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长期和短期

从供给端看，决定经济的供给能力的三个方面——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短期内的变化都不大。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资本的增长（每一年的投资完成额扣除折旧）相对于过去几十年累积的存量来讲是很小的部分；而全要素生产率受技术进步等限制在短期内也难有很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内这些因素都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所以，一般认为经济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即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是平滑的，呈现趋势性的特征。当然，经济的供给面会受短期的冲击，比如自然灾害（洪水、严寒、地震）对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影响，但这种冲击一是不可预测，二是发生以后的影响短暂，也相对比较清楚，所以，这些暂时的供给面的冲击不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变量。

需求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波动要比上述的供给面的因素大得多。人们的消费行为，尤其是基本消费以外的可选消费，受当期的收入、资产价格（财富效应），以及对未来的信心等因素影响，后两者短期的波动尤其大；企业的投资行为受融资条件、对未来需求的预期或信心影响，其中存货变动的幅度往往较大；出口则受外部需求和市场环境包括汇率变化的影响。所以，宏观经济分析一般把GDP增长的短期变化归结为需求的拉动作用，在分析短期经济波动时，我们可以假设潜在增长率不变，或基本稳定。大家预测未来一年的增长时往往从总需求的三驾马车入手。

这种“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的逻辑似乎很清楚，但现实远比此复杂，供给和需求、长期和短期的关系在某些条件下往往互为因果，相互交织。短期需求的变动可以通过改变经济供给面的因素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比如，投资需求持续减少必然影响整个经济的资本积累，从而对经济的供给能力形成制约，在此情形下，需求和供给、长期和短期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

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形。在我国，宏观政策逆周期操作、稳定总需求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进行。一方面，由于财政资金对基建项目的投入往往能够带动地方政府获得来自其他渠道的配套资金，尤其是银行信贷，财政政策拉动短期需求的效率很高。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占用的资源越多，私人部门发展的空间就越受限制，其结果可能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如果扩张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来进行呢？其拉动短期需求的效率相对较低，因为减税虽然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企业的负担，但这些有多少能够转化为当期的消费和投资取决于私人部门对未来的信心和其他可能的限制条件。但减税增加了私人部门支配资源的比重，其伴随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比某些政府主导的投资的效率高，因此将有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另一个例子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长期和短期的两难选择。发达国家总的政府债务负担从全球金融危机前对GDP 74%的比率，上升至2012年的110%，显著超出了90%的警戒线。债务负担高悬，使得欧、美、日政府面临很大的财政紧缩压力，加税和减少开支的财政紧缩必然影响短期需求。在欧美银行面临去杠杆压力、货币政策扩张效率降低的情形下，财政紧缩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伤害尤其大。但现在的财政紧缩有助于保证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降低私人部门未来的税收负担，有利于长远的增长，这是主张即使承受短期痛苦也要财政紧缩的一派的主要论据。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反对的一派强调财政紧缩拖累经济增长，在脆弱的经济环境下，使得失业率持续处在高位，长期失业的人技能降低甚至散失，整个经济的潜在增长或供给能力下降，即使以后经济复苏了，这些人也很难就业，政府的未来税基受到伤害。按照这一派的观点，财政紧缩既不利于短期增长，也不利于长期增长，甚至不能改善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政策如何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取得平衡呢？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受社会的主流观念影响，现实中，欧美的财政政策似乎是在这两派观点的中间取得了平衡，但总体来讲反对财政紧缩的声音对政策的影响更为明显，本质上反映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主流经济学思维的一些变化。从过去一味反对财政扩张，强调债务的中长期可持续性，转变为更关注短期的经济增长，原因是这次危机对经济的冲击大，主要矛盾是短期需求不足。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政策和背后的经济学思维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9年4万亿元的政策刺激与货币信贷的大幅扩张对扶持短期需求增长的效果显著，但也引起了对其中长期负面影响的关注。如何平衡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是全球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共同面对的难题。在此，有必要先回顾宏观经济学两大流派的演变及其最新的发展，以充实上述的两维空间，为本书的其他章节提供一个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