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亚地区毒品问题

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之后都经历过一段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在塔吉克斯坦甚至还爆发了内战。时至今日这一转型期并未完全结束，贫困、两极分化、腐败等各种问题仍然困扰着中亚国家。除此之外，中亚各国包括禁毒在内的执法机构的机制建设以及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都有待完善，执法能力和执法队伍的装备水平都有待提高。以塔吉克斯坦为例，2014年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同普京会晤时，向集安组织提出，希望该组织能为塔边防部门提供包括夜视设备在内的援助，以改善塔边防军的装备条件，更好地应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军后塔阿边境极有可能出现的日益严重的毒品贩运等威胁。

自阿富汗外流的海洛因中约有1/4经过中亚国家，也就是经所谓的“北方路线”贩运。每年有75～80吨海洛因通过这条路线流入俄罗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公布的数据表明，仅2009年便有约90吨的阿富汗海洛因贩入中亚，其中约75～80吨运往俄罗斯，约11吨在中亚地区消费，3.4吨被查获。中亚和俄罗斯的禁毒部门估计，2010年贩入中亚的阿富汗海洛因数量同2009年相差不多。除此之外，有35～50吨鸦片流入中亚，而实际的数量可能更高。俄罗斯专家认为毒品问题不仅对中亚国家内部构成威胁，还影响到中亚邻国间的安全以及地区稳定。

阿富汗同中亚地区的边境主要由三段构成：土库曼斯坦—阿富汗边境、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和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边境。其中土库曼斯坦—阿富汗边境长达744千米，位于沙漠地带，地势平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和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边境则基本沿喷赤河划定。塔阿边境和乌阿边境的毒贩时常乘坐小船或者自行游泳渡过边境河流将毒品走私入境，而在土库曼斯坦同阿富汗边境的毒贩则是徒步穿越沙漠地带贩运毒品。在这三段边境当中，塔阿边境被认为是阿富汗毒品流入中亚的主要渠道，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称，走私到中亚的鸦片中约有一半是通过塔阿边境，经由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边境流入的量并不大。学者认为塔阿边境地区已经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主要贩毒枢纽，自阿富汗流向俄罗斯的海洛因中80%以上是通过塔吉克斯坦贩运的。乌阿边境管控相对严格，土阿边境地势平坦但地处荒漠地带。此外，塔阿边境地区成为阿富汗毒品流入中亚的主要通道同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

中亚地区贩毒路线的大方向为阿富汗—中亚—俄罗斯，俄罗斯为主要目的地及消费市场。其中70% ～75%的毒品是通过卡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通过中亚被运往俄罗斯南部和西伯利亚的西部地区。苏联解体以来，阿富汗毒品经由中亚向俄罗斯和欧洲的贩运路线经过一定的演变，至今已基本得以确定。1990年代初形成了阿富汗—中亚—俄罗斯毒品贩运路线。

现今塔吉克斯坦已成为阿富汗毒品流入中亚的主要通道，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2010年有75～80吨海洛因、18～20吨鸦片自阿富汗通过塔吉克斯坦外流，平均每天大约有200公斤海洛因和50公斤鸦片过境。根据俄罗斯边防部门的资料，1990年代，塔境内毒品贩运的基本路线如下：喷赤河流域—塔阿边境西段；霍罗格—穆尔加布—奥什；加尔姆区的卡拉胡尔布—杜尚别—独联体其他国家。实际上，阿富汗毒品在塔境内的贩运路线所涉及的远非上述地区，归纳起来，塔吉克斯坦的毒品贩运路线大致可以分为两条：一条是从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沿着帕米尔高原向北，穿过高海拔地区抵达萨雷塔什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另一条是沿帕米尔高原海拔较低的地区向北抵达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从杜尚别毒品可以分别流向四面八方。塔阿边境成为阿富汗—中亚边境上最主要的毒品通道，同时也是管理最薄弱的一环。其原因在于：首先两国边境大部分地段仅有一条喷赤河相隔，极易穿越。其次，塔吉克斯坦边防军自2005年起才开始独立履行塔阿边境的边防执勤，经验及装备都有所欠缺，并且在阿富汗北部，尤其是塔阿边境地区分布着大量的鸦片及海洛因加工厂。最后，塔阿边境执法机构和海关官员腐败盛行，为贩毒集团充当保护伞，甚至时常发生执法机构官员直接参与毒品贩运的情况，如2012年1月，一名塔国防部官员因携带1公斤海洛因被逮捕，同年7月，一些塔边防部队官员则因携带21公斤海洛因、37公斤鸦片和321公斤大麻在喷赤地区被捕。

中亚地区毒品贩运组织的特点鲜明，在“北方路线”上，每个中亚国家都有各自的犯罪集团，但整体而言，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拥有垄断性地位。塔贩毒集团不仅将毒品自塔吉克斯坦贩运到其他中亚国家，还直接将毒品贩入俄罗斯，并将势力延伸至俄境内。据塔吉克斯坦执法部门的资料，2012年共有274名塔吉克斯坦的贩毒者在俄罗斯被捕，俄罗斯执法部门于2013年1月进行的一次行动中逮捕了3名塔吉克斯坦贩毒集团成员，缴获57公斤海洛因，堪称大案。

总体来看，中亚地区的毒品贩运集团带有鲜明的部族或者家族关系特点，且组织结构多为在大型毒品贩运卡特尔之下有若干个中型或小型的组织。但是每个中亚国家的贩毒集团特点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贩毒集团归为一类，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贩毒集团归为另一类。塔吉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的特点是这两国的贩毒集团同政治势力结合紧密，贩毒集团甚至拥有左右政局的能力。塔吉克斯坦贩毒集团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密。

近年来中亚地区吸毒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中亚地区吸毒的人数迅速增长，以塔吉克斯坦为例，该国卫生部部长萨利莫夫于2012年1月公布的数据称，2011年该国吸毒人数新增率高达73%。2012年吉尔吉斯斯坦官方公布数据称，该国在册的吸毒人员为1.07万人，而2006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公布的数据为7842人, 6年时间增长幅度颇高。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高斯曼·阿姆林在2012年6月称，在2009年至2012年的3年中哈萨克斯坦的在册吸毒人数减少了8.6%，但这并非说明该国的毒情有所减轻，因为哈萨克斯坦的毒品消费量仍然很大，阿姆林同时表示，过境哈萨克斯坦的阿富汗毒品中有10%在哈境内被消费掉了。第二，在某些中亚国家，吸毒人员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扩大，这一趋势主要表现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2012年，吉尔吉斯斯坦官方在册吸毒人员数为1.07万人，而同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总人口仅为564.5万，考虑到官方统计的数据并非一个国家真实的吸毒人数数据，通常1名在册吸毒人员背后会存在至少4名隐性吸毒者，由此可以看出，“瘾君子”在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中的比重相当巨大。第三，注射吸毒在中亚吸毒者中也相当流行，共用注射器、使用不安全溶剂等问题时常带来艾滋病等传染病的蔓延。2012年2月，欧盟—吉尔吉斯斯坦预防药物滥用行动计划协调员亚历山大·泽利琴科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发表演说时称，吉尔吉斯斯坦的艾滋病患者中有65%是由于共用注射器而致病的。根据吉官方宣布的数据，自2000年到2012年，该国艾滋病患者数量从149人增长到599人，增加了3倍，其中大部分患者感染的原因均为吸食毒品。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吸食毒品给中亚国家造成的影响很大，其中对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危害甚巨。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有所不同，两国对境内吸毒问题的态度较为封闭，其中，土库曼斯坦在尼亚佐夫时代几乎从不对外公布其国内吸毒情况，土曾多次因为对国内涉毒数据信息公开程度低而被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点名批评。实际上当时土吸毒情况相当严重。土库曼斯坦一名中学教师于2013年接受记者采访，评论尼亚佐夫时期土库曼斯坦的毒情时说：“那是最糟糕的年代，毒品就像瓜子一样被公开地四处贩售。”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上台后加大了对毒品贩运的打击，加强了禁毒宣传力度，对公开涉毒信息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土戒毒机构负责人于2013年接受采访时称，近年来土国内的毒情有了极大改善，政府已经对土库曼斯坦的毒品批发与零售市场进行了强力打击，并开始对吸毒者提供治疗，在学校中宣传毒品的危害。现在毒品交易就算存在也是处于地下状态，并且价格高得惊人。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对吸毒问题则长期采取对外保守，对内高压的政策，相关数据的公开程度极低。一些报道称，在该国人口密集且贫困的费尔干纳地区和塔什干等大城市中，吸毒问题相当严重，同时吸毒者的人权难以得到保障。但这些言论大多出自国际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家的口中，或是出自旅居国外的乌兹别克斯坦反对派，因此很难保证其客观性和权威性。

尽管中亚各国对打击毒品贩运的关注度都很高，但毒品缴获量同流经中亚地区的毒品数量相比仍然比例极低。以海洛因为例，2009年便有约90吨的阿富汗海洛因被贩入中亚，其中仅有3.4吨被查获。而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亚国家总共缴获了2.6吨海洛因，不到贩运入中亚海洛因总量的3%（估计总量为90吨）。总体而言，这并非说明中亚国家的禁毒执法机构玩忽职守，国际禁毒机构的平均毒品缴获量也不到流通量的10%，考虑到中亚国家仅仅独立20余年，其禁毒机制从无到有需要一个建设过程，同时中亚各国正经历的转型动荡期也给禁毒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各国禁毒机构的执法能力较弱，且贪腐问题给中亚国家禁毒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