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General Report

Y.1 “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中东乱局仍将向纵深发展

田文林

摘要： 中东剧变数年来，中东乱局持续加剧，目前面临四大危机：国家治理危机；地区秩序重建危机；主权体系危机；大国政策模式危机。在国际经济危机深化、油价持续暴跌、美国战略收缩加快的背景下，中东各种矛盾仍将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 中东乱局 危机 前景

中东地区矛盾丛生，2011年中东剧变既是这些矛盾长期积累的最终结果，也使得这些矛盾继续向纵深发展。在国际经济危机深化、油价持续暴跌、美国战略收缩加快的背景下，中东矛盾仍将向纵深发展，“由乱到治”任重道远。

一 国家治理危机：威权政权失势，民主政体失灵，中东治理模式探索陷入迷途

2011年中东剧变，很大程度是中东国家治理失败的结果。在2011年之前，不少西方媒体，包括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就经常批判阿拉伯国家存在政治独裁、经济困难、文化落后、歧视妇女等种种弊端。从这一意义上看，2011年中东剧变带有探索国家治理新道路的历史任务。进一步看，在这种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埃及、突尼斯等转型国家事实上将“民主化”作为纾解困境、强国富民的基本选择。然而，众所周知，当前，即使作为民主政治发祥地的美欧等发达国家，民主政治也已声望日衰。因此，中东国家的这种政治探索注定只能是缘木求鱼。

从政治角度看，这场民主化转型显示出中东政治难以摆脱的两大痼疾。一是无法克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选择。中东地区之所以长期盛行威权政体，就是因为这种政体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能够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但这种长期的“超稳定结构”也导致了这些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世袭、裙带主义等一系列负面问题。这些国家之所以在2011年出现政权动荡乃至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民众渴望打破这种一潭死水的既定政治结构。然而，由于这些国家的民众具有强烈的部族、教派意识，因此当这些国家权力失控后，教派、部族等原生性意识和力量层出不穷，由此导致中东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和混乱之中。这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境令诸多中东国家难以抉择。二是无法克服宗教与世俗力量此消彼长的内耗问题。中东国家信仰伊斯兰教，同时多数国家推行政教分离，由此导致中东国家道统与法统相互分离，彼此纠缠：一方面，政府掌握世俗权力，握有警察、军队、法庭等各种国家专政工具；另一方面，宗教势力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并在草根阶层扎根很深（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这些宗教势力长期蛰伏，一旦获得机会，便会反客为主，与世俗力量争夺政权。历史上，伊斯兰世界但凡出现重大变革，总会出现伊斯兰势力的身影。在2011年的中东剧变中，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的政治伊斯兰势力乘势崛起，一度掌握国家政权。但这种态势将使相关国家教俗矛盾空前激化。2013年7月，塞西领导的埃及军方直接罢黜穆尔西，并对穆兄会严厉镇压，由此导致穆兄会暴力化倾向增强。近一两年来，穆兄会成员针对政府目标的袭击不断出现，令埃及等中东国家社会分裂空前加剧。要么是世俗独裁，要么是伊斯兰化的民主，中东教俗矛盾令中东国家在政治转型中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从经济角度看，民主转型并未使相关国家走向繁荣，反而变得“今不如昔”。以失业率这一指标为例，2011年中东剧变前，中东地区的失业率大约是25%，但到2015年底已上升至30%。根据标普公司的报告，2015年，阿拉伯世界11个国家的政府债务为706亿美元，但2015年该数字已升至1430亿美元，预计2016年数字更高。据阿联酋一家研究机构统计，中东剧变数年来，相关国家损失超过8300亿美元。

埃及是中东民主转型受挫的典型案例。2011年政权更替以来，埃及外汇储备由2011年初的360亿美元降至2016年11月的165亿美元。同时，埃及外贸赤字也不断增加，2013～2014财年，埃及外贸赤字为340亿美元，到2014～2015财年，这一数字已增至390亿美元。2015年，埃及财政债务已经占到GDP的100%; 2014～2015财年，埃及接受的直接投资为6.9亿美元，同比下降34%。同时，埃及旅游业也因安全形势恶化明显发展减弱，例如2015年10月俄罗斯客机在西奈半岛被击落后，游客骤减，埃及旅游收入减少22亿埃镑（2.8亿美元）。对于这种现状，埃及民众普遍悲观。根据“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 2011年以来，埃及民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连年下降。

即便是转型相对平稳的突尼斯，其经济和安全形势同样存在巨大问题。目前，突尼斯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年轻人失业问题严峻（达40%），该国70万失业人口中，25万失业者有本科以上学历。2016年1月，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五周年时，该国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要求政府兑现5000个工作机会的承诺，这场冲突造成数百人受伤。突尼斯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突尼斯是参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人数最多的阿拉伯国家。目前，随着该组织日渐陷入颓势，许多极端分子已返回国内，由此使该国安全威胁日趋增大。2015年3月18日，突尼斯著名旅游景点巴尔多博物馆爆发恐怖袭击，造成19人死亡、44人受伤；6月26日，突尼斯再次发生袭击外国人事件；11月24日，突尼斯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12名总统卫队成员被杀。旅游业是突尼斯经济支柱之一（占GDP的7%），加上关联产业，贡献度高达15.2%。安全形势恶化严重打击了突尼斯旅游业。据统计，2015年1～11月，该国游客数量下降26%，旅游收入下降33%。突尼斯陷入动荡与贫穷交替上升的恶性循环。

实践证明，“民主化”并不能解决中东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反而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在此背景下，中东国家民众对“民主化”的热度日趋降温。2012～2013年，61%的人认为“阿拉伯之春”是“积极的”，只有22%的受访者对其持否定态度。但到2015年，持否定态度的民众达到59%，明显超过赞同该运动的受访者。

对这些中东转型国家来说，更大的悲剧在于，它们既看不到未来，也无法回到过去。事实让阿拉伯民众越发认识到稳定与秩序的重要性。埃及还算幸运，由于该国原有的政治框架并未被完全打破，因此有可能“原路返回”, 2013年7月塞西领导的军方发动政变，事实上就是强行恢复秩序的应激性反应。但相比之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因原有权力结构被打破，碎片化趋势日趋明显，要想重新回到威权政体已经不太可能，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问题在于，中东国家迄今已经尝试过各种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但均未帮其摆脱困境。“民主化”原本是这些国家探索治理新路的救命稻草，而现在却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意味着中东地区的意识形态危机更加明显。“梦醒后无路可走”，这就是当前中东的最大困境。在可见的未来，中东国家仍需要继续在黑暗中探索。

二 秩序危机：中东旧格局已打破，但新格局未形成

2011年中东剧变几乎完全打破了中东原有权力格局。中东政治生态复杂而脆弱，一旦破坏很难复原。在此背景下，中东长期被压制的各种潜在矛盾日益爆发。中东俨然进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新蒙昧时代”。

（一）沙特与伊朗“新冷战”加剧，地区教派矛盾空前升温

中东剧变本身就是权力重新洗牌的过程。经过数年来的大浪淘沙，温和阵营中的沙特，取代埃及，日趋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新盟主。在激进阵营中，伊朗凭借其相对稳固的政体、较强的综合实力以及颇具智慧的外交政策，地区崛起态势日趋明显。尤其2015年7月伊核协议达成后，伊朗地区大国态度更加明显。

沙特与伊朗分属不同教派，外交政策和利益诉求相左，关系始终不睦。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曾向沙特等邻国“输出伊斯兰革命”，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沙特还专门成立海合会以防范伊朗；1980～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沙特站在伊拉克一边，由此使伊朗对沙特不满加剧；1987年，沙特安全部队杀害400多名伊朗朝觐者，导致伊朗与沙特一度断交。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与伊朗双雄并起，两国敌对态势进一步增加。数年来，两国争夺加剧，遍及地缘、经济、外交、舆论等各个领域。

沙特对伊朗的遏制几乎是全方位的。一是加紧地缘争夺。在叙利亚，沙特从2011年起就谋求颠覆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以剪除伊朗主要羽翼；在也门，2015年3月沙特公开出兵参与打击当地胡塞武装，此举被视为“沙特和伊朗中东争霸战的一部分”；在沙特牵头下，海合会2016年3月2日将黎巴嫩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沙特还取消了对黎巴嫩的30亿美元军事援助，理由就是真主党在黎巴嫩影响日增。二是发动外交战。2015年12月15日，沙特宣布组建有34国参加的反恐军事联盟，同时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什叶派国家排除在外，显然有“拉圈子”、孤立伊朗之意；沙特还将土耳其视为遏制伊朗地区扩张的战略对冲力量，2016年1月两国建立“战略合作委员会”；2016年1月2日，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奈米尔，此举引发伊朗人的强烈反应，沙特驻伊朗大使馆遭焚。沙特同样反应激烈，直接宣布与伊朗断交；2016年2月27日，沙特举行20个伊斯兰国家参加的最大规模军演，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震慑伊朗。三是发动舆论战。沙特外长朱拜尔专门在《纽约时报》发文，指责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的近40年中，始终在中东地区煽动叛乱、制造动荡和混乱，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招募武装分子，并指控伊朗支持恐怖分子。

在沙特外交政策带动下，逊尼派国家大多站在沙特一边，一定程度形成“逊尼派阵营”。例如，沙特发动也门战争获得10个阿拉伯逊尼派国家支持；沙特与伊朗断交带动巴林、苏丹、索马里、科摩罗等国与伊朗断交，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则降低与伊朗外交等级或召回大使，巴林外交大臣还指责伊朗对整个地区的威胁堪比“伊斯兰国”。土耳其也积极参与配合。在推倒巴沙尔问题上，土耳其与沙特配合默契；2016年1月31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沙特，公开谴责2016年1月伊朗民众袭击沙特驻伊大使馆。此外，2015年12月在卡塔尔建立军事基地，剑锋指向伊朗。埃及也支持沙特出兵也门，并与沙特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防范胡塞武装控制红海和曼德海峡。甚至连哈马斯也转向亲沙特。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哈马斯关闭在大马士革的办事处，双方关系逐渐恶化。同时，哈马斯担心站在伊朗一边将失去“逊尼派支持根基”，因此与伊朗疏远关系，2016年1月哈马斯领导人马沙尔拒绝伊朗提供的援助。逊尼派国家对什叶派势力的敌视，还渗透到民间层面。据佐格比2014年9月和2015年9月进行的民意调查，对真主党，沙特和阿联酋民众的85%、科威特民众的76%、埃及民众的96%、约旦民众的86%持否定态度；而伊朗在沙特的支持率已从几年前的13%降至8%。

面对沙特咄咄逼人的挑战，伊朗同样针锋相对，与沙特争夺激烈。在叙利亚，伊朗不顾国际制裁带来的经济困难，始终不遗余力地力挺巴沙尔政权，为其提供武器、资金和人员帮助。伊朗还有意识地在叙利亚培植什叶派民兵武装，号称“第二个真主党”，这些民兵武装对伊朗的忠诚度甚至超过对巴沙尔的忠诚。在也门战事中，伊朗同样站在什叶派背景的胡塞武装一边，为其出钱出枪，并向其派遣军事顾问；在伊拉克，伊朗大力支持当地什叶派民兵武装，如真主旅、巴德尔武装等。舆论方面，伊朗同样不遗余力地诋毁沙特。2015年1月14日沙特老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后，伊朗通讯社发表文章，标题就是“沙特权力转移对地区国家的影响——灰烬下的火焰”，暗示沙特、也门和巴林等国的什叶派起来反抗沙特政权。伊朗还指责沙特与“伊斯兰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2015年底，伊朗外长扎里夫还在《纽约时报》撰文，指责沙特患有“伊朗恐惧症”。

中东的什叶派力量同样大力配合伊朗的地区政策。例如，黎巴嫩真主党积极参加叙利亚内战，保卫巴沙尔政权。据报道，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真主党约有5000人被派往叙利亚战场，已战死1000多人。什叶派掌权的伊拉克政府同样偏袒伊朗，听任伊朗使用其领空援助叙利亚。2016年1月伊朗与沙特爆发外交战后，伊拉克部分什叶派议员还征集签名，试图驱逐沙特驻伊拉克大使。

总之，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导致中东格局日趋按教派界限重新划分，由此教派矛盾日趋升温。需要指出的，按教派划分阵营是中东政治退化的表现。有学者指出，沙特在巴林、叙利亚、也门的政策并不复杂，即什叶派是坏蛋，什叶派的伊朗正在干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事务。但这种信息只会使中东意识形态更加混乱。

（二）弱小国家沦为“丛林法则”的牺牲品和动荡源

中东的主权国家体系根基本身并不牢固。2011年中东剧变中，部分国家政局失控，原有地区秩序局部瓦解。在此背景下，中东原来的“主权不容干涉”等基本原则形同虚设，“丛林法则”和干涉主义日趋流行。相对弱小的国家日益成为外部力量的博弈战场和猎食对象。

一是叙利亚成为中东各种力量博弈的主战场。叙利亚危机从开始就是外力主导的危机。这场危机爆发之初，沙特、土耳其、卡塔尔及美国等国家在幕后支持叙境内反政府武装，伊朗则力挺巴沙尔政权，为其提供武器、资金和人员援助。俄罗斯2015年9月底也公开出兵叙利亚，空袭叙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力保巴沙尔政权。叙利亚俨然成为“微型世界大战”的主战场。目前，参与叙利亚危机博弈的至少有三组力量：最上层是美国与俄罗斯，中层是伊朗、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国家，最下面才是巴沙尔政府和各种反政府力量。在叙利亚国内战场上，至少存在五种冲突：巴沙尔政府与逊尼派反政府武装间的冲突，库尔德“人民保护军”（YPG）与“伊斯兰国”的冲突，反政府武装与“伊斯兰国”的冲突，叙政府军与“伊斯兰国”的冲突，以及土耳其与“人民保护军”之间的冲突。叙利亚境内还有1000多个反对派组织，这些组织主张各异，彼此征战。目前，介入叙利亚局势的外部力量各怀心思：俄罗斯想要保留叙利亚这一地中海的据点；土耳其竭力遏制库尔德人的壮大趋势；沙特期望建立一个逊尼派政权；伊朗则想保全巴沙尔政府这一战略资产。中东的“代理人战争”实为一场国家利益的拉锯战。

各种势力竞相博弈，导致叙利亚内战旷日持久，人道主义灾难深重。叙利亚原来是中东政局最稳定的国家，但数年的全面内战造成25万人死伤（叙利亚智库统计为47万），1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400万人流亡国外），半数城市被毁，大量良田抛荒。据“叙利亚政治研究中心”最新报告，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已有400万栋建筑被毁，3000所学校、70%的医院和卫生机构、60%的基础设施、数以千计的工厂和上万家小企业被毁，许多城市几乎完全瘫痪。截至2015年底，叙利亚经济损失超过2547亿美元，是2010年叙利亚GDP总量的4倍。失业率从2011年的14.9%增加到2015年底的52.9%。叙利亚经济处在“崩溃边缘”。此外，叙利亚战乱还使全球“圣战”分子纷至沓来，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极端组织层出不穷，叙利亚由中东“稳定绿洲”变成“恐怖天堂”。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8月17日称，“叙利亚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一危机已经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二是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北非动荡源头”。2011年之前，利比亚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相比其他非洲国家，利比亚生活水平高，人均寿命长，营养不良人口比美国还少，贫困人口比例比荷兰还低。但这一切在2011年戛然而止。2011年3月，由英法主导的北约军事干预，将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推翻，利比亚从此陷入武装割据、经济停滞、极端恐怖势力丛生的混乱局面。

在政府层面，自2014年8月以来，该国长期面临“两个议会、两个政府”的分裂局面：位于利比亚东部城市图卜鲁格的临时政府，以及位于的黎波里的“救国政府”。2016年1月，利比亚成立了得到联合国认可的新政府，但其仍无力统合国内两个政府。因缺乏能够有效控制全境的中央政府，利比亚已丧失了在联合国的投票权。受冲突影响，利比亚原油日产总量跌至30万桶左右，远低于2011年之前日均160万桶的水平。

在民间层面，利比亚种族、教派、部族、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冲突等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全球极端分子乘机在利比亚安营扎寨，“伊斯兰国”乘机在利比亚东部和中部地区建立基地，目前该组织已控制该国苏尔特（卡扎菲的老家）和哈拉瓦等地区，人数约2000～3000人，多次针对油田设施、哨所、加油站、海外目标发动袭击。利比亚的邻国，如阿尔及利亚、埃及、尼日尔、乍得、苏丹、突尼斯均面临“伊斯兰国”的跨国袭击风险。当前，由于“伊斯兰国”在叙、伊境内活动空间受到挤压，该组织正有计划、分批次地转移至北非及西非地区。据美方估计，利比亚效忠“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已由约1500人扩展至约6000人。该组织计划在北非、西非设立所谓的“伊斯兰国马格里布省”，以利比亚为中心，在非洲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利比亚距离欧洲大陆仅300公里，“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坐大使欧美国家如坐针毡。目前，英国和意大利组建6000人联军，在利比亚开展反恐行动。意、英还允许美国使用其空军基地来打击利比亚的“伊斯兰国”目标。2015年上半年以来，美国多次使用无人机空袭藏匿于利比亚的“伊斯兰国”头目，法国2016年2月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利比亚展开秘密反恐行动，英军特种部队也已进入利比亚训练当地民兵以对抗“伊斯兰国”。西方新一轮的军事干预，使利比亚未来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是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全面深化。也门本来就是中东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2011年中东剧变中，取代萨利赫担任也门新总统的哈迪政府控局能力有限，由此导致北部胡塞武装乘隙南下，2015年初占领首都萨那，赶走哈迪政府，并继续一路南下。在此背景下，沙特2015年3月26日公开军事介入也门，对胡塞武装持续空袭。

但沙特出兵也门导致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全面加剧，食品和燃料进口缩减，医疗、教育、饮水系统等面临崩溃。根据联合国报告，2015年3月以来，也门已有约4500名平民（一说6000人）在冲突中丧生；2120万人口中82%处于饥饿边缘；940万人缺水或无法获得饮用水，面临暴发霍乱的威胁，也门目前已暴发3000多例登革热。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网站称，2015年3月26日以来，也门至少有398名儿童被打死，605名儿童受伤，200万儿童教育中断，3584所学校中有1/4已经关闭，约860所学校被毁、被严重破坏或被征用和占领。因缺少疫苗，至少有250万儿童面临麻疹病毒威胁。美元与也门里亚尔的比率在黑市上已经达到1∶250（官方汇率为1∶35）。联合国宣布，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处于最高级别。

中东地区动荡国家越来越多，中东成为恐怖主义重灾区和全球难民主要输出地。根据2015年6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恐怖主义报告，2014年，全球因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达3.27万人，比2013年增加80%。全球95个国家共发生1.35万起恐袭事件，比2013年增加35%，其中60%发生在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尼，其中伊拉克最多（3360起），约1万人死亡，占全球恐袭死亡人数的1/3。其中“伊斯兰国”在叙、伊共发动近1100起恐袭，居极端组织之首。中东乱局还导致大量民众沦为难民。据估计，目前北非和西亚内部流离失所者接近1200万人，是2005年的5倍。部分难民涌向欧洲，造成欧洲二战以来最大难民潮。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11年时约5.2万北非偷渡者横渡地中海来到意大利，2014年底该数字增至21.8万。仅2015年就有150万非法移民涌入欧洲，其中叙利亚难民占1/3，这显然与中东局势恶化有关。

（三）阿拉伯世界内讧导致“搅局者”从中受益

阿拉伯世界在相当长时期内始终是中东政治舞台上的绝对主角。然而，随着阿拉伯世界内部的一次次分裂，尤其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等海湾国家干预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内政，阿拉伯世界整体影响力持续下降。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鹬蚌相争”，导致其他势力“渔翁得利”。

第一，以色列地缘环境明显改善，在地区事务中更加强势。以色列长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敌对包围中，一直渴望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选择有两个：一是中东国家发生政权更替，出现亲以傀儡政权，这是所谓的“A计划”；二是“B计划”，即使中东“巴尔干化”，对反以国家“分而治之”。1982年2月，当时的以色列外长奥代德·伊农就提出，要按照族群和教派，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1996年，位于耶路撒冷的“高级战略和政治研究所”曾出台题为“彻底改变：确保领土安全的新战略”的政策报告，建议总理内塔尼亚胡放弃任何旨在推动与阿拉伯世界和平的目标与努力，强化与土耳其、约旦的关系，以“遏制、破坏、击退”那些对这三个国家构成威胁的阿拉伯国家。因此，阿拉伯世界越乱，以色列受益就越多。而2011年以来中东陷入大乱局，尤其沙特等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对付利比亚、叙利亚等反美反以国家，使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日趋碎片化。这种场景完全符合以色列的战略预期。哈马斯官员感叹：“中东地图正在重划。以色列是中东教派战争的唯一受益者。”

以色列外部环境优化使其对外行动日趋咄咄逼人，并由此产生两大后果。一是以色列在地区事务中日趋肆无忌惮。当前叙利亚、利比亚等激进反以国家陷入动荡，使阿拉伯世界反以阵营明显削弱，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以色列对外行为日趋嚣张，21世纪以来，以色列已在阿拉伯世界发动了3场战争：2006年，以色列因2名士兵遭绑架大举入侵黎巴嫩；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因哈马斯发射火箭弹，对加沙地带大举进攻；2014年7月，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发动“护刃行动”，加沙地区经济损失超过44亿美元，重建费用4倍于加沙的GDP总值。以色列还关闭阿克萨清真寺、拆毁被认为参与恐袭的嫌疑人住所、数次批准新建犹太人定居点、枪杀巴勒斯坦政府部长。欧盟外交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称，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令人担忧”。

二是以色列在巴以和谈中更加强势，巴以实现“公正的和平”越发不可能。巴以问题一直是中东老大难问题。此前，由于巴以实力对比悬殊，以色列立场强硬，巴勒斯坦要想谋求“公正的和平”困难重重。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世界内耗加剧，沙特等国为增强自身优势，甚至与以色列达成战略默契。伊核问题上，沙特曾承诺为以色列开放领空，方便以军机摧毁伊朗核设施；为推翻巴沙尔政权，沙特为叙反政府武装出钱出武器，以色列则提供情报，并数度空袭叙境内军事和民用设施；沙特在也门发动战事，以色列不仅为其提供情报支持，还直接派战机轰炸。据报道，2016年2月底，沙特外长朱拜尔与情报局长哈米丹还秘密访以，同以色列高层探讨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军事行动事宜。此前数周，以色列高官密访利雅得，探讨如何遏制伊朗。另据报道，海湾国家还谋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应对“伊斯兰国”、阿拉伯民众革命和地方武装，部分海湾国家甚至期待以色列提供安全保护，弥补美国撤离中东引发的安全担忧。这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越走越近，使阿拉伯世界原有的反以统一战线土崩瓦解。以色列在外部掣肘减少的情况下，在巴以问题上越发强硬。据以色列《国土报》2016年2月21日报道，过去两年来，以色列军队强行闯入约旦河西岸地区原来属于巴勒斯坦居住的地区，并将200多栋房屋夷为平地，大约480人（包括220名儿童）失去家园。以色列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断水断电，试图将其从家园中驱赶出去。当前，巴勒斯坦问题已被边缘化，巴以和平无从谈起。该问题将衍生出更多极端的恐怖活动。

第二，库尔德势力日趋壮大，中东格局增添新的不确定因素。库尔德人是中东第四大民族，人口仅次于阿拉伯人、突厥人和波斯人，但始终没有自己的国家，而跨境分布在中东各国。因此，库尔德人谋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始终没有停止。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特别是2011年中东剧变后，库尔德人谋求独立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库尔德独立问题日趋凸显。

一是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倾向日趋增强。2003年美国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在北部高度自治，俨然成为“国中之国”。2014年6月“伊斯兰国”兴起后，库尔德民兵乘机占领基尔库克，地盘扩大40%。库尔德武装“自由战士”从10万人增加到40万人，战斗力明显增强。随着实力的增长，伊拉克库尔德人谋求独立意图日趋增强。2014年6月23日，库尔德地方政府领导人巴尔札尼接受CNN专访时公开表示，所管辖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将寻求“正式独立”，并在数月内举行独立公投。此后因“伊斯兰国”异军突起而暂时搁置。但2016年1月，随着“伊斯兰国”攻势受阻，库尔德地方政府再次将独立公投提上议程。“库尔德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凯马尔·基尔库克称，自决是所有民族的自然权利，并预言2016年库尔德谋求独立，将得到以色列、沙特和法国三国的正式支持，并获得40多个小国支持。事实上，以色列已经公开声称，将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

二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使叙利亚库尔德势力明显壮大。“伊斯兰国”崛起后，处在反恐最前线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俨然成为地区反恐主力。目前，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及其军事分支“人民保护军”（YPG）同时得到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支持。据报道，“人民保护军”有4万～5万人（一说1万～2万人），已经成为中东一支不容小觑的地方武装。再加上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独立活动增多。媒体感叹：一个“大库尔德斯坦”已经呼之欲出。中东库尔德独立倾向增强，中东地缘版图重划面临更大的变数。

第三，地区军备竞赛导致中东国家偏离经济主航道。中东动荡持续升温，中东国家加强军备，由此使中东出现新一轮军备竞赛。阿联酋2014年购买武器开支近230亿美元，是该国2006年这类开支的三倍。卡塔尔在2014年与美国签署110亿美元军火大单，用于购买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爱国者和标枪防空系统等。2015年5月4日，卡塔尔与法国签署价值70亿美元军售合同，向后者购买24架“阵风”式战斗机。沙特的军购计划最为典型。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沙特军费连续增长：2013年为670亿美元，占当年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31%; 2014年军费预算为808亿美元，占当年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35%; 2015年国防支出为819亿美元，占当年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36%。

伊朗也加强对外军购步伐。据俄媒体报道，伊朗计划从俄购买苏－30SM战斗机、米－8和米－17直升机、K－300岸舰导弹、护卫舰、潜艇和其他先进军事装备，总价值80亿美元。这是伊朗自1979年以来最大的军购合同。俄罗斯已宣布解除向伊朗供应S－300防空导弹的禁令，伊朗军购步伐加大。此外，伊拉克国内战乱加剧，迫使该国80万安全部队、10万民兵武装，以及40万库尔德武装全部投入战场，人力和财力消耗极大。据估计，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每天大约消耗1000万美元，每年大约消耗36.5亿美元。另据估计，伊拉克战后重建费用高昂。费卢杰需要100亿美元，摩苏尔需要200亿～250亿美元。显然，中东国家消耗大量财力增强军备，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原本用于民生领域的资金被挤占，中东国家日趋偏离经济发展的主航道。

总之，2011年中东剧变导致中东旧秩序日趋瓦解，由此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团体都被卷入其中，各种矛盾同时迸发，阿拉伯国家之间、穆斯林教派之间血腥冲突已成家常便饭，暴力成为塑造中东格局的主要力量。据统计，在历时数十年的阿以冲突中，死亡总人数不过12.5万人，这一数字仅是2011年3月以来中东死亡人数的一半。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中东日趋进入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新蒙昧时代”。

三 体系危机：中东主权体系根基动摇，但又没有替代性体系

2014年6月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既是中东主权体系局部瓦解的产物，同时它反过来也进一步动摇了中东的主权国家体系。众所周知，中东现行的主权国家体系是英法强制输入的“舶来品”。1916年，英法秘密达成《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阿拉伯世界瓜分。一战后，英法依据该协议，将阿拉伯世界分成若干“委任统治国”：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南也门（亚丁保护国）、埃及和苏丹等为英国地盘，黎巴嫩和叙利亚属于法国地盘。这种人为划定的主权国家秩序，实际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它既没有考虑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和教派属性，也没有考虑自然地理因素，也与伊斯兰世界延续上千年的“伊斯兰体系”（从632年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924年）格格不入。

从实践来看，正是这种“小国林立”的主权国家体系，导致中东国家屡屡被西方大国各个击破、肆意欺凌，因而并未得到民众的广泛拥戴。二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先后涌现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伊斯兰复兴运动，都包含了按照不同方式重新界定地区版图的战略意图，但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这些努力均宣告失败。2011年以来，中东出现了百年一遇的重大剧变，许多国家陷入动荡乃至濒临解体，这意味着维系现行地区秩序的根基日趋动摇。在此背景下，要求重划中东地缘版图的势力重新抬头。

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主张和行动。“伊斯兰国”的政策主张与其他宗教圣战组织（如博科圣地、塔利班、“基地”组织）类似，就是要复活伊斯兰教法，重建“哈里发帝国”。根据该组织自己出版的手册，“伊斯兰国”将其战略思想和行动划分为7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觉醒阶段（2000～2003年），“9 ·11”事件被视为“穆斯林重新觉醒”；第二阶段是“睁眼”阶段（2003～2006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一系列军事冒险行动使其开始衰落；第三阶段是反抗阶段（2007～2010年），“基地”组织在西非和黎凡特地区扩张；第四阶段是复苏阶段（2010～2013年），本·拉登被击毙使“基地”组织扩张势头终止，但“阿拉伯之春”和世俗政权被推翻为其创造了新机遇；第五阶段是建立哈里发帝国阶段（2013～2016年），“伊斯兰国”现在就处在这一阶段；第六阶段是决战阶段（2016～2020年），在哈里发帝国建立后，信教者与不信教者将最后决战；第七阶段是决定性胜利阶段（2020～2022年），哈里发帝国将最终战胜世界其他部分。“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扬言，要在五年内占领亚非欧三大洲的大部分地区，最终建立一个“哈里发帝国”。这一宏大的政治野心得到许多伊斯兰国家国内极端组织的支持。

为实现这一目标，“伊斯兰国”有两大战略性政策：一是摧毁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边境，抹掉近百年来由英法殖民者根据《赛克斯－皮科特协定》规定的边界。二是在社会中进行区别对待，如通过攻击什叶派社区和什叶派宗教圣地的方式，人为加剧逊尼派、什叶派教派紧张关系，以打破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造就的共同体纽带。在国家治理问题上，“伊斯兰国”则主张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统治，摒弃现行的世俗化政策。

应该说，“伊斯兰国”有能力对中东现行主权体系构成持续威胁，充当“搅局者”角色，这主要是因为该组织具备长期生存、长期搅局的内外部条件。

第一，中东动荡和大国博弈为“伊斯兰国”长期生存提供了回旋的空间。“伊斯兰国”2014年6月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异军突起。该组织的生存壮大本身就是中东乱局持续的产物。中东越乱，“伊斯兰国”活动空间就越大；国际反恐力量越不心齐，“伊斯兰国”生存概率就越大。目前，这两种情况基本都已经具备。从地区层面看，当前沙特与伊朗激烈博弈，使中东地区主要矛盾日趋偏离反恐大业。对沙特来说，防止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扩张，颠覆受到伊朗支持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远比打击“伊斯兰国”更重要。伊朗同样将确保巴沙尔政权生存排在打击“伊斯兰国”之前。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地区博弈，导致“教派冲突+地缘争夺”压倒“恐怖与反恐”矛盾，成为地区主要矛盾。而且，沙特借教派主义敌视、遏制伊朗的做法，本身就是“伊斯兰国”发展壮大的利好消息。对“伊斯兰国”来说，“反什叶派”原本就是其极端政策主张的组成部分。近两年来，该组织在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沙特等国袭击什叶派清真寺，目的就是煽动逊尼派与什叶派间的教派仇恨，将整个地区裹挟到教派冲突之中。因此，当前沙特遏制伊朗的手法，客观上有助于“伊斯兰国”主张的传播和扩散。2015年5月，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曾表示，“阿拉伯人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双方互不相容，这一态势已经被‘伊斯兰国’所利用”。例如，2015年3月沙特出兵也门导致该国政局动荡，“‘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和“伊斯兰国”等乘机扩大影响。“伊斯兰国”分子乘机进入也门，不断制造恐怖袭击，企图挑起逊尼派与什叶派间的教派冲突。只要也门战乱不结束，“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继续扩张的势头就不会逆转。

从大国层面看，“伊斯兰国”适度存在对美国有战略好处，因此美国不愿意全力对其打压。美国作为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岛屿国家，其在欧亚大陆的基本战略原则就是“分而治之”。小布什政府曾主张推行“创造性混乱”，利用阿拉伯世界族群、部落、教派的断层带，重塑地区版图，以此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而“伊斯兰国”的适度存在，显然会使中东更加分化，让海湾国家更加依赖美国。同时，这也为美国推行地区均势政策提供了可能性。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伊朗乘势崛起，美国苦无良策。而“伊斯兰国”与伊朗势不两立，美国可以借其遏制伊朗坐大。有分析指出，“伊斯兰国”本质上是为美国、以色列、土耳其以及海湾国家“干脏活的”。在利比亚，“伊斯兰国”已成为美国领导的主要恐怖力量；在也门，“伊斯兰国”已经扎根并与沙特共同打击胡塞武装。总之，正因为“伊斯兰国”对美国利弊参半，因此美国打击“伊斯兰国”“雷声大，雨点小”。

第二，“伊斯兰国”的产生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土壤，由此决定了该组织短期内难以被铲除。“伊斯兰国”是全球化失衡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全球化中，中东国家日趋边缘化、贫困化。2011年中东剧变实际就是阿拉伯人绝望与反抗情绪的集中爆发。“伊斯兰国”正是抓住了广大穆斯林普遍存在的反抗和求变心理。该组织的蛊惑力就在于，它为那些充满仇恨、渴望奴役他人的受压者提供了一种深刻的宣泄、授权和补偿感。“伊斯兰国”一面抨击现实世界的不合理、不公平，一面勾勒“哈里发国”的愿景，发动反对异教徒的“圣战”和自杀性袭击，诉诸自我满足的暴力合法化。著名学者法农曾说过，在个人层面上，暴力变成一种自净的力量。如果能将其从自卑情结、绝望和死气沉沉中解放出来，个人将变得无所畏惧，恢复自尊。

“伊斯兰国”的这种极端宣传，恰恰迎合了那些全球化中的失意者和边缘群体的口味，吸引了来自五大洲86个国家的3万多名圣战分子。驱使这些极端分子前来参加“伊斯兰国”的动机，乃是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和变革意识。2013年，美国皮尤公司对38个伊斯兰国家的一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实行伊斯兰法。阿富汗为99%，伊拉克是91%。2015年10～11月，佐格比公司的一项民调显示，阿联酋69%的受访者，摩洛哥50%的受访者认为，“腐败、压迫和不得人心的政府”是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的主要原因。许多投身极端恐怖活动的极端分子，本身并不是虔诚的教徒，而更多的是因为没能很好地融入社会。还有不少人加入极端组织是为了追求社会认同感和生命的意义，渴望被尊重。由于这种全球化失败者的数量极为庞大，因此“伊斯兰国”可以招募的兵源近乎无穷无尽。尽管国际反恐联盟已消灭了约1万名极端武装人员，但“伊斯兰国”扩张势头并未减弱，仍以平均每月招募1000名新人的速度不断扩充实力。

此外，“伊斯兰国”非常擅长通过社交媒体输出极端思想，培养“就地圣战”的极端分子，这种无影无形的威胁，令各国情报和反恐部门防不胜防，疲于应对。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主任简·哈尔曼指出，“伊斯兰国”组织构成的威胁要比“基地”组织大得多。“基地”组织通过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来组织具体的威胁。哈尔曼说：“现在，某个人在网上碰到一些危险的信息，那就构成了一个恐怖基层组织。”事实上，“伊斯兰国”正日渐成为全球极端宗教势力的“共有品牌”。因此，“伊斯兰国”的威胁，已不仅仅是其恐怖活动本身，还包括极端思想外溢，以及在全世界不断增加“伊斯兰国连锁店”。这种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该组织“形散神不散”，一旦被打散，其危害性反而在更大范围内扩散。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意识形态不可能通过军事力量摧毁，它们只能被更好的观念击败。未来，“伊斯兰国”即使被打散，仍可能化整为零，制造更多的恐袭事件。“伊斯兰国”越是丧失作为“国家”的疆域和地盘，越有可能转向依赖和使用恐怖主义手段。

总体来看，“伊斯兰国”等极端宗教势力并未给中东指出一条明路。

首先，“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存在先天缺陷，其政治主张无法拯救中东。“伊斯兰国”主张“向后看”，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法统治。但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与穆罕默德时期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指望通过“回归伊斯兰”实现国家复兴，很难与现实有效衔接。

从深层看，这是因为该组织未能发现伊斯兰世界陷入困顿的根源，因此也就无法提供有效的治理方案。当前中东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困境，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危机。但即使用最宽松的标准衡量，“伊斯兰国”也抓不住主要矛盾，因此只能在严禁娱乐、逼迫妇女蒙面纱等细枝末节上下功夫，由此导致国家和社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在对外方面，“伊斯兰国”几乎将所有国家、所有政治势力，以及所有宗教信徒统统视为敌人，这种做法只会使其自我孤立，沦为孤家寡人。在政策手段上，“伊斯兰国”有意通过血腥手段立威，并大肆捣毁珍贵古迹。这种极端思想和做法使“伊斯兰国”日渐失去民心，引发国际社会公愤。多项民调显示，绝大部分穆斯林（95%）对“伊斯兰国”持消极态度。甚至连“基地”组织也指责“伊斯兰国”是“极端恐怖主义组织”，与其划清界限。因此，“伊斯兰国”很难长期维系。

其次，从自身力量看，该组织缺乏重建“哈里发帝国”的军事实力。按照“伊斯兰国”的规划，其谋求建立的“哈里发帝国”版图从西班牙、北非，然后穿过中东和高加索一直延伸到南亚和东南亚。但该组织根本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公元7世纪时，穆罕默德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统一阿拉伯半岛，进而阿拉伯人建立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很大原因就是当时位于欧亚大陆的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长期征战，两败俱伤，这才使得阿拉伯人乘虚而入，建立起庞大的阿拉伯帝国。然而，当前“伊斯兰国”要想实现崛起并不具备类似的外部环境。目前，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动荡固然使该组织得以在黎凡特建立微型国家，但从更大范围看，北部的俄罗斯、西部的欧盟、东部的中国，以及万里之外的美国，均政局稳定、军力强大，“伊斯兰国”对外进行战略扩张根本没有外部空间。相反，由于“伊斯兰国”四面树敌、全球肆虐，联手打击“伊斯兰国”已成为国际共识。目前，美国、俄罗斯、沙特均组建了反恐联盟。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国”日渐成为过街老鼠，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该组织著名的口号就是“baqiya wa－tatamaddad”（维持与扩张），但2015年以来，该组织颓势明显。目前，伊拉克库尔德武装“自由战士”已抵近摩苏尔，伊拉克安全部队攻入拉马迪、提克里特、拜伊吉、辛贾尔等地。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同样丧城失地。据报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失去了20%～30%的占领区域，其中在伊拉克失去了40%。

总之，“伊斯兰国”不具备重塑地区体系的能力，但又难以在短期内被消灭，这使其注定成为中东政局的“搅局者”，只会使地区局势动荡加剧。

四 国际治理模式危机：美国中东政策失败，但“破旧容易立新难”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就始终是塑造中东格局最主要的域外力量。某种意义上，冷战后的中东就是“美国治下的中东”。然而，事实证明，美国的中东政策并不成功，最终导致“搞乱中东，削弱自己”的双输结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接连发动反恐战争，结果“越反越恐”，使这两国成为恐怖活动大本营，最终孕育出“伊斯兰国”这种超级极端组织；在地区亲美国家倡导“民主改造”，导致埃及、突尼斯等国原有政权垮台，但民主转型引发政局动荡、经济萧条乃至沦为“半失败国家”；在中东长期推销私有化、市场化的“华盛顿共识”，导致中东在全球化体系中日趋被边缘化，最终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率先倒台的“多米诺骨牌”；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不听号令的国家搞“政权颠覆”，导致这些国家由“稳定绿洲”变成“动荡渊薮”。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搞乱中东的同时，也使自己软硬实力明显受损，掌控中东的能力空前下降。事实证明，美国主导的中东政策，破坏性明显大于建设性，非但不能缓解中东难题，反而害人害己。

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以及对美国威胁的增大。“伊斯兰国”本身就是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局动荡的产物。就此而言，“伊斯兰国”的产生壮大，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必然产物。而在当前，随着“伊斯兰国”的全球扩张，美国面临恐怖袭击的风险不断增强。据美国前国土安全部官员称，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公民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明显增加。美国已挫败50余起恐怖袭击阴谋。中情局官员约翰·布伦南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国”袭击美国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背景下，美国人对反恐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据皮尤研究中心民调，2011年12月（即2012年总统大选前夕），55%的美国人最担心经济问题（如失业、贫困、不平等等），只有6%的人提到伊拉克战乱等国际事务。到2015年12月，32%的美国人将国际问题视为最大挑战。18%的美国人将恐怖主义视为最大威胁（2014年12月这一比例只有1%），另有7%的受访者将“伊斯兰国”视为2016年美国的最大挑战。当被问及美国最大潜在危险时，“伊斯兰国”被列在首位，83%的民众将其视为“主要威胁”（2014年8月这一比例为67%）。

可以说，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已经宣告失败。奥巴马在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时，斥责英国在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下台后放任这个北非国家变成一场“狗屎秀”。2016年4月10日，奥巴马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再次表示，2011年对利比亚局势的干涉，是其总统生涯中做出的最大的错误决定。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也公开承认，英国政府在利比亚问题上是失败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纽约时报》称，其外交政策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认识到推翻卡扎菲对利比亚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目前，中东已经成为吞噬大国霸权的“地缘政治黑洞”。为尽快摆脱中东这个“烂摊子”，同时也为应对中国崛起，奥巴马上台后在中东加紧战略收缩，试图重新回到此前的“离岸平衡战略”，低水平维持在中东的霸权。美国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2013年在叙利亚“化武换和平”、2015年与伊朗达成核协议、2016年2月美俄达成叙利亚停火协议等，均是这种政策调整的体现。奥巴马在2014年1月《纽约客》专访中曾表示，希望在逊尼派海湾国家与什叶派伊朗之间推行“新地缘平衡”。奥巴马在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时表示，尽管中东局势紧张，但“重返亚洲”战略依然摆在最优先位置。“中东是一个应该避开的地区，得益于美国的能源革命，这个地区很快就会对美国经济无足轻重了。”在中东乱局仍是“夹生饭”的背景下，美国匆忙撤离中东弊端甚大。美国既想摆脱中东泥潭，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但又不得不频频回望中东，应对中东危机升温。但总体来看，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决心很大。

美国中东政策模式无法解决中东问题，其他国家同样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随着美国在中东收缩留出“权力真空”，加上中东动荡引发“外溢效应”，世界其他大国主动或被动地加大介入中东的力度。例如，俄罗斯与埃及、沙特、以色列、伊朗、伊拉克等诸多国家关系改善，尤其2015年9月出兵叙利亚，极大地增强了俄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加大对“伊斯兰国”目标打击力度；德国则为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训练援助；英国和法国还在海湾设立军事基地。但另一方面，由于中东局势复杂动荡，这些国家同样无力也无心真正“搞定”中东。2013年英国军方一项研究称，在海湾部署军队很可能会陷入麻烦。而2016年3月14日俄罗斯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充分体现俄介入中东热点“见好就收”的特性。目前，俄经济连年负增长（2015年俄GDP同比下降3.7%，工业生产减少3.4%，财政赤字1.95万亿卢布，2016年仍将继续下降），在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后继乏力，因此适时退出中东不失为明智之举。从深层看，这些外部国家对中东的介入，同样脱不开零和博弈、划分势力范围、扶植代理人、“拉一派打一派”等传统思路。事实已然证明，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中东问题。

在可见的未来，中东如何从“动荡与冲突”转向“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最为紧迫的话题。在这方面，中国在中东的政策理念反而成为为数不多的亮点和希望所在。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时，明确提出中国将充当中东稳定的建设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习近平主席1月21日在阿盟总部演讲时明确提出“三不原则”：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习近平主席还提出解决“中东之问”的具体措施：“沟通解决问题；给发展以机会；自主探索发展道路。”这种超越西方零和思维的治理思路，显然有助于中东实现稳定与发展。美国学者也认为，美国由于推行政权颠覆政策，在中东从未被视作诚实的掮客。相反，中国不干涉内政，致力于稳定和发展的政策，反而有助于中东稳定。问题在于，中国在中东扩张影响的力量毕竟有限，这使“中国合作模式”的推广难度甚大。

五 前景展望

2016年3月以来，随着叙利亚和谈启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休兵、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军等一系列缓和信号，中东局势似乎开始“触底回升”。但综合分析，中东地区矛盾仍在向纵深发展，中东未来仍不乐观。

第一，当前国际经济危机仍在深化，其对中东国家负面冲击日趋显现。埃及、突尼斯等中东国家经济外向型程度极高，经济恢复明显依赖外部刺激，但当前世界经济持续萧条，尤其是美元走强趋势，使这些国家实现恢复经济目标难度加大，甚至面临第二次被“剪羊毛”危险。埃及外汇非常依赖苏伊士运河收入，受世界经济萧条影响，其2015年收入比2014年下降2.9亿美元。同时，当前美元走强使埃及资本外流加剧。2016年3月14日，埃及在巨大压力下宣布实行更为自由的汇率机制，埃镑对美元汇率当即暴跌14%。

第二，国际油价持续暴跌，使中东产油国面临严峻挑战。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持续暴跌，从115美元/桶跌至40美元/桶左右。中东产油国绝大部分外汇收入依靠石油出口，因此油价暴跌使相关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减少。长期以来，中东产油国维系稳定主要靠“福利换稳定”。在2011年中东“政权垮台潮”中，沙特等海湾国家之所以岿然不动，就是因为这一机制发挥作用，而且在中东剧变后，相关国家加大了福利支出。例如，沙特在中东剧变后宣布总额达720亿美元的社会福利计划，包括创建国家养老体系、大规模建造住房、创造9万个工作机会（主要是政府机构）、开发落后地区等。目的是确保民众忠诚于沙特政权。然而，当前国际油价持续低迷，中东产油国收入大幅减少，经济形势恶化。例如，沙特2016年财政预算赤字高达970亿美元，由此使其维系政权稳定难度系数加大。2015年10月30日，标普公司把沙特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调为A+，评级展望为“负面”，沙特信用被“降级”，理由就是沙特扭转财政平衡“显著恶化”。在财政收入持续减少的情况下，沙特等产油国开始削弱社会福利水平，由此使其政局稳定面临新的挑战。

第三，美国战略收缩，中东国家为填补“权力真空”争夺加剧。当前，美国在中东推行战略收缩政策，试图低成本维系在中东的统治，由此使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控制能力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弱时期。在此背景下，中东各国为填补“权力真空”，相互间博弈和争夺日趋加剧，致力于创建有利于自己地区的等级秩序，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一方面，美国地区盟友地区战略重新分化组合。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收缩举措，尤其是2015年7月与伊朗达成核协议，要求沙特与伊朗“分享”中东等要求，令沙特等地区盟友深感不安。沙特不顾美国力求息事宁人的态度，在地区热点问题上频频主动挑衅：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坚持要求巴沙尔下台立场，甚至在美俄达成和谈协议后，仍酝酿向叙利亚派兵；在也门，沙特2015年3月主动发动战事，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在伊朗核问题上，沙特始终反对美伊核谈判，并在2015年7月核协议达成后，加大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德国情报机构2015年底发布报告称，当前沙特的扩张性对外政策加剧了中东动荡。土耳其同样与美国“作对”，将美国大力支持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视为恐怖组织不断打击。这些做法显然与美国中东收缩战略相悖。另一方面，伊朗在2015年7月与美国达成核协议后，其长期受压的经济潜力有望强力释放，同外部世界关系加速改善，但伊美关系并未缓和，伊朗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继续充当“反美领头羊”的角色。2016年2月，伊朗宣布将使用欧元、人民币等其他货币结算石油，挑战美元霸权地位，令美国深感不安。

所有这些，决定了“动荡与冲突”仍将是中东主旋律，“和平与发展”依然遥遥无期，中东政治转型和格局重塑仍将继续“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