞成分前10年和后10年，主张提前翻番。他认为要充分估计潜力。六五计划保六争七没问题，有可能超过八。

第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1981年11月至1982年1月，陈云先后四次谈这个问题，主张“我们的国家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起草十二大报告之前，1982年4月3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四项根本的政治保证时，也指明：“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轨道。”胡乔木主张十二大报告应该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来写，胡耀邦不同意。

第三，消费与积累的关系问题。胡耀邦强调以消费促生产，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是积累的完成。只有高消费，才能促进生产。胡乔木不同意宣传高消费，指出：消费和积累是两码事，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胡乔木和胡耀邦两人在经济问题上发生争论，邓小平、陈云知道以后发表了意见。陈云于5月21日、22日同胡乔木谈话，表示赞成胡乔木的意见。5月22日，邓小平对胡乔木、邓力群说：十二大文件的起草，按原来确定的方针不变。事实上，争论的双方各有各的道理，胡耀邦希望改革的步伐更快些，而胡乔木认为需要稳妥些。最后形成的报告是综合各种意见后的平衡，体现了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六 胡乔木继续进行起草工作

根据邓小平、陈云的意见，胡乔木于6月3日将十二大报告改出一个初稿。然后再精心加工修改，于6月中旬又改出一稿，称“讨论稿”，这才送给各位常委审阅，征求他们的意见。

6月24日，陈云在审阅十二大报告讨论稿时，让秘书向胡乔木转告以下意见：“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这个问题，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还不够，应当把它提到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陈云针对讨论稿中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的提法，指出：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6月26日陈云再次通过秘书向胡乔木转达他对讨论稿的两点意见。一是说“一切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还不够，还应加一句：“重大问题都必须由党委作出决定”。二是党校还是要有党校的特点，不能代替正规大学，不能一期搞几年，设很多专业课。

6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乔木谈十二大报告稿的修改意见。他说：报告架子可以，但要写得精彩些、短些；经济部分可以多改；外交部分要注意策略，不要使人觉得我们的外交政策变了。邓小平要求稿子在10天左右改出来。

此后，胡乔木带领起草小组对报告稿又反复进行修改，力求从内容到辞章都能够达到邓小平、陈云等常委的要求。

7月2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通过了十二大报告稿。7月3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为十二大准备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等四个文件进行了讨论，决定提交十二大审议。

七 对十二大报告的说明

7月31日上午，胡乔木在十一届七中全会预备会华东一组会上发言，对十二大“政治报告”做说明。同时传达了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的意见。当天，胡乔木的说明，就以简报综合2号发给全会。

胡乔木首先说明，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政治报告的篇幅尽量做了压缩，从原来的4.5万字压缩到3.7万字。十二大报告内容重要，需要说到的问题多，但又不能太长，就是3.7万字，高龄的领导同志一天也看不完，讲也需要用两个半天。

接着介绍政治报告的主要内容。胡乔木说，报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方针，另一方面是实行经济方针的政治保证。

胡乔木没有对经济方针的要点进行介绍，而是着重讲了跟大家直接有关的一条——集中资金。这也是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着重谈论的问题。胡乔木说：

经济方针，最近紫阳、依林、宋平同志先后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依林同志说，集中资金这个问题，恐怕难度很大，他列举了中央手里的财力逐年下降的状况。可是大家都希望国家的经济能够“起飞”，能够振兴。紫阳同志在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里提出的十条方针，里面包括一个发展战略，发展的基本纲领。其中的关键是前十年要做好各项准备，后十年就可以用比较高的速度发展。这样就可以实现两个倍增的计划。就是在今后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两个倍增，平均十年增加一倍。实际上第一个十年增加不到一倍，第二个十年增加要超过一倍。这里就需要有相当数量的投资。可是，现在国家缺少资金，这样，就没有法子保证在前十年为后十年的经济振兴、比较高速度的发展准备一些基本的条件，包括能源的开发，交通的建设，还有一些大的必要的项目的建设。当然，除了资金，还需要有其他条件。小平同志说，这些事情好办，只要中央下了决心，把道理讲清楚，相信地方上的同志会支持的。因为这是全国的大计。当然，在集中资金的过程中，也要照顾到地方的需要。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现在这个政治报告里面是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的。

关于政治保证，胡乔木做了以下说明。

小平同志在二月到三月里找了我们几个人多次讲话，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政治保证。他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有四项政治保证：第一，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战略的高度，就是说，要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发展精神文明，抓好两个文明的建设。第三，打击经济领域以及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这一手必须坚持，可是，同时必须要有另外一手。既然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势必会带来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破坏社会主义的因素，资本主义的影响就会增加，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乃至于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因素，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就会乘机而入。所以，对于这方面的斗争，要看成是决定我们实行这两项政策成败的关键。如果不同时抓好对这些敌对分子的严厉的打击和长期的斗争，那么，我们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就会失败。第四，要整党。党现在的状况，如果不进行一次作风和组织的整顿，那么，党要领导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的事业就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今天党内的状况，很多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新的修改的党章对党员，对干部，对纪委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要用这个党章来做整党的武器。十二大开完以后，准备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所有的党员进行党章的教育和十二大政治报告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对那些确实不符合党员条件，或者确实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教育了也不能改正，或者在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犯有严重的罪行的党员，就不能留在党内。个别确实已经变质的党组织，则要解散或改组……

小平同志说，有这样四项政治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除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方针，还要有这样四项政治保证。这个政治报告的精神贯穿了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上述方针。

胡乔木最后对外交和国防方面的问题做了说明。

八 十一届七中全会后的修改

十一届七中全会后，胡乔木带领起草小组根据全会提出的意见对十二大报告稿再次做了修改。8月21日，胡乔木将修改稿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审阅，附信一封，说明修改情况。

七中全会后，根据全会讨论意见，文件起草小组对中央向十二大的报告，又作了修改和增删，主要是：

一、原稿第一部分最末关于今后任务的概述，作了必要的修改。

二、原稿第二部分即经济部分，对今后二十年奋斗目标讲得灵活了些，去掉了关于增长速度的要求和其他某些具体数字，在这部分还加写了一段人口问题。

三、原稿第三部分即讲精神文明的部分，增写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一些具体要求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将原在这部分讲的政治建设方面的内容，分出来另列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题目，单独成为一部分，原在外交部分讲的国防建设也移入了这部分。

四、原稿第四部分即外交部分，加强了对以色列侵略的谴责，并指出了这一侵略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在讲到柬埔寨人民反对侵略斗争时，加上了“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领导下”字样，因为这是我国的一贯态度。

五、原稿第五部分即党的建设部分，将整党问题移到最后讲，并加强了内容。

六、原稿第六部分去掉了标题，作了些压缩，改为全稿的结束语。其他还作了些必要的修改，压缩了文字，共减去8页。

邓小平仔细审阅了新稿，8月25日在胡乔木21日信上批道：“乔木同志：第四部分注了点意见，词句请斟酌，56页删了一句。余无意见。”邓小平“注了点意见”的地方是在报告第五部分“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中苏关系演变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是由于苏联领导人执行了霸权主义政策”一句处，送审稿删掉了“领导人”三个字。邓小平赞成，加旁注：“这句不要动。”“56页删了一句”，是把“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个人专断作风逐渐滋长”中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渐滋长”一句删了。此外，邓小平还把“保卫世界和平”改为“维护世界和平”；把“我们继续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斗争”改为“我们继续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要求返回家园、建立自己国家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斗争”；在“现在日本有些势力还在美化过去侵略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史实”后，加上“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按照邓小平和常委审阅的意见，胡乔木又做了最后的加工修改。

九 十二大通过《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六部分：一、历史性的转变和新的伟大任务；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三、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四、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六、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报告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六年的战斗历程，总结了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经济工作，报告指出：“在全部经济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并特别强调注意解决以下几个原则问题：首先，关于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和继续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其次，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再次，关于正确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最后，关于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问题。

经过全体代表审议，1982年9月6日，十二大通过《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批准胡耀邦同志代表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会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大会认为，报告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应当成为今后党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

从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五年间，全党要力争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为此，必须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特别是要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大会号召，全党同志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振奋精神，坚忍不拔，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9月6日这一天，胡乔木负责修改的新党章也得到代表大会通过，做出决议。至此，胡乔木承担的修改党章和起草十二大报告的任务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