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影响中亚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

政治稳定表示的是政治系统在运行中所呈现的秩序性和持续性。所谓秩序性，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排列秩序的合理性，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而言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持续性指的是系统功能的发挥不受阻碍，保持69正常运转，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会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中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政治体系在变革中不存在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政治骚乱。此外，政治稳定不仅表现为政治系统可以维持持续的统治秩序，而且还能适应政治的变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而言，政治体系的权威性以及对于社会政治变化的适应性与持续性是考察各国政治体系稳定程度的标准，政治权力结构的制度化程度有限、政治系统分化不足、转型进程中政治经济发展自身存在的多重不确定性以及其给社会政治体系带来的不稳定等，会不时地困扰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基础。

一 转型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适应性。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转型和国家建设进程需要不断适应变动中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和各种条件的变化，因而使得国家政权和政府承担更多的政治风险。转型国家在由旧有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转型的进程中，普遍存在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度较低、政治体系结构功能的分化不足或政治权威性缺乏等现象，这些往往会导致政治系统的不稳定，甚至是政治危机。

（一）政治体系结构的不稳定

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不稳定往往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有限、现代化民主政治基础相对薄弱，其政治体制往往处于对社会政治环境变动的适应过程中。如果统治者能够对新的政治要求做出相应回应，并保持政治体系的平衡，那么政治稳定就可以得到维持。如果统治者不能适应变化的条件和要求，不平衡和不稳定就会得到发展，假如这种状况持续太久，革命性变迁就会发生。比较政治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研究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认为政治不稳定产生于“政治体系的能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脱节”。中亚五国在独立之初均选择了总统威权政体。三权处于失衡状态，总统依靠其个人威望以及转型时期国家建设的需求构筑起了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体系。政治权力体系的平衡取决于威权领导人。威权领袖“始于威权，也终于威权”，威权主义总统制的优势也是其劣势，既是体制刚性也是其脆弱性的表现。威权体制下缺乏政治多元性与权力间的相互制衡机制，同时也不鼓励精英竞争，其结果将是在政权交接时因威权的缺失而出现政治真空问题。

同时，其政治系统对于政治参与和政治行为的功能性分化不足，也会成为政治体系不稳定的根源。政治体系的功能分化不足，其同化新生的社会政治势力的能力尚弱，无法容纳部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将其参与行动纳入既有的制度化轨道。由于各国民主政治基础相对薄弱，没有形成一种公民表达政治意志的游戏规则及其认同，其直接的后果往往是各种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直接从事政治活动，并赤裸裸地互相对立，用自己特有的手段参与政治，故而可能会出现富人贿赂、学生游行、工人罢工、暴民暴动乃至军人政变等社会政治动荡状况。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和2010年出现的两次政权危机就是这类政治参与激变为政治动荡的明证。最终，吉尔吉斯斯坦也因总统制无力承受政治分权的压力而改行了议会制。

政治稳定的实质是政治体系对于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适应程度。在一个变革的社会中，政治系统必须尽可能地表现出包容性，尽可能地扩大其统治基础和范围。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认为，制度化社会反映了一个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如果政治制度足以容纳公民的参与要求，并将其参与行动纳入既有的制度化轨道，那么，政治秩序将会保持一种稳定状态，相反，如果既有的政治安排不能将政治参与的要求和行动纳入制度轨道，政治的不稳定就会出现。戴维·伊斯顿指出，政治稳定在于政治系统有能力承受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压力，“当一个权威性的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该系统就会崩溃”。这也是中亚国家近年来积极推进宪政制度的改革与修订，以寻求稳定的政权更替模式的缘故。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两度政权更替以及2010～2011年西亚北非国家出现政治动荡之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采取措施，力图通过扩大议会和政党的政治参与水平和空间，来疏解新生政治势力给威权总统权力体系带来的政治压力。

（二）政治转型给传统社会带来的不稳定

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现代化过程往往是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时期。亨廷顿就曾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这些不稳定往往导致国内的政治动荡或革命。现代化的经济生产方式、利益分配方式、政治分权制衡的民主化观念等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性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求水准。然而，过渡性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加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加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些差距就造成了深度的颓丧和不满。这种颓丧和不满就成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转型时期出现的社会不稳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在现代民主社会，当权者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在竞争性的选举中获胜，取决于他们在制定法律时对宪法程序的遵守。在转型社会中，由于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习惯的影响，领导人主要依靠其特有的领袖魅力来行使权威。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民众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妨碍。如果人们对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或意见分歧，往往会导致内战或者革命。其次，“国家认同意识”发生危机。国家认同意识是指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在新兴国家这是从一些种族的、政治的和地理的准国家单位中产生的。这些准国家单位之间没有共同的政治联系，其成员在各方面获得的信息极少，或者只知道效忠于地方单位。在任何一个国家，当政党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小众与对国家的效忠发生冲突时，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就可能成为首要问题。国家认同意识危机往往导致分裂主义运动的上升。在中亚国家中，由于宗教和部族政治的传统影响，新独立国家的部分地区对于国家认同的意识薄弱，致使国家层面的认同与准国家单位层面的认同发生冲突，这也是吉尔吉斯斯坦两度出现政变的政治文化因素。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部分受伊斯兰教影响较大的地区，其地区成员对于地方单位的效忠观念也会高于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再次，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疏远和敌视很可能造成政治冲突。政治信任问题影响公民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同他人通力合作的意愿，也影响领导人同其他集团结成联盟的意愿。另外，政治体系对世俗化造成的政治参与的迅速扩大反应迟钝，引发政治冲突。最后，政府公共政策存在失误，常常会导致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和混乱。如果人们认为权威性的分配过程不公平，那么他们对法律的服从意愿就有可能减弱，一个强烈感到社会中存在非正义、种族歧视的人，或者感到前途无望的人，很可能铤而走险，或者卷入集体性破坏公共秩序的活动中。

二 威权体制下的“老人政治”问题

在中亚的总统制国家中，总统是整个政治权力结构运行的核心，他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既是政治规则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也是权力争斗的参与者与仲裁者。与总统权力相比，政府、议会及司法机关的权力或被弱化，或处于从属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也逐渐从法律条文上的“三权分立”转变为事实上的“一元化”总统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可以被称为“强人政治”。应该说，威权主义与中亚民族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彼此契合。中亚各民族因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观念中具有顺从权威的文化传统，又由于长期处于沙俄专制统治和苏联一党集权的苏维埃体制之下，因而在其民族文化心理上对于“强人”总统存在惯性认同。

中亚国家的总统威权体制对总统的执政能力要求较高，总统需要拥有调动和整合社会政治资源、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各种关系的能力以及引导社会向稳定有序方向发展等能力，才能保证整个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同时，这种执政模式对于以总统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框架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也有相对较高的要求。因为一旦总统制政体出现变形或权力核心发生位移，总统的权威地位也将难以为继，二者因此形成了相互依附关系。“强人”总统与失衡的总统制权力体系的结合构成了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是政治秩序，这对正处于国家政权构建过程中的中亚国家尤为重要。因此，“强人政治”阶段也势必成为中亚各国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

然而，这种体制与执政模式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公共权力私有化、家族化，特权横行、贪腐肆虐，最终的结果是民众怨声载道”。在政治动荡与社会危机的条件下，“强人”总统与威权体制显示出了整合社会资源的结构性优势，然而，这种优势也恰恰反映了其刚性体制中脆弱性的一面，即一旦总统权威被削弱或者消失，这种模式的有效性便会随之降低。威权主义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一个致命弱点在于，它将合法性基础建立在短期的可变的而且是唯一的（经济发展）因素上。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指出：威权政权几乎完全建立在其政绩基础上。政府绩效的合法性作用，取决于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评估。民众的评估标准并不相同……变化中公众期望和不确定的政府绩效评价标准，使得政权的合法性无法持久和固化。一旦威权领袖的权力基础被削弱，很多在“强人政治”时期被掩盖起来的社会矛盾、弊端便会在“后强人时代”暴露出来，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如果人们对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或意见分歧，往往会导致政治动荡或革命。

除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外，中亚其他三国的领导人均已连任两届或两届以上，执政时间超过20年。独立20多年后，中亚各国的民众逐渐通过选举与全民公决等民主实践产生了现代政治观念，政党政治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同时也为大批新生代政治精英与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政策较为宽松的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内生型的民主要求正在上升，它需要政权做出及时的回应，并通过体制改革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度。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及其分权的要求同一元制权力运行方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其结果是在政权更替时期，一些中亚国家的现政权受到来自西方的政治压力和国内反对派和新生代政治精英的挑战，总统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也遭到质疑。因此，这些国家希望通过政治制度的微调和人事安排，营造出有利于保持现任总统威望和影响力的法律环境与执政精英阶层，确保政权的平稳交接。为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这些国家对总统和议会的宪法权限进行了重新调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相继通过修宪来削弱总统的部分实权，缩短未来总统的任期，相对地扩大了议会的权力，放宽政党参政的政策，提高议会和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为总统权力的平稳交接提供法律依据。

多数中亚国家在未来的政权更替期内都将面临“首任总统危机”问题。各国精英内部围绕首任总统卸任后，即“后领袖时代”权力归属问题展开的斗争已经拉开帷幕。在一些国家，精英内部之间的斗争表现为日趋紧张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另一些国家则表现为执政精英内部的竞争。前者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后者以乌兹别克斯坦最为突出。精英政治，特别是执政精英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逐渐成为困扰中亚国家政权稳定的潜在威胁。

由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威权体制将在中亚地区长期存在，其与民主的巩固存在矛盾性，但威权体制所提供的秩序与稳定等公共产品是政治转型时期中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具有苏联政治惯性思维的中亚各国领导人都力图谋求在新体制内的长期执政，为了达到此目的，中亚国家的现任总统大多在选举前通过修改宪法或全民公决的方式，为其连任或长期执政奠定法律基础。中亚多数国家的宪法赋予总统立法动议权与司法权，从而为他们控制整个制宪过程、进行有利于巩固自身权力的宪法修订创造了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讲，西方的民主制宪原则在中亚国家的政治实践中，陷入一种怪象，即民主原则非但没有成为制约总统权力的法律依据，反而成为各国总统按个人意愿延长任期的合法工具。随着总统执政任期的延长，其政治威望与政治地位愈加无人能及。在此过程中，总统权力的长期性被巩固下来，而民主原则遭到了破坏。然而，威权领袖“始于威权，也终于威权”，威权主义总统75制的优势同时也是其劣势，由于威权体制下缺乏政治多元性与权力间的相互制衡机制，同时也不鼓励精英竞争，其结果将是在政权交接时因威权的缺失而出现政治真空问题。随着威权总统行将淡出政坛，中亚多数国家都将面临首任总统危机即“老人政治”的危机。

三 国家认同问题

在整个政治发展进程中，中亚民族的部族政治文化结合苏联政治文化以及官僚体系，构成了中亚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它们自然也成为中亚各国政体选择和权力模式构建过程中必然的影响因素。在中亚各国构建独立国家的进程中，部族政治文化始终被中亚国家的领导人所重视，并成为其巩固权力基础的重要手段。部族政治文化中的“家国同构”观念、臣属观念与群体意识都是中亚各民族普遍认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是民众对国家最原始的观念，其衍生出来的等级观念、领袖崇拜与世袭传统为巩固和延续总统权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历史上，中亚各民族在突厥化过程中，形成了以血缘和地域为标志的部族关系。同时，因居住环境、语言文化、宗教传统、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形成了部族文化间的彼此差异。在苏联进行民族划界之前，中亚五国从未有过稳定的国家边界和统一的民族认同。因此，部族属性往往就成为中亚各民族自我识别的重要标志之一。部族政治文化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文化传统、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等。对于部族政治文化的界定在学术文献中尚无定论。中国学者李保平指出，同一部落或部族的人们怀有强烈的集团意识，强调对本部落本部族的忠诚和认同。这种部落政治文化被称作部族主义，它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倾向于排斥其他部族，将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置于次要地位。

按照生活方式，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以游牧生活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土库曼族和以农耕生活为主的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前者往往十分明确其部族属性，而后者则以所属地域定位自我的身份认同。部族属性是长期生活在本地区游牧民族身份认同的唯一标志，因此与农耕民族相比，部族认同对于游牧民族的意义更大些。与此同时，在民族观念和民族心理上，中亚民族在对整个民族认同的同时，还带有对本部落的认同。在部族成员的心里，整个部族和族群的利益依旧高于一切，并由此衍生出具有强烈同乡情结的部族政治文化。

与其他中亚国家相比，部落文化和部族政治在吉尔吉斯族人的个体生活与国家构建中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象征部落的帐篷甚至成为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标志，被画在独立国家的国旗上。部落对于吉尔吉斯人来讲就是国家，这里蕴含着吉尔吉斯人的社会观念、传统道德规范、精神与文化价值观、民族习惯、风俗传统和理想。部族关系作为一种亚民族关系或次级民族关系，在吉尔吉斯斯坦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家族性特征。爱国主义在吉尔吉斯人的传统观念中多半是与“自己的”部族和地域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政治冲突也因此以地区性的部族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吉尔吉斯斯坦，部族认同时常高于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部族成员往往以本部族的利益为中心，致使国家和社会因各地部族之争而陷入动荡。曾经两次参加总统竞选的女政治家乌梅塔利耶娃指出，很多吉尔吉斯人千方百计地成为精英部族成员，因为这不仅能够提升其社会地位，而且还能为其经商和从政开辟道路。鉴于此，这种以部族政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势必在政治斗争中形成某种效忠机制，即社会下层不仅不会挑战同部族的上层精英，而且会在同其他部族争夺利益和领导权的斗争中给予本部族精英最大的支持。因此，祖国党议员珍别科夫认为：“族属关系、民族主义和部族制在吉尔吉斯斯坦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家族成员间的依存关系维系着精英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和部族内部相对的团结，为政治精英提供了稳定的民众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历任总统无一不是得到了本部族成员的有力支持才上台的。可以说，部族上、下阶层之间存在支持与庇护的关系，其核心是维系地方的共同性，保证上层精英对地方权力的垄断。但在国家的政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进程中，这种部族政治也导致国家认同的削弱甚至缺失。

中亚地区的部族政治文化表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中亚的部族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排他性。部族政治文化是一种亚民族的族群文化，强调人种的纯粹性、部族的独特性以及部族利益的重要性，常常会使民众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迷失方向。如今在塔吉克斯坦，居住在山区的帕米尔人、卡拉特金人和达尔瓦斯人等族群被认为是纯粹的塔吉克人，相比之下，北方的苦盏人和南方的库利亚布人则因混有突厥血统而被认为是非纯粹的塔吉克人。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人完全不认为塔什干人是乌兹别克人。在土库曼斯坦也存在类似的人种纯粹性问题。每个亚民族族群都认为自己比其他族群纯粹，而过分强调族群特殊性的这种观念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势必影响或阻碍民族内部和部族之间的联合。事实上，在独立的中亚国家，所有民族都是多部族混杂的，无论哪个部族都无法宣称自己为现代民族的土著民或本土民。部族间的政治文化在强化差异性的同时，也强化了部族彼此间的封闭性与排他性，造成中亚国家内部地区性的割据状态和严重的分离情绪，使民族内部不断分化。

与此同时，部族政治中强调的是狭隘的群体利益与地区利益，弱化了整体的民族利益，在强调地区与部族认同的同时，也削弱了国家与民族的整体认同，最终造成民族与社会的分化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分离。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形成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从氏族、部落到部族、民族乃至国家等不同层面的认同阶段或发展时期。由于一些民族的部族或民族的认同高于对国家的认同，因而形成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和对新独立国家合法性认同的缺失。部族文化中的同乡情结还衍生出官员间的庇护关系，诱发了国家政权中裙带关系并导致腐败问题的滋生，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国家政府体系的运行规则，成为中亚国家转型时期政治动荡的根源。部族政治文化所衍生的这些副产品都不利于国家政权体制的稳步运行。

第二，部族政治文化突出“家国同构”观念，以效忠机制来维系部族内部及上下级关系。部族政治是一种非正式的权力结构，部族政治有其内在的政治行为逻辑，即部族下层必须服从上层，不得挑战上层精英的权威，这样才能获取更多利益份额。这种行为逻辑是由古代部族首领与下属间的庇护与效忠关系演变而来。部族和部落曾经是部族成员寻求庇护与获取自身利益的场所，因为牲畜、牧场、水井等一切与牧民息息相关的物品都要依靠部落及部落首领的供给和维护。无论对于家庭、氏族还是部落，首领都是关键因素。部族首领有权最大限度地利用本部族的资源来巩固其在权力结构中的统治地位。在转型过程中，这种逻辑关系在处理精英与民众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甚至是族际关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此外，血缘和家族在部族政治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部族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维系整个部族体系的纽带。伴随着独立进程，中亚各国也大多建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家族势力，他们不但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试图进入政界延续其家族统治。

在政治转型的现阶段，中亚各国在利用部族文化为政权服务的过程中，因领导人治国理念的不同，其发展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有些中亚国家领导人能扬长避短，充分挖掘和发挥部族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进而促进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发展。而另一些中亚国家的领导人，或因长期陷入部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而最终丧失了政权；或为部族政治所累，在任期间国内不断爆发政治与社会危机。吉尔吉斯斯坦为克服部族政治文化给政治发展造成的负面阻力，改行议会制，力图通过政治分权的制度化改造，解决部族对立的局面。但事实上，对于所有中亚国家来说，要克服部族政治的弊端，实现政治现代化和精英现代化，构建西方化的民族国家仍任重而道远。

四 中亚各国存在的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中亚国家总统制权力结构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领导人个人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的合法与稳定，总统的核心地位不容动摇。在中亚国家中，除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外，其他三国总统在位的时间都已超过20年，作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总统的执政时间甚至更长。国家最高领导人长期执政的现象承袭于苏联时期的政治传统，它保证了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但同时也暴露出这种执政模式潜在的不稳定性。伴随着这些领导人生理年龄的增长，其影响力也将随着其政治生涯的终结而被淡化和消减，而新一代政治精英所倚重的政治基础与社会资本势必发生变化和重组，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之际，也是出现政治震荡之时。

在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政治与经济资源也随之进入新体制下的再分配进程。在所有的社会资本中，政治资本是所有资本的核心，也是从苏联体制中转型而来的执政精英所依托的执政基础。由于体制的变换并没有打破原有体制下执政精英的权力重心，使得原体制下的国家领导人实现了在新旧体制间的权力位移，并将从旧体制中继承而来的政权资本转化为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资源中的优势。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体制发生变化的同时，各国的经济私有化程度也在日益深入，经济资本的地位开始上升，在中亚各国逐渐出现了一批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他们为了维护其在新的经济条件下所取得的财富和特权，开始努力进入政界，或通过选举成为议会议员，进入立法机关，或成为政府官员，或在政府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以谋得更多的政治利益，为其经济资本的扩大提供有效的政治保障。相对于从苏联体制中转型而来的执政精英，这些以经济资本为依托的新生代政治力量，无论从年龄、政治立场，还是从对于政权的利益诉求上都不同于前者，后者更希望通过改造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体制来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空间。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并成为政权稳定的羁绊。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哈萨克斯坦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均衡。西部地区的精英依靠石油收入迅速积累起雄厚的经济资本，通过政治寻租，将其逐渐转化为挑战以总统为核心的中央政权的政治资本。地方精英在中央政府内部寻找代言人，并逐渐形成操控权力机关甚至总统的影子势力。同时，哈萨克斯坦部族精英间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不相匹配。在哈萨克斯坦三大部族中，大玉兹掌握着国家政治，而西部的小玉兹更多掌握着国家的石油命脉，为国家预算的贡献率较高，二者在石油经济利益分配、税收以及部族政治等领域存在诸多矛盾与对立，因此在国家管理层面上呈现出政治资源分配的失衡状态。2011年年底，在西部城市爆发的“扎瑙津事件”及以后的几起地区性政治骚乱都是这种矛盾对立的反映，暴露出哈萨克斯坦地方精英与中央政权之间在石油经济利益、税收分配以及部族政治等诸多领域的矛盾与问题。为避免矛盾持续升级而危及总统的权力基础，哈萨克斯坦政府致力于消除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加强对地方财政与经济的监管，尤其是加强对西部油气产业的管理与监督工作，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2013年，哈萨克斯坦政府专门设立了地区发展部，将经济与财政规划部、经济发展与贸易部的部分职能转由该部执行，意在加强地方与中央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与此同时，政府还对各部委的相关机构进行了结构调整，在地区发展部设立建筑与住房、企业发展、土地资源管理等专门委员会，并在工业与新技术部设立核能委员会，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设立移民委员会，在环境保护部设立渔业委员会和林业与狩猎业委员会，以促使各部门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与措施，吸引和推动在非石油产区和非石油领域的投资。

随着中亚各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深化，新旧政治精英在政治和经济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对称性日益显露，对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等问题的看法也因各自立场和利益的差异出现分歧，政治精英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由于缺乏政权资本的依托，新生代政治精英逐渐走向政权的对立面，向长期执掌并倚重于政权资本的旧式精英发起挑战。作为政权的反对派，新生代政治精英打出了“精英替代”的旗号，主张通过改革，改造现有的政治体制，完善分权原则，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权轮替。新生代精英在哈萨克斯坦表现得最为典型。1993～1996年，哈萨克斯坦加快了私有化进程，石油、天然气、金属等资源型大企业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成为私有化对象，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以经济资本为依托，拥有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商业精英和银行家，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为新生代精英的代表。随着其经济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其政治野心也逐渐膨胀。1994～2001年，新生代精英开始进入哈萨克斯坦政界，哈萨克斯坦政权内部出现了以新生代政治精英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积极推进国家的经济改革，但因对政权在政治与经济改革方面设限不满而与政权出现矛盾和分歧，最终形成政治对峙。为削弱不断上升的新生代改革派势力，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1998～2001年采取了强硬手段，更换了政府内多位主张改革的内阁成员和政府高官，将改革派人士剔除出政府，导致大批新生代政治精英加入反对派阵营，成为哈萨克斯坦反对派的主要力量。前总理卡热格尔金、前副总理乌·让多索夫以及很多反对党领导人，都是从纳扎尔巴耶夫政权内部出走的新生代政治改革派。

应该说，新旧政治精英更替问题是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所有中亚国家领导人在进入新的政权更替期时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2003～2006年，以新生代改革派为主体的反对派政治精英十分活跃，他们希望通过选举，取代那些长期执政的、保守的旧式政治精英，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根据精英政治理论，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的“颜色革命”以及政治动荡都可以被看作转型时期新旧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交锋。这种较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政治资本与处于上升状态中的经济资本的较量，新生代政治精英在这场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了较强的经济资本优势。有鉴于此，一些中亚国家的政权将遏制经济资本的上升视为打压新生代政治精英的有效手段。哈萨克斯坦风险分析中心领导人多·萨特巴耶夫就认为，哈萨克斯坦政府建立的萨穆鲁克－卡兹纳国家资产基金公司，将采矿、能源等大公司控制在一个集团的手中，其目的就是削弱本国新生代政治精英的经济基础，从而扼杀其觊觎总统权力的政治野心。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纳扎尔巴耶夫进入了新的总统任期，为了消除日益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的政治寻租现象和官商结盟给总统权力的稳固带来的危机隐患，2012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开始对部分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首先被国有化的企业是总统长女达·纳扎尔巴耶娃所持有的最大媒体集团“哈巴尔”，总统办公厅派人进入该集团的领导层。俄罗斯媒体认为，政府的这一行为并不是针对总统女儿展开的，而是希望借此解决在冶金、银行、保险、化工和其他领域的垄断问题，并在政治上剥离一些利益集团对政权的影响作用。在行政管理方面，哈萨克斯坦希望通过政治改革，探寻新型的地方行政管理模式。2013年，哈萨克斯坦计划实施一系列具体措施，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强化地方执政机关的职能，通过地方自治机构选举扩大公民解决地方问题的参与度，给予居民决定地方问题的自决权。从2013年开始，哈萨克斯坦通过村议会进行村长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2012年总统国情咨文中指出，哈萨克斯坦将放权于地方，把由中央掌握的部分资源下放到地方，以缓解中央与地方精英的竞争压力。

事实上，无论是新生代政治精英还是由苏联政治体制转型而来的旧式精英，都是现行政治体制的产物和既得利益者，其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源均来自苏联后期的政治改革与私有化运动，并同现行体制有着割舍不断的利益关系。因此，新旧政治精英都对现行政治体制存在依附心理，这也决定了他们会是现行体制的维护者。政权内部旧式政治精英的执政理念大多趋于保守，他们希望通过建立有利于政策连续性的制度化规则，包括限制政治竞争，来维护其合法收益。多数新生代政治精英也不愿意彻底打破现有的经济基础与制度环境，因为他们也是现行政治体制的受益者，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他们会考虑本利益集团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民主化的成本，因而不会贸然采取颠覆政权的行动，而是希望执政精英能够采取措施导向民主化，或在反对派的压力下释放政治资源和政治空间，改革政治制度，以适应其参政的需要。鉴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中亚国家的新旧政治精英能够给予政治转型的内在推动力均相对有限。同时，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将经济稳定与政治稳定放到头等重要位置。由于石油收入的诱惑以及石油产业的导向发展，中亚石油富国的领导人会有选择地将财富分配给特定的政治与社会集团，借以换取政治稳定，这也会使新生代政治精英政治民主化的愿望逐步萎缩。

此外，对于以血缘和家族为基础的中亚国家来说，家庭与家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维系整个部落体系的纽带，也是部族文化传承的载体。而以总统家族为代表的中亚各国权贵阶层，不仅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还积极进入政界，或通过选举进入议会，或成为政府要员，延续其家族的统治。

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构成了权贵阶层的基础，其核心内容是权力，即利用手中的权力“因权而资”“因权而贵”。苏联时期“在册干部”制度遗留下来的官僚体系和特权阶层，在国家获得独立后继续掌握权力，并进一步演变为操控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官僚与寡头阶层。

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中亚国家传统的特权阶层不仅保持了在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而且利用其与政权之间的特殊关系，或在政权中身居要职，或在政府中选择自己的代言人，或将手中的政治资本与特权及时地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本，成为新体制下的权贵阶层，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继续占据主导和核心的地位。在中亚总统制权力体系下，国家的权力相对集中。中亚国家总统的家族成员及其周围亲信大多“因权而资”，通过其特殊身份与特权掌握了国民经济中的优势资源产业和经济增长部门，进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中亚国家的权贵阶层中，以总统家族的势力最为显赫。

以家族势力为中心形成的权贵阶层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的控制权，已经成为中亚一些国家政治转型的特色之一。在这些国家中，家族势力成为巩固总统权力的精英基础，政权通过此途径建立起对自身效忠的群体，总统的政治资源为家族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庇护，以确保其利益的长期性。与此同时，这种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结合的方式也对中亚国家总统制政体的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因素。为了维护权贵阶层经济资本的优势地位，总统需要通过谋求连任或推举自己的接班人来保持其政治影响力，这势必引起民众的不满和对总统权力合法性的质疑，为政权反对派发起反政府运动提供借口。正因如此，尽管目前一些中亚国家领导人试图通过家族关系实现其总统权力的传承，但出于种种考虑，至今还没有哪位领导人敢于迈出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