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研究
广州学的学科布局与城市研究的多向拓展
——基于《广州大典》的研究视角
谭苑芳
摘要：“广州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现代学科布局的框架内提出的。这一学科布局既基于民族学转向以来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同时也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文化显现。“广州学”要符合现代学科布局，就应当具有相当的文献基础，尤其需要重视对文献基础的再利用与再阐释。《广州大典》正是这一学科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源，应在对其研究的多向拓展上加以重视。以《广州大典》为基础的“广州学”研究拓展可以有“面向传统”与“面向未来”、“面向理论”与“面向实务”四个方向。
关键词：广州学 广州大典 文献基础 学科布局
“广州学”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提出的，这意味着它需要逐步摆脱传统“研究领域”的概念局限，进入一个具有较为严谨的学科史、学科理论和学科应用研究三个维度的现代学科格局之中。换句话说，“广州学”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且应该逐渐成为一门具有学科理论基础和未来应用指向的新兴学科。对于一门新兴学科，首先需要追问的是其在现代学科布局中的位置。“广州学”是在21世纪的学科格局中提出来的新学科，它理应具有现代学科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之所以成立的现实语境基础与学科逻辑起点。
而《广州大典》的编撰，既是中国文献传统的集成与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现代学术行为。它可以与“广州学”的现代学科特征形成一种看似相悖、实则暗合的呼应和对话。这种呼应和对话，是以一种既具中华学术传统特色，又带有很强的未来应用指向的面貌出现的。而这恰是城市或区域研究在现代学科格局中具有较高合法性的双重意义。“广州学”应该建立在《广州大典》的基础上，从这两个方向进行深化和拓展，才能不断夯实学科基础，形成学科前沿。本文尝试以“广州学”和《广州大典》为基础，讨论二者之间在现代学科体系框架内的逻辑关系，并通过这一讨论，揭示出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的多种可能。
一 现代学科布局视野下的“广州学”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布局就出现了种种新的状况。首先是造端于瑞士学者索绪尔的“语言论转向”，将语言学推到学科布局的核心地位，其影响至今未绝；随后又有来自德国学者卡西尔的“符号学转向”，来自法国学者福柯的“身体转向”；等等。而这些“转向”的背后，蕴含的是“文化”概念的重新崛起。一方面，来自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将地方性的概念追溯到卢梭，以其“民族学转向”（ethnological turn）为在地的、区域的、社群的研究撑开了一片天地；另一方面，所谓“普世”的问题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渐次全球化的时代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说明，地方性（小传统）与普世性（大传统）之间的张力，其实是构成现代学科布局的基本语境。
如果这种语境是一对矛盾的话，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矛盾的阐释，其主要方面应该是地方性，也就是小传统。事实上，在长期的西方学科体系中，“欧洲中心主义”构成了一个带有极大局限的“普世性”传统，而正是发端于卢梭、集大成于萨义德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力量，才使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统天下”得到一定削弱，从而也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声”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是来自东方、东方学的地方性“小传统”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大传统”构成了话语权挑战，才形成了当前的现代学科体系。当然，这是在学理层面而言的；如果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对其加以反向追溯，也可以说现代学科格局的建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的区域研究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缩影：它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内，展开单质文化或多元文化的研究，目的是维系既有文化传统，保存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如果说上述概论是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进行的学科布局考察的话，“广州学”的兴起在现代学科布局中还有另外一脉的线索可供追寻——文化地理学。在人类学意义之外，文化地理学对现代学科布局的影响，深刻表现在全球化与城市研究的相互关联之中。“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世界工业分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重心从老的工业国——美国、西欧和日本向亚太、拉美和迅速工业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世界经济增长与大城市发展相辅相成，全球化正在重塑全球城市体系，使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城市增长迅速，而远离全球化过程的城市普遍处于衰退。”由此，“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研究成为20世纪80～90年代的热点”。从这一现实变迁与学术关切转移的谱系学来看，现代学科布局（区域研究）凸显的是在地城市的特殊性与全球化的普世性之间的关联。这同样也是一组对立的冲突关系，需要立足传统做出富有前瞻性的判断。
从这样相对宏观的学科建构视野来观察“广州学”和《广州大典》，就会发现其远非传统地方文史整理那么简单，其学术关切应该与国际学术前沿相结合，在地方性与普世性的张力中，凸显“广州”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城市与全球城市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能够为人类文化的发展、现代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同时，还值得指出的是，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这造成了“广州学”内部就有众多各不相同的文化传统，需要梳理和辨析；也使“广州学”在整体上具有全球化时代文化融合的样本意义，而这些文化之间的相互较量、角力，乃至对话、融合都保存于“传统文本+现实社会生活”的双重证据之中，有待“广州学”的深入探讨。概括而言，“广州学”作为现代学科体系的一部分，其理论基础在于文化学的重新兴盛与全球文化地理学（城市研究）的跨越式进展。可以说，“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地方城市经验的有效性，正是“广州学”得以建立的合法性之基石。
二 “广州学”的文献基础及其拓展可能
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有相当部分的文献积累，而其文献积累又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新生长点。《广州大典》保存了广州地方文献4000多种，充分构成了“广州学”的文献基础。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文献的保存，更重要的是对文献的利用和阐释。通过阅读、研究文献，使“广州学”产生新的发展空间，不断推动“小传统”与“大传统”对话，促使广州从历史到现实全面、深刻地与世界接轨，不但是“广州学”的题中之义，也是《广州大典》研究得以面向未来的重要方式。
当前对于《广州大典》的认识，主要是从地方史志的角度切入的，亦即对传统地方性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但在现代学科体系的格局之中，这种带有很强传统学术研究的视角略显单一。这一方面因为《广州大典》的编撰本身倚重的是方志研究和文献整理队伍，其体例编排也基本是参照传统文献，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的格局进行的。但《广州大典》的研究与利用应在编撰队伍的研究方法与取向之外，别有新的突破。另一方面也因为“广州学”的提出时间尚短，尚未形成一种较好地利用文献、阐释文献的眼光、方法与机制，“广州学”与《广州大典》之间缺乏必要的互通互动。这其中不仅有学科认识论的问题，也有体制上的原因，如传统学科研究壁垒森严，人才队伍建设与流动性不足等。而“广州学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若能高质量、大面积地融括进《广州大典》的研究，是可以从研究观念与科研实践角度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如果说科研实践的调整（如“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范围调整、研究队伍调整等）是一个实务操作的问题，不易通过学术本身加以解决，那么，即使从研究观念更新的角度来说，《广州大典》作为“广州学”文献基础的重要意义，也是可以通过研究方法与取向的拓展，而得到相应的体现的。具体来说，《广州大典》不但可以在传统史志视野中对“广州学”的建立发挥更带有宏观性、基础性的作用，还可以在微观的研究课题、研究领域等角度，对“广州学”的未来指向提供可资借鉴的史料、经验。前者是对传统史志研究的升级与创新，后者则是对史料文献的再利用与新阐释。两者合力使《广州大典》与“广州学”研究形成一个有术有学、互为表里的完整学科整体。例如对于惠能研究而言，《广州大典》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一般对惠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坛经》上，但以《广州大典》为基础进行梳理，惠能形象就显然带有岭南文化的地域性，它不但是建构当代岭南文化的重要资源，也可能为丰富中国佛教史研究提供路径。特别是惠能在传法时所表现的平民思想、坚韧性情，在《广州大典》所收录的典籍中多有显现，包括（明）黄佐《广州通志》、（清）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明）陈琏《罗浮山志》、（清）顾光《光孝寺志》、光孝寺法才《瘗发塔记》、（清）吴兰《南汉金石志》、（清）周广《广东考古辑要》、（宋）方信儒《南海百咏》、（明）费信《星槎胜览》、（清）大汕《海外纪事》、（清）阮元《广州人物志》、（清）尹源进《元功垂范》、（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文献，都或多或少有所提及，需要加以收罗、整理和分析。因为惠能的这种心态、情感与形象，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今天广东人的文化心态。但这种文化心态的勾画，是必须建立在《广州大典》文献的基础上的。
三 “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的多向拓展
“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的相互配合，可以形成不同方向的拓展。概括来说，有“面向传统”与“面向未来”和“面向理论”与“面向实务”两组四个方向。
所谓“面向传统”，就是指对《广州大典》的研究，既可以从史料文献的角度进行有关广州的传统文化研究，如传记类收录大量晚清广东乡试课卷，是研究广东科举史、教育史的第一手材料；同时，还可以从地方性史料中找到带有普遍性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对宏观问题的焦点式讨论。这种小切口、大问题的研究，不但符合现代学术写作的规范，也是人文社科类博士论文的极好选题。如《广州大典》政书类收录有大量广东咨议局的档案报告，可为研究晚清立宪史的变迁提供参考。
所谓“面向未来”，是《广州大典》的阐释应带有面向未来的关切。“地方性知识”可以为人类知识的前景提供某种参照、借鉴，这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兴起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礼失求诸野”论断成立的基础。《广州大典》将散佚于“野”的文献搜集起来，重建地方史志传统，目的并非复古，也不仅是为了保存史料而保存史料；其意义在于为广州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某种可能。也正是如此，其选编原则“不选、不编、不校、不点”的“不干预”才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为今人理解和重现过去的“广州”形象提供资料，也为未来子孙理解“广州”，乃至理解他们自己提供资料。在这个意义上，《广州大典》其实是人类文明走向的一个文化基因库，它记录一段历史，也昭示一个方向。另外，广州的未来不仅仅是城市管理与发展的未来，也是城市文化的未来。虽然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但广州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其特色的立足之本。
上述研究方向正好形成一对互补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当前，《广州大典》的研究主要还处于“面向传统”的阶段，需要逐渐向“面向未来”的方向发展和过渡，让更多的人知道“读史使人明智”的意义。不过，对于“广州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更重要的是理论与实务两个取向的研究。
无论是对“广州学”，还是对于《广州大典》研究而言，“面向理论”的研究都是一个十足的难点。虽然传统方志是中国人文学术的特色，但其始终未能发展出一套带有现代性意义的理论体系，甚至“修旧如旧”仍是当前许多地方史志编撰的原则。但《广州大典》的编撰和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方志传统的出离和超越。这主要表现在广州地方文献集中于明清以降，而这恰是中国现代性发生的起点阶段。换句话说，《广州大典》的史料文献，其发展脉络本身就具有现代性意义，这一点很可能为《广州大典》的研究者所忽视，因此值得加以一提。而这种现代性价值，是可以为“广州学”在现代学科布局中获得关键的一席之地提供支撑的。譬如，《广州大典》对辛亥革命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表现在其中收罗了大量关于辛亥革命的笔记和参与者专著，更重要的是这些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相关著作，是对当时社会状况、思想潮流乃至日常生活的解读，是构成重新阐释辛亥革命的重要文本依据。因此，《广州大典》不但可以丰富新文化史的理论价值，也可以为社会生活研究提供材料。这种由个案出发，最终上升为理论思考的学术路径，是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基本方法，而也正因为此，“面向理论”的“广州学”和《广州大典》研究才显得尤为重要。
“面向实务”的研究，是“广州学”的强项，却是《广州大典》研究的弱项。在当前关于广州城市发展的研究中，更多的参照是来自发达国家或其他兄弟城市的经验。这种横向的比较研究固然重要，但缺乏历时性的纵向比较，“广州学”往往显得过于实用、功利，而失去了学术的立基。《广州大典》的出版，可以较好地弥补这一缺憾，让广州城市建设与研究能够建立在深厚的历史传统上，形成明代的广州、清代的广州、民国的广州与当代的广州等一系列带有谱系意义的城市形象。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广州重商业轻文史的形象，也可以为广州城市形象营销提供更多元素。“广州学”的学科建立基础，要从整合营销传播、管理学和社会学等之外，另外挖掘出更深刻的历史传统，使它能够与国际学术对话，甚至出现带有普世性的地方性著作，这是当代修编《广州大典》的特殊意义。
总的来说，《广州大典》和“广州学”应该形成协同创新研究。两者各自发挥不同的优势，形成合力，对城市的精神形象加以改写和重构，才是“协同创新”的根本意义。另外，即使作为“城市学”组成部分的“广州学”，也应该具有强大的文献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城市学”概念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应“建立城市与城市问题的指标体系（标志集）、统计制度和数据库”，事实上，这也是其后30年来城市研究的基本取向。但这种指标体系却很可能没有考虑到文化（文献）维度，这不但是不周全的，也是不可持续且无特色的。无论是“广州学”，还是《广州大典》，它们的出现都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标志，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探索，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从国际视野和理论高度地对其加以阐释和建设。但在具体进入建设阶段之前，应该对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的学科框架关系做梳理，以凝聚共识，才能在学科建设之间形成合力。