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性质和影响。在此意义上，本书对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如1973年10月开始至1975年下半年结束的经济衰退——做了相当明确的区分。我们试图在这篇绪论中对书的中心内容和叙述思路做一概括，以便把鼓舞创作的总体推理线索交给读者。
一 帝国主义和多国公司
当代帝国主义被定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垄断性大资本的集中、联合、集权和国际化的广泛发展基础上的高度一体化，而这一发展进程具体体现在它的组织细胞——多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垄断与国家之间联系的增强和深化上。在国际上，这一体系概括为：美国及其本国货币、经济援助和军事力量的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协定及其机构形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以及其他由进出口银行推动的“援助”计划的实施；里约热内卢公约、大西洋联盟公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军事协定，以及使美国军队得以建立一个隐蔽地占领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领土的国际网络的军事关系体制。在意识形态上，这一体系被标榜为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由资本主义挑起的反社会主义“冷战”的基础——的“自由世界”的表现。这种论调即使在所谓的缓和阶段还继续存在着。
为了理解目前阶段的帝国主义，我们必须从研究资本主义一体化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入手，这些矛盾必然把资本主义引入新的分裂时期。目前的特点是这一分裂进程发生在这样的国际现实环境中，即资本主义不仅面临着内部阶级矛盾，还面临着一个与它旗鼓相当、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阵营。
帝国主义的危机及其内部矛盾的性质并不因为这种国际形势的存在而改变，但它们的形式、影响和结果的确发生了变化。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限制着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镇压方面的行动能力，创造了很多情况下有利于扩大依附国自决能力的条件，并促使这些国家依靠社会主义阵营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不受资本垄断的科学进步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
帝国主义不能解决它所赖以扩张的国家基地（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存在是帝国主义得以从技术、经济、金融、政治和军事上支持资本进行国际扩张的基础）与其日益发展的国际化（意味着资本、商品和财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的增强上。这刺激了统治中心的寄生性并给其他发展中心（欧洲和日本）注入了兴奋剂，而这种情况从长远看将在国家集团之间或在外围地区导致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发生冲突。
但是，上述情况不会导致外围依附地区出现较大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是国际资本攫取高额利润，以昂贵价格投放其产品，以低廉价格获得原料和农产品的基地。于是，扩大了争取依附国世界的经济增长利益同各帝国主义中心的统治利益之间的矛盾，革命势力——把过渡到社会主义视为保障发展、打破维持被剥削和贫困状态的帝国主义统治和依附性结构的唯一道路——也易于发展。
这一国际经济的细胞是一种新型企业，它把必然导致技术和经济集中、垄断、集权、多行业联合和国家干预的私人占有、管理和控制等强有力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移植。这种新企业取代了通过其国外活动——以从工业中心出口制成品，自不发达国家进口农产品和原料为基础开展的——保持着一种贸易互补性关系的老式托拉斯和卡特尔。现代多国公司不仅大大增加了国际业务在其全部活动中的作用，还从事面向投资接受国内部市场的生产。
本质上说，多国公司是资本主义企业为适应生产资料社会化产生的各种需要而做的几乎是孤注一掷的尝试。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和自动化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正大踏步地向前发展。由于多国公司既依赖于民族国家，又与之相对抗，由于它寻求一种同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狭窄而任意的界限相冲突的合理性和计划性，所以当它通过把不同行业的活动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实际上使浪费和隐蔽在它的所谓“计划”后面的不合理性增加），对使其内部无政府状态“合理化”的技巧加以完善时，它的内部却已经潜藏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在这新阶段中，依靠多国公司的大资本造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它意味着原料加工和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生产的增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的原料和产品向统治中心，特别是专门从事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及资本输出的美国出口，从而使帝国主义列强特有的寄生性提高到极高的水平。
当资本主义在战后周期的上升阶段能保持高增长率时，对这种不合理性的思想辩解似乎是“科学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同时，对抗大资本的政治反对派由于劳工们取得的社会经济好处而中立化了，这些好处一部分来自较多的可供分配的收入，另一部分来自因相对充分就业而得以加强的劳工们讨价还价的实力。增加工人收入的能力以及能动地使小资产阶级的新阶层参与到经活动中来的能力，致使工人反对派在思想上趋向改良主义并增加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希望。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理想主义浸透着民众运动，美国的情况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那里的工人运动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思想发展和工会组织发展之后，走向了反共，曾支持“新政”第二阶段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人民阵线像变戏法似的变得无影无踪。
自60年代起，美国人民力量联合的基础开始重新建立起来。这一联合的表现形式还是互相矛盾的，它表现为具有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内容的反托拉斯运动的新高涨，表现为反越战运动、先锋派学生运动，以及因国内国际经济危机的结果而增加了的强烈的反帝、反垄断和要求和平的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一项社会改革计划的基础正在美国逐渐显露其轮廓，它所具有的激进性将可能引起一场以复兴的工人运动，大学青年及左派自由主义知识阶层为基础的反垄断、反帝国主义的民主运动或建立一个这样性质的政党。在这个具有强烈反知识分子传统的国家中刚刚萌发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阶层的幼芽也许能在这一运动的内部或周围成长壮大。
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开始在其中心成熟，并在寻求一条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来的渠道。
二 帝国主义的危机
战后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凯恩斯思想的反周期技巧相对成熟的运用，工业化国家内部革命运动的防守态势，这些在思想领域，尤其是经济学——资产阶级辩护论的肥田沃土——方面产生了一种欣悦症。后周期资本主义论、消费社会论、富裕论、福利国家论、工业社会论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理论，都在谋求使表面上占优势的、经过改良的和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永世长存。
这些辩护性论调并不寻求解释造成周期性增长阶段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同时为增长划定了界限；也不愿意承认这一阶段中出现的萧条和衰退是一种周期性危机，是不可否定的周期存在的表现。今天，当萧条呈悲剧性质时，马上就有即兴的说辞和理由为这个小歌剧的“科学性”进行辩解，而它的奖赏、优美的风格和其他必要的表面装饰掩盖着它的真正失败。
必须指出，大资产阶级从来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说辞，那是讲给广大公众听的。大资产阶级的正直的经济学家们继续对经济周期、金融流动、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表示担心。
至于马克思主义，它在某些作者错误地预言战后资本主义不可能有大的恢复之后便处于守势，直至在1958～1961年美国危机的冲击下才开始提出对不间断增长表示怀疑的看法。但由于这场危机的表现形式，产生了预言既不会出现大萧条，也不会有长时期的增长，只有相对停滞的论说。可是，1962～1966年的大发展再次使理论修正主义理论陷入困境。
然而，实际经验说明了什么？关于经济长周期的研究表明，存在着间隔40个月、10年和60年的周期性波动。但对这些萧条和增长波动的种种解释是不太有力的，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波动反复出现的理由并不存在。然而可以这样来解释长周期：产生了重大的发明，这些发明使资本的有机构成、利润率、产业后备军和工资水平，以及在体制方面（企业集中、金融集权、资本国际化和国家干预）发生巨大变化；这种有利于提高生产增长率的变化在将近80年内便达到极限，于是必须有一个也将延续近30年的新的萧条时期，以便为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做必要的调整；萧条导致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工资的不断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扩充，以及平均利润率和促使新的增长阶段到来的资本剩余的增加。
如果我们对战后大周期做仔细研究，就能从理论上把那些特殊原因分离出来，从而看出它们的局限性。战时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和原子能方面的技术革新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政府开支的增加，特别是对军事工业和军事及教育开支的鼓励，欧洲和日本的重建以及第三世界广大地区的工业化，农业生产率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工业品（有机肥料、化学肥料、杀虫剂等）消费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投资活动，首先是在美国进行，随即扩大到国际领域。
所有这些新变化至20世纪60年代便达到了极限：国际扩张进程随着欧洲和日本重建的结束，以及第三世界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所谓“简便”的进口替代这一政策的完结而终止；由于技术飞跃——新技术的应用要求有一个新的积累阶段——军事工业陷入了危机，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要求现有的工业体系进行重大革新，大量采用自动化技术，大规模地增加公共消费，从而引起国家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干预的程度发生变化；国际上，提出了实行新的国际分工和确保金融系统资金流动的金融新规则的必要性，在依附国负债的基础上增加了资金的流动，但这些国家的债务是不可能偿还的，唯有剧烈的延期偿付、破产或调整。
另一方面，资料表明，美国于1949年、1954年、1958年和1961年出现了间隔4年和10年的周期；在欧洲和日本，由于战后大规模的重建工作，那里的周期呈现非常软的、感觉不明显的形式。
事实表明，大的上升周期有其非常确切的解释，同时小周期并没有消失，仅仅是减弱而已。
此外，许多关于美国经济的资料表明，持久性或结构性失业的幅度扩大了，而整个资本主义的持续通货膨胀——60年代大大加重了——说明，国家干预和不断的财政赤字，以及对美元的赤字性使用、帝国主义的军事开支和在最冒险的负债基础上发展世界贸易等措施都具有局限性。
自1967年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动态呈现出一种新的行为模式。从一个仅仅因一些小危机而失色的持续增长时期转向一个只有短暂恢复作为点缀的持续危机阶段。我们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萧条周期，它必将延续很长时间并带有在过去头8年中所呈现的总危机的特点。这一论断的依据部分地在于我们已涉及的对长周期的综合观察，特别在于导致出现战后上升时期的各种因素已证明不起作用了。因此，必须更加详细地研究美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在这8年中的表现，以便能确定其不变因素及世界事态的可能发展。
我们已在这一时期中区别出3个短周期。第一个萧条周期于1967年开始至1971年结束，其中1968年有一个调整性小恢复。第二个周期出现在1972年和1973年之间，以有力的、短暂的和投机性的恢复为特征。第三个周期发生在1974年和1975年间，表现为严重的、普遍的、持续的和长时间的萧条。1975年下半年出现了新的恢复迹象——我们可以通过对当前的总危机，或者说萧条长周期头8年情况的分析来预见它的特点。
概括地说，我们可以从对上述3个周期的分析中得出如下结论：被总危机搞得喘不过气来的资本主义，在不进行重大结构变革的情况下不可能摆脱这一危机，而这必然是一种以各个萧条阶段为主要特征的长期现实。结构变革不可避免地要为新的经济平衡创造条件并由此克服目前阻碍着资本主义积累新时期到来的局限性。1967年出现衰退迹象——国际上经济增长率普遍下降——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企图在1968年实现调整性恢复。但随即便看到了这些措施的经济后果（通货膨胀、美元和英镑危机、保护主义增加、世界贸易受到威胁）和政治后果（世界性群众反对浪潮，其最突出的表现是法国的“五月风暴”）。除了限制增长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但限制增长的措施导致了1969～1971年的衰退。在美国，它开始时作为一种衰退出现的现象，在1970年呈明显萧条性质；在欧洲，明显的萧条出现于1971年。这一新情况的政治后果就在那时开始显露。“经济奇迹”和“富足”经济的终结、失业的增加和对在经济繁荣年代取得的工资成就的冲击，加深了工业化国家的阶级矛盾。与此同时，在国际范围内增加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扩大了依附国争取权利的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军事进步使苏联和美国之间在1970年出现了某种军事均势，这加剧了上述各种趋势。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在政治上导致了“中左”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几乎在整个欧洲掌权；共产党在其影响较大的那些国家里增加了斗争的能力，共产党和社会党人之间的团结条件开始形成。出乎意料的是，1970年在智利这个依附国，由共产党和社会党人领导的联盟掌握了政权，实现了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试验。这是由于智利社会党的特殊性才成为可能的，该党不仅捍卫着建立劳动者阵线的路线，还于1967年被确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智利激进党参加政府，为赢得欧洲民主党的支持提供了保障。因此，当尼克松冒着同社会民主党对抗的危险和使其同苏联缓和的政策遭受严重挫折的风险，用最无耻的暴力镇压这场试验时，他的行动是一种绝望的反应。
智利发生的政变是美国进行反攻的一部分。这一反攻旨在恢复自1967年以来失去的声望，是依靠1972～1973年的恢复所创造的经济条件进行的。这次恢复始于1971年下半年，在1973年初至同年10月这段时间内达到顶峰，该年10月的石油封锁——由中东军事危机造成的——宣告了一次严重衰退的开始。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次衰退。
有必要对那次恢复的某些方面做一说明。首先，它延续的时间很短。其次，它把国际性通货膨胀提高到严重危险的水平，随时威胁着资本主义的活动和整个体系的运转。这次通货膨胀甚至影响到农产品和原料，并在1973年促使国际交换条件发生了有利于依附国的变化。随着石油封锁和油价猛然上涨，出现了新的国际资金再分配，在工业化国家引起巨大的惊恐。最后，这一时期进行的巨额投资没有使生产系统发生重大变化，也没有引起失业率的大幅度下降。
尽管在这个短时期内创造了一种虚假的乐观气氛，但事实清楚地显示出这次恢复的限度，表明有采取新的限制性措施的必要，而这些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次相当严重的萧条。
这正是当时发生的情况。1973年10月，各种数据开始显示1973年的大发展结束了。限制性措施开始实施，萧条在1974年和1975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内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哪怕只想缓解通货膨胀，单纯的衰退也是不够的，这在一开始就很清楚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这次萧条一开始就反映出它的尖锐性，这表现在自1929～1932年危机以来失业率的最大上升上，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交易所证券指数、世界贸易、资本流动的最严重下降上，也表现在其他萧条性指数上。
政治事件迅速发生。在危机中，中东一些国家的政府变得激进；希腊和葡萄牙的独裁统治相继倒台，开始了支持最激进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的葡萄牙非殖民化进程，为葡萄牙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埃塞俄比亚帝国崩溃了，而美国则不得不放弃被打败的南越。在英国，一场英勇的工人罢工推翻了保守党政府，建立了工党中间政府，但它是在强大的左派工人压力下上台的。在法国，由共产党和社会党阵线领导的人民联盟几乎上台执政。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危机加深，在一次关于离婚案的公民投票中右派被击败，社会党退出政府，向西方最大的共产党靠拢。在西班牙，已严重衰弱的专制政权摇摇欲坠。在北欧那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继续执政，但越来越依赖于共产党的支持；1976年，社会民主党在瑞典被击败，这必将使它的政治激进化朝着左的方向发展。
在整个欧洲，战后时期遭到削弱的左翼得以在上升的社会民主党内发展其势力。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工会运动坚定地与共产党结盟，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这个重要的冷战机构及其拉美表现形式美洲区域工人组织已彻底衰败。工人阶级的团结基础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发展着。
这种形势对极左派或议会外左派的影响，从1970年开始显露出来。极左派发生分化，其中无政府主义一派在1968～1969年走向了好斗的“群众主义”，或走向一种少数人的恐怖主义；另一派，即马克思主义派逐渐向社会党-共产党阵线靠近。这两派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另一些派别甚至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党内，在那里，由于广大工人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激进化而有日益扩大的活动天地。这意味着少数派的激进主义趋于温和，群众阶层的观点趋向激进。
1969年共产党大会和1973年召开的两次欧洲共产党会议，反映出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内部和其他共产党内发生了政治变化。这种变化表明采取了一种更富有战斗性的政治路线，它基于如下更先进的战略决定：从号召成立进步的、民主的和民族主义的政府转向号召建立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府以及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接近，谋求建立一个能实行社会化措施的工人统一阵线（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是两大例外，前者提出与天主教民主党实行“历史性妥协”，后者提出建立反法西斯民主阵线）。这样，共产党对极左派的态度也转变了，开始同极左派中仍然充满着困难和冲突的非恐怖主义派对话；对毛主义的批评也变得温和了。
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政治新纪元，它预示着还在地下的，但将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些年代里显露出来的那些趋势的发展，这些趋势可能在经济恢复时期发生某些变化，但将在总体上继续加深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直到不久前，这些矛盾因处于积累阶段而显得缓和。在这一格局中，不能轻视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法西斯主义以有组织运动的形式已经再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在巴西和西班牙政府中拥有强大的支点，就像过去它在希腊和葡萄牙的独裁政权中找到这种支点那样。今天，它在智利的军事委员会中找到了一个堡垒。在意大利发现了一个法西斯关系网，1970年在一次流产的政变图谋中，该关系网牵连到天主教民主党的高级人物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级官员。中央情报局积极参与了这些阴谋的实施。
如果可以说近些年来随着葡萄牙和希腊独裁政权的垮台，法西斯主义已被削弱，那么下列情况也完全是真实的，即法西斯主义同在这个时期向右激进化了的保守主义运动和保守党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可以看出一种复杂的历史性运动：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向左激进化，甚至吸收了原极左派中的一部分；保守党向右激进化，吸收了法西斯主义派中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少数派冲突趋于变成70年代的群众性冲突。这是产生危机的原动力，这场危机过去只被少数人直觉感知或觉察到，现在正逐步扩展到社会的整个肌体。
下一次经济恢复必将鼓励右派进行新的进攻尝试。但恢复将是短暂的，其成果必然是不足的。资料表明，定将在1978年达到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这种发展必将使通货膨胀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从而导致一次比目前的萧条要严重得多的新萧条。这些必将为革命新阶段开辟道路，自开始冷战起已转移到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浪潮，在这一新阶段中将主要冲击欧洲和其他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美国和日本）。
工人阶级在战后时期接受了严重影响其领导党的思想和战略观点的改良主义思想的教育，又在60年代经受了具有小资产阶级和精英特性的无政府激进主义——标志着改良主义时期的结束——的压力。很难预料这样一个工人阶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合理的革命平衡，使它得以通过一种社会主义社会来战胜目前的各种挑战。
近些年来在工会及政治方面朝统一迈出的步伐，是任何革命解决的必要基础。各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变化鼓舞人心，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左派各集团的进展也令人鼓舞。一些极左派的温和化和自我批评，基督教民主党由于奉行社会主义路线的新的基督教运动的出现而陷于危机，则是另一些积极的征兆。但所有这些都是非常一般性的，而且仍然是少数派的倾向，带有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十分强烈的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主观主义传统的印记。然而，如果促使团结的因素占优势并在思想、战略和战术上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能对在资本主义各统治中心实行社会主义，世界面貌发生根本变化抱很大的希望。
三 依附与革命
前面各节概括了本书头两部分的中心论点，但仅仅限于分析统治国的社会形态、一体化垄断性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本因素。我们限于分析统治国是出于方式上的原因，因为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中存在着两大类社会形态，它们的结构特点和表现互不相同，对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起伏的反应也不一样。统治国的社会形态是周期的辐射源，因此对它的分析应先于或决定着对依附国社会形态的分析，这后一类社会形态必须适应那些国际性周期，根据各自内部的特点做出积极的或消极的反应。在这些特点中有其本身的经济周期，它们按照自己的内部积累规律发展，不一定与国际时局相吻合。这样便产生了非常特殊的周期运动，要求进行特殊的分析。
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国际经济中依附状况的固有特征，所建立的特殊关系，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形式，这些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它们显露的周期性表现。同时，从这些分析出发，可以非常笼统地推断所产生的阶级结构、社会力量或社会联盟，趋于形成的力量对比以及由这些力量推动的各种变革选择。在分析这些问题之前，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做些思考，以便我们能确定接近这一现象的正确方法。
自古以来，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形态和殖民地社会形态。但是，仅仅在现代，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所达到的一体化程度，上述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关联才具有世界性质。一方面，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商品、劳动力和资本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它造成技术、生产、资本高度集中于一个霸权中心和一系列的统治国家。一面是帝国主义统治，另一面是消除依附状况，这已变成一个世界性问题。资本主义——指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辩证地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一种推动力，又是对此发展的限制。因为由于它的矛盾性，资本主义的扩张不能造就一种均衡、平等的国际经济，只会产生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同依附性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后者的发展能力受到限制，甚至无力解决人类生存的那些基本问题，而在统治国，这些问题已大部分获得解决。
上述问题在很早以前就得到了确认，尽管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对它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是，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提法。其中之一认为依附国的状况是它们在加入资本主义上落伍的结果；另一种提法把不发达看成是政治、经济上受压迫这种历史情况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性和联合性的结果。让我们来研究第一种提法，它显然源于资产阶级。根据这种提法，不发达即是没有发展的同义词，是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关系继续存在的同义词。这样，理论的重点基本上集中于研究经济发展的条件，研究保证开始攀登资本生义积累的“起飞”条件。
虽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变异，但从它的大线路看，这一立场把资本主义投资看成是经济增长、一体化和民族独立之路，克服传统的或前资本主义的残余——导致收入的负分配——之路，形成内部市场、创造民主条件和人民参与条件之路。这一立场的民众主义表现在于提出国家大力参与经济、基本财富国有化、土地改革和社会正义等社会改造的基本口号，旨在获得自主的民族发展，这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开始对在依附国进行产业投资表现出直接兴趣，从而引起了对研究发展问题的巨大重视。国际资本大量涌入那些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这在开始时遇到了民族资本和民众运动的反对。但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思想分化。大资产阶级这一阶层清楚地懂得，在一个越来越被大资本控制的世界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它看到，能阻止国际资本大量涌入的唯一力量将是充分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在民主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需要依靠民众运动，并存在着剥夺大资产阶级的权力，替社会主义开疆辟壤的危险。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框架中才能实现其民主目标的古巴革命的经验，使民族主义的思想家们退缩并使他们接受“发展主义”的论点。这种论点简单地反映在“发展是目的，民族主义是工具”这一命题中。既然国际资本与发展结盟，民族主义则应克制并把这一事实作为积极的事情加以接受。同时，大规模地实施依靠国际资本的发展模式已被证明是有限度的：采用先进的技术（但不是最先进的技术），制造高级消费品，生产的集中化和垄断化，产业结构向消费部门专业化，生产所需的投入物中依赖进口的比例高，巨额利润汇出，举债以弥补这种逆差状况，使用劳动力少，传统农业结构解体，广大城市居民中的失业和半失业，所有这一切反映出在大资本赞助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限性：收入集中化，基本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受到限制，依附性产业结构的形成，城市贫民区的扩大，农村生产的下降，国家人为的保护主义和监护主义，国际收支赤字，不可能偿还的国际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了谋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紧密结合的趋势，而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依附国资产阶级争取权利的纲领。给出口产品以较好的价格，加工出口原料和农产品，扩大依附国生产的制成品在统治国市场上的销售。从内政角度看，人民的参与越来越受到限制，行政和技术官僚的权力增加，当群众运动高涨并有夺取政权的危险时，采取各种镇压起义的措施并公开建立具有法西斯倾向的军人独裁。
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特别是1974～1975年的萧条，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主义纲领变得激进了：加强了建立卡特尔以确保价格的主动行动，扩大了国有化，大大加强了国家资本主义，甚至含蓄地发出不还外债的威胁，向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市场，提出一种对抗美国和促使第三世界进一步统一的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探索与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联合起来在国际机构中施加压力的可能性。同时，非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范围内民众运动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不结盟运动的反帝激进性。
在进行了上述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介绍关于依附和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看法。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民众主义运动左右摇摆的影响，但它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理论标准形成的。
辩证唯物主义对于依附问题的看法，过去和现在都与资产阶级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自俄国革命胜利起，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有了一个国家——苏联的支持，还与殖民地革命联系在一起。在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份由列宁亲自起草并征求了印度同志意见的文件中已明确提出，殖民地解放运动成了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早在那个时候，人们就明白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局限性，在某些事例中已证明它不能坚定地或没有能力把可确保这些国家发展——虽然只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民主主义民族解放斗争推向前进。在那时就看出了这些社会形态的特殊性以及在这些社会形态中民主主义任务和原始资本积累任务新的表现形式的特殊性，还看出了由于前殖民地状态和资本主义渗透程度及由此决定的工人阶级发展水平而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后来，欧洲革命运动的低落以及波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尤其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导致第三国际更直接地关注这一问题；对1927年北京和广州起义的失败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开始更广泛地对民族解放的革命问题进行筹划。
但是，更直接地把关于依附国世界的革命的分析推向前进的人是殖民地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1927年他就描绘了中国阶级结构的特征，后来又在1939年指明了革命将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毛泽东在那时就阐明了中国革命具有反帝、民主主义和工农的性质，以及它必然要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规律。
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将由无产阶级及其军队和政党领导，还将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阶段发展。
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因中国革命的实践而被戴上了桂冠。这一理论框架在朝鲜和北越获得巩固。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事例中出现了新的现象，那里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是，尤其在古巴，那里的革命清楚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0世纪60年代在依附国世界，特别在非洲出现了广泛的革命变异，社会主义在非洲有时以非常独特而新颖的形式直接从由政治先锋队——有时是临时组成的——领导的部族社会产生。
在这一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关于依附状态及由依附产生的结构状态的理论，也明显地在发展。
尤其在拉美，古巴革命的经验建立了一个政治思想新框架。在资本主义的框框内克服依附关系的不可能性变得十分明显。同时，由于其资产阶级领导明显背弃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理想，民众主义运动已在逐步解体。另一方面，投降主义的、独裁的、使收入集中化的经验，如巴西模式，越来越吸引着拉美大陆的企业家。在智利，基督教民主党的“自由革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改良主义的局限性。于是，革命的呼声在拉美大陆高涨起来，革命的口号开始在广大人民阶层中兴起。经过多次起义运动，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和危地马拉较大规模的起义运动失败之后，在智利建立了人民政府，它有一个反帝、反垄断、反大庄园的改革纲领，以便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
除古巴的实践经验外，这一纲领的依据是这样的一些论述：它们否定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封建性并证明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当地资本主义的从属和依附状况，认为这样的资本主义不能使生产力获得重大发展，不能使它发展到足以大量吸收劳动力，摧毁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有群众充分参与的民主制度这样的水平。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垄断性的，并在达到比较民主的形式之前，就呈现出腐朽的迹象。
这样，关于依附的研究开始改变其传统的透视角度，即把重点放在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前资本主义障碍上，并谋求消除这些障碍，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创造政治经济条件。新的研究集中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帝国主义目前的性质；利润的汇出与形成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关系；国际资本及其自由采用新技术的影响；集中化和垄断性生产结构的发展及其对消费模式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这种工业化和收入分配同形成广大的次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次无产阶级的形成对阶级结构，尤其对统治阶级以及成了帝国主义小伙伴的所谓当地企业主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国家为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适应这种新的依附形式而作的政治调整；这一情况对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对群众运动激进化的思想影响；由这种形势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等。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学论著以及其他许多论著，涉及这个次大陆的人种类型差异、民族社会、地区集团以及关于依附的思想等问题。这些论著广泛地激励了拉美的科学创作并对它进行了革新。虽然这些论著是受某些共同的普遍性见解的启发而产生的，但反映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和政治倾向。
后来又出现了对称之为“依附论”的普遍性见解的多种批评。这些批评者不仅完全不了解在这个思想学术流派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还把某些作者的立场加到这一流派的全部作者头上。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批评者不了解近50年来关于这一论题的马克思主义建树，这就导致他们把对这些社会形态的研究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帝国主义垄断了这些关系的发展）的分析等同起来。同时，另一些人认为各依附性民族社会是彼此完全不相同的实体，没有共同的发展规律，甚至认为可能纯粹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各自国家范围内的情况。还有一些批评认为“依附论”没有超越发展主义，依然处于认识论的框框内。
尽管尚未写出任何经验性论著，但这些批评已经在攻击说，（依附论）缺乏对具体情况的分析，而把在经验研究方面已做的工作简单地一笔勾销。
从方法论观点看，这些意见的严重性在于它的结构主义影响，企图把拉美的理论工作同其历史渊源分开并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但不与深深侵入我们无产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思想相对抗并辩证地克服它，反而企图强加一种机械地、反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纯理论选择。
从政治角度看，他们否定拉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其反帝、争取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之间必然的辩证关系，因此也否定依附国的共同反帝斗争，而不是谋求通过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坚持这种辩证关系使斗争激进化。
这种方法上的结构主义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的结合，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含糊笼统的看法，除了系统地歪曲一些作者的立场外，没有任何具体研究作为根据。
最近一些年所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是不充分的，一定会有许多错误，但这些错误不能通过这些批评家们指出的道路去克服。他们的道路通向小资产阶级思想，通向过去，通向理论公式化及最含混的形式化和一般化。
当我们驳斥了这些企图使近些年来获得的理论进步倒退回去的批评之后，我们就能更加明确地揭示资本主义危机在依附国的特殊性，并确定那些能从根本上克服或革新依附性资本主义或使之与刚出现的帝国主义经济新阶段相适应的变革办法。我们可以就此结束这一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重新回到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上，分析依附国中各种危机的特点以及这些危机所提出的变革模式。
依附国的资本主义危机有两大渊源。一方面，存在着出口部门的周期性摆动，这主要与世界经济的运行及其同国内生产结构的关系相联系。另一方面，存在着内部资本主义积累的周期性摆动，在战后时期，尤其是在那些已建立了初步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的国家，这种摆动表现得比较明显。我们不可能在这篇绪论中详细地描述这两种危机，只能非常笼统地指出它们所具有的特点。
由于对世界贸易的垄断性控制以及一些天然产品被合成产品所代替，形成了一种对原料和农产品不利的交换条件。这样，出口部门的危机就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特点。同时，长期贸易不平衡以及依附性工业发展对机械和材料的依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扩大，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多国公司、金融系统或经济援助强加的条件，要求不断增加外国投资中用于机械和原料进口部分的比重。另外，这些投资极大地提高了（从依附国）汇出利润的水平，从而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它们越来越多地采取举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因此还本付息额日益增加，成为国际收支逆差中的主要项目。
除了越来越大的长期国际收支逆差成为根深蒂固的或结构性危机的因素外，还存在着可能完全破坏依附国的一些生产部门，从而造成促进其进口下降的世界贸易和金融流动的波动。这些进口可能促进在国内生产替代性产品。当波动像在1929～1939年那样具有长期性，引起贸易和投资减少和其他后果时，便为依附国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新的条件：波动加快反帝步伐，为内部经济发展设置障碍，对公共投资提出新的要求，扩大社会危机、人口流动和政治斗争等。
由刚刚获得巩固的工业资本部门所引起的危机明显地与这些普遍性波动相联系，但有其自身的活动规律。这是由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具有下列特点的国家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决定的：综合生产率低，国内市场非常集中而大众十分贫困，受国际资本控制的工业企业，内部水平参差不齐的廉价劳动力，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次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这里的波动趋势不像在统治国那样激烈。特别是由于缺少重要的资本货物部门，当危机影响这一部门时，可通过减少进口或增加外国融资将危机转嫁国外。
通过对这些框架式的一般性分析，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勾画出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各种巨大政治选择。外国投资加紧进入工业部门，把民族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因而也把民族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计划的物质基础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发展模式，关于它的特点，我们已着重进行过分析。概括地表现为：对集中于高收入阶层、能吸收高精新技术产品的市场的高度开发；由排斥劳动力的技术趋向所造成的次无产阶级的扩大。由于它的局限性——与内部市场必然的狭窄性发生冲突，这种发展试图在一种新的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从国际市场寻找出路。这种新的分工的基础在于根据科技革命的发展所确定的国际模式，出口材料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趋向是与国际大资本的利益一致的。国际大资本在加强和掌握这些趋向时，控制了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这条道路通向经济垄断性的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干预的扩大，以及资本集权化的加强；在政治上，通向权力集中和具有法西斯色彩的独裁统治；在文化上，通向消费主义的增强，通向专门化的、依附性的、没有自身创造能力的科学发展，以及发展主义的、专家政治的、专制的、反理性主义的、法西斯式的思想的加强。
强制走这样的道路会引起无产阶级和因这一生产和收入集中进程而贫困化的广大民众阶层的强大反抗，因而会遇到严重困难。同时，由于这条道路会给少数幸存的民族部门造成严重问题，所以将增加它们的不满并加强它们依靠国家资本主义，阻止走这条道路的倾向。这种倾向得到了技术阶层和国家文武官僚阶层的支持，这些阶层谋求利用作为经济的参与者和企业主的国家所拥有的经济实力，重新确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使之具有更多的民族性。
从长远看，这种政治宏图注定要失败，因为那种系统地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屈从于大资本的倾向以及民族经济在垄断统治下趋于集中的倾向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一定要适应垄断的利益，并使其运转朝着增加综合利润率的方向“合理化”。
但是，这不妨碍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时期，当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谈判实力的增强，如果它们能带动并控制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重要集团，情况更是如此。此外，可以利用危机时期扩大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在社会主义阵营开辟市场并取得它的援助，以便部分地克服帝国主义压力的可能性。这些构成了一幅有利于这一政策的总蓝图。但我们要再次申明，从长远看，这一政策是行不通的。
还须指出，这种政策是由帝国主义总危机和国内危机（两者汇合一起）造成的强大社会压力的产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依附国的工人和民众运动趋于激进化，其觉悟和组织程度趋于提高，并因此具有更大的政治思想自主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谋图利用局势并通过某种政策，尤其是通过比较激进的言词夺取对群众的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也不乏其人。
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总危机一面使大资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政策向右激进化，一面使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策向左激进化，并为一种由那些依靠国家资本主义，试图把无产阶级吸引过去的没落社会阶层的狭隘的机会主义政策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阶层在目前的危机阶段提高了它们隐藏在新近出现的“新民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后面的谈判能力。
总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日益加强的激进主义情势，其最终解决将取决于国际大资本及其当地伙伴们明确地提出近期解决危机的现实前景并为实现这种前景而赢得中间阶层支持的能力，或者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这种能力。
对本书中心论点和支持这些论点的论据所做的这一概述，可以作为读者的指南，使他们不至于在极其丰富的细节、资料、论据——一个如此复杂的论题所必然要求有的——面前迷失方向。我们希望这篇绪论激励读者去阅读我们下面所做的供他们思考的长篇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