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译者序

2014年5月，印度人民党领袖纳伦德拉·莫迪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令世界惊叹。外界普遍认为印度选出了一位强势领导人，印度民众似乎也看到了印度重塑国际形象与重振国内经济的曙光。莫迪上台以来，其执政理念和施政方式的确为印度的内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对外政策尤为吸引眼球。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不仅重塑了“领导大国”的形象，为印度在世界政坛上博得了更多关注，而且印度的经济增速在2014年赶上了中国，在2015年则引领全球，并且中印关系也出现了积极发展的势头。

在莫迪执政初期，关于新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外界普遍有两种预判：一种观点认为，莫迪之所以胜选，主要源于其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期间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恰好与民众求新求变的心理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意愿相吻合。基于莫迪上台后将以发展经济为己任，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应是大势所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强人”莫迪在竞选期间就明确地表达了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其上任后对华政策很可能会更加“强硬”，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将高于辛格政府执政时期。究竟“强人”莫迪对华外交政策是否会更加“强硬”？莫迪政府对华外交实践将面临怎样的困境？

作为印度国际事务方面的一位顶级评论家，拉贾·莫汉先生长期以来为印度走向世界提供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莫迪的世界》这本书中，拉贾·莫汉先生讲述了纳伦德拉·莫迪在大选期间以及在2014年上任以来的外交政策思想与实践。莫迪对外战略构想的核心是强调并奉行“邻国是首要”的外交方向。新政府认为，“一个不能停止与弱小邻国争吵的印度，只能为中国在次大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而铺路”。因此，莫迪政府不仅意识到与巴基斯坦进行战略性接触的重要性，同时重视改善与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之间的关系，旨在为充满活力的地区主义政策奠定基础。

在大国外交中，印美关系是印度对外战略的核心。莫迪正全力以赴地寻找各种办法为重塑印美伙伴关系增添动力。他不仅努力摆脱传统上印度与美国接触时的自信缺失，改变过去印度对美国外交政策上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且上任后即“摒弃前嫌”，主动地拥抱美国，努力让印度重新成为美国的商业机会，并且不断深化与美国之间的军事与安全合作。

在对华外交政策方面，本书不仅运用较大篇幅反思了过去多年印度对华外交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莫迪新政府的对华外交理念，而且在邻国外交和大国外交战略等方面，也不缺乏对中国因素的深入分析。在本书中，拉贾·莫汉认为，莫迪在解决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发出的声音更加自信，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以提升印度综合实力的想法更加果断，对中国开放投资领域的姿态更加开放，意欲利用中国的经济实力来加快印度的经济增长。虽然印度不应该相信可以通过经济合作解决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分歧，但如果中国有助于印度实现一系列互联互通方面的宏大项目，就应该合作而不应该有任何政治上的犹豫，特别是印度应该支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以联盟企业的形式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但事实上，印度很难摆脱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防御心态，特别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则持更加怀疑的态度。

正如作者所言，虽然本书的内容仅仅涵盖了他任职不满一年的情况，但却为外界评估莫迪的对外政策提供了足够的依据。不可否认，拉贾·莫汉先生写作的这本书思想内容丰富，而且不乏精彩观点和独到见解，是了解印度对外战略不可多得的一部著作，读后定会获得一定收获。但是，也有一些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这里略举一二。

在“邻国是首要”一章中，作者写到“2014年7月，海牙法庭的裁决解决了印度与孟加拉国之间的海上边界问题，这与南海争端持续升温形成了对比。中国拒绝遵守国际法原则，开始使用武力维护其对于南海不断扩大的主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德里与达卡通过海牙法庭裁决来解决两国之间的海上争端，前提是双方同意将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交由国际仲裁法庭来解决，而南海争端持续升温的关键在于菲律宾单方面向临时组建的仲裁庭提起了所谓仲裁，这种做法不仅扭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背离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更违背了国际法原则。中国方面对所谓判决的不予理睬，恰恰是对国际法的遵守。更要强调的是，中国并没有开始使用武力解决南海争端，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与有关国家以和平方式妥善处理和解决南海争端。

在“反思中国”一章中，作者写到“从地缘政治的逻辑来讲，印度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德里与华盛顿能走多远，将取决于对来自北京的安全威胁的评估”。如果印度的战略分析家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和对华错误认知来评估中国的战略意图，基于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军费开支情况来评估来自于中国方面的“威胁力量”，就会产生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曲解与“威胁力量”的误判，从而影响印度对华外交战略的制定。

以上所谈，显然没有完全涵盖本书的主要内容。相信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发行，定能引发中国读者更多思考与讨论。我也想借此机会对莫迪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中印关系的未来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观察莫迪执政两年多以来的外交政策与实践，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在既定的战略目标下不断调整外交手段，制造和利用各种机会，技巧性地开展务实外交，以营造有利于“大国崛起”的战略环境。莫迪上台以来，不仅利用各种外交机会和平台塑造印度的大国形象，中印关系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毕竟作为世界上最大且最具经济潜力和发展活力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这是从普遍民众到学者和政界精英均认可的基本事实。多年来，在“中印大同”（Chindia）的理想驱动下，两国之间从不缺乏相互合作的动力，由此也推动双边关系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中印之间的政治互信难以建立，战略竞争因素不仅无法消除，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大于可变性，呈现战略上“防范”、政治上“谨慎”与经济上“有限合作”特点。中印关系似乎难以跨越喜马拉雅障碍，双边合作进展缓慢，双边关系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也正是莫迪的对华外交政策格外吸引眼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定程度上，双边关系的发展与成效，更多地取决于各自的战略定位及外交政策走向。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印之间不仅存在很多相似，而且现阶段拥有合作发展的共同利益诉求。但是，在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两国的利益汇合点越多，意味着矛盾越多、竞争越激烈。中印政治互信缺失的原因，既有对包括边界问题、贸易不平衡和中巴关系等“老生常谈”的历史问题的纠葛，也有对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眼前问题的芥蒂，更与一直以来印度对“中国威胁论”的感知与担忧密切相关，担心中国崛起会挑战印度在南亚的势力范围以及印度对印度洋的影响力。在历史原因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之下，印度主流的认知是将中国视为印度崛起的挑战和国家安全的威胁，担心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将成为印度崛起的阻力，导致印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的不信任态度，从而对中印合作和双边关系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即便在经济合作方面印度的态度相对积极，由于中印之间经济实力差距较大，印度担心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会带来合作收益的不对等或引发印度的市场空间受到中国进一步的挤压，从而导致中印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且，地缘政治考量也无形之中加剧了战略竞争，导致经济合作的步伐相当谨慎，双边合作成效有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功包含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且更多时候，可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缺乏“人和”因素的情况下，即便合作机会摆在面前，呈现在眼前的可能更多是问题和矛盾，从而制约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当前，中印两国的利益交汇点逐渐突出，挑战和威胁亦逐渐趋同。只要双方能够摆脱地缘政治与安全问题的束缚，逐渐缩小信任赤字，努力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以及政治问题经济化，两国之间的合作潜力就有望转变为现实的利益。

与其前任曼莫汉·辛格相比，莫迪明显加大了对华经济外交的力度，努力通过佛教、瑜伽等文化元素夯实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基础，并尝试进一步拓展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希望借力中国，把孟买建设成“印度的上海”，把古吉拉特建设成为“印度的广州”。的确，两国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而且两国目前都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双边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积极向上的。尤其是，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以及2015年5月莫迪访问中国之后，两国确立了加快建立“面向发展的伙伴关系”的方向，达成了一系列战略共识和具体合作项目。两国政府适时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和良好氛围，对推进双边关系向前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例如，2015年6月，中国开放西藏乃堆拉口岸，方便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紧接着在7月份，印度正式开始对中国公民发放电子旅游签证。同时，两国高层互动频繁，包括2016年4月16日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紧接着，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访问中国并进行了中印边界问题第19次会晤；之后，穆克吉总统于2016年5月26日访华，传递了对华关系的积极姿态，被普遍视为缓和双边关系的一种努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在8月份对印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由于高层之间的政治互信得到了改进，推动中印双边关系出现了健康发展的势头。

目前在中印合作中，最富有成效的是地区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双方都希望能够进一步在地区安全和反恐事务等方面加强合作，这也是中印关系近两年来持续改善的积极信号。中印在包括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东亚峰会、金砖国家等国际和地区层面的合作机制中互动积极，在反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粮食价格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上配合密切，共同努力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话语权和拓展利益空间，共同推动并重塑地区和全球经济新秩序。

印度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且拥有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如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带来的潜在消费需求、人口结构年轻化带来的劳动力优势、处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机遇期等。作为印度周边最大的邻国，中国不仅可以助力印度的经济发展，也是印度周边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众所周知，中国在历经3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诸如铁路、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发展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正好与印度基础设施落后和制造业滞后的发展困境形成“完美互补”，契合了莫迪政府通过引进外资和改善营商环境以实现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印度制造”的发展目标。同时，印度无疑也是中国理想的经济合作伙伴，印度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明显，两国在软件、通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虽然，印度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持谨慎态度且没有做出回应，但密切关注和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官方对“一带一路”没有表态，并不代表印度在经济项目上排斥与中国合作。印度积极加入亚投行并成为第二大股东，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中印拥有互联互通合作的潜在需求，印度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需求方，而中国无疑是最有实力的供给方。两国能否实现项目合作甚至战略对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搁置历史问题并正视现实中的地缘政治矛盾。如果双方能够把各自首要的目标——发展作为优先考量并付诸实施，并通过官方和民间各种渠道释放和传播更多正能量，同时加强沟通和减少猜忌，抛开认知和心理上的障碍，走出“囚徒困境”而相互合作，两国必将收获经济合作带来的巨大红利。如此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崛起，也将促进亚洲的繁荣。

最后，我非常感谢拉贾·莫汉先生对我的信任。拉贾·莫汉先生是印度著名的战略分析家，能够翻译这本书，我们深感荣幸。

朱翠萍

2016年9月7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