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科学”到“大科学”

广岛、长崎原子弹事件和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这两个关键性历史事件让我们看到在美国科学与民族的军事和经济利益是如何变得息息相关的。正因如此，国家对科学的投入大幅增加。科学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其规模也随之扩大。由一小部分业余爱好者践行的“小科学”（Little Science）的历史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专业人员群体进入科学领域，“大科学”从此诞生并将永久存在。

“二战”和冷战期间，科学获得的公众支持和联邦政府资金支持都迅速上升。联邦政府研发投入所占的份额迅速增加，1940年不到1/4，而到1965年已超过2/3。在此期间，主要有两个组织负责分配联邦政府对科学的资金投入。“二战”期间，军事在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调整科学的研究重点，1950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专门给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教育与基础研究提供资金支持。从1952年到2010年约60年间，它在研究上的预算从350万美元增加到68.7亿美元。另外一个支持科学研究的重要政府机构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它的前身是其他联邦政府机构，1930年正式更名为国家卫生研究院。它在1946年启动了院外研究基金和奖金项目。它从国会得到的拨款从1946年的50万美元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310亿美元以上。对科学如此大的投资力度，包括对科学教育的投资，带来了“二战”后美国科学产出的高速增长。

即使在美国人1969年登上月球时，科学仍然是大众抨击和评论的焦点。凯夫利斯（Daniel J. Kevles）在其1971年出版的著作《物理学家：现代美国的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历史》（The Physicists: 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Modern America）中抨击科学是精英人士的职业，等级森严——尽管他也意识到精英主义与“非利益化的科学道德准则”有关。批评家们斥责核军备竞赛和越南战争对军事技术的滥用，认为这两者都是新的研究成果造成的后果。对美国公众而言，科学卷入军事长达25年，造成的问题越来越棘手。

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哲学家和一些科学家开始严肃地质疑科学客观性的理念。科学研究的注意力从科学研究活动本身转向影响科学项目和成果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宗教、阶层和其他一些解释性的特征。近几十年，女性科学家相对于男性科学家比例较低成为一个主要话题和讨论热点，虽然女性在受教育水平和其他男性主导型职业的参与度上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科学领域女性比例较低的状况仍在延续。除了关注社会公平和潜在人才浪费外，许多学者也开始讨论白种人和亚裔男性在科学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如何塑造了科学探索的形式及对研究结果的解读方式，他们认为或许正是这种格局使女性和其他少数族群或种族群体不愿意参与科学，从而导致他们在科学领域的低参与率。

随着联邦政府持续性、大力度的科学投入，过去的“小科学”已逐渐转变为如今的“大科学”。与“小科学”相比，“大科学”的典型特征是：大量的政府支出不仅支撑了一支庞大的科学劳动力队伍，而且带来了科学生产力的快速提高。结果，20世纪，科学投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总体经济增长速度。例如，科学投入的人均成本在1950～1960年十年间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而同期GDP年增长率仅为3.5%。德里克·普赖斯（Derek Price）意识到这种指数快速增长的后果，预测了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在科学投入上保持以往的增长速度，”他写道，“未来人口中，我们可以为每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加上一个孩子和一条狗分配两位科学家，我们花在他们身上的钱将是我们拥有的两倍。”

“二战”后科学的飞速发展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正常的、如今再也不可能持续的阶段吗？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支持力度在近几十年下降了吗？冷战时期的经历让美国人对科学的军事用途失望了吗？当今美国对“大科学”的关注导致科学过分集中和停滞不前了吗？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