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当前对张艺谋电影的研究，在纵向上是对其电影创作和发展的轨迹进行关注，在横向上将其放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的发展变化中进行对比。研究论著少，单篇论文多；论著中以访谈多，学术研究少。具体如下。

1．大陆张艺谋电影研究综述

大陆学术界对张艺谋电影的介绍和研究始于1987年《红高粱》面世，之后逐渐升温，在接下来的20多年间，他每一部电影的上映、获奖或遭禁、解禁都能掀起轩然大波，且势头每每高过以往。张颐武教授就曾说过：“张艺谋’已经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奇迹。”在2002年《英雄》上映后，学界对张艺谋的研究更加广泛。截至2016年5月中旬，笔者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以“张艺谋”为主题词，检索到关于张艺谋的研究论文4780余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340篇，博士学位论文19篇。

对张艺谋电影进行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是名家名作最集中的领域。所谓文化研究，就是分析、评价张艺谋电影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表现，跨文化研究则应用后殖民理论批评张艺谋电影用夸张变形的历史民俗暴露中国阴暗面，迎合西方视角。代表作有张颐武的论文《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张颐武认为张艺谋电影提供着“他性”的消费，让第一世界奇迹般地看着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世界。戴锦华在其专著《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中认为，张艺谋的任务就是为西方观众复制东方文化的表象，通过还原或者恢复一些古老中国的对象，在父与子的冲突中将古老中国的故事与放大的俄狄浦斯化的情结结合起来。一些研究者从文学批评、文学阐释学视野出发，把张艺谋电影作为类小说的叙事文本，对电影的文学意义加以阐释。如陈吉德的《从悲壮到平淡——论张艺谋电影的死亡主题》，吴素萍的《性别与叙事——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等。张艺谋的大部分作品改编自小说，他也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灵魂人物，故此学界对他的比较研究也非常广泛。该类研究包含以下几方面：一是张艺谋电影与其原著小说之间的比较研究，如程惠哲的《电影对小说的跨越：张艺谋影片研究》；二是张艺谋与其他“第五代”导演（陈凯歌、黄建新等）、“第四代”导演（谢晋、凌子风等）、“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王全安等）以及外国导演（黑泽明、斯皮尔伯格等）的比较研究；三是代际研究，在当代电影史的整体发展中研究张艺谋电影，将其置于“第五代”导演的集体语境中进行比较。2002年张艺谋以《英雄》打开了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大门，由此许多学者从文化产业角度研究张艺谋电影的运作，侧重分析张艺谋商业大片背后的资本运作和大众化色彩。代表性论文有杨志生的《张艺谋电影品牌的建立及其反思》、魏剑美的《张艺谋的电影营销策略及其局限》等。对张艺谋具体作品的研究一般表现为评论，数量繁多，这些成果对在作品中反映的电影艺术理论进行总结、评述，如中国电影出版社电影艺术编辑部主编的论文合集《论张艺谋》（1994），张久英编著的《翻拍张艺谋》（2001）等。总体来说，这些文化研究、文学性研究、产业研究距离影像本体较远，忽视了电影作为视听综合艺术的特性。

还有一类是传记和访谈，并非专业学术研究，但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仲夏编辑的《红高粱：张艺谋写真》（1988），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的《张艺谋这个人》（1998），著名记者李尔葳的《张艺谋说》（1998），张明主编的《与张艺谋对话》（2004），末末（张艺谋女儿）编著的《张艺谋传：中国电影教父》（2008），黄晓阳的《印象中国：张艺谋传》（2008），张艺谋提供图片和叙述、方希撰写的《张艺谋的作业》（2011），周晓枫的《宿命：孤独的张艺谋》（2015）等。这些著述的角度包括创作、专业、学术，创作背景、创作历程，有针对电影的，有针对中国电影制作的，有针对导演艺术技巧的，有针对创作风格的，而有的甚至在讲述逸闻趣事、恩怨情仇。

对张艺谋电影进行本体研究的学者和成果不多，主要是对张艺谋电影的创作理念、创作技巧、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等进行总结性研究，通过对镜头、色彩、构图等视觉元素的分析，揭示张艺谋电影视觉形式的审美特质和心理诱发机制。代表性论文有《张艺谋影片中的色彩心理分析》，《浅谈张艺谋电影的画面构图》；论著有陈墨的《张艺谋电影论》（1998），林邵峰的《视觉英雄张艺谋》（2005）。其中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艺谋的同学张会军的《形式追索与视觉创造——张艺谋电影创作研究》（2008）和《风格创造——张艺谋电影创作论》（2010）论述系统全面，具有权威性。这类创作研究集中于传统电影语言的分析，在影像本体与文化理论的深度结合上稍显不足。

2．海外张艺谋电影研究

海外学者对张艺谋电影的研究常常在问题意识、方法论以及影片解读上带来很多启发。由于条件限制，本书主要介绍海外、台湾地区的中英文研究成果。

首先要介绍的是海外华人学者运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对张艺谋电影进行尖锐激进的批评。这些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往往并非电影而是文学，他们受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影响较大，在研究方法上以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为主。这些跨文化研究常常以张艺谋、陈凯歌等中国著名导演的电影为研究对象。美籍华裔学者周蕾的专著《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认为，中国电影是一种“后殖民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形式”，张艺谋的电影是上演“原始激情”的场所；张艺谋的展示模式就是一种证明与演示，其目的就是要显示中国电影在西方社会被异国情调化了；张艺谋正在通过不加掩饰的表演来批判东方主义。美国电影评论史家尼克·布朗考察了西方（主要是几位华裔学者）关于中国电影的文化批评，他表示，“张艺谋在80年代后期的问题是，张艺谋正在输出父权制社会精心保护的文化财富，即中国文化中的妇女。这是通过向外国人展示由巩俐扮演的那些有罪的妇女形象而实现的。张艺谋通过对经典影片中善良的社会主义妇女形象进行激进的重构，而公然冒犯了社会主义的礼仪和法则，这种行为被看作是一种文化丑闻和耻辱……张艺谋的这种亵渎性的展示将中国的女性妓女化了，是为了满足世界窥淫的眼睛。”这些研究深入发掘了张艺谋电影女性形象展示所隐藏的意义，其视野和思辨均值得借鉴。

一些海外文章从大陆政治、社会现状等角度对张艺谋电影进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张晓玲（Xiaoling Zhang）的论文《一个电影导演对改革中国的批评》指出，《一个都不能少》是张艺谋对改革的政府的一次批评，能够揭示暗藏的政治信号，虽然这些信号已经远离公众和批评界视野很久。该文还指出，为了应对电影审查制度，张艺谋已经学会了用巧妙和委婉的方式叙述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美籍华裔学者李磊伟（David Leiwei Li）在《在全球化中捕获中国：张艺谋电影里的自治和独立的辩证法》中认为，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以及之后的《活着》《一个都不能少》等影片是现实主义风格，与早期强烈浪漫主义风格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表现的反抗压迫、追求自由主题形成了巨大的转变。

解读张艺谋影片中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是研究内容之一。梁实（Liangshi）的论文《张艺谋电影〈活着〉的道家宇宙观》发现，影片《活着》中包含着道家关于身体生存方式的思想。他引用了道家宇宙论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进行论证，在整部《活着》中，福贵和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停止互相爱护，但是他们的命运仍在一步步走向不幸。反向来看，尽管上天冷漠不仁，但它也未能阻止人的关怀或取消人文关怀的价值。这种研究在中国文化根源的层面上展开，其视角也很独特。

台湾学界对张艺谋电影有一定的研究。跨文化研究、后殖民批评是较为热门的一个切入角度，比如章辉的论文《中国后殖民电影批评论析——以张艺谋电影批评为例》。淡江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周佳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张艺谋电影中的“东方想象”——一个文化全球化的观点》（2007）对张艺谋电影进行深度的电影语言及意识形态分析，探讨其中的“东方想象”“有无存续”及其所营造出的想象空间。台湾一些对张艺谋电影的研究往往加入了研究者的政治意识形态观点，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张艺谋电影在传播上的作用和影响，比如陈蕾、郑家宜的论文《从张艺谋电影探其叙事变迁与中国关系》，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林明萱的硕士学位论文《胡锦涛时期中共之宣传政策（2003－2008）——张艺谋个案研究》。

以上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来的研究张艺谋电影的路向，这些著作、论述的方法论与角度表现出一种综合、交织的状态，并非截然分开，不足之处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方法的偏颇。目前对张艺谋电影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从后殖民理论、跨文化视角进行的，从民族主义的立场认定张艺谋电影向西方展示了被过度异化的东方奇观，从后殖民的角度批评其电影的东方美学。这些研究偏离了电影作为艺术和文化创作的属性，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浓烈，有过度阐释的弊病。虽然海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有可取之处，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二是电影本体研究长期疲弱。文化研究一般都脱离了张艺谋电影的影像本体，即不从电影本体和电影制作出发，而从电影文化、哲学、政治角度，运用其他人文学科的知识或者其他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观点、概念，进行一种过于宽泛、虚化的研究。当然，这种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学术自由，也有其一定的价值，但是许多文章立意翻空、论述繁复，对于总结、提高电影创作水平与技巧作用比较有限。大陆热衷于讨论张艺谋电影的学者主要来自于其他研究领域，而很少有电影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张艺谋电影语言和美学风格展开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导致对形式和风格的分析总是含糊其辞，无法提供专业的文本细读，理论阐释无法和文本细读很好地结合起来。

3．关于张艺谋电影中身体呈现的研究

身体理论出现以后，身体成为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方法，本书正是从身体文化的独特角度来展开研究。

虽然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结合社会学、政治学、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各种理论对张艺谋电影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但身体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海外学者群，电影中的身体往往不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而只是作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部分。比如周蕾在《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中专门论及了影片《菊豆》中身体呈现的镜头：菊豆正转向偷窥者天青，向他展示自己赤裸的、布满瘀伤的身体，关于色情/性的指控被转换成“对抗权力的符号”，这种符号可以震撼观众，使之进入自我意识。这个镜头的寓意进而被普遍化到张艺谋的整个影片：这是一种双重的颠覆形式，既是对中国专制主义的颠覆，也是对“一切残忍皆来自于它”式的全盘倒向西方的观念的颠覆，也就是说，张艺谋的电影是在指控西方而不是在取悦西方。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中国民俗电影中的身体，并借用了周蕾的“自传性人种志”概念形成《身体的诱惑——塑造当代中国的民俗电影》一文，收入其著作《银幕中国：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批评性介入、电影化重构和跨民族想象》当中。在这本著作中，张英进以对《红高粱》的回顾与批评作为跨文化研究的论据，他表示，“在多数情况下，在中国人种志电影中，对乡土中国及其受苦受难的女性的描述从无意识层面触及到西方文化记忆的基础，并且在西方观众中产生一种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情感……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种志电影再次证实了中国的强势图像，以及‘中国’在西方被接受的意义。”对张艺谋电影中男性困境和危机的研究可见于鲁晓鹏的论文《中国电影史中的社会性别、现代性、国家主义》，该文探讨了中国电影史中国家主义的建构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涉及有关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性特质等身体问题。他表示，“在中国新电影中，社会性别差异的重新发现与个性的重新发现是同步的，历史与国家主义的再性别化（regendering）涉及到有关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性特质以及缺乏这些特征的多重评论。在后毛泽东时期（70年代末与80年代），新电影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也同样很有必要采用性别术语。功能不良的性特质和‘不正常的’性关系（如阳痿、阉割和纳妾）都是对国家的隐匿的讽喻。张艺谋的电影艺术是描绘中国男性处于困境与危机的一个范例。他给观众展示的景象是：阳痿和乱伦（《菊豆》）、纳妾与一夫多妻（《大红灯笼高高挂》）、受伤的阴茎和睾丸（《秋菊打官司》）、男性无力保护妻子儿女（《活着》）、通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些学者的身体研究虽然尚未形成完整体系，但是视野开阔、观点独特。本书将弥补其影像文本细读的不足，将身体呈现与国族文化、意识形态关联起来，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关于张艺谋电影的研究中，国内也有少部分从身体视域展开的成果。叙述如下。

明星身体研究，主要以张艺谋电影中的巩俐、章子怡等女明星为重点对象进行解读和论述。比如陈犀禾、潘国美的论文《灵与肉的重新建构：女性气质、身体、表演及其他》，从女性气质的角度揭示当下几位女性明星所呈现出的不同女性气质，认为当代女性影星章子怡、徐静蕾、周迅等人已经被建构为“视觉奇观—欲望对象—人格楷模”的混合体，是一种社会思想开放、市场主导经济、崇拜个体价值、注重世俗时尚的文化图标。丁亚平、张斌宁的论文《华语电影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及其转移轨迹》以张瑜、巩俐、章子怡等人为例分析女明星文化表征的隐喻，对应着身体性的历史展示、文化想象被作为一种假想的情色奇观以及纯粹符号化的快感凝视，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与电影及大众文化表演的转移轨迹。张彩虹的专著《身体政治：百年中国电影女明星研究》从身体美学的视角出发，以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电影女明星（巩俐、章子怡等）身体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试图在个体生命意义上探寻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可能。这些研究多以张艺谋电影中女明星的身体表演为论证其明星主题的一个例子。

一些研究者关注到了张艺谋电影中身体的启蒙意识，女性身体的文化意义等。陈晓云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著作《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1990－2007年）》通过“身体生产”这一章节，以身体创伤与意义符码、身体迷失与身份焦虑、身体狂欢与规训策略三个角度论述了各种权力对身体的生产。陈晓云研究了明星的身体与视觉政治的关联，指出大众对刘晓庆、巩俐、章子怡等女明星的争议焦点偏离了电影表演和演技本身，更多地落点在“文化表演”；作者发现了巩俐、章子怡身体表演的变化轨迹，“从巩俐，到章子怡，到董洁，从她们的身体形象，到她们主演的影片，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张艺谋影片在女性身体、性别认知与影像表达上的一些变化，比如由‘性感’转为‘纯真’。与巩俐在张艺谋影片中更多展现女性生命的压抑或狂放不同，章子怡在其与张艺谋合作的处女作《我的父亲母亲》中更多呈现远离身体欲望部分的所谓爱情……”杨柳的著作《只缘身在此镜中——中国电影身体文化研究（1979－2011）》立足身体本体论，在“身体转向”的文化背景下，从身体视域探讨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状况，提出了“身体镜像说”，并尝试对影像身体、明星身体与观众身体进行整合研究。作者认为《红高粱》是中国第一部身体性电影，“《红高粱》不管是身体的欲望叙事，还是暴力叙事，都大胆打破了中国传统电影的叙事模式，以身体为叙事动力重构了一个历史传奇，既摆脱了宏大的民族叙事话语，也拒绝启蒙理性对身体的压制，痛快淋漓地呈现了自由狂放的生命状态。”马藜的著作《视觉文化下的女性身体叙事》在视觉文化的大视野中，将女性身体与生态女权主义联系起来，关注到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多部张艺谋电影，提出女性叙事应从父权制的叙事中脱离，对身体文化进行理性引导和诗意超越。这一类身体文化研究以专著、专题的形式出现，表明了研究者从身体角度切入张艺谋电影研究的自觉意识逐渐提升，但是在其中无论是影像本体分析还是对中国传统身体观念及西方身体理论的运用都不太成熟，没有对身体的概念和影像做出系统化的梳理与建构。

有学者应用西方身体美学对张艺谋电影的身体审美进行研究。王一川的论文《身体美学与心灵美学的分离——〈英雄〉与中式大片十年回顾》，以张艺谋影片《英雄》为分析对象探讨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日渐暴露出来的深层症候，指出《英雄》带来的超级视觉体验伸张了个体的身体感觉功能，但也存在身体感官被强力调动而心灵难以随动的问题。这一研究涉及了身体美学，但仍属于“身体—心灵”二元对立范畴，没有提升到现象学身心合一的层面。

从电影本体论角度研究张艺谋电影语言呈现身体的特点，这一类成果比较少。徐葆耕的《电影讲稿》（2006）论述“日常身体”和“表演身体”、“身体电影”和“大脑电影”，建构了一套身体表意系统。该书以多部张艺谋电影为研究对象，指出了张艺谋电影中女主角巩俐身体的“仪式化”，《英雄》里秦王身体表意系统的多重建构，《十面埋伏》中小妹（章子怡）身体的三重审美等现象。作者的研究思路非常新颖，概念设计也很大胆，有较扎实的文本细读，尤其是其尝试对身体进行体系化解读表现出了值得称赞的学术雄心。

总体来说，国内外对张艺谋电影的身体文化研究存在轻身体重文化的倾向，缺乏对电影语言呈现身体的研究，理论支撑单薄、缺乏深度，身体理论应用不成功，基本停留在对西方身体理论的引用，没有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身体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